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壇筆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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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內部產業資本與跨國金融資本間的較量將是未來五到十年世界的主要衝突(下) ☆來源:太和智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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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11/2  

西方內部政治色譜出現巨大變化 

在全球化的衝擊下,西方內部正在發生政治色譜的急劇變化。西方傳統的政治色譜是直線型政治色譜(見圖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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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一)

在全球化衝擊下,西方政治色譜正在由直線型演變成一個圓環型(見圖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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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二) 

過去以左、右翼政治意識形態劃界,演變成以全球化態度劃界,形成產業資本與底層以出賣勞動力為生的極左翼民眾聯手反對跨國金融資本的局面。 

值得我們高度關注的是,這一政治色譜有一個非常詭異的地方,是用傳統的馬克思主義無法解釋的,那就是極右翼和極左翼在反對全球化立場上形成統一戰線,美國右翼甚至極右翼的產業資本代表特朗普得到了美國中下層左翼出賣勞動力為生的民眾的全力支持。 

事實上,諸多我們用傳統左、右翼意識形態劃界所無法解釋的現象,用“支持還是反對全球化”來劃界,就可以看得很清楚。其中包括特朗普的一系列看似荒誕、實質目標明確的行為,比如在發動對華貿易戰的同時對加、墨、日、歐等盟國也發動貿易戰,比如頻頻“退群”,比如反移民、反企業外移等等。美國今天凡是支持特朗普的政治和社會力量,都屬於產業資本和中下層民眾,而反對特朗普的則基本上是服務於金融資本即華爾街或大銀行資本的階層,屬於支持全球化的力量。其實美國中下層民眾反對跨國金融資本早在幾年前就已經開始了。還記得“佔領華爾街”運動嗎?當年99%反對1%的情形,今天演變成99%支持特朗普並反對以華爾街為代表的跨國金融資本。 

發生在美國的事,實際上也發生在西方其他國家。義大利就選出了一個極右翼政府。在其他國家如法國、德國等國家,則由於跨國金融資本力量更為強大,暫時還沒有動搖代言人的執政地位,但政治格局本身也都在發生深刻的變化。在2019年5月的歐洲議會選舉中,我們看到,法國反對全球化的極右翼政黨“國民聯盟”獲得了23%的選票,而支持全球化的中間派政黨、執政的馬克龍領導的“前進黨”獲得22%的選票。法國政治態勢開始以支持還是反對全球化、而非傳統左右翼來劃界了。所有在全球化問題上立場相對模糊的傳統右翼共和黨和傳統左翼社會黨都未能獲得超過10%的選票。 

世界正在以“支持還是反對全球化”劃界形成兩大陣營 

今天的世界正在以“支持還是反對全球化”分裂成兩大陣營,從而影響世界格局的演進。以全球化劃界已經大致取代了冷戰時期以意識形態劃界的格局。儘管目前從國家層面來看,即使是特朗普的美國也不敢明確反對全球化,只是宣稱其他國家利用了全球化來“占美國的便宜”,提出了一個“美國優先”的口號。但實質上反對全球化的政治勢力已經非常強大,從某種意義上來說,如果全球經濟不能在近幾年內迅速復蘇(而這種可能性似乎微乎其微),歐洲整體政治格局將無疑會迅猛地向右、甚至是向極右急轉,屆時便會出現一批明確反對全球化、反對跨國金融資本的政黨上臺執政。這時便很有可能引發歐洲內部的大動盪。 

比較一致的看法是,西方資本主義世界內部矛盾及經濟大危機最終導致了第二次世界大戰的爆發。今天的世界要比二戰前複雜得多,因為存在著上述的四大力量板塊和以下三大主要衝突危險:西方內部兩大板塊力量發生衝突的危險、西方世界包括基督教和猶太教世界與伊斯蘭世界發生衝突的危險以及西方與中國之間發生衝突的危險。值得特別關注的是,未來五至十年這三大衝突究竟哪一個會成為最主要的衝突? 

