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一個誤讀說起

過去十年，海外對習近平的主流敘事大致是這樣的：經濟數據在惡化、房地產在崩潰、青年失業率攀高、中產階級在流失信心、外資在撤離、戰狼外交孤立了中國，所以這個政權正走向危機，習近平的統治正在動搖。

這套敘事在英文媒體、海外華人圈、台灣政論節目裡反覆被重述，每隔一段時間就會出現「這次是真的要崩了」的預測。但這些預測週期性地出現，又週期性地落空。問題不在於觀察者看到的事實是錯的，這些事實大多是真的，而在於他們選錯了參照群體。

如果把觀察的座標從沿海中產移到內陸基層，從都市知識分子移到鄉村中老年，從微博、知乎、推特上的中文聲音移到抖音、快手、村口大喇叭的訊息環境，會看到一個完全不同的中國。在那個中國裡，習近平不是失敗的獨裁者，而是江澤民、胡錦濤之後第一個真正觸動先富階層既得利益、把資源向基層結構性傾斜的領導人。要理解他這些年在做什麼，必須從這個落差開始。

階級重新分配，而不是改革倒退

1978 年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的財富分配遵循一個非常清晰的地理與階級梯度：沿海優先、都市優先、有政治資本者優先。這個梯度製造了人類歷史上規模最大的階級流動，也製造了規模相當的不平等。基尼係數從改革開放初期的 0.3 左右上升到 2008 年前後的 0.49，財富集中在一線城市與一小撮特權家族手中，而真正完成原始積累的，是 1980 至 2000 年代之間踩中時代節點的那批人，他們透過雙軌制、土地批文、國企改制、預售制度、平台紅利完成了財富躍升。

「讓一部分人先富起來」做到了。但「先富帶動後富」沒有發生。

到 2012 年習近平上台時，他面對的是這樣一個結構：先富者已經佔滿位置，後來者透過勤勞所得追不上資產增值，城鄉差距、地區差距、階級差距同時惡化，而這些差距在資訊化時代正快速被基層感知到。江胡兩代對此並非完全無作為，取消農業稅、新農合、農村低保、義務教育免費化都是針對基層的政策，而且實質效果不小。但這些政策本質上是邊際補貼，沒有觸動先富階層的既得利益結構，沿海主導的成長模式紋絲不動，基層問題用財政轉移與維穩同時壓住。

習近平做的事情，從表面看是一系列分散的政策：精準扶貧、反腐、共同富裕、三條紅線、平台整頓、教培歸零、戶籍微調、鄉村振興。但把這些政策放在一起看，主軸只有一個：把資源從先富階層手中、從都市中產手中、從跨國資本手中，部分地重新分配回基層。

2012 至 2020 年的脫貧攻堅期間，累計專項扶貧資金就達 1.6 兆人民幣，加上金融扶貧、社會幫扶，總規模空前（數據來源：中國政府公開資料，「當代中國」2024 年 9 月整理）。八年間累計選派 25.5 萬個駐村工作隊、300 多萬名第一書記與駐村幹部進駐基層。對偏遠農村而言，這是過去三十年從未有過的國家動員規模，不是單純發錢補貼，而是把幹部派到村裡，這個體驗本身對基層的政治意義超出資金規模。反腐讓基層幹部不敢再像過去那樣肆意吃拿卡要，扶貧款、低保款、新農合的截留現象大幅減少。三條紅線打掉了民營房企巨頭，但接盤的是央企國企，土地財政的紅利從地方政府與民營開發商手中部分轉移回中央可調度的範圍。教培歸零讓中產的教育軍備競賽被強制降溫，而農村孩子的相對劣勢因此縮小。平台整頓壓制了科技資本的擴張，迫使資源向「實體經濟」與製造業回流，而後者才是承接內陸勞動力的主要部門。

這些政策在沿海中產眼裡是災難，在海外觀察者眼裡是改革倒退，但在內陸基層眼裡是國家終於開始照顧他們，而且這次照顧的方式不只是發錢，是動了上面那些人。這就是支持度落差的根源。

規訓中產，不只是打壓

但如果把習近平的政策只描述為「劫富濟貧」，又會錯過另一半。對中產的壓制不只是分配層面的，還有規訓層面的，讓中產意識到自己的處境是可逆的、財富是不安全的、向上流動是有條件的、而且這些條件由誰決定。

這個規訓的對象，是改革開放四十年累積出來的一個特殊群體：受過良好教育、擁有國際視野、累積了相當資產、開始產生獨立政治想像的都市中產。歷史上現代化過程中最不穩定的政治變數，從來都是這個群體，他們的物質條件改善到一定程度後，政治偏好會獨立於國家，而這恰恰是任何威權體制最警惕的演化方向。從 1980 年代末的台灣黨外運動、東歐劇變前的波蘭知識分子、到伊朗革命前的巴扎商人，模式都類似。

