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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2/9
【編按】2020年11月，又一位台籍慰安婦過世。台灣已知的58名慰安婦此後只剩下最後一人。現在，韓國、中國大陸和台灣尋求日本正式道歉及賠償的呼聲未歇，但正義似乎仍遙遙無期。
在慰安婦運動走過近30年之際，我們推出這份慰安婦專題報導，訪問長期拍攝台籍慰安婦的攝影師黃子明、台籍慰安婦對日訴訟義務律師團團長莊國明，以及婦女救援基金會執行長杜瑛秋等人，請他們從不同角度談談慰安婦議題面臨的挑戰，以及還有哪些未竟之路。
資深攝影師黃子明拍攝的慰安婦「面具」系列。（攝影：黃子明）
去年（2020）12月，台灣的慰安婦紀念館「阿嬤家」在臉書發布消息，表示有一位近百歲高齡的慰安婦阿嬤在11月初因病離世，至此，台籍的慰安婦阿嬤僅存最後一人。
儘管阿嬤家的新聞稿很簡短也很低調，並未透露逝世的慰安婦的相關訊息，但根據了解，剛逝世的慰安婦和最後一名慰安婦，都是「原住民慰安婦」，也是過去人們談論慰安婦議題時，比較少注意到的一種受害類型。然而她們的故事，卻為日軍犯下的性暴力罪行提供了無可辯駁的證據。
黃子明是長期紀錄拍攝台籍慰安婦的資深攝影師，他從2000年起開始拍攝慰安婦阿嬤，記錄了當年阿嬤赴東京參加各國慰安婦支援團體舉辦的「女性國際戰犯法庭」（又稱2000年東京大審），以及她們後續參與婦援會「身心照顧工作坊」和各種日常生活的照片，和許多阿嬤成為忘年之交。
剛過世的這位慰安婦阿嬤，以及目前僅存於世的最後一位阿嬤，黃子明都認識，也時常去探望她們。
黃子明說，剛過世的這位慰安婦阿嬤因為不曾公開身分，也未參加婦援會歷年相關抗議活動，所以家屬處理後事時相當低調。他回憶，當初是在另一位慰安婦阿嬤的告別式上認識她，這位原住民阿嬤年輕時很漂亮，又能歌擅舞，2018年他帶著兩名日本慰安婦支援團體志工前往探視她，她還把年輕時的照片都拿出來分享，模樣十分開心，想不到那就是最後一次見面。
台籍慰安婦阿嬤在2000年赴東京參加「女性國際戰犯法庭」，林沈中（中）和蔡芳美（左一）帶動其他亞洲各國慰安婦一同跳舞。（攝影：黃子明）
黃子明的照片攝下了慰安婦阿嬤的傷痛、憤怒和笑容，甚至從生到死，紀錄了一場又一場的慰安婦阿嬤的告別式。「雖然我有時因為工作無法離開，但只要能參加她們的告別式都會到。」黃子明說，他從2000年開始拍攝阿嬤時，台灣還有30多個慰安婦在世，這些年看著她們一個個凋零，感到很感慨，特別是他和許多阿嬤都感情很好，像是已經過世的林沈中、滿妹和蓮花阿嬤，「都把我當成孩子又像朋友」。
他回憶2000年民間團體辦的「東京大審」，仍歷歷在目，「當時是沈中阿嬤帶動，和芳美阿嬤開始唱跳起原住民的歌舞，把全場氣氛整個帶起來。」
原住民慰安婦：就地徵用的性暴力
黃子明提到的林沈中和蔡芳美阿嬤，是過往曝光的原住民慰安婦阿嬤中，留下詳細故事的案例。
林沈中是花蓮太魯閣族人，1927年出生於花蓮 Mukibo 社（今名榕樹），從小在日本警察的嚴厲統治下長大。1937年中日戰爭爆發後，Mukibo 社被日軍規劃成為營區，存放火藥和武器貨物，部落民眾被迫搬遷到附近的銅門。後來，她的三個哥哥都被日本徵召為「高砂義勇隊」，前往南洋作戰。1944年，她和同村姊妹被警察命令到榕樹營區從事縫補軍衣、打掃等工作，不久後被日本兵強暴，白天工作完後，晚上還要受到日軍的蹂躪。
