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壇筆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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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的未來走向 ☆來源:近現代史研究通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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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9/30 

當代政治學受世界一體化進程的推動,日益認識到不同社會和不同民族文化差異的政治意義。自然障礙的逾越,人為藩籬的衝破,排外心理的消除,是文化因素走入政治科學殿堂的階梯。本尼迪克特對日本文化的研究,可以視為這個過程的起步:人類社會必然會為自己的生活作出某種設計,它會贊成某些應付事態的方式和某些估量事態的方式,生活在那個社會中的人們把這些解決問題的方法視為整個世界的基礎。今天,人們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加清楚地認識到,政治生活不單單由諸如製度、體制、權力、規範等“硬件”構成,還有“軟件”亦即潛在的或內在的命令,如價值,感情、心理、態度等。政治文化分析恰恰是適應人們的這種認識要求而生的。中國政治正處在變革之中。在這種情勢下,審視其政治文化的歷史結構和因素結構,歷時性結構和共時性結構,既存結構和發展結構,很有必要。

(一)

中國政治文化歷來是一種“文化中軸的政治文化”,它異於西方“制度中軸的政治文化”。所謂“文化中軸的政治文化”,指的是政治文化本身與家庭生活、社會生活、道德生活和倫理生活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繫,政治文化彌散在更宏大的社會文化之中。社會通過一定的文化機制和一定文化形態下形成的主體文化沉澱作用於政治生活,社會生活和倫理生活的展開便是政治生活的實現。“制度中軸的政治文化”則較為明確地劃分政治領域和上述其他領域,更多地肯定了主體在不同領域中的不同身份。建立了政治生活特有的程序、機制、功能和結構。近代以來,中國政治文化古已有之的結構多次遇到衝擊,起伏跌宕,既有域外文化的滲入,又有內部文化的嬗變,但其主體精神卻難說有根本的改造,“文化中軸的政治文化”依然是認識中國政治生活不可或缺的維度,也是人們構劃政治體制改革時不應拋開的基礎。“文化中軸的政治文化”也罷,“制度中軸的政治文化”也罷,均不是人們隨心所欲選擇的結果,而是一定社會發展水平、一定社會結構、一定主體的精神狀況等因素交互作用的結果,亦即湯因比所說的,人類社會的規範、風俗、習慣是互相關聯的,形成了一個網絡,制約人類生活各個領域的規範,也許彼此間並無邏輯上的關係。但是,……這種意義上的心理聯繫顯然是存在的。社會演進往往是緩慢的,其表層有時雖然可以在幾年或幾十年中間變得面目全非,但社會關係的深​​層變化卻小得多。因此,細察中國社會之狀況,應當將歷史—社會—文化條件與其聯在一起,捨此不行。

由此可以認為。無論是考察今天的中國社會政治發展,還是分析歷史的沿革,政治文化的作用都不可低估。近代以來,中國政治走上從“文化中軸的政治文化”向“制度中軸的政治文化”過渡的漫長道路,但目前中國政治發展的主要軌道仍沒有超出這一歷史進程;準確地說,近幾年的變革,是這個漫長過程中節奏最快的時刻。現今中國社會的政治文化已處在轉變之中。從社會發展來說,中國社會正在從政治動員型社會走向經濟動員型社會,從產品經濟走向商品經濟。政治生活只是社會生活中的一個結構,或曰一個系統,在大系統發生變化時,政治會發生兩個方向的變化:一是隨歷史—社會—文化的變革而變革,從而適應並推進社會變革;二是超越經濟社會變革的現有限度,超前轉變,成為執導社會經濟變革的觀念和心理力量。無論是哪種方向,都離不開一定的政治文化的輔佐。

