黃光國

末代皇帝的墨鏡與認同危機(2/5) ☆來源:新民叢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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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11/19

「還我自由」

以溥儀父親醇親王為首的王公大臣,一心一意想爭取「複號還宮」。他們對國民軍懷著仇恨,卻希望溥儀加以忍受和等待。他們認為:國民軍取消了他的皇帝尊號,溥儀一樣可以在家裡做皇帝。國民軍的統治一露出不穩的徵兆,譬如張作霖、馮玉祥不和,黃郛內閣被拒於使團,他們的幻想就開始抬頭。他們一面勸溥儀靜待佳音,一面對主張出洋以及出府的人,大肆攻擊。「內務府總管」金梁帶著一份奏摺和替溥儀擬好的「宣言書」,請溥儀對外宣佈「敝屣一切,還我自由,餘懷此志久矢」!希望溥儀放棄帝號和優待費,把錢拿出來辦圖書館和學校,以「收人心,抗輿論」,同時要「托內事于忠貞之士,而先出洋留學,圖其遠者大者,盡人事以待天命,一旦有機可乘,立即歸國」。他的論點是:「蓋必敝屣今日之假皇帝,始可希望將來之真皇帝」。他的《請速發宣言疏》被醇親王知道之後,對他大怒,稱他做「瘋子」,請他以後不要再上門來。

溥儀本人其實是傾向於「出洋」的,因為這座王府門外有國民軍把守,讓他感覺自己「出了紫禁城,又住進了紫禁城」,更不得自由。這時溥儀的「老朋友」胡適發表了一封致王正廷的公開信,大罵國民軍,表示對於「以武力脅迫」修改優待條件的「義憤」。雖然陳寶琛仍然視他如蛇蠍,但鄭孝胥已經和他交上朋友,有些遺老也認為他究竟比革命党和國民軍好。他來到醇親王府,受到溥儀的歡迎,因為他說:「這在歐美國家看來,全是東方的野蠻!」

「皇上的志氣」

胡適問溥儀今後有什麼打算。溥儀說王公大臣們都在活動恢復原狀,「我對那些毫無興趣,我希望能獨立生活,求些學問」。「皇上很有志氣!」他點頭稱讚,「上次我從宮裡回來,就對朋友說過,皇上很有志氣。」

「我想出洋留學,可是很困難。」

「有困難,也不太困難。如果到英國,莊士敦先生可以照料。如果想去美國,也不難找到幫忙的人。」

「王公大臣們不放我,特別是王爺。」

「上次在宮裡,皇上也這樣說過。我看,還是要果斷。」

「民國當局也不一定讓我走。」

「那倒好說,要緊的還是皇上自己下決心。」

溥儀說,儘管他對這位「新人物」懷有戒心,但「他的話確實給了我一種鼓勵」,感覺到「我的出洋計畫,一定可以得到社會上不少人的同情」。因此,「我越發討厭那些反對我出洋的王公大臣們了」。

在剛進醇親王府的那幾天,爭論的中心是「留在北府,還是設法溜出去,躲進東交民巷」。門禁放鬆以後,則以「出洋不出洋,爭取不爭取恢復原優待條件」為中心。到了第三個回合,重心轉到了「我的當前處境危險不危險,要不要先跑進東交民巷」。

進入日本公使館

當時《順天時報》經常報導馮軍入京之後,「赤丨化主義」趁機活動的消息。他們主張「不要政府真自治、不要法律大自由」。根據鄭孝胥的解釋,「赤丨化主義」就是洪水猛獸。羅振玉則向溥儀報告:日本人得到情報,「過激主義」份子將對溥儀有不利行動,「皇上要趁早離開這裡,到東交民巷躲避一下」。同時莊士敦也帶來外國報上的消息,說馮玉祥要再對北京採取行動。

