楊雨亭

蔣經國放手民進黨組黨的陽謀(三)──解讀郝柏村回憶錄之7 ☆來源:中時新聞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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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11/12

龍城飛,原名楊雨亭,臺灣師範大學歷史學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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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7年10月2日蓬萊島三君子陳水扁等人出獄,在十二名員警的陪同下,愉快地步向迎接他們出獄的上百人士。(葉清芳攝,中時檔案照)

筆者繼續討論「蔣經國放手民進黨組黨的陽謀」這個話題。有關民進黨組黨與其前身黨外以及1949年國民黨撤台以後的民間推動民主化而遭國民黨壓抑的過程(如雷震與李萬居、郭雨新、高玉樹案),非常複雜。如果再往前追溯,可以遠至日據時代台灣菁英要求自治及參與日本議會的民主化運動(如林獻堂、蔣渭水等)。

宏觀地看,民進黨源於本土力量的支持,而接收與收割了幾乎過去所有台灣民主化運動的成果,而在1970年至1980年代的國際與台灣的特殊環境下,終於孕育與集結而成國民黨無法繼續壓制的政治主張與政治力量。其中牽涉到兩岸關係以及美國的因素(日本對民進黨很重要,但是其面貌一直隱晦於幕後),根本條件仍在於三民主義是一個民主政體,不具有專政因素,國民黨不可能一直以各種原因繼續軍政與訓政,這在大陸時期就已經發生了,國民黨的興起和沒落和此皆有密切關係。

1986年前後,蔣經國在開放黨禁、解嚴過程中扮演了關鍵時刻的主動者,但是他到底是怎麼想的?由目前筆者所能看到的資料以及在有限的時間內,無法直接、完整地掌握與判斷,只能從部分著作及日記、回憶錄中摸索當年的情景。

一、對於民進黨的研究不足以及種種偏見的惡果

筆者前次說:「民進黨的組黨與發展是中國近代與台灣史上的重大事件,影響深遠,但是迄今為止,相對客觀與理性分析與討論民進黨(與其黨外前身)的歷史、性質以及其迄今功過的著作不多。」

我們參考2021年9月出版的《衝破黨禁1986:民進黨創黨關鍵十日記實》(以下簡稱《衝破黨禁1986》),第19頁,〈推薦序〉由政治大學台灣史研究所教授薛化元撰寫,其中說:「從1986年組黨到2021年的今天,35年過去了,不過,民進黨並沒有自己的黨史,也沒有黨史的研究機構,因此,有關整個組黨的歷程和意義也沒有系統性的整理與研究。」印證筆者的看法有一定的道理。民進黨和之前的黨外歷史並不是一般想像地那麼單純,其中人與事的脈絡錯綜複雜,由於不少重要與關鍵人物已經過世,期間還涉及情治系統的線民(即所謂抓耙子)問題,整個情況要弄清楚,相當地困難。

薛化元教授說:「黨外人士衝破黨禁,成立民主進步黨,這在台灣政治發展史或是政黨政治的發展歷程上,都是重大的里程碑。而民進黨的組成之所以重要,可以從民主憲政的運作,還有台灣歷史的脈絡來說明。」筆者也說:「可以看出民進黨的重要性,在兩岸政治光譜的座標上,民進黨和中共,正好處於光譜的兩端,國民黨和藍營則夾在中間,和民進黨的距離遠大於和中共的距離。」

薛化元教授著眼在台灣,強調憲法的重要性,筆者將視野放大到中國,強調意識形態與族群因素扮演關鍵的角色。事實上,民進黨的存在與發展,不只影響到台灣與中國,甚至影響到東亞以及美國、日本的政治、經濟、軍事生態。是以客觀地研究民進黨相關議題已經是一個重要的政治、歷史與文化工作。

長期以來,由於中共和大陸同胞以及國民黨和深藍族群中許多極為敵視民進黨與台灣獨立人士,以至於產生了兩個結果:第一,由於蔑視與打壓民進黨的存在與發展,以至於不斷產生錯誤的判斷,認為消滅了民進黨,國家、民族有望,而民進黨的基礎在台灣人民(尤其基於本土歷史與文化),是以將持續成長,非常不容易被徹底摧毀;第二,從日本時代就開始,台灣本地人民長期地被歧視與壓迫,以台籍人士為主構成的民進黨,其本身的心靈和性格也無法正常地、健康地發展,影響到下一代許多台灣人民的心靈和性格,影響到和藍紅族群的互動,也相互地產生出不良的過程和結果。

大陸時期,國民黨長期嚴厲對待共產黨,地下化的共產黨後來發展出嚴重的多疑與暴躁性格,解放之後直接間接帶給中國人民重大的傷害,更進一步深刻影響到大陸人民的心靈和性格。這些過去很少被注意到的問題,需要進一步的研究,筆者認為執政時期的國民黨應負相當的責任,因為有什麼樣的執政黨,就有什麼樣的在野黨。

是以筆者主張不管個人或政黨喜不喜歡民進黨與台灣獨立人士,尊重他們的人格以及採取友善的態度,不論在政治、族群與道德上對彼此都有益的。同時,筆者認為包括薛化元、陳儀深等偏綠或偏獨的許多教授、醫師、院長、校長、官員、議員以及大量的成功台籍企業家,從1895年清朝割讓台灣給日本以後的一百多年歷史來看,目前台灣本地人普遍處於政治權力、經濟發展、知識能力各領域上最好與最高的時候,不能不說國民黨從大陸帶來的政治、經濟、教育體制有相當的優點。