中國這一代領導人對 1989、對蘇東劇變、對阿拉伯之春、對顏色革命的歷史閱讀非常清楚。他們看到的共同模式是：經濟自由化超過某個閾值後，中產階級的政治訴求會集中爆發，而體制如果沒有提前處理，會付出無法承受的代價。所以與其等到那個臨界點再應對，不如提前把中產的獨立財富累積機制本身重新校準，讓房地產不再是無風險的資產、讓股市與平台經濟不再是脫離體制的致富通道、讓海外資產配置變得困難、讓子女教育不再是純粹的市場競爭。

這套操作的目的不是消滅中產，而是讓中產的存在繼續服從於體制邏輯。他們可以富，但不能太富；可以有財產，但不能有獨立於黨的安全感；可以有國際視野，但不能有國際選擇。這是一種精細的政治校準，不是粗暴的階級鬥爭。

阻止結盟，這才是核心

但僅僅照顧基層、規訓中產，還不足以解釋這套政治運作的完整邏輯。真正的核心在於阻止中產與基層之間形成政治結盟。

歷史上革命爆發的條件之一，是中產與底層找到共同語言。法國大革命的第三等級結盟、俄國 1917 的工農聯盟、伊朗 1979 的巴扎商人與宗教學生的合流、台灣 1980 年代的黨外運動跨越知識分子與勞工，這些案例都顯示，單一階級的不滿很少能撼動體制，跨階級的政治想像才是真正的威脅。

習近平這套政策的精妙之處，在於它讓中產與基層同時承壓，但承壓的形式不同，因此無法產生共同的政治語言。中產失去的是資產增值與向上流動的預期，基層獲得的是絕對水準的改善與國家在場的感受。中產覺得自己被剝奪，基層覺得自己被照顧。這兩種感受沒有交集，自然也產生不了結盟的基礎。

更巧妙的是，短影音時代讓基層人口能即時看到中產的痛苦，裁員、房貸斷供、35 歲危機、考公失敗、留學歸國找不到工作，而這些圖像在算法推送下，反而強化了基層的相對滿足感。「你看城裡人也不過如此」、「考上大學也買不起房」、「進城打工不如在家種地」這類敘事在抖音與快手上是真實流行的，而且官方宣傳機器主動配合放大，「躺平不可取」、「奮鬥才幸福」、「鄉村振興」、「新農人」這些主題對中產是規訓，對農村是補償。

於是同一套政策對兩個階級產生了兩種不同的接收效果，而這兩種效果共同服務於同一個政治目標：讓兩個階級都不能、也不會挑戰體制。

為什麼海外讀錯了

理解到這一層，就能明白為什麼海外的中國觀察會持續性地誤判。

海外觀察者接觸到的中國聲音，絕大多數來自一個非常特定的群體：受過高等教育、會英文、有海外經驗、在牆外有發聲管道的都市知識分子與中產。這個群體在過去十年確實是承壓最重的，他們的不滿是真實的、深刻的、而且越來越響亮。但這個群體在中國內部是少數，而且是被體制刻意隔離的少數。他們的痛苦在海外被放大為「整個中國」的痛苦，但在中國內部，這個痛苦傳導不到基層，也找不到向下動員的橋樑。

於是出現一個結構性錯位：海外看到的中國，是中產知識分子的中國；習近平真正在打交道的中國，是內陸基層的中國。前者在輿論上很響，在政治上很弱；後者在輿論上沉默，在政治上是基本盤。

這也解釋了為什麼海外對中國的崩潰預測週期性失敗。預測者看到 GDP 增速下滑、房價崩盤、外資撤離、青年失業，就推導出政權危機，但這些指標反映的都是中產感受，不是基層感受。基層感受的指標完全不同：扶貧款是否準時發放、新農合是否繼續運作、鄉村教師薪資是否保障、村級醫療是否運轉、地方治安是否改善。這些指標目前還在運轉，所以基本盤還穩。

要真正預測中國政治的轉折，該看的不是房價或股市，而是基層公共服務的維持能力。土地財政大幅萎縮之後，地方政府能不能繼續供養這套基層服務體系，是真正的關鍵變數。如果哪一天農村低保開始斷供、鄉村教師大規模欠薪、村醫斷藥、扶貧項目爛尾，那才是習近平政治根基開始動搖的訊號。在那之前，中產的痛苦不會轉化為政治壓力，只會轉化為躺平、潤、與沉默。

但這套基本盤是否真的還穩，需要更仔細看。下篇將從這裡接續，討論基本盤已經開始出現的裂縫，以及這套政治運作真正的內在限制。需要更仔細看。下篇將從這裡接續，討論基本盤已經開始出現的裂縫，以及這套政治運作真正的內在限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