德國存在主義哲學家卡爾·希歐多爾·雅斯貝爾斯（Karl Theodor Jaspers）在《歷史的起源與目標》一書中說：「西元前800年至西元前200年是人類文明的『軸心時代』，是人類文明精神的重大突破時期，當時古代希臘、古代中國、古代印度等文明都產生了偉大的思想家，他們提出的思想原則塑造了不同文化傳統，並一直影響著人類生活。」那個被稱之為「軸心時代」的時代，誕生了影響地球文明兩千多年的智者，耳熟能詳的諸如：亞洲的孔子、老子、孟子、釋迦摩尼，歐洲的蘇格拉底、柏拉圖、亞里斯多德等。這些智者帶著對我們置身其中世界的好奇、愛與使命，畢生都在完成自己思想的創造。

參觀晉城「砥洎城」古堡留念  圖片來源丨知行書院拍攝 

軸心時代的每一位智者都對於所處的自然環境、社會生活有著仔細的觀察與認真的思考。對於變流不居的自然現象、對於人性的善與惡、對於我們為什麼而活、以及生死背後的奧義與真相展開了磅礴而深邃的思索。這些思想的拓荒者，窮盡一生的時間尋覓世界的真相，有的遁隱山林、有的拋棄富貴、有的背井離鄉、還有的被流放為奴、甚至有的失去生命。這些思想的先驅者，因為對於各種身外的現象與心內的思考本著真誠的對待，因此形成了自己對於世界獨有的認知。例如：泰利斯（Thales,624?~546?）認為水是觸發一切現象的源頭；阿納克西米尼斯（Anaximenes,588?~524?）則認為是空氣；赫拉克裡特斯（Heraclitus,535?~475?）認為火有生動的本質，故而應該是火造成了世界的現象；而發明畢氏定理的畢達哥拉斯則認為世界是數構成的。在同時期的亞洲，對於世界的真相、宇宙的究竟也蘊生出豐富的思想，孔子的「仁」、老子的「道」、孟子的「性善」與釋迦摩尼的「空」的思想也一併生成，繼而融匯與爭鳴成為組成中華文化的最主要的三個思想源頭。 

在希臘哲學家的陣列裡，聲名卓著、有著「希臘三賢」美稱的蘇格拉底、柏拉圖、亞里斯多德，這師徒三人是不得不提的。這三位哲學家對於後世的影響一直持續到現在，也因此前赴後繼的創造出特有的概念與語詞，例如：蘇格拉底的「共相」，意即把具體的東西抽象成普遍的概念；柏拉圖在此基礎上又提出「理型」（idea），意即各種存在的現象都有一個「範本」；亞里斯多德接著提出「形式」與「質料」（matter），比方說，木匠在做桌子的時候，心裡就存在著桌子的「形式」，而木頭則是讓「形式」存在的「質料」。不論這些先驅者有怎樣的謬誤與盲點，都不妨礙其給予後人提供出豐富的思想資源與素材。這些由內在思考，通過反復梳理與確認而凝結生成的語詞概念，就是思想創造出的文化產品。西方後來的發展，有的是對這些文化產品的再詮釋、有的是對這些文化產品的反對、還有的是對這些文化產品的發展與維護，展現出不同而多元的發展方向與思想面貌。 

所有的語詞概念的產生，都是源于人心內生髮出的真情實感，並拓展出想像與思考。人們彼此間為了交流與傳遞思考與感受而形成了語詞概念。魏晉時期思想家王弼（226年—249年）說：「象者，出意者也。言者，明象者也。盡意莫若象，盡象莫若言。言生於象，故可尋言以觀象。象生於意，故可尋象而觀意。意以象盡，象以言著，故言者所以明象，得像而忘言。」（出自《周易略例.明象》）這段話的大概意思是說，同一個表像，不同的人觀看則有不同的意象，例如：同一株松樹，畫家看到的是「迎客松」，傢俱商看到的是桌子，生物學家則看到的是瀕危物種。所以，語詞概念出自人對現象的詮釋與解讀，而人通過語詞概念，可以回溯至意象，繼而通過意象可以感受到當事人心內發生的精神事實。當這些語詞概念被人反復使用，這些語詞概念內蘊的意涵與精神事實，就會在使用者內心呈現、發生。語詞概念的使用者因不斷對這些語詞概念重複使用，而對其內蘊的精神實在熟悉、認識、反思與再創造，就形成了延綿浩瀚的思想史。兩千年以來，在一代接著一代的思想運動裡，語詞概念承載著文化的生命，並將其傳輸到願意學習的個體心靈中去。人的心靈空間、生命視野被這些語詞概念所內蘊的意涵不斷拓展，語詞概念也因後來的人因應所處時空的不同、時代的困境而被再理解，語詞概念的內涵也獲得不斷的豐富與衍生。

