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復

因余杰反共 見解相左都是中共同路人 ☆來源:上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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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8/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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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表示,兩岸關係此刻不論如何險峻,未來都要想辦法和解共生,不能兵戎相見。(湯森路透)

敝人前些天書寫反思余英時先生論政的文章後,有一位余杰先生滿口皆是藉由未經查證的內容對敝人做毫無根據的人身攻擊,而無法就觀點論觀點,顯見其深受華人社會長期將人與事混淆的現象影響,覺得只要人與人觀點不同,就立刻從道德主義的角度對他人做人格污衊,誤認只要抹煞其人格的道德性,該主張就不值得深思,而不知道觀點本身自有是非,跟誰更符合道德無關。 

且不說中華思想在語境中只有「道」與「德」,西洋文化纔會有自認永恆不易的「道德」(moral),這位余先生曾經在中國大陸深受栽培,深諳中共思路,後來到美國歸化成為公民,其思維卻變得極其簡單,他的世界仿佛只剩下兩種人:一種是反對中共的人,一種是支持中共的人。任何人若不是第一種,便必定是第二種。他篤信基督,徹底拋卻中華文化,沒有「神愛世人」的觀念,卻只有二元對立的思維,不懂得世間事相反而相成的道理,這實在是極其可惜的事情。 

敝人本不需要對於這種只會謾罵不能討論觀點的人做什麼回應,這著實浪費敝人的寶貴時間。不過,有鑑於當前被美國挑起的中西文明衝突正方興未艾,有些干當美國鷹犬的華人正在幫閒激化兩岸對立,大有不將兩岸捲入戰火絕不善罷干休的態度,基於對於兩岸和平前景的關懷,避免視聽輿論都被這些人佔據,敝人針對其所論三點來回應: 

請拿出證據指出美國如何值得學習 

其一,余杰先生竟然表示:「美國不是批判的對象,而是學習的榜樣。」這真是令敝人聽見不禁寒毛直豎。對內來說,美國對本國的國民從來都沒有真正落實對人權的守護。從槍枝的銷量就可證實:2020年美國的槍支銷量高達2300萬支,比2019年激增64%,首次購買槍支的人數超過800萬人。美國全年共有超過41500人死於槍擊,平均每天達110多人,全國共發生592起大規模槍擊事件,平均每天超過1.6起。有安全感的社會,需要買如此巨幅的槍枝嗎? 

再者,新冠肺炎疫情造成美國貧窮與不公的問題持續惡化,對黑人、拉丁裔和原住民族造成不成比例的嚴重影響,大量的亞裔甚至華裔公民只因戴口罩卻被意外傷害或霸凌,這些事情都歷歷在目,不須這裡贅辭;去年美國警察殺害喬治.弗洛伊德事件引發廣泛的遊行示威反對,根據《華盛頓郵報》的報導,過去五年中,每年被警方殺害的人數都在1千人左右,其間種族差異十分明顯,請問這就是我們要學習與效法的現象嗎? 

對於這些有色人種的美國國民在美國遭受的不平等待遇,余杰先生如果從來沒有關注,那你就是在選擇性支持美國價值。當你受到美國政府照顧,變成美國的「上等人」,就只替政府說話,連作為你們「同胞」的美國底層人民的安危都不顧,如果你只是在中國沒有得到好處,美國給你好處,你就要逢中必反而不對美國政策做建設性的檢討,使得你們的社會從中反思與改善,據此合理推論,你只是利益導向者,而不是真正的自由主義者和文化愛好者。再從對外來說,美國從未停止發動不義的戰爭。據不完全統計,從1945年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到2001 年,世界上153個地區發生248次武裝衝突,其中美國發起的就有 201 場,約佔 81%。這些戰爭都給大量的平民造成嚴重的損失,戰爭毀壞他們的家園,甚至奪走他們的生命,美國歷任政府卻總是在進軍時聲稱是伸張自由民主,撤軍時則坦白基於美國利益。如果世界上各個國家都來學習這樣的「民主榜樣」,這個世界上還有太平的日子嗎? 

