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邵明（山西晉城知行書院副院長） 

孟子（390B.C.-305B.C.）仁政的思想主要體現在〈梁惠王篇〉，開篇即提出一個重要的命題：義利之辨。孟子一句「何必曰利」，使得仁義和利益之間似乎沒有了那麼緊張對立的關係，似乎利益並不是像後世道學家那樣極力排斥的對象，而只是「沒有必要」那麼看重利益而已。因為重點在仁義，把握這個重點，事情就會像是雪塊靠近火爐般被化開，也就是孟子所說的另一句名言：「仁者無敵。」仁者為何無敵？因為沒有人不需要愛，就像大部分的物種都需要陽光，是一種本能需求。不相信仁愛，通常只是生活周遭沒有提供愛的環境，使得這個部分在人心裡是被壓抑的。所以人們會喜歡酒精等麻醉品，所謂「酒後吐真言」，就是因為沒辦法直接活在愛里，必須藉助這些麻醉品來放下戒備心理，才能對於情感有著充分的體驗。

孟子畫像 

當然，愛有時不見得是很濃郁的情感。孟子說：「惻隱之心，仁之端也。」只是那一念惻隱，就已經是愛了。這是每個人都很容易體會到的，難的只是順應著這個惻隱之心來行事。尤其我們的現代社會病在文化層面，每個人深陷其中卻不自知，我們追隨西方向外的文化，使得我們已經沒有人知道有探討內在的學問，一說到「談心」，通常就理解成談情說愛或「吐槽」。即便少數人有做心理諮詢的意願，通常也要到被內在問題折磨到痛苦不堪，形成所謂的「心理疾病」時才會有所行動。否則如果像明朝大儒王陽明（1472-1529），即便在打仗的間隙，都不忘與弟子論學，這種時時關注內在的狀態，根本不可能給人得心理疾病的機會。我們的文化本來就是一個以內在修養為核心的文化，一切外在製度的建設皆以此為出發點。

不相信仁愛，通常是因為情感被壓抑，沒辦法實質體會到情感貫通後，人與人之間融成一片，沒有隔閡，大家同存共榮的感受。我們當今的社會，這方面的教育也只有口號，但沒有實質的內容，大家的關注點還是如何為自己的利益來展開競爭。新冠疫情是全球的災難，可是我們也因此看到中華文化的凝聚力：西方亂成一片，美國陷入種族衝突，歐洲則暴恐襲擊不斷，中東戰火還未平息，阿塞拜疆和亞美尼亞又爆發戰爭，而中國有十四億人口，居然仍可保持社會穩定，真可說是奇蹟了。而且這種穩定還發生在中華文化並未全面復興的時期，足可見這片土地蘊含著多麼雄厚的潛能。我們從中可看到，文化的力量是非常強大的，不是意識層面的肯定或否定能決定得了的。每當遇到重大災難，華人的仁愛精神就從文化集體潛意識中被喚醒。難怪孟子會說：「仁者無敵，王請勿疑。」

王陽明面向弟子講學

西方的外強中乾經過這次疫情已經暴露無遺，中西在抵抗疫情能力上的巨大反差，這是普通百姓都已可感知的事實。如果從正面的意義來看待這次疫情，乃至於一切天災，都可說是上天為揭露真相所設。也就是說，真相實質上是無法被隱瞞的，小至個人的生命問題，大至人類社會的演化進程，總會在某個時間點，因為某些事情的刺激，使得真實的情況被暴露出來。所以《大學》說：「自天子以至於庶人，壹是皆以修身為本。」上至國家領導人，下至普通百姓，都要以修身作為根本。而修身的根本在修心，意即通過涵養，把心磨練出敏銳的覺知，才能捕捉到人生至宇宙曲折幽微的發展變化。因此，以修身作為起點開展出來的學問，對於我們的現實人生就有非常實際的意義。這使得學習不是為獲得名利聲色，而是一件關乎身家性命的緊要事情。這包括不斷在思想的領域裡開拓，讓視野更高遠，從而可精確給自己的人生定位。

