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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3/4
作者自2003年起撰寫西方思想界的年度綜述評論。目前由《上海書評》首發。本文的網路版分為上、中、下三篇發表，並略去部分內容和全部文獻注釋。完整的印刷版將在《學海》雜誌發表。感謝授權轉載。
序言
近身的世界
告別2019年，一個年代（decade）落下帷幕。新世紀邁進第三個十年，世界的面容仍晦暗不清。混沌與動盪經年已久，大變局中的人們或許不再驚慌，但卻難以辨識，更無從把握自身的“時代精神”（Zeitgeist）。可誰還會在乎老黑格爾的陳舊概念？既然歷史目的論早已被時尚思想拋棄，時間之矢也就無所謂確定的方向。
柏林牆倒塌三十周年，德國在11月舉辦系列紀念活動。福山在柏林牆遺址前接受《德國之聲》採訪，他對“歷史終結論”毫無悔意，並堅信“推倒柏林牆的精神長存”。雲集的歐洲政要們在談論“冷戰終結”的意義，而與此同時“新冷戰”的言說已經甚囂塵上。已經終結的歷史鬥爭似乎正重新開啟。
福山（左）在柏林牆紀念館
可是“End”一詞不只是“終結”還有“目標”的涵義。福山自己說過，他也是在雙重意義上將這個詞寫入他的書名，因此“歷史終結論”也就是“歷史目的論”。黑格爾和馬克思相信，時間是一個向量，世界歷史有其方向，終將達成人類共同的目標。福山只是這個思想傳統晚近的繼承者，他認為在歷史觀的意義上自己是“馬克思主義者”，並聲稱這是中國人不太容易誤解他的原因（可是他偷換了馬克思確定的最終目標！這解釋了為什麼中國人不會喜歡他）。現實進程中的歷史“故事”遠未終結。但福山的問題是，我們何以能就此斷定世界歷史（人類的故事）不會有共同的目標？
因為共同的目標依賴於彙聚或趨同的經驗證據，福山曾坦言他受到上世紀中葉“趨同理論”（convergence theory）的影響。但當下的現實世界遍佈著彙聚的反例：英國脫歐、美國退守、WTO上訴機制失靈，NATO成員爭議四起，經濟和政治的民族主義勃興、分離主義、反移民和排外浪潮的洶湧、貿易爭端的加劇，以及全球化的衰落（似乎只有中國仍然積極推進全球化，並暢想人類的共同命運）。的確，在過去的一個年代，我們見證了歷史方向的逆轉，分裂與離散開始主導時代潮流。人們講述著各自不同的“小故事”（歷史），而“大寫的歷史”及其目標似乎已消失隱匿。
政治理論家沃爾夫（Alan Wolfe）在《新共和》發表書評，為福山的新書《身份認同》（Identity）而惋惜，斷定這是曇花一現的著作。他讚歎三十年前的那部名著，稱之為“大觀念”之作，雖然論點錯誤，卻石破驚天、足具份量。正如馬克思哪怕錯了，也不會是“次要的後李嘉圖主義者”。沃爾夫哀歎當下缺乏大觀念著作，期盼那種能在紛亂謎團中為人辨析引導性線索的作品。
但大觀念之作再次出現了。著名經濟學家米蘭諾維奇（Branko Milanovic）在9月出版新著《唯有資本主義》（Capitalism, Alone），闡述當今世界已彙聚在同一經濟體系中，它的語彙成為世界各地的通用語言。米蘭諾維奇的論題像是打了對折的終結論，砍去了福山版本中的自由民主制，留下資本主義經濟作為世界體系的框架。他論證指出，目前最主要的衝突與競爭彙聚在這個體系內部，只是發生在其東西兩種變體之間，“自由優績制的資本主義”（liberal meritocratic capitalism）以及“政治的資本主義”（political capitalism）。兩種形態都有各自特點的缺陷，但處在同一體系之內，它們共同的演化將塑造未來幾十年的世界歷史。這個體系創造了巨大的生產力和利潤，但在社會平等和道德狀況方面相當令人堪憂，這正在侵蝕健康的自由主義價值觀及其政治理想。或許，目前的現狀只是通向更好世界的道路中一段崎嶇坎坷的階段，正如十九世紀粗鄙資本主義的改良過程。但這種進步可能沒有歷史必然性。
