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壇筆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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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永遠不會成為西方,西方必須為之改變 ☆來源:尚道戰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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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12/19 

斯坦·格蘭特(Stan Grant)| ABC全球及國內事務分析師、格里菲斯大學教授

我們聽到那麼多關於自由主義國際秩序的說法,但事實是它根本就不存在——自由主義國際秩序從來不是一種國際秩序,也不是自由主義。這個短語本身是現代人們的杜撰,直到最近幾十年才真正流行起來,但它卻被奉為圭臬。

在過去的幾周里,這一神話般的秩序被用作與一個“破壞性的”“威權的”中國打交道的手段。

澳大利亞首席外交官孫芳安(Frances Adamson)表示,我們需要加強一個有彈性、靈活和開放的體系,以便在一個更加複雜和競爭激烈的地緣政治時代維持和平。孫芳安對澳大利亞國立大學的國家安全學院說,對於澳大利亞這樣的“自由民主國家”來說,我們已經進入了一個令人不安的時期,但解決辦法仍然要在全球秩序中找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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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一秩序的推廣在20世紀90年代冷戰結束後加速,那是一個“西方必勝主義”(Western triumphalism)的時期,當時的美國總統喬治·H·W·布什(George H . W . Bush)談論世界新秩序,後來,比爾•克林頓(Bill Clinton)總統也不斷抨擊中國。

這是一種傲慢,它假定了所謂“自由民主價值觀”的至高無上和普適性。簡單地說,它意味著:要么跟上西方的體制,要么被湮沒在歷史的河流中。

新加坡前外交官和政治評論員馬凱碩(Kishore Mahbubani)表示,這種想法可能“對西方人的大腦造成了嚴重損害”。馬凱碩說,20世紀90年代標誌著西方主導地位的結束,亞洲開始崛起,尤其是中國的崛起。哈佛大學教授約瑟夫•奈(Joseph Nye)提醒我們,“美國的主導地位從來都不像一些神話所描繪的那樣偉大”。世界不是西方,自由主義價值觀沒有得到普遍接受。

1945年後的秩序不是國際的,而是美國的

全球不到20%的人口生活在西方,但西方國家已經主導了全球力量1945年後的秩序不是全球性的,而是美國的。這個秩序不包括蘇聯或中國。戰後的國際制度由最強大的國家控制——政治學家邁克爾·巴尼特(Michael Barnett)將其描述為擁有自己專屬協會的“自由國傢俱樂部”。

這些西方自由民主國家在國內宣揚自由和自由的美德,但當它符合自己的利益時,就會支持國外的獨裁者。正如巴奈特所言,這不是一個自由主義的世界秩序,而是為自由主義國家創造的世界秩序。

這一思想的種子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戰後以及國際聯盟(League of Nations)成立後播下的。歷史學家愛德華·H·卡爾在他的著作《二十年危機:1919-1939》中揭示了一個建立在自由理性信念基礎上的世界的烏托邦願景。人們相信,理性可以消除戰爭,可以管理政治。正如卡爾所說:“願望是思想之父。”

當時的領導人相信,他們可以重塑人類行為,將集體利益置於個人或國家利益之上。它總是有缺陷,但正如美國總統伍德羅•威爾遜(Woodrow Wilson)在被問及國際聯盟(League of Nations)時所說:“如果它不起作用,就必須讓它發揮作用。當然,我們現在知道,1939年世界再次陷入了災難性的戰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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權力從西方向東方轉移

今天,我們可以從那些堅持認為“如果自由秩序不起作用,就必須讓它發揮作用”的人那裡看到威爾遜的遺風。當經濟增長的最大引擎——同時也是美國的強勁對手——是一個與美國有著完全不同的政治體制,且拒絕被其同化、並發誓要洗雪百年國恥的國家時,如何做到這一點呢?

約瑟夫·奈說,所謂的全球秩序不需要修改,它需要被取代。正如他最近在《戰略家》(The Strategist)上所寫的那樣,“光想著對別人行使權力是不夠的。我們必須考慮與他人一起行使權力。”這需要與同樣擁有自由價值觀的國家建立更強大的聯盟,同時認識到,在一個俄羅斯和中國更強大的世界裡,舊式大國干預的作用是有限的。

約瑟夫·奈說,《巴黎氣候協定》和世界衛生組織為中美合作提供了機會,儘管兩國的大國競爭仍在繼續。當然,在“新冷戰”的陰霾下,這說起來容易做起來難。正如邁克爾•巴尼特(Michael Barnett)所寫: “想要一個自由的國際秩序,與擁有一個由自由原則主導的國際秩序,是兩碼事。”

一種政治現實主義觀點認為,如果我們要在21世紀建立類似於全球秩序的任何東西,它就不能是美國主導的秩序。巴奈特說,如果說舊秩序出現了問題,那與其說是自由主義的削弱,不如說是隨著權力從西方轉移到東方,需要徹底改革規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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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並不會變成西方

布魯金斯學會學者托馬斯·懷特(Thomas Wright)說,美國領導全球付出了巨大的代價,不僅是在國外,在國內也是如此。他說,美國人“從來沒有特別迷戀自由主義的國際秩序”。正如他所指出的那樣,美國人希望撤軍,希望其他國家來分擔負擔。

托馬斯·懷特不認為中國或俄羅斯可以簡單地“適應”到一個全球體系中;這是一個“幻想”,或者在最壞的情況下,是一個“魔鬼的交易”。中國和俄羅斯想要的不僅僅是和解。懷特說,“自由世界和新威權世界”之間的衝突不可避免地會回到敵對狀態。他認為,維持自由秩序“完全錯失重點”。他更傾向於“自由世界”戰略,在國內外“維護自由”。這意味著要反擊新威權主義,而這需要“除全面戰爭之外的所有措施”。我們生活在一個沒有輕鬆選擇的世界,對普遍自由主義的烏托邦信念不是答案。

中國並沒有變得像西方那樣。它變得更富有、更強大,也更與西方格格不入。但是它並沒有站在歷史錯誤的一邊。所謂的自由主義者總是幻想“我們可以征服歷史”。已故歷史學家埃里克•霍布斯鮑姆(Eric Hobsbawm)在描述20世紀時寫道,“歷史記憶已不復存在”。霍布斯鮑姆說,年輕人在“永恆的當下”中成長。但在20世紀80年代末和90年代初,“世界歷史上一個時代結束了,一個新的時代開始了”。

中國和俄羅斯有著漫長而艱難的記憶。歷史從未在那裡消亡。霍布斯鮑姆在對20世紀——極端的年代(The Age of Extremes)——的研究結束時提出了警告:我們可能不知道自己將走向何方,但歷史把我們帶到了這一步。他說,我們不能延長過去,否則我們將失敗。他說,我們必須改變,否則“改變社會的另一種選擇就是黑暗”。 

文章來源:澳大利亞廣播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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