政治文化的力量是潛移默化的,又是強大有力的。如果我們把社會政治生活比喻為遼闊大海上的冰山,那下面龐大的部分便是社會的政治文化。美國學者SN艾森施塔特說,至關重要的是要把政治過程與社會文明更廣大的背景結合起來,文明設定政治過程,政治過程在文明中發展成長。在中國特定的文化背景下,政治文化的功效尤為顯著。這一則出於政治文化的發達,另一則由於社會對政治文化的認同。根據中國公民政治心理調研組從3204份問卷的749萬個數據的分析(1987.8),中國社會公民的政治敏感性層次很高。在被調查對像中,有83.51%的公民認為應當關心國家大事,有77.67%的人對政治局勢的穩定和局部波動表示“非常留心”和“比較留心”,有57.01%的公民表示具有某種政治信念,有49.13%的公民認為應當不顧一切地為自己的政治信念進行奮鬥,還有56.99%的公民表示願意談論政治問題。這些數據並沒有揭示公民政治文化的具體構成和具體內容,但它們顯現了政治文化可以產生的作用。由於長期的文化熏染,中國社會大眾的政治敏感性很高,這種敏感性因現代政治的發展空前強化,反過來又構成“文化中軸的政治文化”得以存在的一項條件。美國著名政治學者羅伯特。達爾在分析“政治人”的概念時,曾區分了無政治階層、政治階層、謀求權力者、有權者等不同範疇,以分析他們在政治生活中扮演的不同角色。用達爾的概念似乎還不宜對“文化中軸的政治文化”中的人做分類,因為他根據人們對製度的態度和關係來分類。在中國,大部分人都屬於文化政治階層,這一特徵決定了政治文化在中國政治生活中的基本作用。

文化政治階層本身是個成份複雜的整體。不能一概而論。但文化政治階層與製度政治階層(達爾意義上的政治階層)大為不同,起的作用顯然也不同。制度政治階層主要是依其對政治過程的參與而判定和劃分的,也就是“確實去參與政治生活”。而在中國的文化氛圍中,政治文化的效能和力量來自大眾的認同或不認同,感應或不感應,納入或不納入,而非一定要身體力行。不難看出,這既是文化特徵,又是體制特徵,既是功能特徵,又是結構特徵。此間得出的政治文化轉變的重要性只是初級產品。高級產品是什麼,值得深長思之。

(二)

政治文化是一種無邊、無形的存在,不可能像有邊有形的實體那樣可以加工鑄造。它的形成和轉變都需要一個過程。作為社會文化的一個部門,政治文化與社會文化的發展具有共同性,不言而喻,政治文化發展首先也是一種歷時性的過程。政治文化是較為寬泛的概念,不同的學者對它有不同的規定。阿爾蒙德提出,政治文化是一個民族在待定時期流行的一套政治態度、信仰和感情,這個政治文化是由本民族的歷史和現在社會、經濟,政治活動過程中形成的。一般認為,政治文化包括政治認識性成份、政治情感性成份、政治價值性成份和政治理想性成份,由它們聚成一個整體。這些成份都需要一個歷史的加工、提煉、凝固和溶化過程。因此,剖析中國政治文化的轉變,首先要考慮政治文化的歷時性結構,這是解析當代政治文化的歷史背景。捨此,既把握不住當代政治文化與傳統政治文化之間的親親血緣關係,也把握不住當代政治文化轉變的幅度及歷史動因。

分析當代中國政治文化的歷時過結構,以下變量是不可不選擇的:

第一,古典結構,即中國傳統文化中政治文化的基本內容和基本精神。中國傳統政治文化重心性、重倫理、重修身、重至善、重道德。因而政教不分,政學相同。西方政治文化重社會、重法制、重權力、重製約,因而政教相分,政學相分。西方政治文化形成的“集體無意識”是重外部調節,即通過一定的政治制度、權力關係、權力運用、法律制度等機制調節人的行動,達到政治目的或政治理想。中國政治文化鑄造的“集體無意識”則強調仁義禮智信,忠孝悌恕勇,天地君親師,格物致知,誠意正心,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強調通天人一內外,內聖外王。在這種精神主導下,則有忠君、草民等種種觀念萌發。由於古典政治文化的精神未易,其具體成份也難變。儒家以追求人性為基本,治平為標的,追求“廣大悉備,圖融和諧”,使政治文化乳化在整個文化之中,界限不明。這既壓抑了政治文化的成長,又鞏固了政治文化。當然,政治文化中的古典結構,是歷史選擇過的結構,不能簡單地將以往的東西完全加之於今天。古典結構只是當今政治文化的一分子,若用它來解釋和透視整個中國政治文化。是不公允的。古典結構包含的具體成份也在演化之中。

第二,近代結構,即近代以來維新變法、批判傳統文化所形成的結構。這個結構的形成過程始於鴉片戰爭,直至五四新文化運動達到高點。五四運動否定傳統,追求西方文化,誠如李澤厚先生所言:這在中國數千年的文化史上是劃時代的。實際上,近代結構與古典結構是認識論上的兩極。現代結構的內在意義在於西方民主主義文化,在於洛克、孟德斯鴆、盧梭、潘恩、傑佛遜等人提倡的自然權利、主權在民、社會契約、權力分立等觀念。這些觀點與古典結構的精神是相悖的,它們之間有著長期、激烈的較量。應當說,經過將近一百五十年的消長,近代結構的存在已很確定,至少在具體成份上,它是壓倒古典結構的。可以看到,近代結構有其歷史局限性和地理局限性,從更高的理想追求來說,它也有原則上的局限性。這同其產生的淵源有關。但這一結構是近代中國沒有達到的境界,故特別具有吸引力。