扶持傀儡政權,讓他國的子民因內戰而生靈塗炭,看見情況不樂觀就撒手不管,最後除軍火商外還有誰得利?阿富汗不過只是最新的例證而已。明眼人都看得出來,這裡面沒有美國民主,最終只有美國利益而已。余杰先生還聲稱拜登政府是「偽政府」,經過美國的民主程序選舉出的政府都在其眼中變成偽政府,那就更不知我們要跟著余杰先生學習這個民主榜樣要做什麼了。 

這裡面隨意發言導致的錯亂邏輯,只有余杰先生自己能解釋。他說余英時先生不批評美國,是因為美國給了他學術的成就和榮譽,敝人不相信這真是余英時先生的想法,但這肯定是余杰先生的立場:美國即使有「偽政府」,但美國給他好處,所以他不罵美國。但既然你聲稱是自由主義者,為何不以你的理想,拿尊重憲政秩序的自由主義來當基準點,公平看待問題,而是要以利益為導向來決定要不要對事情採取攻擊態度呢?這在充滿個人主義基調的美國社會或許會被視作理所當然,但儒家思想特重「義利之辨」,余杰先生鄙視儒家思想,會有這種態度其來有自。 

請拿出證據指出你尊重文化與自由 

其二、余杰先生說,反共是常識與常情。這句話本身就是「反常識」與「反常情」,余杰先生的眼中除了他替自己量身訂作的自由主義,不只放棄多元主義的價值,連基本的人道主義都不存在,使其言論毫無公信。他大言不慚說不關注河南水災中死去的災民,因為他們生前沒有挺身反抗暴政。這種邏輯是何其荒謬! 

人生於世,首先是生存與生活的權利,對普通人來說,大家的常識與常情是認真工作,好好過生活,反對什麼政黨是常情外的事,並非人人都需要以政治任務為己任,沒有參與政治鬥爭的人就應該死去,如果這種言論可橫行無阻,那人類將會變成什麼樣的殘忍社會?但余杰先生還說,反共,是一切熱愛文化和熱愛自由的人的基本立場,請問面對生活在大陸的人,你為何不能尊重他們熱愛他們選擇的文化與自由,如同你做出你自己的選擇?你只想著你《今生不做中國人》,因此決定當美國人,敝人不明白不想當美國人或無法當美國人的中國人,為何不能被平等的尊重。 

再者,當余杰先生聲稱自己熱愛文化與自由,卻不只對於自己國籍中的民主黨人或左派人士抱持著強烈的敵意與仇恨,嚴厲批評伊斯蘭文化,甚至不尊重台灣人在中元節燒紙錢祭祀鬼神,這包括美國在台協會舉辦中元普渡都遭到其嚴厲攻擊,當然,他是美國公民和納稅人,有權批評美國外交官,但到台灣的美國外交官難道沒有入鄉隨俗的自由,來表達對其他文化的尊重? 

顯然對於余杰先生而言,他熱愛的文化與自由都有自己的特殊選擇性,他反對基於美國價值外的文化與自由,他自己表示:「我不同意胡適說的寬容比自由重要,我認為自由比寬容重要,而真理又比自由重要。」胡適先生說的是「容忍」而不是「寬容」,我願意將胡適先生〈容忍與自由〉這篇文章的原話說給他聽:「我自己總覺得我應該用容忍的態度來報答社會對我的容忍。所以我自己不信神,但我能誠心的諒解一切信神的人,也能誠心的容忍並且敬重一切信仰有神的宗教。」無神論的胡適先生可尊重有神論者,有神論的余杰先生卻不能? 