中國與以美國為首的西方之間的衝突會成為主要矛盾嗎 

以美國為首的西方與中國之間的衝突顯然是屬於意識形態和國家利益混合而成的衝突。五百多年來,西方歐美國家因殖民主義和率先工業化而在軍事和工業上領先於世界其他地區,先後統治著我們的世界。從“日不落帝國”到今天“美國治下的世界”,無一不是以西方為主導力量。但中國的崛起使百年未有之大局開始出現新的變數。中國歷史上的“君臨天下”僅僅是“接納”“臣服于中華文明”的“異邦”前來朝拜,中華文明沒有任何向外侵略擴張的基因。今天中國復興過程中快速崛起,之所以引發了西方國家,特別是美國的擔憂,主要源於西方“以己度人”的思維邏輯,自身殖民的歷史讓他們武斷地認為,中國一旦強大,定會走對外擴張的西方老路。 

中西方衝突還有更為複雜的內外因素。中國與西方之間的關係不僅僅取決於雙方對不同利益的協調和處理,更令人焦慮的是西方內部兩大力量板塊對中國的態度也不盡相同。從某種程度上來說,中國要想處理好與以美國為首的西方的關係,維護世界長久和平,必須瞭解、理解並學會利用西方內部的這兩大力量板塊之間的矛盾和衝突。 

目前,以特朗普為代表的美國民族產業資本這一大力量板塊正在與中國進行著一場空前激烈的貿易戰。美國在這場衝突的目標非常明確,即中國必須在中美貿易中向美國讓利,必須承認美國的領先和優先地位,中國甘做美國的“附庸”。這顯然是中國不可能接受的。中國作為一個擁有悠久文明歷史和曾經長期輝煌的大國,重返世界第一的位置幾乎是一個歷史的必然。但當下的中國並不追求挑戰美國的霸權,也沒有挑戰美國世界第一位置的政治願望,中國奉行的是與西方完全不同的邏輯和價值取向,追求的是一個沒有霸權的世界,主張共同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中國希望美國接受自己快速崛起的現實,在平等和相互尊重的基礎上,協調合作,共同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特朗普和他的幕僚們其實心中已經非常清楚,要在經濟上打敗中國已經失去了歷史機遇,美國產業資本力量板塊只能接受中國這個由大變強的歷史性夥伴。唯獨戰爭可以改變,但在熱核時代戰爭的恐怖平衡,早已註定這種改變永遠不會發生。因此,應該堅信,對於美國產業資本力量板塊而言,中美之間今天的衝突,只是一種利益爭奪過程中的衝突,衝突到達一定程度時,雙方將會找到一個妥協的方式。 

但是,西方內部的另外一大力量板塊即跨國金融資本力量板塊,則在對中國問題上執有另外一套戰略。從某種意義上而言,西方跨國金融資本力量板塊對中國的威脅顯然更大、更危險。 

跨國金融資本力量板塊需要在全球建立一個金融霸權,要通過對各國貨幣發行的控制,來實現這一遠大目標。而要想控制各國、特別是像中國這樣的大國的貨幣發行,只能有一個途徑,那就是先控制這個國家的政權,將其改造成票選體制,通過媒體和選舉來控制政權本身的產生,進而通過其控制的政權來控制該國的貨幣發行權。跨國金融資本在法國就是於1973年1月3日在國民議會通過《銀行法》而將法郎的發行權控制到跨國金融資本手中的[5]。所以,跨國金融資本力量板塊與中國之間的矛盾,是一種長期存在的、旨在改變中國政體的一種衝突,這種衝突才是一種根本的、你死我活的衝突。正是在這種基礎上,跨國金融資本力量板塊的特殊代表性人物喬治·索羅斯(George Soros)才會在2019年9月9日在《華爾街日報》上發表文章,稱“創立開放社會基金會的我對打敗今天中國的興趣,超過了對美國國家利益的關注。”開放社會基金會的根本宗旨,就是在世界各國建立所謂的“民主體制”,而建立民主體制的根本和最終目的,對於索羅斯這樣的金融大鱷而言是非常清楚的,就是控制一國的貨幣發行權。因為控制了一國的貨幣發行權之後,就等於成功地跨在該國的身上,坐收該國民眾努力勞動所產生的財富。 

西方兩大力量板塊的衝突正日趨激烈 

種種跡象表明,西方發達資本主義內部兩大統治集團,產業資本力量板塊和跨國金融資本力量板塊的激烈爭奪正在進入一個新的階段。 

西方資本主義發展至上個世紀20年代,跨國的金融資本財團即開始佔據上風,形成某種統治整個西方金融經濟市場的態勢。金融資本財團通過其強大的融資手段,建立了對產業資本集團的控制模式,即通過對金融市場上的股權交易,實現了對產業資本的層層控制。當時即引發了產業資產階級和金融資產階級的激烈對立和鬥爭。在美國最為典型的就是亨利·福特現象。作為汽車工業大亨,福特一向反對華爾街的銀行家們通過貸款來控制企業。而事實上金融資本主要是通過對企業的投資、融資來快速獲取利潤,這卻不利於企業的長期穩定發展。福特與華爾街的激烈衝突由此產生。 