根據研究台籍慰安婦的權威學者朱德蘭在《台灣慰安婦》一書的說明，當年進出入花蓮榕樹營區的日本陸軍人次相當頻繁，先後約有500人，林沈中被軍人強暴期間，連續懷過三次孕，每次懷孕後都被迫繼續提供性服務，結果也流產了三次。戰爭結束後，她仍經常做惡夢，夢到日軍輪流強暴她的事而驚醒以至徹夜失眠。
1931年生的蔡芳美，同樣是花蓮的太魯閣族人，她是台籍慰安婦中最年輕的受害者之一，受害時年僅13歲。1945年，日本警察要她和其他幾位原住民婦女到部隊裡做打掃工作，一天有位日本軍官要求她們加班到晚上十點，當晚蔡芳美被軍人帶到營區的一個山洞中強暴，此後她和其他原住民婦女每晚都要「慰勞」軍人，並同樣因此懷孕流產。蔡芳美將戰時日軍施加的性暴力，視為一生中最嚴重的侮辱和傷害。
慰安婦之間也形成「難友」關係，圖為林沈中和蔡芳美探視中風的雷春芳阿嬤。（攝影：黃子明）
在已知的58位台籍慰安婦中，原住民婦女占了12人。不同於其他閩南籍和客家籍慰安婦，是被日本以強徵拐騙等方式送到海外的慰安所工作，這些原住民婦女都是在台灣本島受害（只有一位是被送到香港九龍的慰安所），且都是因為聽從山區警察的命令，白天前往營區替日軍打掃，進而在晚上被迫為日軍提供性服務。
朱德蘭分析，殖民地台灣在太平洋戰爭爆發後，從「南進據點」轉換成「國防基地」，新竹和花蓮山區成為日軍存放軍需品的倉庫，駐防在台的日軍人數也激增，成為擴充慰安婦的背景。由於山區交通困難，日軍不便運輸平地婦女，於是就地徵用原住民婦女為慰安婦，一面要婦女替日軍負責日常生活勞務，還要她們無償奉獻肉體，是一種十分特殊的日軍性暴力類型。
朱德蘭指出，原住民慰安婦被迫提供性服務的期間沒有酬勞，且受害地點不是有建築物外觀的「慰安所」，而是工寮、山洞和營區宿舍。這些狀況，正好打破了韓國學者朴裕河的論點，朴裕河認為，來自日本殖民地朝鮮和台灣的慰安婦，與日本侵略的「敵國」（中國、菲律賓和印尼等）的慰安婦不同，她們主要是接受日本戰爭動員而成為慰安婦，具有「愛國面向」，且有些是「自願」的──這類爭議說法，在原住民慰安婦的案例上完全不堪一擊。
黃子明認為，原住民慰安婦的特殊性在於缺乏慰安所的管理制度，但這也不代表在慰安所工作的慰安婦處境就比較好，例如客家籍的秀妹阿嬤曾透露自己在慰安所常被日本兵打到鼻青臉腫，以前都會向他抱怨「日本兵很夭壽」。
據了解，目前花蓮仍留存著當年原住民慰安婦受害的一個山洞，但因無人管理已經荒廢。而最後一位在世的慰安婦阿嬤已年屆90歲，目前居住在花蓮，但家屬十分低調，不希望被外界打擾。黃子明說，上次去探望最後一位原住民慰安婦阿嬤時，她的精神還不錯，虔信基督教的她每天都會禱告，看護也都會推她去教堂。
慰安婦運動猶如與時間拔河，從1991年韓國慰安婦金學順出面揭發日本罪行後，30年過去了，台灣只剩最後一名慰安婦，還等得到日本的正式道歉賠償嗎？黃子明對這個問題並不樂觀，他認為，日本否認慰安婦歷史的右翼勢力依然強大，日本政府仍想「以拖待變」，「拖個幾年等當事人都死了，再過幾代，或許這問題就沒人討論了」。
黃子明語重心長地說，不論帶著什麼樣的意識形態去看，慰安婦制度本身都是「不人道的」，回歸基本人性和人權的角度，沒有人能夠接受這樣的制度，呼籲日本應該盡快道歉和賠償，不能再拖下去了。
位於花蓮秀林鄉水源村的日軍廢棄軍用倉庫，是幾位原住民阿嬤的受害地點。（攝影：黃子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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