最後,回到反共的議題,余杰先生表示:「陳復的老師韋政通也是一位持反共立場的思想史家。」這話聽到我這位認識韋政通先生長達十八年的學生耳裡,真是不禁啞然失笑了。他從未跟我的老師韋政通先生有過任何交往,卻斬釘截鐵表示韋政通先生持有反共立場,不知這有任何的學術依據?在台灣,沒有人比我跟韋先生相交更深了,我跟我的老師晚年最大的辯論與衝突,莫過於他堅持文化大革命徹底剷除「地,富,右,反,壞」這五類人,纔能帶給大陸現在如此巨幅的經濟繁榮,我對於這種泯滅人性的說法深感不能接受,曾表示:「如何能拿後期經濟的富裕當做前期殘害人民的合理藉口?」他的回答讓我不忍在此書寫。這讓我在他過世前兩個月,除電話外沒有再跟他見面,心中至今深感難過。韋政通先生晚年活在某種與世隔絕的心理狀態中,結果在余杰先生口中,我的老師韋先生變成「反共學人」,我卻變成余杰先生說的「跨海峽政商學聯盟」,其知識的武斷與經驗的淺薄,實在令人驚訝。 

請拿出證據反駁余英時先生的論政問題 

其三、余英時先生為台灣和香港的政治議題發聲,難道不是「涉入不熟悉的政局」嗎?余英時1956年赴美留學,1978年回到中國大陸一次,1989年後,他發誓再不回大陸,可以說他對大陸的親身體驗僅止於1978年擔任美國漢代研究訪華團團長率團訪問。加上六四事件對他的心理影響,使得他從此認定中共只是個頑固不可改變的極權政府,隨著他年齡的增長,定見轉為偏見而不自知,讓他更難從客觀的角度來認識大陸的發展變化。這些正面或負面的變化每天不斷在發生,但他獲取大陸相關資訊的管道,只有他所信任的電視或報紙,以及他同頻共振的朋友,甚至加上兩岸三地的異見者。 

傳播學中有個詞彙叫「蠶繭效應」,即人會習慣性地接受自己喜歡的訊息,自然屏蔽掉自己不喜歡的訊息。余英時長年居住在美國的書齋裡,不接觸網絡,在信息接受層面沒有路徑更沒有意願「破繭」,僅憑著有偏頗的訊息判斷有關於大陸的事情,加強自己本來就有的偏見,不斷堅持中共政權會崩潰,因此鼓勵香港與台灣強化人文修養來對抗大陸。 

敝人同意任何社會都需要強化人文修養,但余杰先生大概沒有興趣閱讀我寫的〈檢視余英時先生的論學與論政〉這篇文章,我願意再把裡面的論點貼出來給他閱讀:「在臺灣爆發太陽花運動期間,余英時先生立刻撰寫〈臺灣的公民抗議和民主前途〉的文章,支持臺灣學生要求重審與對岸北京政府簽訂的《海峽兩岸服務貿易協議》,其不管『公民不服從』這一概念是否具有合法性,就聲稱該運動『是臺灣的民主風範已發展到極高境界的證詞』,然而,身在美國的余英時先生,觀看幾家電視台的新聞,並閱讀《紐約時報》的有關報導,再跟他很信任的臺北友人通電話,就確認「這是一次自動自發的公民運動,而以青年學生為運動的主體,絕不可誤解為反對黨的政治操縱」,令人不解者:余先生如何僅憑著看電視與通電話就能洞悉事件的真相,做出不需要有學術論證的評斷? 」這裡面的內容都經得起檢視,余杰先生自己網路查證即知,不論任何人是否支持太陽花運動,其反駁都要拿出證據,來證實余英時先生的評斷具有客觀性。 

而且,余英時先生在寫給香港中大副教授周保松中表示:「香港自1843年起便享有自由,不在專制王朝手中。」把香港淪落成殖民地認知為「享有自由」,無視港英政府在香港的殖民統治帶來的傷害,更無視全體中國人為反抗殖民統治做出的奮鬥。敝人在上一篇文章中同樣指出:「再者,余英時先生在政治大學成立『羅家倫國際漢學獎座』預錄演講的內容中面對香港反送中事件表示『民主的背後需要有文化支撐,而文化要靠人文修養來實踐』,他表示香港從中學生到大學生都強烈反對中共『以違法程序收服香港』,這就是民主自由教育的成果。其通篇談話不外兩個重點:其一,反對中共政權;其二,提高人文修養。他覺得提高人文修養就能看懂中共政權的『統戰手法』。且不說香港主權歸屬於中國,其『違法程序』的指控並沒有實質依據,敝人更不太理解余先生如何能輕易看出香港反送中事件裡大學生與中學生參與各種激烈的示威活動來自深刻的人文修養,那現在不反,是否就表示沒有人文修養了?」 