到了70年代,金融資本日益佔據上風。美國尼克森政府宣佈美元與黃金脫鉤,導致佈雷頓森林體系的瓦解,其直接後果就是世界金融市場日益走向混亂。到80年代雷根和柴契爾夫人時代,對金融投機的監管進一步被削弱,為金融衍生產品的出現打開了大門。虛擬經濟開始大規模擴張。這時便出現了法國經濟學家湯瑪斯·皮凱蒂(Thomas Piketty)提出的世界貧富分化日趨嚴重的現象,其實質就是金融資本對實業資本的全面勝利。在上個世紀70年代,西方國家10%收入最高的人群佔據著大約三分之一的社會總財富;到了2000年,在西歐和美國這一比例已經達到60%;而2014年則進一步急升至70%至75%。也就是說,10%的高收入人群佔據了75%的社會財富。這是一個驚人的現象。而這10%的人群構成,據信以金融業為主。 

西方發達國家的企業在全球化的衝擊下,資本確實在日益戰勝勞動。一個企業最為重要的就是其股價,而非勞動帶來的生產和創新、以及商品售出帶來的利潤。這是一個非常矛盾的現象。企業要發展,就要投資于創新,生產出具有競爭力的產品,但這卻會提高產品的成本,從而使企業的股權分紅下降,而股權分紅下降將會導致股價的下跌。而要股價上升,就必須降低生產成本。產業資本唯一的辦法,就是將生產基地向勞動力更為便宜的國家和地區轉移。於是全球化就必然導致了生產的大轉移。 

“délocalisation(企業遷移)”在法國和其他西方發達國家都已經成為一個魔鬼般的詞,也是發達國家底層以出賣勞動力為謀生手段的民眾竭力反對全球化的主要原因。這也就是西方發達國家今天移民現象氾濫且始終無法解決的根本原因。因為金融資本需要這些廉價勞動力,從而導致出現大量雇用移民和大規模的外來廉價勞動力取代本國勞動力現象。今天特朗普要“重新工業化美國”,要將“工作重新遷移回美國”,要控制和驅趕非法移民等都是源於此。事實上如果不能解決資本與勞動之間的正常關係,這種企業的“回遷”幾乎不可能。 

產業資本主義的空洞化造成了一系列嚴重的社會問題,首當其衝的就是失業率。企業都外遷了,怎麼可能不造成嚴重的失業呢?而失業現象帶來的移民潮現象、購買力下降現象、公共和私人債務危機現象等都是聯繫在一起的。而這一切都與金融資本權力的無限擴張有著直接的關係。因此,產業資產階級與金融資產階級之間重新爆發出一場激烈的鬥爭。顯然,資本與勞動的對決,與金融與產業的對決是相關聯的。因為資本如果戰勝勞動的話,獲益的當然是銀行家,而受損的必然是產業資產階級和出賣勞動力的工人。從這個意義上來說,勞工階層與產業資產階級階層在金融全球化進程中的利益是相吻合的。因此,美國出現“特朗普現象”,也就是可以解釋為是產業資產階級與勞動階級聯手對金融資產階級的一種激烈反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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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片來源:pixabay) 

今天,從美國到歐洲都出現了極右翼勢力急劇上升的現象。這是非常合乎邏輯的:左翼不能同時代表勞工和產業資產階級的利益,而極右翼則是可以的。因為在出現全球化現象時,資本才是真正無國界的,而發達國家的勞動階級與“奪去他們工作的”發展中國家的勞動階級則是相互對立的。全世界無產階級聯合起來則很有可能是一個烏托邦。 

如果進一步觀察的話,我們還可以發現,金融資本與產業資本在另外一個領域也在發生激烈的衝突,那就是在對國家的作用問題上。金融資本是無國界的,國家權力越是被削弱,金融的獲利就越是能夠得到保障。有一部分跨國集團公司的產業也同樣如此。但事實上還存在著另外一部分產業,需要國家來作為其支撐。在全球化背景下,這部分產業越是得到國家的支撐,就越能盈利。軍工產業就是一個明顯例子。因此特朗普得到美國軍工產業的全力支持並非偶然。 