筆者年少時曾有機會去某個東歐國家留學，結果沒幾年這個國家就爆發戰爭，而當年招生廣告上的一些學校恰好就處在戰區。現在想想不免有些害怕。當時我們全家人只是盲目的認為，在國內上不了好的大學，只要能出國，就一定比在國內上二三流的大學要強。還好筆者在這件事中總也去除不掉心底那揮之不去的不安感，最終作罷。那時筆者沒有修身養性的意識，不了解正視自己的內在問題，生命才可能有出路，不然「牛牽到北京還是一頭牛」，希望通過外在條件的改變來獲得成功的人生，只是個顛倒夢想。再者，自己身處高樓大廈、衣食無憂的成長環境，卻並不意味著能有寬闊的視野和見識，因此對很多事情常呈現出無感的狀態，一旦遇到與自己的認知落差極大的現實狀況，便會六神無主。筆者相信在現代化的「牢籠」下，會有很多像筆者一樣自我感覺良好的青年，「大無畏」地活在這個時代，一上大學就迷茫，一出校門就崩潰。如果人不甘於被生活挾持，僅剩被動的反應，他就應該重新審視人生，尋找創造生活的動能。當人開始問「我是誰」的時候，如果答案不是一個簡單的名號，或外在的身份，也不是憑藉著濃厚的自我意識，趾高氣昂地說：「我就是我！」那麼你就無法迴避你是一個文化共同體中的一員，你的歷史與文化就蘊含著你生命的奧秘。

修身發展出的覺知能捕捉人生至宇宙曲折幽微的發展變化

孟子告訴我們，如果沒有仁愛，那麼「上下交征利，則國危矣。」這一點我們從近代以來西學東漸的歷史中可以非常鮮明的看到。無論是以梁啟超（1873-1929）為首的立憲派，還是以孫中山（1866-1925）為首的革命派，以及後來興起的共產主義，大家都是在西方的脈絡裡，對於如何拯救中國這件事做出激烈的爭論甚至流血的戰爭。這些人受法、德、俄的影響非常深，都多少有著革命情結，區別只是各自想要革命的對像不同，對革命的強度、烈度的把握不同。值得省思的是，當革命派把滿清政府當作革命對象推翻後，自己在建國後不久就陷入軍閥混戰的局面，正好應了康有為（1858-1927）的預言。康有為是反對革命最堅定者，其理由之一就是認為以當時中國人的素養，不宜用革命這種激烈的手段來完成憲政，而應該用較溫和、漸進的君主立憲形式，否則中國將會陷入大亂。可是當時的清政府已經搖搖欲墜，儘管最後終於開啟立憲，終究還是無法挽回覆滅的命運。康有為反對袁世凱，卻創立孔教會（將儒學宗教化的一種嘗試），並與張勛（1854-1923）合作推出溥儀（1906-1976）來復辟清室，似乎正可說明儒學在當時的僵化：康有為無視清政府不得人心，已經覆滅的事實，一定要在清王朝的基礎上進行改革。而且這似乎坐實了人們批評儒學是統治工具的觀點。

反過來可以想見的是，辛亥革命的成功在當時已經讓革命思想深入人心。儘管孫中山在三民主義中提醒國人不要忘記優秀的傳統文化，不要在強大後變成殖民主義、帝國主義，以及他雖然接納共產黨，但不贊成階級鬥爭的方式，可是孫中山還是難以解決軍閥混戰的局面，直到蔣中正（1887-1975）北伐勝利，才完成中國形式上的統一。此時已經到了民國十七年（1928），但很快，民國二十年（1931），九一八事變爆發，東北淪陷，國家再次分裂。儘管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得以形成，但國共兩黨依然若即若離。當共產黨覺得國民黨畢竟還是「資產階級政黨」，其「軟弱」的性質沒辦法徹底開展革命來挽救中國的時候，國民黨很容易就被共產黨放置到「階級敵人」的位置上，而國民黨則視共產黨為激進組織，深懷戒懼。當中華文化被拋棄，西方的各種對立性的「主義」把中國當作「試驗田」互相攻伐的時候，苦果卻要由全體華人來吞嚥。

