黃光國

末代皇帝的墨鏡與認同危機(1/5) ☆來源:新民叢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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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11/18

家父黃子正因為當過末代皇帝溥儀的私人醫師,家中藏有一副溥儀年輕時戴過的墨鏡。最近胡忠信邀請我上他主持的節目,談「臺灣人在滿洲國」。在節目進行的過程中,胡忠信問了我一個問題:「溥儀寓居天津的時候,總是戴著一副墨鏡,從心理分析的角度來看,這有什麼意義?」 

下節目後,我再次仔細閱讀溥儀晚年所著的《我的前半生》以及相關著作,發現青年溥儀之所以戴墨鏡,跟他所面臨的認同問題有極其密切的關係,很值得我們從心理史學的觀點來加以分析。


溥儀一生曾經三次登基稱帝,是人類歷史上絕無僅有的案例。第一次登基是光緒三十四年(1908)十二月初二。慈禧去世後一個多月,三歲的溥儀由父親攝政王載灃扶持登基,年號宣統。不到三年,辛亥革命爆發,他便退了位。

張勳復辟

民國六年(1917),袁世凱在一片反袁聲中氣死,他屬下的北洋軍閥陷入四面楚歌。曾經出任國務卿的徐世昌趁機召集北洋系的首腦、督軍,做出「一致同意復辟」的決定。然而,想獨攬大權的張勳,在發動復辟後,只給了徐世昌一個「弼德院長」的虛銜,又忽略擔任過國務總理的段祺瑞。結果他剛發動復辟,段祺瑞就在馬廠誓師討逆,各地督軍也由「擁護復辟」變為「保衛共和」。「丁已復辟」前後十二天,張勳便逃入荷蘭使館,而宣告落幕。

復辟那一天,十二歲的溥儀在清室遺老、王公大臣一片興奮的簇擁下,再度登上皇位。在那十二天之間,他每天有一半的時間在毓慶宮,接受人們的叩拜,聽師傅們的指導,看待發的上諭和「內閣官報」,其餘半天的時間「照舊去欣賞螞蟻倒窩,叫上駟院太監把養的駱駝放出來玩玩」。復辟結束後,王公大臣們各個垂頭喪氣,溥儀本人則是「又害怕又悲傷,不由得放聲大哭」。

丁已復辟之後,民國政局陷入一片混亂。然而,由於北洋軍閥雖然拿張勳當作共同的靶子,他們心中卻大多支持復辟。因此,段祺瑞政府並沒有廢除《清室優待條件》,溥儀一家人仍然過著優渥的生活。溥儀的弟弟溥傑在他的自傳裡說:

到二十幾歲離開為止,我的家庭一直是一個擁有房屋數百間、花園一大座、僕役七八十名的「王府」。家中一直使用宣統年號,逢年過節還公然穿戴清朝袍褂,帶著護衛、聽差大搖大擺地走在街上。平日家庭往來無白丁,不是清朝遺老就是民國新貴……

被逐出紫禁城

這座「王府」號稱「北府」。溥儀本人則在紫禁城裡稱孤道寡,在前清遺老們的簇擁下,像皇帝一樣地過日子(圖1)。更清楚地說,他前兩次的登基和「退位」,並沒有造成他認同的問題。民國十三年九月,第二次直奉戰爭爆發,溥儀才開始面臨他生命中真正的認同危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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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紫禁城內穿龍袍的溥儀

戰爭之初,吳佩孚的直軍尚處於優勢。十月間,吳部正要向山海關的張作霖奉軍發動總攻擊,一九二四年十月二十三日,吳部的馮玉祥突然倒戈,回師北京,發動北京政變,包圍總統府、車站、電報局以及各政府機構,囚禁大總統曹錕,組建國民軍,企圖奪取中華民國政權。在馮玉祥、張作霖合作之下,吳佩孚在山海關前線的軍隊一敗塗地,吳佩孚等人也逃回洛陽。

溥儀自一九一二年遜位以來,中華民國政府即在紫禁城駐紮有內城守衛隊,隸屬步軍統領衙門,用以維護前清皇室的安全。一九二四年十一月四日,馮玉祥要求攝行大總統職務的黃郛召開內閣會議,修改《清室優待條件》,廢除帝號,不再待之以「外國君王」之禮。馮玉祥的手下大將鹿鐘麟率領國民軍,將內城守衛隊一千兩百人繳械。次日上午,又將駐守在神武門的員警四百八十人繳械,同時發出在離紫禁城不到五百公尺的景山上部署重炮,對準皇宮,威脅溥儀等人即刻搬離紫禁城!

當日下午兩點,溥儀在《修正清室優待條件》上簽字,帶著皇后婉容、淑妃文繡,以及弟媳唐石霞等人,乘坐中華民國政府備好的車子,由京畿警備司令鹿鐘麟、京師員警總監張璧前導,一行車隊駛出神武門。開向他親生父親載灃居住的醇親王府。

三岔路口

到了號稱「北府」的醇親王府,溥儀下車後,鹿鐘麟走來和他握手,問他:「溥儀先生,你今後是還打算做皇帝,還是要當個平民?」

溥儀說他這時已經懂得「韜光養晦」,所以說:

「我願意從今天起就當個平民。」

「好!」鹿鐘麟笑了,他不僅說:「那麼我就保護你」,而且勉勵溥儀:「今後應當以公民的身份,好好為國效力。」

張璧接著說:「既是個公民,就有了選舉權和被選舉權,將來也可能被選做大總統呢!」

溥儀一聽到大總統,心理特別不自在。但他仍然說:「我本來早就想不要那個優待條件,這回把它廢止了,正合我的意思;所以我完全贊成你的話,當皇帝並不自由,現在我可得到自由了。」

這大概是溥儀人生中第一次面臨「我是誰?」的認同危機。但他在《我的前半生》中說:這並不全是他的「違心之論」。他確實很厭惡「王公大臣們對我的阻礙」、「我要自由」、「我要自由地按自己的想法去實現我的理想」、「重新坐在我失掉的『寶座』上」。

但他要如何實現自己的「理想」呢?溥儀說:這時他好像是到了一個「三岔口」:「我面前擺著三條路,一條是新『條件』給我指出的,放棄帝王尊號,放棄原來的野心,做個仍然擁有大量財寶和田莊的『平民』;另一條,是爭取『同情者』的支持,取消國民軍的新條件,全部恢復袁世凱時代的舊條件,或者『複號還宮』,讓我回到紫禁城,依然過著從前那樣的生活;還有一條,是最曲折的道路,它通向海外,然後又指向紫禁城」。當時的說法這條路是「借外力謀恢復」。溥儀說他站在這個「三岔路口」上,受著各種人的包圍,聽盡了他們的爭吵。他們對於第一條路,都認為不屑一顧。在其它兩條路的選擇上,又互不相讓。即使是同一條路線的擁護者,也各有不同的具體主張和詳細計畫。

「他們每個人都爭先恐後地給我出主意,搶著給我帶路」。

 (待續) 

 

黃光國|美國夏威夷大學社會心理學博士、台灣大學心理學系創系教授、中華本土社會科學榮譽理事長、亞洲社會心理學會會長(2003-2005)、亞洲本土及文化心理學會會長(2010)。現任台灣大學心理學系終身特聘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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