《唯有資本主義：統治世界的體系的未來》
姑且不論他使用的範疇是否恰當，米蘭諾維奇在分裂與離散的潮流中提出了一種彙聚的論述，這與人們的現實感大相徑庭。我們熟知的常識是“衝突導致分裂和離散”，“共通才會彙聚和融合”。這位經濟學大師似乎缺乏常識。
然而，人類的大歷史恰恰（主要）是一部“衝突而彙聚”的歷史，更確切地說，是一個“經由衝突，達至共通，終於彙聚”的故事。這是林肯南北戰爭和戰後重建的故事，也是歐洲經由二戰、戰後和平進程，最終走向歐盟創立的故事。
當下的衝突與離散趨勢，恰恰因彙聚本身而起。全球化過於迅即，也過於緊密地將原本相距遙遠的生活方式聯繫起來，納入同一個複合相互依賴的體系，可稱之為“近身的世界”。但這個世界並不是一個“地球村”（麥克盧漢只說對了一半），而更像是“地球城”，彙聚的人們來自不同的“村莊”，帶著千差萬別的方言、習俗與信仰。差異讓生活變得豐富多彩（這是許多人偏愛城市的原因），但也埋伏著衝突的隱患。
疏遠的人們可以漠視差異，在遙遙相望中和平共存。但在近身的世界中，彼此迂回和緩衝的灰色地帶大大收縮，差異更可能引起分歧，矛盾難以調和，衝突容易加劇（從前完全無法想像，某個運動員的一條推文就足以激發抗議和反彈，掀起一場話語對抗的風暴）。於是，“脫鉤”成為一個似乎現成的選項。
但我們很難離開這個近身的世界，或者付出的代價不可承受。正如厭惡城市的人們在踏上返鄉之路後，很快會發現記憶中的鄉村已面目全非，越來越深入地被織入了城市之網。無論在積極或消極的意義上，相互依賴的進程仍然在不斷加深。在米蘭諾維奇看來，這是唯一僅存的世界。
在這個意義上，離散並不是彙聚的反題，只是彙聚不良的應急症候。因此，“受不了你，卻離不開你”（Can’t live with you but can’t live without you）這句流俗的臺詞正是我們“時代精神”的側影，我們完全可能只是處在“衝突而彙聚”的曲折進程中。是的，歷史是有方向的，但並不直線前行，黑格爾和馬克思都這樣說。
但米爾斯海默（John Mearsheimer）不會同意。他相信冷戰之後的自由國際秩序只是“大幻覺”（The Great Delusion），至多是短暫間奏，世界再次回歸衝突的時代，這是政治的常態。這位現實主義理論大師聲稱，在自由主義與民族主義的每一次交戰中，幾乎都是民族主義獲勝。他甚至提出了哲學論證：自由主義失敗的緣由在於其個體主義的哲學基礎，但這是錯誤的哲學，因為人類“天生就是社群動物”（他邀請了亞里斯多德來點贊），必定依賴於共同體而生活。
不過，按照這位理論大師的“政治哲學”，人類至今還會生活在宗族、部落至多是封建王國的政治社群之中。對於部落人而言，民族國家（更不用說歐盟）完全是妄想的烏托邦。如果人類可以突破部落，走向民族國家“想像的共同體”，那麼為什麼“想像”必定到此為止？為什麼民族國家是政治共同體唯一和最終的形式？米爾斯海默對當下國際衝突的洞察並沒有錯，但這是依賴特定時代條件的歷史政治學解釋，本不必用半吊子的哲學偽裝成一個“大觀念”。
《大幻想：自由主義之夢與國際現實》
