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壇筆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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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明衝突”不可能成為形塑世界格局的主導因素(上) ☆來源:太和智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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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10/23 

導語:10月19日至21日,第五屆全國伊斯蘭教學術研討會在北京外國語大學召開。會議由中國社會科學院世界宗教研究所、中國宗教學會、中國宗教學會伊斯蘭教專業委員會和北京外國語大學阿拉伯學院共同舉辦。本屆研討會聚焦“中華文明、伊斯蘭文明與亞洲文明對話”主題,圍繞亞洲文明對話的理論與實踐、中華文明與伊斯蘭文明的交流互鑒、伊斯蘭教中國化、當代文明對話與反對文明衝突等議題展開深入討論,旨在發揚中華文明與伊斯蘭文明“儒伊會通”優良傳統,發掘交流互鑒途徑,凝聚共識,構建亞洲文明的未來,共同譜寫亞洲文明發展的新史詩。 

太和智庫高級研究員陳良諮出席研討會並發表演講。現將陳良諮先生的演講全文整理發佈,以饗讀者。


    編輯筆記    

從歷史上看,不同的文明相遇,衝突不可避免,但相互之間交流、吸收、融合是主基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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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薩市河壩林清真寺(圖片來源:中國宗教學術網) 

2019年4月29日,美國國務院政策規劃事務主任基倫·斯金納將美中關係公開界定為“文明較量”,並聲稱“中國是美國全球意識形態競爭者,這是我們首次與擁有強大國力的非白色人種對手進行的戰鬥”。美正在制定基於“文明衝突”的對華關係框架,世界輿論為之譁然。從學術研究的角度來看,“文明衝突”是否存在?形塑世界未來格局的主導因素是什麼?世界文明將會展現怎樣的圖景?中華文明是否會與伊斯蘭文明聯手對抗西方文明?這是我們應思考的重要問題。 

一、“文明衝突”是否存在 

文明是人類智慧的結晶。在人類的歷史上,不同的國家、民族都在特定的時空條件下創造了輝煌燦爛的文明。當不同的文明相遇時,受文明的歷史淵源以及現實中的政治、經濟、社會、科技等因素的影響,會呈現出不同的交流模式,並對現實社會的各個方面產生重大而深刻的影響,同時,又會反過來對文明本身產生深刻而長遠的影響。 

當美國學者亨廷頓提出“以意識形態衝突主導的冷戰結束之後,文明衝突將是未來衝突的主導模式”時,遭到了許多學者和政界人士的強烈反對。有一種觀點認為,在現實世界文明衝突是不存在的,這種觀點在某種程度上為社會和學術界主流群體所認可。著名的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阿馬蒂亞·森曾將“文明衝突論”斥為新種族主義。2019年5月15日,希臘總統帕夫洛普洛斯在亞洲文明對話大會上發表演講,認為“當前,國際上有些人鼓噪所謂‘文明衝突論’,這是十分錯誤的。事實上,真正的文明之間不應也不會發生衝突對抗。”這個觀點也為我國的許多學者所認同,如有的學者明確指出,文明和文明是不會衝突的,文明與野蠻才會衝突,文明與文明之間相合的可能性遠大於相爭的可能性。中國人歷來愛好和平。過去,中華文明沒有和任何文明產生“文明衝突”,現在、未來也不會與其他文明產生“文明衝突”。[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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撒母耳·亨廷頓在2004年世界經濟論壇(圖片來源:環球網) 

