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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12/16
中國文學的抒情與敘事傳統的提出，是五四以來西學東漸過程中產生的命題。西方文學長於敘事，在西學東漸的浪潮裡，當時的中國文學界產生了兩種對應性觀念：一、以胡適等人為代表，致力於尋找中國的敘事詩發展歷史；二、以陳世驤等人為代表，認為中國文學具有抒情性，提出「中國文學抒情傳統說」。抒情傳統說在中國文學界流行了幾十年，在華人文學領域的學術圈形成強有力的影響。近十幾年來，又出於對抒情傳統的補正，學術界又提出「中國文學的敘事傳統」，其中董乃斌先生是重要代表之一。董乃斌先生企圖建構的「中國文學敘事傳統」，既不是直接移植西方的敘事學理論，也能希望突破僅對照「抒情文學」所產生的「敘事文學」概念，把非敘事型文學的敘事性問題也納入研究範圍。基於這一認識，「中國文學敘事傳統」研究把包括詩歌在內的一般認知偏重抒情的文學文本，都納入到敘事性研究的範圍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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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董乃斌先生雖然擴展了研究範圍，但是「敘事傳統」這一命題終究還是與「抒情傳統」相對應而存在，那麼「抒情傳統」這一命題本身究竟有如何的合理性呢？這一問題學界也有諸多討論和省思，例如龔鵬程有《不存在的傳統：論陳世驤的抒情傳統》，以及李春青《論「中國的抒情傳統」說之得失——兼談考慮中國文學傳統的標準與方法問題》。龔鵬程認為「抒情傳統」在方法及範疇上便是錯的，抒情是中國文學的特色，特色不能等同于傳統；再者，他認為陳世驤犯了「以西律中」的錯誤，西方文學的抒情來自其浪漫主義抒情，中國人的情是「緣情」。李春青則從方法論上更直接指出：「抒情傳統說」存在「具體性誤置」，試圖用一個內涵簡單的抽象概念來概括中國文學這一極為複雜的具體存在，進而用一種理論的建構代替對具體問題的考察。
上述兩位學者對「抒情傳統」的批評都共同指向了一個問題：中國文學的理論建構。自百年來中國學術開啟現代化的歷程，就繞不開理論建構的問題。現代文史哲學科都傳承自中國古典學問，訓詁、校勘之類可繼續延續古代傳統的研究範式，但若以「文學」、「哲學」、「史學」將其分類，則不能不把古代各類文獻融合當西方學術內，建構出具有現代學術典範與意義的各種理論，才能被視作在實現學術的現代化。然而經由高度抽象理性產生的學術觀點，畢竟與中國傳統文化的思想特徵略有「異質」，中國學術界為了儘快融合西方，長期以來簡單橫向移植西方理論，以西方理論強行解析中國文學，實屬方枘圓鑿，往往呈現理論與應用失焦的現象。正如董乃斌先生指出：「一旦與抒情傳統、西方敘事學分離，本土文學敘事研究普遍出現『失語』之狀態 。」敘事研究的「失語」，正是因為缺乏植根於本土開展出來的相應理論，理論建構並非文藝學專業的專利，古代文學的研究也需要有自己的理論建構，才能避免陷入「失語」狀態。
那麼，植根於本土的理論建構要如何展開？其實西方學術善於兼建構理論，亦來自其文化傳統。中國人重「感應」，西方人重「玄思」，古希臘哲人通過「玄思」去探索表像世界背後永恆不變的真理，以這種方式獲得的理性世界的知識，就是「理論」（theoria）或科學（science，logo）。我們所看到的各種理論或科學的型態已經是「結果」，創生這些「結果」的源頭，則是科學哲學。只有瞭解了「科學的哲學」，才能去創造新的科學或理論的範式。因此，對中國人來說，就是以「科學哲學」為思考工具，立足于中國文學本身的土壤，進而才能建構出中國文學的理論，避免簡單移植西方理論解析中國文學，也避免因不懂理論建構的方式而在進行理論建構時產生誤判。李春青所主張的「歷史化」、「語境化」的研究路徑，即符合「立足中國文學本身土壤」的問題。