無論如何，這個時代在經驗意義上呈現出離散與彙聚的雙重性，或許很難斷言哪一種才是大趨勢。誰知道歷史有沒有方向？說不定古人說的對，歷史是迴圈的，而歷史的線性進步只是啟蒙哲學家的幻覺。但是，今天讓人們彙聚的力量不只是美好事物的吸引。全球氣候危機，極端主義勢力對安全的威脅，高新技術發展的多種挑戰，以及在世界大部分地區日益擴大的貧富差距。所有這些都不是民族國家能夠單獨解決的問題。即使在負面的意義上，人類也分享著共同的命運。彙聚不必因為彼此喜歡，而是因為面對著無法獨自應對的共同問題，這要求在競爭中保持對話與合作。
那麼，“新冷戰”是無可避免的嗎？有人相信甚至期待“註定一戰”，因為《左傳》早就說過“非我族類其心必異”。可是，後來陸九淵又說“人同此心心同此理”。中國的傳統智慧是如此豐富，讓離散與彙聚都會有據可循。但如果米蘭諾維奇是對的，如果雙方已經處在同一體系之中，那麼“新冷戰”將是一場（與舊冷戰完全不同的）“世界內戰”，這大概需要在哈貝馬斯所說的“世界內政”（Weltinnenpolitk）的框架中才得以恰當理解以及應對。
未來會怎樣呢？中國智慧也窮盡了不同的可能：“天下大勢，分久必合合久必分”，這是高明的見解。但羅貫中沒有讀過《人類簡史》，看不清長久而緩慢的變數。在大尺度歷史的研究考察中，赫拉利（Yuval Noah Harari）發現“合久必分只是一時，分久必合才是不變的大趨勢”。
脆弱的新共識：美國對華戰略的分歧
“你聽到的撕裂聲，是兩個巨大經濟體開始脫鉤的聲音。”名作家弗裡德曼（Thomas Friedman）感歎著。他曾期許一個不斷“變平”的世界，而今卻驚訝於它日益醒目的折痕。《金融時報》將“脫鉤”（decoupling）選作年度詞彙，因為“美中關係的蛻變可能是我們時代最重要的經濟事件”。
《金融時報》年度詞彙：“脫鉤”
變遷的節奏出乎意料的迅即。“新冷戰”之說不久前還像是可疑的傳言（一年前BBC文章的標題稱之為“聳人聽聞”），到了2019年已被許多論者當作既定的事實。
“中美國”（Chimerica）一詞的發明者弗格森（Niall Ferguson）教授坦言，“在短短一年間，美國人對中國力量增長的恐懼驟然上升。曾經只是少數危言聳聽者的立場，現在成為華盛頓的新正統。”他3月在《星期日泰晤士報》發表文章，反省自己“讀了太多的基辛格”（作為基辛格“欽定”的傳記作者），而忽視了老朋友艾利森（Graham Allison）教授警告的“修昔底德陷阱”及其“註定一戰”的前景。他相信，“雖然我們未必註定要打一場熱戰，但我們肯定是走上了一場冷戰之路。”
他12月在《 紐約時報 》 的文章正式宣佈 ：“中美國”所描述的夥伴式共生經濟關係已不復存在，第二次冷戰在 2019年已經開始。他認為，新冷戰未必是壞事，肯定好過默許對方接管世界，而且還有可能緩和美國內部的政治分歧。至於美國能否再次贏得冷戰，弗格森完全沒有把握，因為今天中國帶來的挑戰遠非昔日的蘇聯能夠相比。他預期“這場新冷戰會變得更冷”，而且將會比特朗普的任期長久得多。
面對劇變的節奏，聰明的弗格森淩亂得露出了機會主義的底色。而矢志不移的理論大師米爾斯海默則如少年般容光煥發。從其名著《大國政治的悲劇》問世以來，他一直幾乎孤獨地呼喊著“狼來了”，十八年之後終於等到了他期待的“狼”，也迎來了“進攻性現實主義理論”的榮歸時刻，將在國際政治理論中重新壓倒充滿幻覺的自由主義理論。七十二歲的米爾斯海默2019年在世界各地（包括中國）“巡演”佈道：“自由國際秩序”（如其近著的書名所言）是“大幻覺”，只可能在一個自由國家主導的單極世界中短暫存活，而中國的崛起打破了單極格局，註定會導致新的競爭與衝突。