第三,最近結構。即1949年以後在馬克思主義和社會主義指導下形成的政治文化結構。它較為年輕,且自身變革和改造最多,其形成和發展與中國的新民主主義革命和社會主義革命相輔相成。也與“革命後社會”的特性有關。按理,最近結構可以超越古典結構和近代結構,但由於中國社會的特定狀況,前者無法一蹴而就。一越而過,往往與後兩者交織在一起,形成一種複雜的實態。最近結構以馬克思主義政治價值觀為主導,以超越近代結構為目的,更不去言古典結構。然而,最近結構需要一定的社會經濟條件才能超越,這也是當時設計者立論的基礎。這一點在從半殖民地半封建狀態中脫胎出來的社會主義中國還不具備,加之舊的結構所依賴的社會經濟關係和人倫關係尚未徹底改變,最近結構雖然成為主導,可並沒有全然排除其他歷時性結構,有時往往還會遇到它們的嚴峻挑戰。交鋒的結果是最近結構被高度強化,其中最激烈的成份被擴大,以壓倒其他結構。這個過程是必然的,也是實際所要求的,因為不如此,新的製度就有可能站不住腳。但是,強化在客觀和主觀因素的作用下走向了極度。反而破壞了自己的存在。“文革”便是這種演變的結果。“文革”實質上是最近結構的一種更替。“文革”形成的政治文化成份脫開了其產生的母體,也脫開了社會需求和社會價值體系。“文革”之後,又發生一次更替,“文革”結構被從原則上否定,建設起來的結構一方面是對“文革”前結構的恢復,另—方面是對社會政治經濟文化發展需要的判明和適應。因此說,最近結構既形成了又沒有形成。說其形成,是因為它也有幾十年的發展歷程了;說其設有形成,是因為自我否定不斷,還在尋求自已的血肉之軀。任何政治文化的成份都是不斷衍生、不斷變化、不斷昇華的,不能希望轉眼之形成一種政治文化形態。不過,最近結構的否定之否定,的確值得注意,它會對社會政治生活和大眾政治心態產生重要的影響。不能忘記,最近結構是中國政治文化的主體結構。

從歷史演進觀之,近代以來,中國政治文化始終在不斷地自我更新或自我否定。每一個歷時性結構都意味著對前一種結構的否定或批判,結局是沒有形成較為穩定的價值系統。每一種新的價值系統還沒有滲透社會政治文化的土壤就被淘汰了。政治文化的更新與新價值系統的形成關係密切,尤其與新價值系統的社會化有關。新的價值系統滲透政治文化,並能夠驅逐舊的價值系統,支撐新的政治文化,需要相當長的時間。一種價值系統只有成為帕斯卡爾所言的“第二天性”,才真正堅實穩固。世界上具有這一條件的國家並不多見。西方發達國家從文藝復興開始形成新的價值系統,大約經過三百年左右的時間才完成社會化的過程,近代以降,中國政治文化的價值系統大約處於五十年來一番徹底改造的節拍中,古典結構往往潛在地、不聲不響地延續下來,乃至進入後兩個結構,而由社會變革或歷史運動推動的價值更新,卻不合人意。這是中國政治文化轉變時期重要歷史參據。其中更為根本的原因應由深奧的哲學思辨來分析,不屬本文範圍。

(三)

政治文化除有歷時性結構的一面,還有其共時性結構的一面。從某種意義上說,共時性結構的作用更至關重要​​。歷時性結構最終會加入共時性結構,成為共時性結構的組成分子。自然,在文化意義上,共時性結構的每一部分均有其歷時性,沉積的歷時性結構也都會表現為共時性結構。當代中國政治文化的這種徵狀尤為明顯。因此,言轉變中的中國政治文化結構,必須言其共時性結構。共時性結構表示著一種因素組合關係。每個因素自身在變化著,這些變化一方面改變著政治文化中各種成份的關係,另一方面催促著社會政治文化的轉變。

