楊雨亭

蔣經國放手民進黨組黨的陽謀(二)──解讀郝柏村回憶錄之7 ☆來源:中時新聞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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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11/15

龍城飛,原名楊雨亭,臺灣師範大學歷史學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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蔣經國總統(中時檔案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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蔣經國總統(中時檔案照)

筆者上周於《史話》發表〈蔣經國放手民進黨組黨的陽謀(一)──解讀郝柏村回憶錄之7〉之後筆者尚未得到民進黨與國民黨或藍綠相關方面的反應,此事後續如何醞釀發展,有待觀察。然而,遠在美國紐約的老友胡平讀了此文後有所回應,代表了部分大陸知識分子的看法。因此,筆者有了一個對話的語境。

一、民進黨、國民黨與共產黨之間的恩怨情仇

民進黨的組黨與發展是中國近代與台灣史上的重大事件,影響深遠,但是迄今為止,相對客觀與理性分析與討論民進黨(與其黨外前身)的歷史、性質以及其迄今功過的著作不多,這當然由於兩岸以及島內政治過度對立的情形使然。

不過,筆者要說明一個有趣的現象,就是最厭惡民進黨的大多數是深藍群眾,其中外省人占多數,反而筆者的大陸友人(尤其是民運人士)對民進黨則多數由於支持民主政治而保持友善的態度。

而筆者在大陸的共產黨籍朋友,除了公開跟隨黨中央吶喊,以及普遍在台灣的選舉中傾向支持國民黨籍的候選人,而由於對民進黨相當陌生,很少隨意批評民進黨,這表示大陸人對政治的謹慎性,也說明民進黨如果降低反中的情緒,由於其民主性相對於共產黨與國民黨好得多,事實上在大陸有相當發展的空間。

另外,如果以中國海外民運人士(加上沉默的中國大陸期望民主政治的知識分子)、民進黨(加上綠營)、國民黨(加上藍營)三者之間的彼此關係做一民調,筆者相信相對來看,國民黨與藍營會比較傾向中共。

這也就是說,如果不對比「民運人士與大陸上期望民主的知識分子」與「民進黨與綠營群眾」兩個集團對中共的態度,國民黨(尤其是60歲以上的人)與深藍群眾不容易覺察到自己的意識形態與感情其實比較接近中共的威權主義與中國民族主義。

其中因素乃是除了中共治下的中國日益壯大以外,威權主義與中國民族主義,就是國民黨與深藍群眾過去的歷史經驗。而民運人士與大陸上期望民主的知識分子在經歷中共極左政治至文化大革命後,深刻體會到威權主義與極端中國民族主義之害。

在這裡可以看出民進黨的重要性,在兩岸政治光譜的座標上,民進黨和中共,正好處於光譜的兩端,國民黨和藍營則夾在中間,和民進黨的距離遠大於和中共的距離。

民進黨與其黨外前身以及台灣獨立運動者以反對國民黨起家,否定國民黨的基石-中華民國與蔣介石的歷史定位,由於時間長久以及直接間接蔓延的家族與族群成員非常龐大,因此在支持國民黨的人和民進黨以及台灣獨立人士之間的鴻溝一時難有彌平的辦法,欲改善雙方關係亦難有轉圜餘地。

至於民進黨與台灣獨立人士的去中國化與反中,筆者認為相對是次要的,因為台灣已經民主化,國民黨只要在大選中勝選,重新制訂歷史論述,改善兩岸關係,去中國化與反中即可緩和。如果中共轉變態度,善待民進黨與台灣人民,去中國化與反中也會慢慢改變。

然而,由國民黨和民進黨之間的相互否定以及政治與媒體權力以及地方勢力炙熱爭奪而所形成的仇隙,如早期台灣漳泉械鬥的再現,則不容易平息。

而筆者認為共產黨和民進黨之間並無深仇大恨,未來中共在對台施以武力威嚇以及經濟拉攏到一定的臨界點,共產黨和民進黨進行討論國家結構與施政方針的議題(應會在美國的協助下),達成比原先「一國兩制」還好的條件,而使中國統一(未必完全如共產黨所願的形式),是非常可能的。這可能會出乎國民黨與許多深藍群眾的意料之外。