但情感不能代替理性。良好的願望所能夠遮罩的,只能是眼界而不是事實。當不同的文明在特定的歷史空間相遇時,交往方式必然多種多樣,但“大致而言,和平與暴力是兩種基本交往形式。”[2]假若以直線來表示,直線的兩端分別為“暴力”與“和平”,中間的數值為0,兩種文明相遇前的狀態處於0點。當它們相遇時,必然會偏向一邊:無論是暴力的一邊還是和平的一邊。從目前所認可的文明之間的交往模式來看,大部分文明相遇之後,“暴力”與“和平”是同時存在的,純粹的“和平模式”或純粹的“暴力模式”是不存在的。用坐標軸來表示:“和平”與“暴力”分別為座標的橫軸和縱軸,其刻度代表了“和平”或“暴力”的強度,文明交往模式處於橫軸與縱軸之間的區域。在文明交往的不同時段,因“和平”與“暴力”強度的不同,形成不同的交往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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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正因為在交往過程中暴力因素或多或少地存在,文明衝突不可避免,或者說“和平”與“暴力”伴隨存在,是不同文明相遇過程中所呈現的一種階段性的常規性形式。 

文明衝突的存在,與文明本身的特質有關。文明——無論是以地域因素為主還是以宗教因素為主劃分的文明類型,都屬於人為的想像世界。當人們在介紹或者推介自己所在群體創造的文明時,必然會以“我”為中心。對此,亨廷頓有十分客觀、經典的描述:“每一種文明都將自己視為世界的中心,在書寫自家的歷史時,都仿佛在編寫人類歷史的核心劇本。”(Every civilization sees itself as the center of the world and writes its history as the central drama of human history.)中國也有持類似觀點的學者,如有位學者這樣展望未來文明的圖景:引領未來天下大同的文明一定是融合創新的文明。人類文明史已證明,能擔此大任的非宣導“天人合一”“以人為本”“貴和尚中”“剛健有為”的中華文明莫屬。[3]應該說,秉持此種理念的人,在中國文明研究領域所占比例不小。研究中華文明,要有自豪感,中華民族要為世界文明貢獻中華智慧,但如果認為中華文明明顯優於其他文明,是一個可以統領世界的文明,這樣做只會在不同人群的意識形態中埋下文明衝突的種子。對此,習近平總書記有深刻的闡述:“人類只有膚色語言之別,文明只有姹紫嫣紅之別,但絕無高低優劣之分。認為自己的人種和文明高人一等,執意改造甚至取代其他文明,在認識上是愚蠢的,在做法上是災難性的!” 

文明衝突的存在,與不同文明之間的差異有關。由於不同文明之間形成的背景不同,包括地理因素等自然背景,人文因素如宗教背景、歷史背景等,文明之間必然存在差異。而現代社會的人群習慣以文明為主導因素進行自我身份認同,即猶太者習慣用猶太教的方式界定自己和非猶太世界,基督徒習慣用基督教的方式界定自己和非基督世界,穆斯林習慣用伊斯蘭教的方式界定自己和非穆斯林世界,其結果是進一步強化了不同文明之間的差異性,相互之間業已存在的鴻溝則進一步加深。差異性本身蘊含著衝突的可能,隔閡、競爭、對抗等不可避免。 

二、形塑未來世界格局的主導因素是什麼 

亨廷頓構建自己的理論體系時,出發點非常明確:尋找美國未來的敵人。冷戰結束的方式超出了西方所有人的預料,以美國為首的西方盟國曾面臨的強大敵人在瞬間消失,結盟的理由也隨之消失,他們迫切需要尋找一個新的敵人,來凝聚盟友的共識。從美國歷史上看,有一個現實的或想像的強大敵人存在,是確保美國保持強大的一個良方。這與中國古人柳宗元所闡述的《敵戒》有異曲同工之妙:“秦有六國,兢兢以強;六國既除,訑訑乃亡。”亨廷頓大膽預言,在21世紀儒家文明會同伊斯蘭文明結合起來,同基督教文明相對抗。也正因為如此,當今天的美國政府將中國列為主要競爭對手時,美國的許多政客依據亨廷頓的理論,一定會推導出一個明確的答案:形塑未來世界格局的主導因素是文明衝突。 

