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壇筆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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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歷代變法為何只有商鞅和鄧小平成功了(下) ☆來源:中國財經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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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2/20  

4、鄧小平:“發展是硬道理”

在1978年開始的農業改革中,我們解散了人民公社,實行家庭聯產責任承包制,從根本上改變了農民的激勵機制,其作用和商鞅的“廢井田,開阡陌”是相似的,效果也是調動了農民的生產積極性。城鎮經濟改革和鼓勵民營企業的著眼點同樣在激勵機制,由利潤驅動企業家,由績效工資激勵工人,同時對外、對內開放,允許資源較為自由地流動。通常我們對“開放”的理解是對外開放,其實對內開放的重要性絲毫不亞於對外開放。取消國家計劃委員會,取消指令性計劃後,資源擺脫了行政部門的束縛,在市場價格信號的指導下,朝著最有效率的地方配置,從低效的農業流入高效的城鎮工商業,從低效的國有部門流入高效的民營企業。激勵機制和資源配置方式的改變帶來了總體經濟效率的提高,表現為GDP的高速增長(參考“兩個中國模式”一文)。

提高效率,做大蛋糕,社會的各個階層都從改革獲益,經商的發了財,農民進城找到工作,工人漲了工資,民眾改善了生活,共產黨鞏固了執政地位,改革是一場多贏的博弈。市場經濟發展到今天,不管我們在政治上和利益分配上有怎樣不同的觀點,如果說再退回到中央計畫,恐怕沒有人贊成,就像商鞅死後,如果說再回到舊的封建制,秦國也沒有人贊成,效率的提高使每一個人都感受到新制度的優越性。小平同志說:“發展是硬道理”,發展經濟才能人人受益,大家受益才能堅持市場化的方向,才不會開倒車,道理硬就硬在這裡。

鄧小平的改革也是思想觀念先行一步,從真理檢驗標準的討論開始,形成關於改革的社會共識。改革要觸動政府部門的利益,有阻力怎麼辦?成立獨立的國家體制改革委員會,擺脫部門利益的掣肘,直接向中央彙報;另一方面,依靠民間的創造突破計畫體制。

在改革的具體方法上,雖然也有自上而下的頂層設計,更多的是自下而上的制度創新,來自於基層實踐中的制度創新。大家都知道,中國的農村改革不是鄧小平設計的,而是小崗村的農民先幹出來的,再由黨中央給予充分肯定,變成全國的政策和法律。小崗村農民包產到戶實際上違反了當時的法律,中央沒有因為他們違法而打壓,因為可以發展農村經濟啊,看了一段時間,發現效果不錯,就發了中央一號檔予以推廣。直到1989年修改憲法的時候,才承認聯產責任承包制是社會主義生產方式的一種,才給予合法地位,距離小崗村農民的自發改革已經過去了十幾年。

城鎮的民營企業也不是鄧小平的設計,民營企業源于個體工商戶、集體和鄉鎮企業。年光久辦了個“傻子瓜子”公司,雇了幾十個人賣瓜子,縣政府說他走資本主義道路,把他抓起來,小平同志過問後才放了出來。中國的民營企業在很困難的環境中一步一步地走到了今天,幹出來的,沒有什麼頂層設計,頂層放開,下面自然有辦法。頂層要做的是尊重和發揮基層的創造力,及時調整政策和法律,實施推廣,鄧小平的偉大之處也正在這裡。

為什麼改革要強調基層創新?因為基層民眾貼近市場,他們的制度創新具有更高的可操作性和可持續性。第二,基層的創新是“激勵協調”的,他只做對自己有利的事,沒利的不做,包產到戶要是沒利的話,小崗村農民不會冒著被抓、甚至被殺的危險,私下分了生產隊的地。激勵協調的制度是自動執行的,用不著政府監督和管控。對比下面我們要講的王安石的變法,區別非常明顯。王安石精心設計了新政策,但沒有想到也不可能想到激勵的問題,特別是資訊不對稱情況下的激勵問題,結果他的政策在實踐中要麼無法執行,要麼事與願違,給民間的生產和生活增加了困擾。