這裡沒有什麼是非對錯，而是國際政治“零和博弈”的冷酷邏輯使然，大國必定會伺機擴張，尋求區域霸權，進而引發大國間衝突。因此，冷戰後的自由國際秩序“從開始就註定失敗，因為它包含著自我毀滅的種子”。8月在澳洲“獨立研究中”（CIS）舉辦的辯論中，當被問及“新冷戰”是否會來臨，他明確回答說“我們已經在新冷戰之中了”。在著名學術刊物《國際安全》春季號發表的論文中，米爾斯海默意味深長地寫下一行小標題：“The Liberal International Order, 1990-2019”，以墓誌銘的格式宣告了這個秩序的壽終正寢之年。
年底傳出消息，中美即將簽署第一階段貿易協定，但這個好消息既來得太遲、似乎也不足夠好，安撫焦慮尚可卻難以振奮人心。2020年伊始，《經濟學人》推出了封面專題“兩極分離”，告誡人們，“不要被貿易協定所迷惑”，因為“地球上最大的裂變”正在發生，“兩個超級大國的分裂將會完全改變世界經濟，而代價之高難以想像”。
《經濟學人》封面專題：“兩極分離”
無論以“新冷戰”還是“脫鉤”來判定當下的勢態，都暗示著中國與美國的激烈競爭乃至對抗將成定局。但是，過去三十年的歷史見證了太多論斷，起初言之鑿鑿，轉瞬過眼雲煙。焦慮不安的時刻很容易對盤根錯節的脈絡失去耐心，並將倉促的驚人之語誤作深刻的洞見。
美國的對華政策將會轉向全面的“遏制”（containment）戰略嗎？這取決於對中國的認知。冷戰之後西方對於中國的發展存在三種主要的論述：崩潰論、演變論與威脅論。它們相互競爭，此消彼長地佔據主導地位。崩潰論者不相信中國會發生親西方的改變，但將賭注壓在中國發展的有限時效性。每年都有分析家考察中國經濟的結構性危機以及政治隱患，預言這種高速成長不可能長期持續，最終會走向崩潰。演變論者認為，中國在進入自由國際秩序之後，必定被這個秩序所約束和塑造，終將實現和平演化，雖然未必走向“西方化”的道路，但至少能夠與西方維持互補合作、良性競爭以及和平共存。而威脅論堅信，中國強勁的崛起以及反西方立場都不可能改變，因此遲早會對美國（乃至整個西方世界）構成嚴重的威脅。
如今在華盛頓的精英看來，“崩潰”希望渺茫，“演變”遙遙無期，於是“威脅”便成為關於中國的主導性論述。但需要指出的是，崩潰論和演變論雖然衰落卻沒有滅絕，若今後捲土重來也不會令人意外。
那麼，弗格森所謂的“華盛頓的新正統”是什麼呢？近兩年來，一種“新共識”在西方政界與思想界流傳：美國以往基於演變論的對華“接觸”（engagement）戰略失敗了。不斷崛起的中國並未按照西方所期望的那樣，溫和地融入美國創立並主導的國際秩序，而是成為挑戰這個秩序的“修正力量”，已經造成了嚴重的威脅。因此，現在應當放棄過去溫和的接觸戰略，代之以更為強硬的方式以“規制”中國，這是美國發起貿易戰的理論基礎。許多評論家認為，這是當下美國分歧嚴重的兩大政黨精英之間罕見的（甚至唯一）的共識，也是美國外交界、智庫以及學術界許多人士的共識。
然而，這種共識會是可靠的嗎？老基辛格曾對共識問題有過評論。在二戰之後，美國捲入的大多數（對朝鮮、越南、伊拉克和阿富汗的）戰爭，最初都獲得了兩黨廣泛的支持共識，但“隨著戰事的發展，國內對戰爭的支持開始瓦解。然後達到了一個轉捩點，退出戰略變成了主要的辯論議題”。他就此總結出一個原則性的教訓，“如果進入戰爭只是為了最後有一個退出戰略，那麼當初就不應該在那裡開始。”這是基辛格2011年在威爾遜中心一次演講的開場白。八年之後，在中國貿易談判僵持的時刻，基辛格再度訪問北京，他這番洞見格外令人回味，對中美雙方都是如此。如果發起“新冷戰”最終只是為了停戰，那麼今天就不應該開始。
基辛格