國民黨敗退大陸後，共產黨開始主要面對國內問題，但「革命」如同幽靈般已經深入中國人的骨髓中，令人窒息的政治氛圍籠罩著兩岸，直到大陸掀起那場眾所周知的大動亂，中國人才從瘋狂中驚醒。西元一九七八年，中共最高領導人鄧小平（1904-1997）的一聲改革開放，宣告革人命時代的結束，九年後，西元一九八七年，台灣解除戒嚴令，兩岸社會氛圍都開始趨於緩和。歷史有很多觀看的角度，這裡僅從思想發展的角度，簡單呈現出傳統文化沒落後，西方那種對立性很強的思想對中國的影響。我們可以反觀中國傳統裡儒釋道三者的關係，在那麼漫長的歷史中，雖有爭論，但更多的是融合。幾次所謂的「滅佛運動」基本只是小打小鬧，比起意識形態濃厚的國共兩黨之爭，簡直是小巫見大巫。所以，難道仁愛不重要嗎？如果「主義」大過仁愛，就很難免形成對立的意識。如果只是思想層面的對立也還好，問題是思想本身就不簡單，思想會擴散、傳播，可是人又不能沒有思想，但重點是思想如果是僵化的，沒有探討的空間，形成彼此對立的集團，災難就會醞釀在其間。人類的很多災難，都是以思想的正義為名來踐踏仁愛，如納粹、大東亞共榮圈、伊斯蘭國等。以華人的視角去觀看宗教戰爭，通常會覺得不可思議，因為中國並不是一個以宗教為主軸的文化，歷史上也罕見規模稱得上戰爭的宗教衝突，而這在其它文化里是司空見慣的事情。各種宗教信仰在華人社會，乃至整個東亞都可和諧共存。這就在於中華文化立足於人間，如何和諧共存，安頓好現實生活，才是我們關注的重點，可是這並不意味著中華文化沒有超越性與神聖性，只是這超越與神聖不在外面的教堂裡，更不在天堂裡，而是凝聚成一念良知，貫通天與人。

孫中山先生書法

究竟該怎樣具體實施仁政呢？這就需要探討孟子的民本思想。對此孟子首先談到的是與民同樂。就是君王不要只顧自己享樂，還要顧及百姓的快樂。但，重點是說，人如果只顧及自己享樂，其實沒辦法享受到真正的快樂。因為那隻是自我意識追逐慾望所形成的「快感」。既然是追逐，就永遠會體驗到在獲得滿足的剎那，立刻陷入到不滿足的痛苦中。這只是一種心靈封閉的狀態所形成的「自娛自樂」，永遠在原地打轉，猶如那隻不停圍著磨盤周而復始的驢子。如果心靈是開放的，就會細膩的覺知到周圍的苦與樂，於是開始意識到大家是一個整體，他人的幸福就是自己的幸福。愛有大有小，有時為了更多人的幸福，需要在小的方面做出犧牲，比如周公「一飯三吐哺」，並不是因為像我們現代人因為痴迷手機，所以不好好吃飯，而是因為心心念念都在天下國家，不得已才這樣。再如大禹治水三過家門而不入，是因為他冷血嗎？恐怕是因為水災正在禍害千萬的家庭，他為趕工程，害怕被私情牽絆。同樣，王陽明也沒有按部就班的按照《大學》裡講的，先齊家再治國平天下，那隻是個理想的狀態，現實則是他有著官職，必須為朝廷效命，只能連年征戰在外。但他打仗的時候也不忘跟周圍的人講心學，你就知道他在齊家議題上只是身不由己。

我們有的時候會因為視野的狹窄看不見他人的付出。我們眼裡只看到歲月靜好，卻不知在聖賢的眼裡，和平有時只是兩次戰爭的間隙。范仲淹（989-1052）說：「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看似苛刻，但也不是完全沒道理。常人看到小孩將要掉到井裡，會有惻隱之心，與聖賢看到天下將要陷入混亂，而有惻隱之心，就惻隱之心的角度而言，沒有什麼不同。區別只是常人救完這個小孩後就回到了常人的世界裡，而聖賢有不斷深化涵養，不斷擴充惻隱之心的意識，使得他想要照顧的層面也跟著變得更根本而寬廣。民本思想的重點不是滿足人民的利益，人民如果沒有素養，只知貪圖小利，照顧這種人民的利益，那隻是在助長歪風，這就是西方民主的弊端。真正照顧到人民的利益，需要有一個有著涵養身心意識的士人階層，由他們和中央協同管理國家，在滿足人民基本物質需求的基礎上，還要負責教化人民，提高人民的素養，當人民的視野擴大，不是僅從短視近利的角度思考問題，才真正可以打破社會階層的藩籬，上下一心，共存共融。

王鼓樂而百姓聞之

所以，民本的重點是對人民施以真正的愛，而不是縱容人民。有時人民因為視角的狹窄，不理解國家領導者而有怨氣，這時國家領導者一方面對人民要有包容之心，一方面要堅持原則，不可屈就人民。可是國家領導者也要警惕自己是否太過理想化，以至於罔顧現實，使得政策的實施只是流於形式，實質上則是在勞民傷財。例如亞歷山大大帝（356B.C.-323 BC）希望能整合東西文化，可是他卻用武力的方式強作整合，統治的基礎並不穩固，以至於他一死，他的龐大帝國就立刻分崩離析。所以解決問題要抓住根本，如梁惠王（400B.C.-319B.C.）面對國家遭遇水災，以為轉移人民和補給糧食就夠了，這些其實只是作為一個國君最基本要去做的事情，他卻幻想這樣就可以讓自己的國家富強。就如我們如果作為職員，只是完成上級佈置的任務，或作為一個學生，只是完成老師佈置的作業。這些都只不過是分內的事情，如果只是做好這些事情，根本不需要抱怨獎金發的少，或學業沒有太大進展。只是被動的應對，本來就不會成就出超越的事情，何須有這些顛倒夢想呢？