共時性結構的解剖頗為複雜,甚至可以說是不可能完善的。政治文化的彌散性,使其具有較大的模糊性。加之政治文化包括的面較為空泛,因素結構的分解很難。轉變中的中國政治文化具有異常繁雜的共時性結構,在中國社會大幅度變革的推動下,各種因素都在或多或少地發生轉變。粗線條地看,歷時性結構的沿革已使我們得以確定傳統政治文化的存留、近代政治文化的成分和最近政治文化的要素這樣三個大塊,它們實際上相互作用著、較量著又相互補充著,是目前政治文化的主幹。這只是概而論之。政治文化的差異還要包括世代之間、男女之間、城鄉之間、階層之同、團體之間、民族之間的差異;包括政治認識、政治情感、政治價值和政治理想之間的吻合與分歧;包括人們對政治權力,政治體制、政治結構、政治功能和政治產品的偏重和評價等等。平心而論,政治文化是—個捉摸不到的對象,因為它太廣大無邊。這的確是政治文化分析的一大難題。然而,做理論上的設計還是有益於分析問題的。大體上,可以將政治文化的共時性結構分在以下框架中。

第一,因素結構,如政治文化所包括的各類性質的構成因素。因素結構本身是多層次、多向性的。因素結構可以是傳統政治觀念、近代政治觀念、馬克思主義政治觀念以及中國社會實際形成的政治觀念,由此產生的心理、情感和理想也與之相應;也可以是價值體系的不同組成因素。

第二,群體結構,即由於某種條件而形成特定界限的群體的亞政治文化。這可以由職業、教育水平、社會地位、種族、語言、年齡等來劃分。我們可以從表一看到年齡差別對人們政治觀念的影響。群體結構是政治文化中動態的結構,也是載體結構,因素結構只有與它複合起來才有意義,下面講的功能結構和地理結構也相似。

第三,功能結構,即圍繞政治體制的各種功能而產生的亞政治文化,如對政治體系領導功能、行政功能、決策功能、扶助功能、發展功能、立法功能、管制功能等特殊領域的認知、感情和評價。這部分亞政治文化往往制約政治體制的功能選擇和功能分配,直至制約政治活動的樣式。從表二可以看出這方面的差異性。我們在轉變政府功能上(變直接管理為間接管理,變微觀管理為宏觀管理,變行政干預為法律調節等)遇到了種種困難,其中就有功能亞政治文化的錯位問題。一旦政府功能變革了,人們長期形成的對政府功能的觀念如不及時加以調整,就會成為製約力量。當然。功能變革本身總會推動亞政治文化的轉變,只不過不那麼迅速。

第四,地理結構,即因地理位置不同、從而因經濟發展水平和風俗習慣的不同而產生的亞政治文化。在中國,這層亞政治文化結構尤為錯綜複雜,民族區域之間的政治文化差異、城鄉之間亞政治文化的差異、東西部之間的亞政治文化的差異,尤其是鄉土政治文化的分析和轉變,都令人注目。中國有百分八十的人口在農村,所以政治文化的大部分載體在農村。由於經濟長期不發達。商品經濟始終未能攪動這潭靜水。這裡的傳統結構尤其堅固、耐久。費孝通先生所分析的“鄉土中國”,所謂的“差序格局”、“家族、”男女有別“、”禮治秩序“、”血緣關係“依然存在,只是程度不同罷了。這潭靜水隨著近年來承包責任制、開放搞活和商品經濟的到來而開始發生變化,但有時又往往表現為一種新形式與舊成份的畸形成長。甚至可以說,在許多遙遠的鄉土文化中,還沒有形成現代的政治意識和政治概念,現代政治語言包羅的是鄉土家族文化和親緣文化的內容,與城市政治文化有較大反差。中國鄉土政治文化這個大頭長期沒有得到真正的開發,現在只能說開始轉變。除此之外,其他的地域結構也在轉變中。

以上只是粗略的分析,況且只是一種分法,政治文化成分和因素五彩繽紛,任問分類都只能是理論的說明,而非事實的攝像。這四種共時性結構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相互滲透,相互包含,作為一個系統綜合地發生作用。

強調共時性結構,就要強調它們處在轉變之中。中國政治文化正在發生深刻的轉變;政治文化中傳統的、保守的、封閉的、集中的、主觀的、武斷的成份正在向新型的、開放的、分散的、客觀的、民主的成份轉變⑿。這場轉變既是歷史轉變的繼續,又是新轉變的發韌。當代中國政治文化有著玄遠的歷史動力。它是近代以來中國政治文化轉變的繼續,是對古典、近代和最近的歷時性結構的超越和揚棄。這場轉變有著深刻的社會、經濟和文化原因。它首先發源於革命後社會本身的轉變。我曾提出現階段革命後社會發展的一般趨勢是:

  1. 思想路線經過總體性革新;

  2. 現代化建設成為社會主義主體工程;

  3. 市場機製作為計劃經濟的輔助手段;

  4. 政治生活走向制度化和法律化;

  5. 傳統的各項體制經過改革逐步讓與新的體制;

  6. 與外部世界發生了全方位的聯繫;

  7. 民主觀念和民主權利得到充分的肯定;

  8. 現代化科學技術的全面開發和應用;

  9. 文化藝術教育的全面展開;

  10. 社會全體成員能動精神和創造精神的積極煥發。

總體的現實社會變革,必然會影響政治文化的轉變。今天,中國政治文化轉變的動因在改革和開放。改革和開放孕育新的政治文化成分,新的政治文化成份又可滋潤改革和開放。這也是馬克思所言:“物質生活的生產方式製約著整個社會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過程。”,不過,新政治文化成分的生長一般均較為緩慢,在其沒有接替舊成份之前,既存政治文化的相當成分往往起制約或抑制的作用,而非促進作用。

當代政治文化的轉變除經濟社會的推動外,本身又與社會文化處在共同性結構之中。近十年來,中國社會文化處在快速的轉變之中,歸納起來,這場轉變大致有下述十個特點;

  1. 從革命性文化轉向建設性文化;

  2. 從政治傾向文化轉向經濟傾向文化;

  3. 從整體性文化轉向個體性文化;

  4. 從單一維度文化轉向多樣維度文化;

  5. 從精神偏重文化轉向物質偏重文化;

  6. 從原則論證文化轉向操作論證文化;

  7. 從目標分析文化轉向過程分析文化;

  8. 從理想描繪文化轉向現實描繪文化;

  9. 從單淵源文化轉向多淵源文化;

  10. 從衍生性文化轉向創新性文化。

這是些高度提煉的表述,每一個命題都有豐富多彩的內容,這裡無法展開論述。中國政治文化的轉變也具有上述特點。社會文化的轉變作用於政治文化的共時性結構,不過,政治文化的不同結構並非均衡地受到壓力,它們各自的轉變速度和幅度不盡相同。各類亞政治文化在轉變速度和輻度上的差異性,是轉變中的中國政治文化的一個重要特點。

(四)

綜合中國政治文化近代以來的演化,基本上是這樣一個過程,即從“文化中軸的政治文化”向“制度中軸的政治文化”轉變。這個過程不斷地被政治、社會和文化的變故打斷,又不斷地但緩慢地進行著。二十世紀以來,這個轉折尤為突出。產生這種轉折有多種原因,西方社會經濟、技術、科學、文化的“示範”效應首當其衝。明顯的是,向“制度中軸的政治文化”轉變,並沒完成,處於逐漸遞進的過程。在許多情況下,“制度中軸的政治文化”只是一種嚮往或理想,現實進程更為蹣跚。“文化中軸的政治文化”紮根於中國歷史—社會—文化的深厚且肥沃的土壤,不可能輕而易舉地被變革,而只有現實變革了,它才會發生變革,而且這種變革往往不同步。

伴隨著這個進程,是本土政治文化結構一而再,再而三有力地表現出來。近代至今,中國政治文化的主體結構遇到幾番徹底轉向。近代結構對古典結構的否定,首先使千年沿襲的價值系統受到威脅,新的價值系統開始移植進政治文化,生長發育,形成“文化中軸的政治文化”和“制度中軸的政治文化”的雙重價值系統。更大的轉向發生在社會主義制度建立之後。近代結構基本上基於西方近代民主主義的價值系統,它本來與中國社會的人倫秩序和社會秩序就有距離,所以根基不牢。最近結構是近代結構所依賴的價值系統的對立物,邏輯的結果是對近代結構的否定。於是,中國政治文化具備了三重價值系統。其中最近結構的價值系統排斥其他兩者。最近結構發展,由於種種原因,走向片面,發展到極端,偏離了馬克思主義的價值系統,在心理深層和意識深層為極“左”思潮及實踐創造了氛圍。這套偏向的價值系統通過政治權威和強制逐步建立起來,曾在中國社會發生過舉足輕重的影響。所以,“左”的思潮以至十年動亂,不僅有體制的原因,更重要的是有適應助長它的文化氛圍。這應是最有啟發的歷史教訓。