筆者認為如果中共目前的政治與經濟態勢不變,以上的過程與結果是一條必然的發展,而國民黨與深藍群眾將會被出賣與犧牲掉。政治是嚴酷的,國民黨與深藍群眾歷經過去內戰失敗以及近年來的中共與民進黨崛起,許多仍然感情用事,一廂情願,不少人語多憤激,不能理智觀察局勢以及預期自身集體殞落的必然命運。由此,筆者鼓勵個別主動覺醒,及早培養自身實力,以找尋一條歷史的新生路徑。

筆者認為國民黨的實力和傳統意識形態現在已經相當程度地衰退,也就是說,近年來,國民黨和外省族群中真真實實地力惟一挺中華民國的人已屬少數,不是傾向中共治下的中國,就是可以在民進黨治下的台灣(甚至獨立的台灣國)安身,或者是擁有(或盼望)美國的綠卡或護照。

許多國民黨員、深藍族群、外省人激烈反對民進黨與台灣獨立,由於在民主選舉中獲勝機會不大,而備感失望,在心理與感情上逐漸放鬆中華民國,轉向崛起的中國(中華人民共和國),是一個已經發生的趨勢。

這個現象相當複雜,其中一部分因素牽涉到中華民國「屬於」國民黨的這個問題。相對而言,中華人民共和國「屬於」中國共產黨是另外一個問題,未來中國國號若由中華人民共和國改為「中國」,以及中國人民解放軍轉型為國家化軍隊,在過程中,許多資深共產黨員由於難以捨棄共產黨創立與擁有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偉大光榮歷史,所產生感情上的痛苦必然發生。

而未來台灣獨立人士一旦要轉變為中國人,其心理調適的問題也難以避免。這樣的由擁有感、歸屬感(sense of ownership、feelings of belonging)以及人生的盼望性(sense of expectancy)所產生的獨占性、排他性(exclusiveness)非常強烈,如同愛情。

近年來,民進黨和中華民國之間的關係變化,說明了筆者的描繪。民進黨執政,穿上了中華民國的外衣,一時之間不易適應,國民黨官員、委員、議員、深藍群眾、外省人則百般譏諷,印證這些人不甘心中華民國被民進黨「占有」的心理(也就是鵲巢鳩占,李登輝、陳水扁、蔡英文都是「僭主」),以至於民進黨穿也不是,脫也不是。

而台灣本地人民百年來不斷向「外來政權」低頭、喊萬歲的歷史值得同情,先是日本,然後是中華民國與國民黨,未來可能是中華人民共和國與共產黨。如詩人瘂弦在其《深淵》中所說:「今天的雲抄襲昨天的雲,工作、散步、向壞人致敬,為生存而生存。」(筆者長期懷疑瘂弦所謂的向壞人致敬中的「壞人」是指向哪一位領導人?許多人也曾經這樣地問過他,他從來沒有正面回答過。)

二、胡平對於「蔣經國放手民進黨組黨的陽謀」論述的回應

回到今天的主題,有關胡平回應筆者「蔣經國放手民進黨組黨的陽謀」的論述。

胡平(1947-),生於北京,現居紐約,曾擔任海外最早期的民主運動組織「中國民主團結聯盟(民聯)」主席,先後主持《中國之春》、《北京之春》雜誌。胡平七歲隨母親到四川成都,1966年高中畢業,適逢文革,1969年下鄉插隊,文革後於1978年考入北京大學哲學系,主修西方哲學史,獲哲學碩士學位。1979年投入西單民主牆運動,於民間刊物《沃土》上發表長文《論言論自由》。1980年參加地方人大代表選舉,當選為北京大學海淀區人大代表。1987年赴美國哈佛大學研究。胡平在海外民運人士中,思想言論屬於溫和理性路線(筆者認同其主張並期望中共進行政治方面的改革開放)。

胡平說:「由楊雨亭(即龍城飛)這篇文章,看來我當年對蔣經國開放黨禁的分析還是成立的。」以下筆者摘錄胡平回應中有關2004年5月號《北京之春》上〈從台灣大選看台灣的困境〉以及1988年5月號的《中國之春》上〈中國統一之我見〉兩文中的重點部分。

在毛澤東時代,對台政策很簡單,就是武力統一。毛時代不變的口號是「一定要解放台灣」。1958年毛澤東下令炮轟金門,未取得預期的成功,武統不得不擱置,但是「解放台灣」的口號並沒有放棄。在毛時代,每年十一國慶遊行,官方擬定的口號單上,最後一個口號永遠是「一定要解放台灣」。毛澤東深知統一台灣只能靠武力。