然而,當我們認真考察歷史上大變局時代形塑世界格局的因素時,會發現文明衝突儘管在特定的歷史時期是非常重要的一個因素,卻不是主導性因素。 

持續近200年的“十字軍東征”,將基督教與伊斯蘭教的衝突推演到歷史的極致,這是形塑歐洲和中東地區格局的重大事件。從某種意義上說,這是典型的文明衝突。然而,當學者們拋開情感因素,分析“十字軍東征”的原因時,發現對政治權力和經濟利益的追逐,是導致“十字軍東征”的主因,而宗教因素僅僅是為了實現政治利益和經濟利益便利的動員工具。如不少學者認為,1095年第一次東征的早期,十字軍沿著萊茵河一路殺害掠奪猶太人,就是基於這樣的動機。當然,他們也有自圓其說的理由:猶太人的錢可以用來資助十字軍收復耶路撒冷。用現代人的話語來解釋,可以理解為:只要政治正確,採取什麼樣的手段都正確,也都不為過。這是當今國際社會上一直存在著並為少數利益集團利用的一個荒誕的邏輯。 

歐洲的文藝復興和科技引領的工業革命,是主導近代以來歐洲和世界格局變遷的關鍵性因素。從衝突的角度來看,慘絕人寰的兩次世界大戰,儘管其中也摻雜著文化衝突的因素,如第二次世界大戰對猶太人的迫害,但主基調卻是西方文明所造就的國家之間的大屠殺。兩次世界大戰主導性的誘因是在掠奪世界資源過程中的分配不公,是一種“狗咬狗”式的衝突。冷戰是資本主義意識形態與社會主義意識形態之間的戰鬥,與東西方不同文明之間的衝突無關。這兩種意識形態都是由西方主流文化所孵化出來的,在政治因素的作用下形成了嚴重的對立和衝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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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片來源:人民論壇網) 

從上面的分析中我們可以清晰地看到,歷史上文明內部的衝突遠比文明之間的衝突慘烈,對世界格局形塑的作用也更大。文明之間的衝突在形塑世界格局中的有限作用,在很大程度上只是輔助性因素,多數時候是一個標籤,是一種身份認同的便利工具。一些政治勢力(國王、宗教首領、政黨、政治集團等)借此動員和整合社會力量,達到自己的政治目的。不能否認,有的文明之間的衝突,曾十分慘烈,在形塑世界格局中也發揮了重要作用。但文明之間衝突的強度和烈度,是由政治利益與經濟利益因素所決定的。特別是占主導地位的文明主體即國家、社會等,是趨向於零和博弈還是非零和博弈,是否進行溝通、交流與交融,決定了衝突的強度和烈度。 

為此,我們可以得出這樣的結論:文明衝突是世界發展進程中難以避免的,否認文明衝突及其作用,無異於掩耳盜鈴。同時,我們又不能無限放大其在形塑世界政治格局中的作用。將其作為一個主導性的理論框架來解釋當今處於百年未有之大變局的時代,無異於緣木求魚。文明衝突過去、現在和將來,都不可能成為形塑世界格局的主導性因素。 

仔細閱讀亨廷頓的《文明的衝突與世界秩序的重建》,會發現亨廷頓也並不相信自己所建立的理論框架。他指出:“所有其他大國,英國、法國、德國、日本、美國和蘇聯,在經歷高速工業化和經濟增長的同時或在緊隨其後的年代裡,都進行了對外擴張、自我伸張和實行帝國主義。沒有理由認為,中國在經濟和軍事實力增強後不會採取同樣的做法。”也就是說,在亨廷頓的眼中,形塑世界的主導性因素,仍是經濟、軍事和政治實力,而所謂的文明衝突,只是他為美國的統治階層整合西方各國特別是歐洲各國、煽動西方社會各階層的力量一起來遏制甚至打擊中國及西方的宿敵伊斯蘭世界的一個便利工具。

(待續)  

 

陳良諮|太和智庫高級研究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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