1949年後,近代以來從“文化中軸的政治文化”向“制度中軸的政治文化”轉變的步伐放慢了。除了人們主觀上否定以西方民主主義為基礎的價值系統以及它不適應於社會主義制度的重要原因之外,還有更為神奇的原因。深究之,西方民主主義源於法學世界現,即將國家與法規視為社會的主導力量和決定因素,這和它從封建社會產生的條件有關。馬克思主義不同於法學世界觀,它是一種社會學或經濟學世界觀,即註重市民社會以及這個社會的內在機制和內在關係,注重生產力和生產關係所表現的社會形態,政治和政治文化被確定為受前者制約的因素。馬克思主義在西方民主主義的基礎上超越這種價值系統,從更廣闊的層面改造社會,推進人類生活,力圖通過變革廣義社會文化(包括經濟文化和生產文化)變革社會。在這裡,跨過一級台階就可能產生迥然不同的結局。中國社會主義革命確定了馬克思主義的統治地位,另一方面中國並沒有馬克思主義力圖超越的那種價值系統。出乎意料的是,“制度中軸的政治文化”被無意地制止了,而“文化中軸的政治文化”卻獲得了意想不到的發展環境,繼續生長,甚至介入馬克思主義政治文化的價值系統,表現為一些奇特結合與聯體。一些古典結構的東西掙脫了近代結構對它的壓抑,變換形態在可能的空間復生。制度因素不發達,社會有序就得依靠文化,這是非常現實的,並非有意識的選擇和設計。這一歷史跨步一方面使人們越過了反對封建主義的階段,另一方面也使人們超過歷史條件追求未來社會的價值系統。只有經過了歷史考驗和現實的風風雨雨之後,人們才清醒地認識到政治文化建設上應何去何從:其一是根據中國社會的實情確定立場,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理論是合乎實際的定位;其二是清除封建主義殘餘,也就是鄧小平同誌所言,現在應當明確提出繼續肅清思想政治方面的封建主義殘餘影響的任務。

近年來,中國政治文化進入最有意義的轉變時期。這場轉變的動力來自中國社會政治、經濟和文化的轉變。既存的經濟、政治和文化體制得到或面臨全面的改革。文化形成體制,體制也可形成文化。三十多年來高度集權體制形成的文化氛圍在這場改革中必然會轉變。政治體制的改革更為直接地推動了政治文化的轉變,思想解放、民主體制的健全、民主政治目標的確定、教育發展、文化開放及許多具體制度的建設助長了政治文化的轉變。這場變革的意義不亞於以前的變革。只不過它剛剛開始,至於結果如何,還有賴於具體進程。

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理論的基礎上重新確定中國社會的各項生活原則,意味著對以往主導原則的再檢討。從政治文化的角度看,也是一種再造。這便是政治文化的轉變。這場轉變較為全面、深刻、徹底,原因有二:一是對1978年前形成的極“左”政治文化價值系統的否定,二是對整個最近結構的再檢討。在既存體制尤其是政治體制發生轉變的條件下,政治文化的轉變是必然的,在某種意義上,它恢復了向“制度中軸的政治文化”的演進。目前中國的政治體制改革以變革和健全體制為目的,與以往以思想改造為主的政治發展途徑不同。當然,究竟哪一種更適應中國社會,則是一個有待探討和實踐檢驗的問題。

中國政治文化處在轉變之中,過去的成份正在消失或應當消失,新的成份正在產生。處在這樣一個轉變階段。就會具有許多轉變初期的特點。其中最根本的是作為政治文化核心的價值系統在辭舊迎新,舊的被否定了,新的正在形成。

目前轉變中的中國政治文化的總體特徵是:

1、政治敏感性高。這是由長期的熏陶培養出來的。一項民意調查統計表明,參加調查的94.22%的公民贊成“國家興亡,匹夫有責”,54.14%的公民對自己生活在社會主義國家感到驕傲,分別有74.95%和85.65%的公民對“如果國家使您失望,您就有理由不愛她”和“如果國家使您失望,您就有理由背叛她”表示反對⒃,表現出中國政治文化中強烈的“戀國情結”。