鄧小平創造性地提出一國兩制,從而使和平統一成為可能。按照一國兩制,允許台灣保持自己的制度,甚至可以保持自己的軍隊。但問題是,不管一國兩制開出的條件多優惠,它畢竟是一個招降的方案(台灣人說得好:「一國兩制就是把我們本來就有的變成是中共給我們的」)。台灣人有總統、有國會,有自家的中央政府,憑什麼要自動降格,臣服北京,接受「你中央,我地方」的格局呢?更何況今日的台灣是個自由民主的社會,憑什麼要給自己戴個專制的緊箍咒,找個專制的太上皇呢?

實際上,當年鄧小平提出「一國兩制」,既是一步高棋,也是一步險棋。它是專門針對當時仍處於威權統治的國民黨政府,尤其是針對年事已高的蔣經國而量身定做的。當時中共發現了一個不戰而勝的機會:台灣國民黨政權中的一個嚴重而隱蔽的內在危機。

80年代初期的台灣,內外交困。在外部,大多數國家都和中華民國斷絕了邦交;在島內,以本土力量為主體的反對派雖然遭受到高雄事件(美麗島事件,筆者註)的重挫,但潛流洶湧;隨著時間的流逝,老一代的外省籍黨國政要相繼過世。

與此同時,大陸的中共政權卻走出十年浩劫重現生機,鄧小平大刀闊斧推行改革開放,在國際社會贏得廣泛的尊重。美國利用大陸對抗蘇聯,大陸則利用美國向台灣施加壓力。

在這種形勢下,鄧小平想出一國兩制這條妙計。他們對蔣經國和國民黨喊話:「你們中華民國是無法長期維持下去的了,趁早接受我們的一國兩制吧,我們保證你們可以在台灣永久執政,保障你們的一切利益不受侵犯,只要你們願意歸順我們,放棄中華民國的招牌,接受一個降級的王位。反過來,如果你們拒絕一國兩制,那麼要不了多久,本土反對力量就會起來取而代之,到頭來你們既保不住中華民國的牌位,又保不住自己的特權。」

胡平在1988年5月號的《中國之春》雜誌上發表〈中國統一之我見〉,其中寫道:「有人說,共產黨對台灣威逼交加,會把台灣推向獨立的方向。可是,共產黨人會認為,台獨的傾向越強,國民黨(當時胡平還想不到後來民進黨會長期執政,筆者註)接受一國兩制方案的可能性就越大。中國社會科學院台灣所副所長李家泉在〈再論台灣與大陸統一的模式〉(人民日報海外版1988年3月29日)一文中,告誡國民黨當局不要硬是以『中華民國』的名義撐下去,否則,將來被別人取代改一下『國』的稱號,其結果必將是禍國殃民,成為中國的歷史罪人。

這句話的含義很清楚:既然中華民國在國際上不被承認,台灣的處境將日益艱難,為了謀求生存和發展,台灣要麼只有統一於中華人民共和國,要麼只有宣布獨立,另改國號。照共產黨的分析,如果是後一種情況,國民黨將負『歷史罪人』之名,並失去在台灣執政之實,反不如取前一條出路,除了在名義上由一國政府降為一省政府外,其餘一切不變。」

如果蔣經國貪圖一黨之私,他完全可以在「民族大義」的幌子下與鄧小平「相逢一笑泯恩仇」,接受一國兩制,國共第三次合作,共同「振興中華」,既體面,又實惠。然而,蔣經國沒有接受鄧小平的盛情邀請,堅決拒絕一國兩制,同時大力推動政治改革,解除黨禁報禁,從而使台灣走上民主化的不歸路。一旦台灣實現自由民主,一國兩制就失去了著力點。統治者可能為了保持自己的權力而願意接受一個降級的「王位」,但是,獲得自由民主的人民決不願意在自己頭上再來一個專制的太上皇。