作為一般人，事情做不好頂多波及自己和身邊的人，可是作為國君，常常面對的都是百年大計，如果思考不夠周詳和根本，好事變壞事，壞事變災難都是極有可能發生的。就像梁惠王本來出於惻隱之心，不忍在祭祀時殺牛，於是用羊來替換牛，卻被國人指責為「小氣」。可是這能怨誰，不都是他自己疏忽考慮外部觀感所致？牛和羊或許在梁惠王的感受上有差別，可是對其他人來說就未必了。所以人人都有惻隱之心，這在陳復教授的觀念裡僅是感性良知的層次，但往往人們的問題出在理性良知的層面，意即怎樣結合現實，用一種恰當的方式來完成感性良知，這才是在圓滿落實仁愛。當梁惠王如果能像孟子那樣悉心考察民眾的苦難與需求，而不是想當然的去施政，當政策被落實到每個百姓的心坎上，百姓就會覺得維護自己的王，即是在維護自己的家園，這樣的國家自然就會無敵於天下。

筆者會喜歡儒家，就在於儒家從不講一些聽起來很美好，但其實與現實很脫節的話。例如愛實際上就是有差等，不能像墨家那樣很理想的去塑造一個「兼愛」的世界，這是違背人性的，可是因此就要承認人性的貪婪，像法家那樣用極嚴苛的方式來壓制人嗎？這同樣沒辦法解決根本問題，而且壓制久了很容易反彈。中國如果不想重蹈西方的覆轍，就不要總是唯西方馬首是瞻，不要再對以仁愛為核心精神的中華文化，再抱持著曖昧不明的心態，而是要務實地去思考中華文化與現代化的結合。我們體制內的教育，在九年義務教育階段，只有在背誦一大堆道德教條，即便到了大學以上的教育階段，也通常輕人文而重理工。這導致很多人無法從自己的工作中找到真正的價值感，甚至身心常處於亞健康狀態。網絡上出現的一些流行詞彙，例如「碼農」（指身處看似光鮮的IT行業，卻實則只是廉價勞動力的程序員），就在反映這種狀況。當一個人的價值感僅來自於本能的慾求和社會的標榜，而不是發自內心的熱情，其價值感即具有虛假性。而尋求更根本與恆久的價值，這只有在人文的領域裡才能找到答案。

人之所以為人，就在於他不會像動物只靠本能就可以活，也不是機器人只靠指令、程序就可以運作。人想要活出人的幸福，就無法迴避死亡帶來的局限性，就必然要問：「人終有一死，我究竟要選擇怎樣的人生？」人若有謙卑的態度，尋找這個問題，就無法忽視先人的教誨。問題只是我們該如何將言簡意賅的古語翻譯作今人可以聽得懂的白話文。可是因為古聖先賢的話語來自於他們真實的生命經驗，我們如果要聽懂他們話語裡的深刻意涵，而不只是字面意思，就需要有著同樣生命重量的老師來「現身說法」。所以，一個政府如果真心愛著它的人民，就應該與時俱進，正視人民的精神需求，協助發展能承載士人精神的書院教育，這才是一個真正在實踐仁愛的政府。就像孔子（551B.C. -479B.C.）對於什麼是孝的回答，面對不同的人有著不同的回應。政府亦應敏銳捕捉到當前社會的發展階段，譬如觀看中國歷朝歷代，每當政局穩定下來，即會發展經濟，當經濟能滿足人民的基本需求時，接下來就是文化的興盛。台灣與歐美已步入後現代社會，暴露出的各種社會亂象，已經為大陸敲響警鐘，當經濟發展已無法成為人生命的動能時，新的危機即會降臨，然而危機即是轉機，這恰恰是呈現生命真相的時機。而且，請留意，這一真相與社會現實的衝突，已經開始在華人的集體潛意識裡躁動，其偽裝成「心理疾病」，潛伏在社會的各個角落裡。 

編輯：鄒祥 | 審核：王學安 | 圖片來源：百度

參考文獻： 

1. 張彩梅（責任編輯）（2015）。《四書五經》。北京：中華書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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