2、政治認同低,雖然政治意識高,但對政治體系和政治價值系統認同不高,這是因為這兩者本身就處在變化之中。表三和表四證明了這一點,認為要改革政治體制的在表三中達72%,在表四中達66%。表五表明了公民對政治領導的看法,認同水平也不高。這裡有一種悖論:一方面長期培養了公民的高度政治敏感性,另一方面又缺乏認同對象。這一矛盾可以用來解釋許多現象,以及一些政治心理上的浮躁和行為騷動。這也是轉變時期不可避免的。關鍵在於要充分認識這個情況,以促進政治文化的轉變。

3、政治知識差。政治知識指對政治權力、政治體制、政治規範,政治功能等的認識。由於政治文化本身始終處在轉變之中,嚴格的、科學的政治知識正在孕育,政治知識差可以想像。以往的政治知識已不適用,也是原因。另一個原因在於政治社會化程度低,表六顯示了這一點,知道憲法的達75.15%,但了解最清楚的只有1.60%。在其他各個方面,情況也不例外。這種狀況顯然不利於政治文化乃至政治的發展。

4、政治感情淡,即公民對政治體製或政治權威的歸屬感、眷戀感淡薄。由於一度的政治動亂和政治體制的自我革新,人們一般對政治體制持批評態度。這是政治文化轉變時期的必然現象,表三、表四、表五均反映了這種傾向。另一項抽樣調查顯示,被調查的人74.4%認為沒有政治民主,即使經濟搞上去了也不能算真正的現代化,81%的人表示中國政治體制改革的時機已經成熟⒄。這在新舊體制交替時也是可以理解的。社會對一種體制的感情,要看它的運轉以及它所帶來的實際成效。以上四個特徵是中國改革大環境的產物,有利有弊。有利之處在於它們有助於新政治行為模式的形成和發展;不利之處在於它們無助於政治穩定和政治體制的有效運行。在目前的條件下,應當充分認識這種政治文化結構可能帶來的積極的和消極的作用。

這並非轉變中的中國政治文化的弊端​​,而只是轉變中必然會出現的狀態。轉變中的中國政治文化正萌發著前所未有的新成份,政治文化中的民主精神,創造精神、平等精神、競爭精神等因素已有一定程度的弘揚。這對中國政治文化和實際政治的發展定會產生深遠的影響。

(五)

言政治文化處在轉變之中,就是言政治文化處在發展之中。依據前面分析的各層結構,我們可以剖析一下中國政治文化的發展問題。政治文化的發展,必會涉及政治文化的歷時性結構和共時性結構,涉及其功能結構和成份結構。在實際生活中,這些結構不可分離,是總體性的轉變。總結歷史變革,中國政治文化的發展還是傾向於走從“文化中軸的政治文化”向“制度中軸的政治文化”的道路,這是需要的,也是必然的。最新的轉變使之更加明朗化了。不過,這只是其目前階段的走向。

客觀地說,“文化中軸的政治文化”和“制度中軸的政治文化”各有千秋。哪種政治文化更適應中國社會,要參照社會特點、民族特性、心理特徵和政治狀況等因素。最新轉變前中國政治文化的結構包羅了一些消極或非現代的成份。“左”的思想長期存在,封建殘餘縈繞不散,新舊因素匯合,造成一些特定的屬性,如民主觀念和法制觀念薄弱,政治責任感漫漶,參政意識朦朧,權利觀念淡薄,權力意識畸形等等。政治文化的發展就是要克服這些成份,納入積極的、民主的、創新的成份。問題可以歸結為:創造能創造新行為的社會文化,改變能改變行為模式的心理積澱。政治文化更新是中國民主政治建設的根本基礎,也是社會主義制度顯示出優越性的重要條件。

政治文化可以分為認識、情感、評價和態度等幾個方面,但這些方面並非等同的。一種政治文化的形態如何,最關鍵的是支撐其骨骼的價值系統如何。從哲學分析來說,還可以進一步追尋價值系統的源頭活水。近代以來中國政治文化一直處在轉變之中,基本原因就在於價值系統不斷新陳代謝,而且速度太快,間隔大小,不等一種價值系統滲透社會政治文化,新的價值系統已經取而代之。如杜維明先生所說,中國的近代歷史有著許多斷層,每隔五年十年就發生一次根本性的轉折或折騰,各個斷層時期構成其複雜的多層傳統文化心理,使得現代中國人缺乏一種統一的、明確的、持續的歷史感。時下處於轉變中的中國政治文化還不能說確立了確定的價值系統,由於這個原因,才產生了我在第四節中分析的種種現象。傳統的價值系統,近代的價值系統都沒有生根,也沒有消彌。至於前者,原因恐怕在於人們沒有找到揚棄傳統的真正有效的途徑,也沒有具備充分的客觀物質條件;至於後者,原因恐怕在於它沒有找到適合的土壤。最近結構的價值系統也在自我更新之中,沒有轉入相對的穩態。當代中國政治文化基本上圍繞著最近結構的價值系統展開,一旦這個主軸變動了,整個政治文化就勢必要轉變。假如新的價值系統不能較快構築,政治文化就會失去集聚的核心,發散開去,從而產生種種消極結果。