開放民主意味著國民黨有可能被選下台,意味著台獨勢力將浮出水面。中國官方出版的《遏制台獨》一書中指出:「蔣經國宣導並推動的政治革新,是台獨的溫床,使台灣社會從此走上台獨的歷程。」中共勸說蔣經國接受一國兩制,責以大義,曉以利害,靠的就是渲染國民黨會下台與台獨勢力會上台的可怕前景。說台灣實行民主必將導致台獨,當然是錯的;但要說台灣民主使得台獨成為一種可能,則是對的。蔣經國本人當然是既反對一國兩制,又反對台灣獨立的;但是他不會不清楚,台灣一旦真正民主,就堵死了一國兩制,而台獨則成為一種可能。

因此當蔣經國決心開放民主時,那就意味著:對蔣經國而言,寧冒台獨之險,也不要統一於中共。這一價值優先的選擇,不知那些讚頌小蔣的人士是否都能理解?不過鄧小平肯定是理解的,這就是為什麼在1989年5月,鄧小平要對戈巴契夫說:「我這一生只剩下一件事,就是台灣問題,恐怕看不到解決的時候了。」緊接著就發生了六四事件。

三、初步的小結

以上是胡平的論述要點。筆者引述中國大陸學者與意見領袖的看法,重點有三:

第一,大陸人士看中國與台灣的立基點,和台灣的人,不論藍綠,都不同。台灣的人不可能有中國大陸以及共產黨與中華人民共和國方面的觀點,因為彼此的出身和經歷的政治環境差異極大。不論一個台灣的人有多麼地傾共親中或者強烈地盼望統一,他的思維、感情、目標和大陸上的共產黨員和一般人民就是不同,因此這些人絕大多數居住在台灣和美國(以及他們的家人在美國)。

第二,大陸知識分子的邏輯分析能力比台灣人一般而言,好得多,這當然和他們長期以來在政治環境中所形塑的理性和感性有關。這件事在科技研究發展上尤其明顯,大陸近年來國家和民間在科技研發與產業的發展上突飛猛進,和此有密切關係,而嚴重威脅到美國的國力。台灣科技產業則長久停滯在代工模式上,和其思維方式有關,也就是說習慣性重視貿易順差與技術密集,而非國家政策上利用大量外匯與銀行資金進行普遍性的產業升級與知識密集教育訓練。

第三,大陸人並不是由於沒有嘗過民主的滋味,就反對民主制度,反對言論自由。反之,他們非常期望中國大陸也能夠有基本的言論自由以及民主選舉。

另一方面,筆者常常遇到在微信上一些居住大陸的一些共產黨員朋友告訴筆者,現在的共產黨治理非常完善,中國人民不需要西方式的言論自由,而且台灣的言論自由造成立法院的吵架打架,虛耗時間,中國人不願意學習。而少數大陸的公知分子(秉持社會公義參與公共事務討論的知識分子,public intellectual),認為台灣藍綠對立的媒體不能代表媒體的公正性。對於這些觀點,筆者認為我們不論藍綠,皆應該傾聽。

胡平所論述最主要的部分,在於中共深刻了解,台灣社會一旦走上民主政治,統一之路將越來越遠,武力統一成為惟一的選項。台灣的族群人口結構以及民進黨由於反對國民黨而反中,使得民進黨獲得長期執政的機會之餘,台灣實質獨立的可能性也越大。而蔣經國仍然選擇放手甚至支持民進黨在1986年9月成立與發展,他的考量點,筆者認為一方面,可能為未來中國國民黨和根植本土的民進黨共同或分別抵抗共產黨而布局;另一方面,中華民國與國民黨撤台以後在台灣實行民主制度的歷史意義與價值,是中國數千年歷史進程上一個具有永恆光芒的里程碑,超越了中共統一台灣以及台灣獨立的可能性議題。

(待續)

後記

今年以來,筆者在《中國時報》「史話」專欄中,一開始以討論張憲義事件為主,後發現缺乏進一步的資料(有關美國中央情報局解密的部分張憲義事件資料由前中科院核能所主任祕書陳勝朗先生整理在「史話」上發表,讀者可以參考),乃轉至參考郝柏村的《八年參謀總長日記》中的相關記載,9月以來,則專就郝柏村日記與回憶錄以及其他重要著作,討論中華民國與台灣在1980年代轉型的問題。

本次專欄將做一「專題討論」,即關於民進黨組黨與發展的意義與問題的探討。由於時間與資料的限制,筆者短時間內能說明的不多,計畫分成兩、三次發表。希望藉此拋磚引玉,今後能夠看見多方面客觀的對話以及討論的文章,如果讀者有專論文章,也可予史話刊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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