我們講改革的策略不能單純強調頂層設計,應該是頂層放開,加上基層創新。由頂及時總結基層的經驗,把基層的經驗變成政策和法律在全國推廣,鄧小平的改革開放一直是這樣做的。在制度創新面前,回避意識形態的爭論,以實際的經濟效率為判斷依據,只要能夠發展社會生產力的就允許去試,不問姓資姓社,這是他改革成功非常重要的一條經驗。

5、宰相拗不過市場

下面我們來看失敗的變法,重點分析王安石,順帶也講講王莽。 

王莽改制可以看成是國家社會主義的早期嘗試,和商鞅正好相反,他把已經實行了幾百年的土地私有制改回到國有制,模仿西周,更名天下土地為王田,對應“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王田不准買賣。王莽這樣做是為了抑制西漢末年愈演愈烈的土地兼併,大官僚、大地主良田千頃,小農無立錐之地,生活貧苦。中國歷代王朝之所以都站在小農的立場上,抑制豪強,並不是因為他們喜歡小農,或者接受了儒家宣揚的仁政,而是出於財政的考慮。皇權專制國家從官僚地主、豪門大戶那裡收不上稅來,權貴們有合法的減免賦稅的特權,非法逃稅的方法也很多,從瞞報到賄賂稅務官員。這樣一來,稅賦的大部分就由小農來承擔,小農要是大面積破產的話,朝廷的日子也不會好過,保護小農就是保護皇朝的稅源。王莽深知這一點,於是宣佈土地國有化,由政府重新分配,分配的不是土地所有權,而是使用權,一戶授田百畝,緩解土地兼併所造成的農戶破產,緩解貧富懸殊所帶來的社會矛盾。王莽的土地國有化政策沒有公信力,靠官僚打擊豪強,而豪強就是官僚自己,怎麼可能真打呢?

在工商業方面,王莽推行全面的國家經營,叫做“五均六筦”。所謂“五均”就是均物價,為此成立了官營的商業機構,統購統銷,按成本收購商品,按官價出售,防止市場價格過高。“六筦”就是政府壟斷經營,管鹽、管酒、管鐵、管山澤之貨、管銅鐵,前面那個鐵指的是鐵器、鐵制工具,後面的銅鐵指銅錢和鐵錢。因為缺銅,王莽發行過鐵錢,他的貨幣改革混亂不堪,但新朝所發行的銅鐵錢品質好,今天成了收藏界的珍品。

王莽所有的這些改革最後全都失敗,最根本的原因是豪門權貴的堅決反對,甚至不惜以宮廷政變和軍事暴動來制止他。王莽壓不住陣腳,乾脆自己當皇帝,儒家史官因此罵他是野心家。實際王莽有他的苦衷,猜測他篡奪帝位的一個動機是用皇帝的權威來推行新政。當然王莽的頂層設計問題太多,志大才疏,他的新政越搞越荒唐,最後自己也在貴族的暴動中丟了性命。

根據梁啟超的觀點,王安石變法也是搞國家社會主義,我認為梁啟超的定性比較準確,也許可以叫做國家社會主義的高級階段。王安石同樣用政府替代市場,相信他的新法可以做到“民不加賦而國用足”,政府增加財政收入,還不必加重老百姓的負擔,有人受益而無人受損,符合帕累托改進的原則。保守派的首領司馬光反駁他,說國家增收必將取之於民,而與民爭利不是儒家宣導的仁政。王安石堅信可以雙贏,國庫充實了就能強兵,扭轉北宋多年的積貧積弱局面。北宋開國之後,外患不斷,對北邊的遼國屢戰屢敗,只好花錢買和平。黨項人李元昊在西北建立西夏,人口不多,經濟遠不如北宋,居然也把宋軍打得焦頭爛額。

