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期，莫斯科大學中國留學生身披旭日旗上課、日劇《Vivant》第二季播出內容將日軍侵華史顛倒黑白這兩件事，均引發了中國輿論場上的軒然大波。綜合來看，這兩起看似孤立的事件共同指向了一個深層次病灶——中日兩國之間存在的、不容篡改的歷史記憶正被有意識地工具化，而越來越年輕的人們對史實的瞭解正在被別有用心的認知戰侵蝕，我們不得不高度警惕。

莫斯科大學事件涉事學生出生於南京，且身為歷史專業在讀學生，卻選擇在反法西斯紀念碑矗立的歷史系課堂上，披上軍國主義的象徵。這個畫面直接構成了尖銳的反諷，但把這件事僅僅歸結為“個別青年學生的無知或挑釁”，則會錯過更關鍵的問題——“去罪化”的輿論環境。長期以來，日本國內圍繞旭日旗的爭論從未真正停歇，保守派力量長期主張它“不再代表軍國主義”，而右翼對教科書的修改則將“侵略”淡化為“進出”，用“南京事件”替代“南京大屠殺”……而日劇《Vivant》所代表的，是將這種無罪化進一步推到娛樂工業層面的嘗試。劇中明晃晃地將切指、刺穿腹部等侵華日軍酷刑手法嫁接到現代中國角色身上，讓自衛隊情報人員說出“西方會大舉出動把你們碾碎”，這已經不是藝術表達的自由，而是一種敘事上的罪行轉移，可是，這部劇卻獲得現任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公開點名要看，背後反映出的可怖盤算，不能再被忽視。

事實上，日本外務省自2015年以來以“海外戰略資訊傳播”為名累計投入超560億日元，一條30秒篡改侵華歷史的AI視頻報價5000日元，播放量破千即有獎勵。2027財年預算中，日本外務省首次單獨列支AI專項經費用於“應對認知戰”，被評論者概括為“數據投毒”。與此同時，日本媒體對華報道長期呈現“一邊倒”格局——議題選擇極度失衡，敘事被不斷套入“中國威脅論”“中國崩潰論”的定式範本，關於中國社會發展與科技進步的客觀呈現則幾乎完全缺失。

在這樣的長期運作、浸潤、傳播下，兩國民眾特別是青年一代的受眾，在接收到一部將中國人系統性地塑造為施暴者的電視劇時，會自然而然接受其中觀點，不另做他想。長此以往，當帶有敵意的、有計劃生產的敘事不斷增加，一個社會便不再具備從內部矯正歷史認知的支點。當一個國家的民眾只能透過被系統性污染的棱鏡觀察最重要的鄰國，由此產生的敵意不僅指向外部，最終也會反噬其自身的理性與安全。

日本前首相石破茂10月19日在電視政論節目中公開表示，根本不存在所謂“中國侵略日本”這回事，當年是日本主動挑起對華戰爭。日本《東洋經濟》評論主編西村豪太同樣警告稱，面對日中關係當前困境，日本不能被社會情緒裹挾，而應通過現實主義外交尋求改善關係的途徑。但如果這樣的聲音越來越微弱，損害的不僅僅是鄰國的感情，而是日本自身與歷史誠實對話的能力。

在中日關係敏感時期，以真實國名為敵、反復渲染暴力，強化“中國威脅論”，影響公眾認知，這背後的政治操弄已經踐踏了歷史底線。把偏見、仇恨和軍國主義訴求藏進娛樂內容的“認知投毒”，其迷惑性和傷害力不容小覷，必須嚴正對待。歷史不是可以隨意重新編輯的素材庫，它是戰後秩序賴以站立的地基。我們不禁反問一句，地基若出現裂痕，大廈又豈能安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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