因此,對轉變中的中國政治文化來說,當務之急是形成新的價值系統。這個價值系統不是憑空臆想的,它一方面要符合客觀政治、經濟、文化發展的格局,另一方面要能夠從更高的高度催發出推進客觀發展進程的文化氛圍和精神氛圍。只有新的價值系統建立並充分社會化了,前述狀況才會得到改觀。從構築價值系統來看,轉變中的中國政治文化面臨三項任務:

第一,認真反思共時性結構,探索古典結構、近代結構和最近結構價值系統的精華與糟粕,去粗取精,去偽存真,使古典結構中代表中華文化精神和中華民族特性的成份真正得以繼承和發揚,將其自身俱有的變通性與現代精神結合起來;使近代結構中體現現代民主精神和人文思想的成份找到依托點,找到生長的機制;弘揚最近結構中表現人類美好追求和博大理想的成份,使其真正執領價值系統。唯其如此,這三者才能有機結合,水乳交融,擺脫長期以來存在的相互不適或相互排斥的局面,以將本族和外族、傳統與現代,現實與理想統一起來。

第二,積極改造共時性結構。不論是共時性結構的哪一種,或按照何種方法分類的共時性結構,都應增添新的成份。新的成份的萌生可以來自兩個方面:一是來自現實社會的發展和推動,二是來自人們的注入和推進。從目前中國改革與開放的具體進程和具體要求看,中國政治文化需要擴張參與、民主、協商、平等、權利、責任、競爭、法制等成份。隨著經濟政治文化的變革,這些成份將會增長,並堅固起來。

第三,切實鑄造價值核心。政治文化的轉變是一個漫長的過程,需要圍繞一定的價值系統去生長和發育。中國政治文化目前面臨的首要工作是鑄造價值核心,也就是價值系統中的中堅概念。要不然,政治文化的發展,就會像杜威所講的那樣,由“習慣、成見、階層利益和體現在製度中的傳統等去決定了。”長時間中,中國政治文化存在的一些問題均與價值核心不穩定有關。價值核心其實並非高不可及的東西,而是普遍的但深入人心的幾個概念。西方資產階級革命後,形成自由、平等,博愛、民主等基本價值核心,從而在幾百年時間裡培育了一種政治文化。中國古代的君君、臣臣、父父、子子表示的核心觀念也主導了那時的政治文化。但最近結構中缺乏這樣的價值核心。言其沒有形成,有多層含義:一是在原則上沒有形成,二是有的話也沒有傳遍政治文化,三是沒有實現代際傳播的價值實體。建國之後,一直在批判古典結構和近代結構的價值核心,對於塑造自己的價值核心注重不夠。馬克思主義本身是超越法學世界觀的,但在從未有過法學世界觀的中國,它帶來的結果並不都是積極的。所以,今天鑄造價值核心,就是把握從“文化中軸的政治文化”向“制度中軸的政治文化”轉變的總體過程,選擇有利於這場轉變的核心概念。

政治文化不能獨自轉變或發展,需要現實物質運動的基礎。中國政治文化的發展,最終取決於中國社會經濟政治的走向。中國政治文化歷來是“文化中軸的政治文化”,本質上反映中國社會的社會結構和人倫關係。梁漱溟先生言,中國政治之根本法則與倫理道德相結合,二者一致而不分;張岱年先生言中國哲學合知行、一天人和同真善;王亞南先生言,中國的家族制度、社會風習與教育思想成為政治制度內部的“一種機能,一種配合物”。他們都將中國政治視為與文化水乳交融的東西。儘管中國政治文化自古至今滄桑巨變,但不能說全然改觀。時至今日,這種機制仍然存在,並起著重要的作用。隨著現代化的大幅度推進,這種狀況將發生有史以來激動人心的變革。可以相信,隨著現代化的進程和商品經濟的發達,轉變中的中國政治文化將會獲得更為廣大的更新基礎。

 

原載於《復旦大學(社會科學版)》1988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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