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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家訪談】葛兆光:學術、時勢以及政治關懷(下) ☆來源:靜嘉讀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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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6/8  

▍東方歷史評論:學術與思想難以分離,是否一直會是中國知識份子所要背負的傳統?

葛兆光:也許是吧。在中國歷史傳統中,中國文人往往認為,你如果只是成為專業學者或者技術人才,總是沒有做到理想狀態。這確實是一個傳統,中國傳統知識份子覺得,最好是能夠“坐而論道”,甚至能夠“得君行道”。這個傳統有好的一面有壞的一面,它一方面促成中國知識份子“心懷天下”,關注現實的精神,但另一方面也可能刺激出某些知識份子進入廟堂,當“帝王師”的企圖。中國現在的情勢,逼得我們只好在學術研究裡面,摻入我們的一些關懷,表達我們的一些思考。當然,學者裡面也有另一個表達方式,有的學者有兩支筆,你知道,八十年代出來的學者裡,有很多人是兩支筆在寫文章的,一支筆寫學術論著,很冷峻很專業的論著,一支筆在寫隨筆,飽含關懷和感情的隨筆。

▍東方歷史評論:對,比如楊奎松老師,您自己是否也算如此?

葛兆光:我寫得很少,因為我寫的基本上都是學術文章。只是在學術史這方面的隨筆比較多,你看到《餘音》這本書裡面就是,但是基本上在我看來,這不算學術論文,基本上不算,雖然也有一些注釋,這只是幫助讀者繼續尋找線索用的。

▍東方歷史評論:那您現在拿出多少精力來寫兩隻筆中的另外一隻筆?

葛兆光:現在越來越少,做學術的多一些。

▍東方歷史評論:您筆下描述了一批前輩學人,不少已被學術史所遺忘,您認為這種遺忘“半是無意,半是有意”。有意之說,能否請您進一步展開,給予更多的解釋?

葛兆光:學術遺忘的背後當然是政治因素,這就是政治判斷時時在影響學術判斷,因為中國傳統裡面,總是不完全以學術論學術的,往往要知人論事,以德論才。其實,帶來一個後果,就有一些以成敗論英雄,以順逆論學問。明清之際的錢謙益就是一個例子,你可以想想,陳寅恪為什麼寫《柳如是別傳》?現代史上的汪精衛也是一個例子,你可能看到前段時間,余英時先生給汪精衛《雙照樓詩詞集》寫的序,汪精衛是漢奸,但是並不妨礙說他的詩詞不錯,這可以分開討論的。作為學術史研究,你能不能把政治、人品和學問分開來判斷,如果能分開,也許就好的多;可是,在中國很難完全做到這一點。傅斯年1945年光復後回到北京,他就把凡是在偽北大任職的統統開除,當然一方面民族大義是在那兒,沒得說,但是另外一方面也有點決絕,似乎不分青紅皂白,他到台大當校長,也有這種做法。我的一個學生最近在研究淪陷時期北平的史學界,那裡面情況複雜多了,在那個北平淪陷的形勢下,就連最有骨氣的洪業也說,日本人佔領了北平,你不做事你沒飯吃,但是,做事並不一定是為侵略者做事,你做研究你還得吃飯,那怎麼辦呢?所以,我們過去對一些有成就的學者的“無意遺忘”,很多是受到政治立場的判斷,或者說道德立場的判斷,從這一點上看就是“有意遺忘”。如果從學術史角度看,本來有些學者是很有成就,很有影響或者說很重要的,但是又有時候被忽略了。

有人覺得,現在有一個“去政治化”的趨向,我倒不覺得,我反而覺得1949年以後,中國一直是一個“過度政治化”的時代。對於學術史的“遺忘”,如果是1949年以後,我們可以大體歸納出三種原因來,一種是政治原因,比如說胡適,在解放後,胡適不僅要把他遺忘,而且要批臭;第二種是王朝原因,有些是遺老,好像就學術就落後了,其實有的遺老在學術上很先進的,像王國維就是這樣的;還有一個就是思想原因,導致有些人被邊緣化,你比如說柳詒徵、繆鳳林他們,其實他們東南大學一系在民國學術裡都很有影響,跟北大、清華、燕大和史語所等主流學術可以相提並論。到了1980年代重新回過頭來討論學術史的時候,為什麼有人一直在講要重回民國學術,接續香火,其實就是說有很多有價值的學術被有意無意地遺忘了。

當然,這裡要有一個小小的說明,就是有時候發掘過去學術史上的邊緣人物,有時候會越發掘越邊緣,走偏了也有可能。其實,我個人看法是,從學術史的角度來講,從傳統學術向現代學術轉型,晚清民國學術史裡最有影響力的,或者說,改變中國學術生態格局和問題意識最大的,還是梁啟超、胡適這一脈絡,這是有人所謂的“主流學者”。對於這樣的學者,當然也有異議,但說老實話,整個晚清民國學術這種巨大變化,從波瀾壯闊的大改變來看,還是梁啟超、胡適這一脈下來還是主流。

▍東方歷史評論:提到胡適,許多人認為在學術史上高估了他,但是您的看法似乎與此相反,認為胡適他們還是被低估了?

葛兆光:我覺得學術的高低,並不一定以具體的個案研究對錯為標準,從個別的學術成果和作為典範的學術研究結果而言,當然王國維、陳寅恪這些學者很了不起。但是,你從掀翻一個時代,改變一代學術來講,那胡適的影響力還是相當大的。其實,對於胡適的很多研究成果,我們都應當重新認識其意義。我做過禪宗史,我對胡適禪宗史研究的評價是,可能每一個具體問題上他都可能有錯,但是他給你一個“典範”,什麼是“典範”?就是他開了一條路,你就得沿著那個路子走,中國哲學史研究也是,白話文學史也是,小說考證也是,你看現在研究《紅樓夢》,好多後來者,不是都在胡適的延長線上嗎?

▍東方歷史評論:他是開了很多新的研究風氣。

葛兆光:過去說,“但開風氣不為師”,可是開了風氣,就自然成為引路的導師。所以我覺得,我們判斷學術史意義應該有另外一套標準。第一,是誰或者是誰的研究,給學術史轉型做了最大的推動,使得傳統學術轉型到現代學術;第二,是誰影響了最大批的學者,投入到這一個轉型的學術潮流裡面,第三,才是說誰提供了具體的研究典範讓人家去追蹤和模仿。所以,我覺得一九九〇年代開始出現“學術史熱”,但是,說老實話還是借著學術史談思想、談政治,還不完全是談學術,因為學術史的評價,應當另有一套標準。比如說,王國維你就不能總討論他跳昆明湖這事兒,你得去討論他的甲骨文和早期中國史研究有什麼意義,他的蒙元遼金史研究有什麼意義,這才是真正的值得討論的,而不是說討論他作為遺老怎麼樣,如果用那些內容來討論,那只是在討論他個人生命史的意義,而不是在學術史上討論他的意義。

(本文完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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