當前華盛頓的新共識很可能是短暫而脆弱的。至少，在2019年的大量相關討論中，已經出現了許多質疑的聲音。首先，三十年來美國的對華政策是否可以化約為單純的接觸戰略？其次，這種政策是否真的完全失敗？最後，也更重要的是，什麼才是恰當的替代性選項？在筆者看來，一個未被明述卻更為致命的反詰是：即便接觸戰略的失敗是一個事實，這本身在邏輯上並不意味著其他選項（比如“圍堵”戰略）將獲得成功，或者不會導致同樣的甚至更加嚴重的失敗。這種深層的不確定性，塑造了當前各種對策提案的競爭性、嘗試性和暫時性的基本特徵。
實際上，目前的所謂共識主要是消極性的，就是承認必須反省以往對華戰略的失誤，但並未達成關於“應當如何應對中國挑戰”的積極共識。正如藍普頓（David Lampton）所指出的那樣，當接觸政策已經不復存在，就會出現對於引導性政策的競爭。
在混亂的爭議中，我們仍然可以辨識“強硬派”與“審慎派”的不同取向，他們在如何認識與應對中國的問題上存在明顯的分歧。
強硬派的基本取向是堅定“對抗中國”，在媒體、智庫、國會和白宮中都有其代表，有些是傳統的鷹派人士，也有些是幻滅後的演變論者。最近一個值得關注的動向是重啟“當前危險委員會”（Committee on the Present Danger）。這是冷戰年代旨在對抗蘇聯威脅的組織，在雷根執政時期影響力達到頂峰，委員會中有幾十名成員出任國家安全顧問和中央情報局局長等職務。但隨著蘇聯的衰落和解體，這一組織已經名存實亡，只是在2004年為防範伊斯蘭極端主義勢力有過短暫的活躍期。2019年，在特朗普的前首席戰略師班農（Stephen Bannon）的策劃和主導下，這一組織再度復活，目標是針對“中國的威脅”。
班農與“當前危險委員會”
據《紐約時報》報導，班農、參議員克魯茲（Ted Cruz）、前眾議院院長金裡奇（Newt Gingrich）等人出席了4月的開業典禮。當他們呼籲“警惕中國”時，全場起立鼓掌。班農宣告：兩個大國之間的衝突是不可避免的，這是“我們這個時代的決定性事件，百年之後，人們將因此記住我們”。文章指出，委員會認識到當今美中經濟的一體化程度，這使得來自中國的威脅不同于蘇聯。但為應對這一威脅，華盛頓政府正越來越多地求助於各種冷戰手段。
有趣的是，威脅論也可以和崩潰論發生新的聯姻。白宮首席經濟顧問庫德洛（ Larry Kudlow）在 7月 16日接受辛克萊廣播公司（ Sinclair Broadcast Group）的一次訪談中比較了中國和蘇聯，表示在貿易戰中一直有一種意圖徹底終結威脅的“潛流”。但究竟如何處理當今中國與昔日蘇聯的差別呢？破解不了這個難題，喬治·肯南（George Kennan）仍是遊蕩的幽靈，無法復活為圍堵戰略的升級版本。
實際上，強硬派推動的對策方案並不那麼成功。很難說“當前危險委員會”在塑造對華政策中能發揮什麼作用，正如一位被解雇的總統顧問還能有多少政策影響力一樣可疑。班農與白宮貿易顧問納瓦羅（Peter Navarro）是“脫鉤”戰略的始作俑者和積極推手。但沈大偉（David Shambaugh）注意到，即使在特朗普政府內部，對此也存在著矛盾的觀點和聲音。副總統彭斯在10月24日威爾遜中心的演講中聲稱，“時而有人問及，特朗普行政當局是否在尋求與中國脫鉤？答案是絕無此事！”直截了當地否認這會是政策的選項。與他一年之前在哈德遜智庫發表的所謂“新鐵幕演講”對比，彭斯似乎顯露出相對溫和的轉變。而國務卿蓬佩奧10月30日在哈德遜研究所的演講，表現出比彭斯一周前演講更為強硬的基調，但在強調中美政治價值觀衝突的同時，也指出雙方存在著“共同之處”，容留了“有條件緩和”的迴旋餘地。