王安石的新法集中在經濟方面,青苗法、均輸法、市易法、募役法、農田水利法、方田均稅法等等,另外一些涉及政治和軍事制度,比如保甲法和置將法。這是一個憂國憂民,以天下為己任的士大夫,連他政治上的死對頭司馬光也承認他的用心良苦。王安石死後,司馬光在上書皇帝,說王一生為國,朝廷應追贈諡號,優禮撫恤。北宋新黨和舊黨之間,爭理不爭利,主要是觀念之爭,王安石有堅定的信念,兩次擔任宰相,不遺餘力地推行新政,又兩次因新法的問題而被罷官,但仍不改初衷,人稱“拗相公”。司馬光也沒有在扳倒王安石的過程中謀什麼個人利益,兩個人都沒有在宰相的位置上搞子女經商和腐敗尋租的事。

諸項新法中,青苗法的實質是官辦農業金融。王安石有基層工作經驗,他在浙江做縣令,看到小農的破產往往在青黃不接的時候,青苗長出來還沒有成熟,舊糧已經用完,上下兩季接不上,農民只好去借高利貸,富商囤積居奇,借機盤剝,利率高達100%到200%,農戶無力還債,典當土地以至於破產。王安石設想用官辦金融取代高利貸,以解農民的燃眉之急,真是個替貧下中農著想的好官。當然,保小農的終極目的還是為了保國家財政。政府在春播時發放貸款,官定利息20%,秋天收穫季節斂取本息。用今天的標準衡量,20%是高利貸了,但和100%的市場利率相比,農民得到很大的優惠。這個用心良苦的頂層設計為什麼在實踐中碰了壁呢?

政府房貸款,本金哪裡來?王安石瞄上了國家的糧食儲備。儲備糧本來是作為社會保障和社會救濟用的,遇到天災,糧食歉收,農民離家外出尋找生計或者乞討,變成流民,威脅社會穩定,所以歷代王朝都儲備糧食用于賑濟災民。王安石盤算,糧食存在倉庫裡平時也沒用,何不拿來當本錢放貸,既幫助了農民,政府還賺取了利息收入,這不是雙贏嗎?

動用國家的糧食儲備,當然不許虧本,官員在發放青苗錢時,一定要判斷農戶的信用,也就是欠債不還的風險,但官員根本就不知道怎麼去做。於是王安石下達更為具體的指令,讓官員下去清點農戶的財產,從富到貧分成幾級,用農戶的財產作為抵押來放貸,根據財產多寡決定信貸數量。聽起來又是一個完美的頂層設計方案,但在實踐中變了味道,富農賄賂官員,虛報資產,騙取官方的低息貸款,然後按市場利率轉貸給貧戶。貧農沒有什麼財產能做抵押,從政府那裡借不到錢,真有急需,只能從富裕農戶那裡借,而富戶一轉借利率就不是20%了。反對青苗法的大臣上書皇帝,說富戶轉貸或者擔保的貸款利率實際是80%到100%,和市場上高利貸沒差多少,農民沒受益,政府的利息收入也只有20%,倒是官員和富豪從轉貸中大賺了一把。 

青苗法在執行中弊端叢生,推行不下去了,於是王安石派出41位朝廷大員分赴各省督導(各位聽著是不是耳熟?),強行攤派,搞得下面雞飛狗跳牆,朝廷上一片反對聲,鬧得皇帝不得不出面,下詔禁止強行貸款,堅持自願原則。然而自願的結果就是貸不起的仍然貸不起,能貸到的利率跟市場上的差不多,最後獲利的還是經辦官員和豪門大戶。連盛讚王安石的梁啟超在八百年後也承認,政府辦不了金融,金融只能靠民間來辦。

“市易法”用官辦的批發、零售網路替代市場,由官員到豐收地區低價購買糧食,運到歉收地區,增加那裡的供應,平抑糧價。但像青苗法一樣,市易法也面臨難以克服的資訊問題,官員並不知道哪裡豐收,哪裡歉收,他們依靠商人提供資訊,或者委託甚至雇用商人經辦,結果又是官商勾結,從中牟利。為什麼官員不能學學商人,四出調查研究,瞭解各地糧食供應和需求的情況呢?因為官員沒有足夠的激勵。商人積極尋找供需缺口,倒買倒賣,賺錢歸自己,官員這麼做得不到任何好處,誰願意吃這個苦、受這個累啊?王安石設計的所有新法都繞不過資訊和激勵這兩個問題,青苗法和市易法也都栽在這上面。