請余杰先生閱讀陳復的著作再發言 

不知余杰先生發表過幾篇頂尖期刊的論文?如果從未經歷過嚴格甚至殘酷的學術檢驗,卻自認是歷史學者,敝人尊重每個人各有認知不同。然而,如果這種不需要根據就對人胡亂人身攻擊的作法可大行於世,那他的書籍不會引領青年通往自由,只能誤導青年走向沈淪。他表示:「陳復在東華大學講授王陽明,難道不知道王陽明的『致其良知』就是指一個儒者在學問研究之前首先應當是一個人,有價值判斷再身體力行,是理所當然的?」光憑這段話,就可看出他學問的稀鬆,只是憑著印象在說話。 

王陽明的「致良知」跟所謂學術研究前是否應該是一個人毫無關係,而是指朝向心體的觀念工夫,當人獲致該體悟,當下就活在良知中,不由言詮與行證,心體本無善無惡,怎麼會有「有價值判斷再身體力行是理所當然」這種完全不對應的怪異說法?如果余杰先生沒有耐性閱讀《王陽明全集》,或不肯讀大量在出版的陽明後學著作,最起碼應該稍微閱讀黃宗羲的《明儒學案》,畢竟當你想要蔑視儒家思想,請先瞭解先賢的說法。 

余杰先生說陳復的研究方向是中國古代哲學,並表示敝人的研究「僅限儒家」,這顯示出他從來沒有讀過敝人的著作。敝人最早的學術著作是法家思想《申子的思想》與《慎子的思想》,博士論文出版《先秦齊文化的淵源與發展》與《戰國齊學術的特徵與影響》兩本學術著作,除研究過書院教育出版《書院精神與中華文化》外,這五年更整合社會科學領域書寫《轉道成知:華人本土社會科學的突圍》這本學術著作,當然,像是思想類型的著作出版如《心學工夫論》、《心學風雲記:王陽明帶你打土匪》、《王子精靈法則:陽明心學智慧記》諸書,余杰先生都可買來一讀,再來與敝人深談觀點的正誤,敝人關注的重點在心靈覺醒,余杰先生如果關注此層議題,我們纔有可能針對文明議題中展開相同量級的辯論,甚或獲致交集都不無可能。人不是不能戰略性藐視對手,但不能不瞭解對手,如果余杰先生沒有仔細研究過敝人的觀點,最好不要輕易做出此等無關於學術的荒唐斷言,這只會在訴諸公論時被人當成笑話來看。 

余杰先生自稱在最憤怒的心態裡寫出〈余英時反共,所以陳復反余〉這篇文章,敝人不得不寫出〈因余杰反共,見解相左都是中共同路人〉這篇文章來嚴肅回應。雖然余杰先生瞧不上儒家思想,不過《易經.損卦.象曰》還是說得極有道理:「君子以懲忿窒欲。」人只有遏止自身的憤怒,塞住不當的欲望,纔能精確判斷事情,發現終極實相,否則情緒會讓人失去理智,言論更會失焦。 

相信余杰先生很愛讀書,但如果能多讀些思想型的書籍,對於中西思想的異同有更深刻的研究,當會對於兩岸前景與人類文明有不一樣的觀察。如果要總結我們兩人的差異,其關鍵就在於余杰先生對華人有恨,我對華人有愛,余杰先生已經是從美國人的角度來思考問題,這固然是他的自由,但這些用中文書寫的美國觀點,我們總有認同或不認同的自由,不認同就是中共同路人,這種觀點還真是滑稽。兩岸關係此刻不論如何險峻,未來都要想辦法和解共生,不能兵戎相見,這就是敝人長年高度關懷的議題。因此,予豈好辯哉?予不得已也。 

※作者為中華民國人,思想史學者,心學思想家。現在任教於花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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