顯然，華盛頓仍未確立清晰一致和穩定的對華戰略。許多智庫正躍躍欲試。“國家亞洲研究局”（NBR）11月發表的報告《部分脫離》（Partial Disengagement），試圖為美國在與中國的經濟競爭中提供新的全面戰略。報告頗有新意的標題暗示著脫鉤與接觸的某種折中，但縱觀其四個要點會發現，基本取向是脫離遠遠壓倒接觸。這同樣會陷入脫鉤戰略的困境。主撰稿人之一在接受路透社的訪談中透露，他們著力傳達的要點是，美國必須聯合歐洲等盟友共同應對中國的挑戰，但當前外交政策卻走向疏遠和失去盟友的歧途。
《部分脫離》
NBR的報告並沒有引起多少反響。要求特朗普注重“統一戰線”的呼籲早就不絕於耳，蓬佩奧本人也曾在布魯塞爾的演講中呼喚“高尚國家的聯盟”。但強化歐美同盟的緊迫需求總是會受到“美國優先”的牽制。12月初紀念北約成立七十周年的峰會再次表明，特朗普難以達成兼顧兩者的平衡。對於這樣一個民族主義者總統來說，國際統戰事業幾乎是不可能的使命，這也使他很難像強硬派期望的那樣“堅定地應對中國”。
《紐約時報》的文章評論說，“對於美國能夠或應該做些什麼並沒有什麼共識”。美國領導人仍然在面對兩難的選擇：“繼續接觸的道路，會使美國容易受到經濟和安全的威脅”，但走向脫離（disengagement）的道路則“可能削弱兩國經濟，甚至有一天可能會導致戰爭”。
強硬派的政策努力並不那麼成功，但卓有成效地提升了威脅論的聲音，掀起新一輪對中國的“紅色恐慌”。與此同時，中國互聯網上強勁的民族主義與反美話語也傳到美國。在這種交互的影響下，美國公眾對中國的態度正發生明顯變化。皮尤（Pew）研究中心8月13日發佈的調查顯示，美國人對中國持負面（unfavorable）看法的比例從一年前的百分之四十七躍升為百分之六十，而表示好感（favorable）的比例僅為百分之二十六，這兩項指標都創下了（自2005年開始這項調查以來的）歷史新紀錄。
皮尤中心調查資料
面對這種趨勢，許多審慎的人士表達了自己的擔憂與不滿。《華盛頓郵報》7月3日刊登一封致美國總統和國會議員的公開信，題為“中國不是敵人”，由哈佛榮休教授傅高義（Ezra Vogel）和前駐華大使芮效儉（Stapleton Roy）等五位中國問題專家撰寫，同時有九十五位來自學術界、外交政策界、軍界和商界的知名人士簽名連署，其中包括十多位最具聲譽的中國研究學者。公開信表示“深為關切”美中關係的急劇惡化，認為這有損於美國和全球的利益。作者雖然對北京感到不安，但同時認為“美國的許多行動直接影響了兩國關係的螺旋式下滑”。公開信提出七點陳述，旨在糾正現行對華政策的取向。
公開信指出，美國對於中國造成的嚴峻挑戰需要予以“堅定和有效的回應”，但目前對待中國的方式根本上是事與願違的（counterproductive）。作者認為，應當避免誇大中國取代美國成為世界主導者的可能。中國並不是“經濟敵手或生死攸關的安全威脅，需要在每個領域予以對抗”。許多中國精英人士相信“對西方採取溫和、務實和真誠合作的方式有助於實現中國的利益”，而華盛頓的敵對立場會削弱這種聲音的影響，反而助長了民族主義。
美國無法有效地延緩中國的崛起而不損害自身，如果迫使盟國與中國為敵，最終會被孤立的是美國自己而不是中國。作者建議通過與盟友合作保持威懾，並與中國共同加強危機管控來處理安全風險。同時，敦促採取競爭與合作平衡的策略應對經濟以及全球性的國際問題。最後作者指出，連署公開信的人數之多表明，“並不存在單一的華盛頓共識——支持對中國採取全面的敵對立場。”
《中國不是敵人》公開信