官員和宰相的激勵不一致,宰相要安邦定國,名垂青史;官員只想升官發財,封妻蔭子。皇帝、宰相變法的目的是抑制豪強,而豪強正是大小官員,他們怎麼可能擁護和推行新法呢?宋神宗發現了這個問題,說為什麼士大夫都反對變法,而不問新法對百姓有什麼好處呢?守舊派大臣文彥博反問:皇上您和士大夫共治天下還是和百姓共治天下?話說得很直白,你到底應該以誰為重。變法傷害官員的利益,依靠官僚體系推動改革,本身就是個悖論,他們不會有積極性。

依靠官僚體系變法,失敗的第二個原因是資訊不對稱。若想執行王安石的國家社會主義新法,要求負責具體事務的官員掌握足夠的資訊,青苗法需要每個農戶的生產和財務資訊,市易法需要各個地區、各種物品的生產和消費資訊,現代的行政官僚體系都做不到,別說技術落後的古代了。更糟糕的是,官僚體系還制度性地扭曲資訊,阻塞資訊的傳遞,下情不能如實上達。面對眾人攻擊青苗法,宋神宗的頭腦還比較清醒,認為這些人有自己的政治目的,不予理睬。但當退休宰相韓琦上書時,宋神宗高度重視,韓琦已經退休了,他說青苗法的壞話應該沒有政治或利益動機。神宗於是派了兩個心腹太監下去調查清楚,這兩位接受任務後就琢磨開了,深知皇帝信任王安石,正銳意變法,“拗相公”宰相對不同政見者的打擊也毫不留情,如果說青苗法不好,像彭德懷寫萬言書,會有什麼後果?兩個太監思前想後,回來寫了一個報告,聲稱青苗法深得人心,百姓大悅。宋神宗一看,堅定了推行青苗法的決心,實際上是被揣摩上意的太監誤導了。你不能說太監滑頭,他們是理性的,如實稟報恐怕沒有好果子吃,寧可犯欺君之罪,也不給皇上真實資訊。非理性的是制度,非理性制度下的理性行為看上去就顯得荒唐。這樣的事在中國歷史上一而再,再而三地發生,上一世紀“大躍進”時期,下面謊報畝產萬斤,出身農民家庭的毛澤東居然相信了。

依靠官僚體系變法,不能成功第三個原因是缺少新的社會共識。更改祖宗之法,必然觸及祖宗樹立的正統意識形態,動搖原有社會共識的基礎。除了顯示新法的實際效果,變法者很難證明其政策的正確性,很難獲得社會的廣泛認同和擁護,而由於上面所講的資訊和激勵的問題,新法又不能收到預期的效果,不能發展經濟,做大蛋糕,而只是利益的重新分配,把豪富利益的一部分轉移給小農,把高利貸和商業利潤轉移到政府手中。有人受益但也有人受損,搞不好是有人受損而無人受益,變法就不可避免地轉化為政治鬥爭,沒有民間的支持,變法成功的可能性就微乎其微了。

講到這裡,我們對比商鞅和王安石做一個小結。這兩個改革家在人品、能力和權威上沒有實質性區別,變法的性質則截然不同,商鞅變法是突破式的,而王安石變法是修補式的。王安石變法完全依靠官僚體系,商鞅依靠平民和農民,鄧小平依靠農民、城鎮居民和企業家。王安石變法是純粹的頂層設計,商鞅和鄧小平的改革則是頂層放開加上基層創新。王安石變法的實質是官僚、商人、高利貸者、農民之間的利益重新分配;而商鞅和鄧小平的改革增加了產出,提高了效率,大體做到了有人受益而無人受損,得到社會各個階層的支持,變法成功,新制度得以存續下去。

(本文完結)

來源:許小年教授公號東君天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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