這一來,溥儀沉不住氣了。他背著父親,和陳寶琛、莊士敦兩位師傅悄悄商議了一個計策:先住進德國醫院,再找機會躲進東交民巷。出了北府,莊士敦先去英國使館交涉,不料他一去就杳無音信。鄭孝胥早先認識日本公使館守備隊司令官竹本多吉大佐,因此請他向日本公使芳澤謙吉報告,將溥儀迎入東交民巷的日本公使館。這時候,溥儀留下了他第一張戴墨鏡的照片(圖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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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2:溥儀與竹本大佐在北京東交民巷的日本公使館,左1為陳寶琛。

在日本公使館裡,溥儀受到意想不到的禮遇。使館主人看溥儀周圍有一大群人,三間屋子顯然住不開,特意騰出一所樓房,專供溥儀使用。跟著溥儀的一班人馬,南書房行走、內務府大臣以及幾十名隨侍、太監、宮女、婦差、廚役等等又在日本公使館裡各得其所,「大清皇帝」的奏事處和值班房也全套恢復了。更重要的是,芳澤公使幫溥儀取得了執政府的諒解。執政府特地派陸軍中將曲同豐到日本兵營,向竹本大佐表明:「執政府極願尊重遜帝的自由意志,並於可能範圍內,保護其生命財產及其關係者之安全」。

客地雖好,終非久居之地。溥儀後來聽從羅振玉的建議,派「南書房行走」到天津日租界找房子,結果看中了張園。征得芳澤公使同意後,天津日本總領事館員警署長和便衣員警特別來到北京,護送溥儀一行人前往天津。

張園的「行在」生活

張園是一座占地約有二十畝的園子,中間有一座八樓八底的樓房。主人是前清駐武昌第八鎮統制張彪。武昌起義時,張彪嚇得連官印也不要了,帶著他的金銀財寶和家眷溜到天津,到日本租界當寓公。溥儀剛住進張園,這位前清的「名將」,堅決不收房錢,每天清晨都要帶著一把掃帚,親自替他掃院子,大概是表示自己「一貫矢忠」之意。溥儀在這裡住了五年,後來張彪死了,他的兒子拿出房東的面孔要房租,溥儀也嫌他的房子不好,才搬到陸宗輿的「靜園」。

溥儀在張園裡住了一段時間以後,就覺得這裡遠比北京的紫禁城舒服。張園沒有紫禁城那套規矩,連坐車、上街都不自由;卻又保留了溥儀認為必要的東西。在紫禁城裡,「我的威嚴,在這裡也依然存在」。「如今我有了任意行事的自由,別人只能進諫而無法干涉」。雖然溥儀已不穿笨拙的皇帝龍袍,經常穿的是普通的袍子馬褂,更多的是穿西裝,但是這並不影響別人來給溥儀叩拜。「我住的地方沒有琉璃瓦,也沒有雕樑畫棟,但還有人稱它做『行在』。北京的宗族人等還要輪流來這裡給我『值班』」,至於人們對溥儀的稱呼,園子裡使用的宣統年號,更是一絲不苟地保留著。對他說來,這些都是自然而必要的。

張園裡的經濟情況,和紫禁城比起來,自然差的多了,「但是我還擁有一筆可觀的財產。我從宮裡弄出來的一大批財物,一部分換了錢,存在外國銀行裡生息,一部分變為房產,按月收租金」。溥儀在關外還有大量的土地,即清朝入關後「跑馬圈地」弄來的所謂「皇產」,「數字我不知道,據我從一種歷史刊物上看到的材料說,僅直隸省的皇產,不算八旗的,約有十二萬餉」。為了處理這些土地的租賃與出售,民國政府直隸督辦和清室專設了一個「私產管理處」,兩家坐地分贓,賣一塊分一筆錢,也是一項可觀的收入。

 (待續)

 

相關閱讀: 末代皇帝的墨鏡與認同危機(1/5)

 

黃光國|美國夏威夷大學社會心理學博士、台灣大學心理學系創系教授、中華本土社會科學榮譽理事長、亞洲社會心理學會會長(2003-2005)、亞洲本土及文化心理學會會長(2010)。現任台灣大學心理學系終身特聘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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