這封連署公開信受到媒體廣泛的關注，意味著反對強硬派的審慎觀點正在集結並進入公共輿論。但這並不是一時興起的立場宣示，而是來自學術界（尤其是中國研究領域）許多學者基於長期研究的見識與判斷。哈佛大學教授江憶恩（Alastair Iain Johnston）在《國際安全》秋季號發表研究論文《秩序世界中的中國》，通過對經濟和安全等多個領域中的證據考察指出，那種判定“中國是挑戰國際秩序的修正力量”的主流觀點缺乏可靠的經驗檢測，而依據這種判斷來制定對華政策是草率的。傅高義最近在與日本學者加藤嘉一的對話中指出，那些宣稱接觸戰略失敗的美國人對中國沒有深入的理解。他們低估了市場開放和國際化對中國變遷的作用。西方的中國問題專家從不相信接觸外部世界會讓中國放棄自己的文化，但認為這會對成千上萬的中國人造成深遠的影響。
加州大學謝淑麗（Susan Shirk）教授多次指出“反華版本的紅色恐慌”是有害的，將會破壞兩國人民之間僅存的善意。她與夏偉（Orville Schell）教授共同主持完成一份關於中美關係的研究報告，題為“路線矯正”（Course Correction），在2月發佈。報告沒有回避來自中國的挑戰及其風險，也對中國一些相關政策提出了坦率的批評，但他們反對美國轉向新的遏制政策，主張需要更新而不是放棄以往“基於原則立場與中國接觸”的戰略，建議適時調整對華政策中合作、威懾和施壓的權重分佈，以“巧妙的競爭”（smart competition）將中美關係帶入更具合作性和穩定性的軌道。
同樣，著名政論家紮卡裡亞（Fareed Zakaria）也主張，需要堅持“接觸加威懾”的對華戰略。他在最新一期《外交事務》發表長文《新中國恐懼》，已經引起學術界和智庫的熱烈反響。作者指出，強硬對抗中國的所謂“新共識”源自對中國挑戰的恐慌，但這種恐慌感是嚴重誤判歷史的結果。首先是對國際自由秩序真相的誤判。這個秩序自始至終都存在例外的挑戰和破壞力量（有些甚至來自美國自身），因此從不是完美的秩序（早已有人戲稱其為“既不自由、也非國際，而且無序”）。它從未有過真正的“黃金時代”，但也沒有傳言中的那種衰退，因為其核心屬性——和平與穩定——至今仍然在發揮作用。中國就處在這個秩序中，並沒有摧毀它的意圖和能力。其次，“新共識”誤判了美國對華戰略的歷史。自尼克森時期以來，美國從來沒有奉行過單純的接觸政策，始終與威懾並用。這個戰略的宗旨也不是企圖讓中國演變為“西方式的自由國家”，而是約束中國的國際行為，就此目標而言，以幾十年的歷史尺度來評估，這個戰略並沒有失敗。紮卡裡亞批評白邦瑞（Michael Pillsbury）在《百年馬拉松》中所構想的中國“意欲統治世界的秘密計畫”。從中蘇結盟到分裂，從“文革”到市場化改革至今，“如果這是一場馬拉松，它已經歷了一些奇異的扭曲和轉向”，足以終結整個“秘密計畫”。基於誤判和恐慌的對華政策註定是自相矛盾的、不可行的或者代價高昂的。紮卡裡亞認為，如果華盛頓能夠保持冷靜，耐心繼續奉行接觸加威懾政策，就有希望將中國變成一個“負責任的利益攸關者”，這是更明智的政策選擇。
紮卡裡亞
連署公開信、謝淑麗等人的報告以及紮卡裡亞的文章，都反映出審慎派構想另一種戰略選項的努力，實際上是對以往接觸戰略的更新改造。這種選擇試圖克服強硬派的簡單魯莽與代價過高的冒險，但也對政策制定者與實施者的判斷力和靈活性提出了相當高的要求，其可行性還取決於中美雙方溝通互動的誠意與效果，因此具有較大的實踐難度。強硬派與審慎派都意識到新的挑戰，彼此的分歧與競爭在於何種戰略才具有現實可行性和有效性。