這樣一種現象必然會導致的一個結果,即無論是代表著金融財團利益、還是代表著產業資本財團利益的總統當選,都必然地會進一步引發一場“新冷戰”甚至小規模“熱戰”,以強行推行金融財團或產業資本財團利益在全球的擴張。兩者的區別僅僅在於,前者是“意識形態”冷戰,而後者則是地緣政治利益冷戰。這也是一個符合邏輯的推論,甚至是某種意義上的歷史重演。1929年從美國開始爆發的世界經濟大危機,十年後第二次世界大戰爆發。2008年再度從美國爆發金融和經濟危機,到2016年西方發達國家集體從意識形態爭奪轉向地緣政治利益爭奪,歷史不是驚人的相似嗎? 

只是,這一次提出挑戰的卻並非中、俄等新興大國,而是守成大國美國和大國集團歐盟。這確實是令人驚異的,但卻是事實。處於一種焦慮狀態的,並非正在崛起中的中國,也不是正在復興中的俄羅斯,而是美國和歐盟。事實上,是以美國為代表的產業資本力量板塊,與因為美國出現了特朗普而將大本營轉移到歐盟的並隱身幕後的跨國金融資本力量板塊之間,正在產生越來越激烈的衝突。這才很有可能成為今後五至十年內的最重要的國際衝突。 

目前,這一衝突的形式主要存在於經貿領域,暫時還看不出向其他領域延伸的跡象。但我們不能低估其衝突的激烈程度,亦不能忽略其可能的演變方向。畢竟,世界曾經發生過兩次大戰,兩次大戰均非首先爆發於共產主義和資本主義不同的意識形態陣營,而是爆發在西方內部,且均與產業資本和金融資本之間的矛盾密切相關。 

所以,當今世界正在以支援還是反對全球化為標誌,形成西方產業資本、跨國金融資本、伊斯蘭世界和崛起中的中國四大力量板塊,這四大力量板塊正在形成三大衝突:西方內部產業資本與跨國金融資本之間的衝突、伊斯蘭世界與非伊斯蘭世界之間的衝突、以及西方與中國之間的衝突。可以確信,從目前的形勢來演進看,西方內部產業資本與跨國金融資本之間的較量,將會是未來五至十年的全球最主要的衝突。

(本文完結)

 

注釋:

[1]可參見特朗普在會見普京之前接受美國哥倫比亞廣播公司採訪時說的一段話,刊於美國CBS新聞網站。 https://www.cbsnews.com/news/donald-trump-interview-cbs-news-european-union-is-a-foe-ahead-of-putin-meeting-in-helsinki-jeff-glor/:
特朗普說:“我想我們有很多敵人,我認為歐盟是一個敵人,看他們在貿易上對我們所做的事。現在你不會想到歐盟,但他們是一個敵人。”(特朗普在說這段話時,用的是英文單詞“foe”,而不是“enemy”,兩者在這個層面上的含義應該是相同的。如果特朗普用的是“對手”(adversary)那就完全是另外的含義了。用“foe”這個詞,說明在特朗普心目中,歐盟還真是一個敵人。)特朗普接著說:“俄羅斯在某些方面是敵人。中國在經濟領域是敵人,他們當然是敵人。但這並不意味著他們就是壞的。這並不意味什麼。這僅僅意味著他們具有競爭力而已。”在這裡,特朗普也同樣用“foe”這個詞來形容中國和俄羅斯。但在“中國”前面冠上了“在經濟領域”、在俄羅斯前面冠上了“在某些方面”等限定詞,由此我們可以看出,在特朗普心目中,誰才是他的真正敵人。

[2]由於法國於1872年就通過法律禁止國家權威機構採集個人的種族和宗教信仰資訊,更嚴禁以此為區分來進行人口統計,因此世界無法確切地得知法國人口種族和宗教信仰的比例究竟是多少。本文所有這方面的資料都來自各種非官方統計,以及法國以外的國家進行的非權威統計,因此可能存在著誤差。

[3]轉引自《歐洲時報》2017年12月1日文章,參見:http://www.oushinet.com/wap/europe/other/20171201/279060.html

[4]馬克龍總統的原文是:Nous sommes sans doute en train de vivre la fin de l'hégémonie occidentale sur le monde. 參見:https://by.ambafrance.org/Discours-du-President-de-la-Republique-a-la-conference-des-des-ambassadeurs-et

[5]具體可參見拙著《自由的幻覺》附錄七。東方出版社出版。

 

鄭若麟|太和智庫高級研究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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