西方的敘事學（narratology）建立在結構主義與現代語言學上，如果直接拿結構主義敘事學的理論成果，諸如熱奈特（(Gérard Genette）等人的理論來分析中國文學，難免有削足適履之感。若要借鑒，不妨先回到結構主義本身。結構主義（structuralism）於1950年代由李維史陀（Claude Levi-Strauss）所提出，「結構」是一種超越客觀表像的，具有穩定性的「深遠的實在」。人類文化創作活動的思維機制，是童年時期沉澱的創作經驗，深深紮根於人類潛意識的底層，形成其頑固和堅實的性質。人類一切文化的成果，都是這種最深層的潛意識，歷經壓抑又掙脫出來的結果。所以，潛意識中的經驗構成個人歷史中各個不同階段之文化活動的「原型」和基本模式。文學作品也是人的理性和潛意識交織作用的呈現，詩人在創作詩歌時會選擇抒情方式更多，還是敘事的方式更多，背後都有一種「結構」可發掘，敘事文本是詩人在當時社會思潮、人文倫理等多方面因素影響下，所呈現出的結果。當我們可將這些深層結構一一找出，便能從「敘事現象的描述」走向「敘事理論的建構」。
作者與陳複教授及智慧諮詢師共學團體在孔子聞韶處合影留念（右五） 圖片來源丨知行書院拍攝
無論是偏向於抒情，或是偏向於敘事，一首詩歌的創作，總是發自于詩人的情志，情志發源于詩人的心靈世界。但凡訴諸文本，即有了「敘」的行為，詩人的內在世界如何安排出「敘」的結果，即是取決於其「內在結構」。如宋元時期水運發達，留存諸多海洋紀行詩。水上航行的經驗對中國人來說是陌生的、新奇的，因此記敘海洋經驗的詩歌，其敘事節奏及遣詞用語皆符應農耕文明的人面對海洋的緊張感。如元代吳萊有《還舍後人來問海上事詩以答之》一詩，通篇描述海上航行的驚險，事後回到陸地的「後怕」，呼籲人「慎勿疾平夷」，凡此種種，其敘事風格迥異於山水田園詩的恬淡、自然，無不顯示出農耕文明思維下畏懼海洋的心態。不過，在中國文化「天人合一」的傳統思維下，當時的海洋紀行詩也有「天人感應」與「人神交感」的敘事內容。李士瞻是元代負責海運的官員，他用詩歌記錄「海洋歷險記」時，常出現「人神對話」的場景，他在《壞舵歌》一詩中敘述船隻遇到大風浪，在危急時刻他以誠意召喚天妃，終究轉危為安的故事。另外，他在《責風伯》一詩中則斥責掌控海風的風神，企圖用世俗皇權天子的威嚴抑制風神。這些敘述的呈現，皆是起源于中國人既敬畏不可捉摸的自然現象，又相信人可溝通「天道」，可參贊化育的心理。
在以上詩例中，皆是詩人將真實經驗敘而成詩歌，就其「表達型態的結構」而言，都傾向於敘述人與天（自然）的互動交感時所體驗的感受，其內蘊著中國傳統溫柔敦厚的審美風格，詩歌型態不只是工具，更是人藉此表達心中情感的載體。為什麼選擇用詩歌進行敘述？因為中國人的表現方式是含而不露的，所以用詩歌這樣的形式，以簡潔的詞彙，飽含豐富的意象，從而給人留下寬闊的想像空間；就其「意義型態的結構」而言，則試圖在人與外界的互動交感中，尋求物我交融的平衡，即他們並非企圖駕馭或操控自然，而是希望人與自然在天道法則裡獲得和解共生，這更是生命意義的終極追求。總之，在以西方學術體系為范式的現代學術型態下，要建立中國自主話語體系的學術理論是任重道遠的事情。在繼承中國文學傳統的基礎上，不止是借鑒西方現成的概念或理論，更重要的是借鑒其科學哲學建構理論的方法，把文學當作應用的沃野，創建出具有中國特色的「本土敘事學」（ indigenous narratology），這才是治本之道。
參考文獻
- 蘇美文《從「史詩」到「敘事詩」：看中國敘事詩的起源說》，《中華技術學院學報》，2005年第32卷，第177-193頁。
- 李春青《論“中國的抒情傳統”說之得失——兼談考量中國文學傳統的標準與方法問題》，《文學評論》，2017年第04期，第51-60頁。
- 黃光國《社會科學的理路》第四版。2018年，臺北：心理出版社。
劉莞 | 上海大學古代文學博士，臺灣宜蘭大學生命教育研究室特約研究員，中研院民族學研究所訪問學人，海峽兩岸生命教育研究院院長，山西晉城知行書院客座講師，心學特約專欄作家，國家註冊心理諮詢師。主要研究領域：元明清文學，心學與心理學，華人本土社會科學。常年研究關注的重點在傳統文化與現代社會生活的結合，因此，推動並參與了首批華人心學智慧諮詢師的開展，希冀將傳統文化的智慧在現代社會發揮出療愈人心的功能。多年來並持續在兩岸的書院、高校、廣播電臺等平臺進行生命教育系列演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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