面對中國崛起的新趨勢，在“恐慌的”強硬派與“不安的”審慎派之外，過去那種樂觀而友好的“親華派”（panda huggers）已經所剩無幾。值得中國欣喜的是，畢竟還有馬丁·雅克（Martin Jacques）這樣的老朋友在發聲。新年前夕，雅克在《衛報》網站發表文章，題為“過去十年屬於中國，下一個十年亦將如此”，宣告我們將會看到“以西方為中心的國際體系將繼續分崩離析，同時，中國主導的國際機制影響力將與日俱增。這個過程將是不平坦的、不可預測的，有時是令人憂慮的，但最終是不可抗拒的”。自從2009年出版《當中國統治世界》以來，雅克先生始終站在“唱盛中國”的最前列。他的論述如此激昂與鼓舞人心，必將載入“講好中國故事”的史冊而被後世銘記。
無論如何，傳說中既成事實的“新冷戰”無法照搬舊冷戰的劇本重演。
如果接觸不再可靠、遏制無法適用，而脫鉤代價過高，那麼華盛頓的“新共識”註定是脆弱的。特朗普的矛盾在於，既不願在經濟方面脫離與中國的相互依賴，又想在技術等領域構築壁壘。兩者都符合美國利益，但要兩全其美則需要一個更傑出的劇本。在此之前，現成的只有“受不了你，也離不開你”的通俗劇臺詞。
美國也很難組建一個聯合對抗中國的同盟。歐洲外交關係委員會（European Council on Foreign Relations）最近的民調顯示，大多數歐洲人（包括百分之七十四的德國人、百分之七十的瑞典人和百分之六十四的法國人）在中美衝突中寧願保持中立。歐洲不可能割裂與美國長久的紐帶關係，但也無法承受削弱與中國的貿易關係（平均每天高達十億歐元的貿易值）。很難想像在一個全面脫鉤的對峙格局中歐洲會何去何從，這也需要一個非凡的劇本。
中美貿易談判漫長而曲折的過程，預示著兩國關係可能進入一段僵持與拉鋸的時期。在新年之初，歐逸文（Evan Osnos）在《紐約客》發表長文《美中較量的未來》。他在兩國各界進行大量採訪後得出結論說，最可行的未來是“一種不穩定的共存”，這種共存建立在雙方都欲求“鬥爭而不毀滅”的關係基礎上。這是一個平庸但可信的劇本。不過歐逸文做出了警告：“對每一方而言，最大的風險是盲目，源自無知、傲慢或意識形態的偏見……為了避免災難發生，雙方都必須接受迄今為止尚未接受的真相：中國必須認識到為尋求掌控而過度擴張所引起的憤怒，而美國必須調整適應中國的存在。”最後他指出，美國要迫使中國回到過去的位置就太天真了，現在要做的是“與中國未來的道德願景展開競爭”。
《紐約客》長文《美中較量的未來》
這就是一個近身的世界，它構成了這幕戲劇的背景，沒有誰能夠獨善其身。但這未必是一個壞消息。悲觀的展望依賴於陳腐的默認假設：文明傳統是永恆的，國民性是凝固的，因此價值、制度和組織方式是難以變革的。
但這個假設是錯誤的。回顧過去半個世紀的中國歷史，許多驚天動地的變革在之前完全難以想像。2月中旬在中美貿易新一輪磋商之後，人民網和新華網等官媒都轉發了一篇公號文章，其中寫道“美方提出的一些結構性訴求，乍一看似乎咄咄逼人，但仔細想想，很多何嘗不是我們深化改革開放進程中正要做的？”這是挑戰引導變革、衝突促進彙聚的可能性之光在社會微觀層面的投影。
在宏觀的視野中，文明從來是彼此遭遇的，始於隔膜與誤解，經由漫長反復的競爭和衝突，伴隨艱難的對話和理解，促成相互塑造和轉變，最終得以彙聚在一個求同存異、和平共存的近身世界，雖然遠不是“天下大同”。
或許，世界歷史在當代最宏偉的戲劇正拉開帷幕，只是沒有現成的劇本。
劉擎 | 華東師範大學紫江特聘教授，華東師範大學世界政治研究中心主任。本文首發于《澎湃新聞·上海書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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