作者近照  圖片來源丨知行書院拍攝 

從荷馬的史詩《奧德賽》到柏拉圖的《理想國》，到亞里斯多德的《形而上學》、波伊提烏斯（Anicius Manlius Severinus Boethius）的《哲學的慰藉》、法蘭西斯.培根（Francis Bacon）的《學術的進展》，再到西方現代哲學之父笛卡爾（Rene Descartes）的《哲學原理》，一直推演出文藝復興與啟蒙運動。直至西方的哲學傳統發展出實證的科學，伴隨著蒸汽機的轟鳴，現代物質生活的繁盛也就此進入到我們的生活。而東方從伏羲創八卦，到上古《尚書》、諸子百家時代的《論語》、《孟子》、再到《四書章句集注》、《傳習錄》；從九章算術到陰陽五行，從勾心鬭角的一體式建築到「萬物皆備於我」的《百草綱目》，東方發展出有機整體觀的科學系統，成就了歷史上不勝枚舉的璀璨盛世。李約瑟（Joseph Terence Montgomery Needham）在《中國科學技術史》中依然有資料表明，康熙年間中國的科學技術仍然保持世界最先進的水準。在文化的演變發展中，語詞概念是讓文化能夠呈現系統性的基本元素，這些語詞概念互相關聯與含攝，組成了連綿而浩雜的文化體系。這些系統性的認知為後來人奠基出不同的人文世界，文化傳統，如同充滿密碼的符咒，演繹與揭示著波瀾壯闊的前人不斷演變的精神世界。文化系統説明人們認識自己為何是現在的樣子，認識自己的視聽言動、認識自己的悲歡離合，以及提供面對世界的態度與方法，並發現早就植根於我們集體潛意識中縱橫交錯的心靈圖譜。 

歐洲有歐洲的人文傳統，亞洲有亞洲的人文傳統，這些傳統都有著深遠的歷史發展歷程。湯瑪斯.孔恩（Thomas Kuhn）說，不同文化系統的語言是不同世界觀的語言，不同文化系統對於世界的詮釋有著不同的語詞概念，這些語詞概念有著「不可通約性」。意即：文化系統內的語詞概念有著不可代替的價值與存在。換言之，中國的「道」不能用「邏各斯」（logos）代替；「仁」不能用「愛」（love）來代替；「至善」不能用「完美的頂點」（acme of perfection）來代替。試圖用一種文化系統的語詞概念來詮釋另一種文化系統的事實，就形成文化會通。文化會通不能出現概念的壟斷，意即：用一種文化系統的語詞概念，代替另一種文化系統的語詞概念，剝奪其解釋現象的權利。加拿大心理學家斐瑞（John W.Berry）稱這種現象為「強加式客位」（imposed etic）。著迷於東方思想的瑞士心理學家榮格說：「西方需要從印度和中國汲取內在深刻的思想，但不應拋棄自己的文化成為東方可憐的模仿者，西方人要在西方文化基礎上走出適合自己的路。」（出自《東洋冥想的心理學》榮格著 楊儒賓譯）

作者與陳複教授及智慧諮詢師共學團體在孔子聞韶處合影留念（左三）  圖片來源丨知行書院拍攝 

當華人習慣于不斷從西方移植語詞概念，未經自身文化的辨識與消化，就用於解釋發生在我們身邊的社會現象、生活事件，罔顧其與我們的風土民情、心理事實的嚴重不對應。「五四」以降，華人因為對於西方科技物質成果的恐懼與傾慕，發展出全面西化與全面反傳統的社會運動。百年以來，華人就淪為榮格所說的拋棄自己文化的可憐的模仿者，也如榮格所預料，我們失去了自身文化的主體性，對於西方亦步亦趨、東施效顰，並沒有走出華人自主的學術道路。在這種歷史歷程中，我們主動遮罩對於傳統文化的即有體認，仿效西方人對中國文化的定義與異化，把「道」解釋成事物規律；把「仁」說成形上學；把「心學」理解為唯心論；把靜坐與冥想歸類成神秘主義；把祭祀先祖視作迷信。而在生活中，我們依然按照自己習而不察的傳統方式來過生活，在語言裡，又不斷的藉由否定傳統來標榜自身價值，這就是文化移植所導致的精神分裂社會症候。在這種社會裡，孔子被禁言、老子被禁言、孟子被禁言……中國無數思想家數千年累積出的語詞概念，都無法重新正常的回歸中國人的精神世界與學術領域，如此，作為文化意義「中國」將不復存在，雅思貝爾斯所說的「軸心時代」也將不復存在。 

圖片來源 | 知行書院拍攝；編輯 | 朱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