如果1945年抗日戰爭中國沒有勝利,台灣人做為日本國的次等公民還要經過相當長的時間;如果1949年中共解放台灣,台灣人不可能逃過土改、鎮反、反右、大躍進、文革等重大政治運動之害。所以民進黨與台灣獨立人士應考量歷史的得失,嘗試公平、友善地對待國民黨與外省族群,甚至減少敵意對待普遍經受政治運動之害的大陸官員與同胞。如此整體民進黨的文化層次會提高許多,對於其未來的發展,不論統獨,都是有益與有利的。

另一方面,近日中共剛剛結束十九屆六中全會(2021年11月8日至11日),發布《第三份歷史決議》,待明年二十大秋通過習近平的核心地位以及連任以後,中共對台灣的統一工作會越來越緊。台灣社會內部如何暫時放下彼此的成見,找到基本的共識,以團結一致地與中共及美國互動,以免台灣沉淪而致子孫受害,是為當務之急。

二、從郝柏村日記看黨外與國民黨之間的認知差異

在郝柏村《八年參謀總長日記》中,1986年5月19日記載:「明日為總統連任就職二周年,兩年來可謂風浪一波接一波,但總統憑其無我無私、奉獻犧牲、不憂不懼、堅決堅定而衝破一切艱難險阻。無黨籍偏激分子以抗議38年舉行所謂綠色行動,警總依預定計畫,今日封鎖龍山寺,使聚於寺內反政府分子不得上街遊行。政府以忍耐堅持,終未發生暴亂,而使渠等妄圖製造暴亂之陰謀不能得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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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7年05月19日/五一九綠色行動。(高重黎攝,中時檔案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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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7年05月19日五一九綠色行動,當時的執政黨與民進黨溝通。(中時攝影組攝)

5月20日記載:「所謂五一九綠色行動在外弛內張的戒備中安然度過,偏激分子陰謀未能得逞,亦足以證明沉默大多數不受其煽動,而政府堅持不得在街頭遊行的前提下容忍,但是今後此類活動還是會發生,偏激分子達不到搗亂目的是不會罷休的。」

6月1日記載:「陳水扁、黃天福因利用《蓬萊島》雜誌涉嫌誹謗馮滬祥教授涉訟近兩年,昨日高等法院判決徒刑8個月確定。這些又藉政治迫害扭曲純屬司法的案件,舉行『坐監惜別會』等街頭活動,意圖興風作浪。這些人否定國家與憲法,而高唱民主,以政治人物的形象不受法律的制裁,這是什麼民主?」

8月14日記載:「現在國內政治上的隱憂,是少數偏激分子假借爭民主,實際為非法奪權,否定國家,否定法統,陰謀叛亂,響應台獨,這些非理性的叛亂分子與理性的民主反對分子不可同日而語。這些偏激分子唯一的目的是把國家社會弄亂,我以為應正式命名為搗亂分子最為恰當。」

8月17日記載:「今日閱《新聞天地》,談及台灣政治人士有所謂台獨、台爭、台自三派。台獨大家都知道,所謂台爭,乃台籍爭民主人士,台自乃主張台灣自治人士,而這三派或與中共有連繫、或暗通款曲,或受美國人士的鼓勵支持,但他們共通的目標是推翻中華民國政府。美國人直到今天還有不少人認為,台灣的獨立或某種形式的自治為解決兩岸爭端的途徑,吾人必須警惕。」

當時國民黨方面以「偏激分子」形容黨外的抗議與爭權活動,比「反動分子」的罪名好得多,然而郝柏村與國民黨方面似乎對於台灣戒嚴達38年之久,不能了解其所形成的社會問題與國際形象,以及對於1980年代前後發生的幾起嚴重的鎮暴與血案事件缺乏警覺心,另外就是國民政府來台日久,法統難以維護,這些問題積累到經國先生身體狀況日益衰弱時,必須做出決定,否則他身後台灣會愈加混亂以及衝突不斷。

筆者認為當年對於「非偏激分子」的一般人而言,長期形成一種習慣成自然的狀態,戒不戒嚴,戒嚴多久,皆無太大感覺與意義,多數覺得自己並無受到壓迫感,而可以自由自在地生活,何來戒嚴之事?一般人,尤其是許多愛國愛黨的外省族群,無法理解黨外人士到底所圖何事?而重大有違人權的事件在政府管制媒體之下,被報導地十分有限,因此對於「偏激分子」的存在與「鬧事」,認為是一些「不知心存感激」的人?國民黨和政府不是非常好嗎?難道這些人希望過著大陸人民的生活嗎?尤其是當年有孫運璿、李國鼎這樣極為清廉能幹的官員!

這些情形,說明了台灣社會中的本地知識分子對於政治自由和出頭天的渴望,以及反抗國民黨關押和迫害主張民主自由與台灣獨立的同胞,到今天仍不能為許多深藍與外省族群所完全理解和接受。

不少深藍與外省族群現在仍視民進黨與台灣獨立人士為「壞人」、「騙子」,這些人不但破壞了原本可以平靜安穩的中華民國與台灣的社會秩序,更數典忘祖地不願意做中國人,寧可做日本人(不少韓粉到現在仍相信韓國瑜大選失敗是民進黨作票)。如此的制式印象與憤慨口吻,十分普遍,尤其是在美國生活數十年的外省族群,最為嚴重,因為他們幾乎等於活在外國社會中的「孤島」,難以融入美國社會,缺乏「進化」的因子,以至於幾乎完全地保留著他們原初的觀點與感受。

筆者敘述以上現象,其目的之一,是想像現在的大陸同胞,近年來由於生活大幅改善,中國的國際地位遠超過過去的半殖民地與戰亂年代,因此大多數大陸人民可能像1980年代台灣的外省族群,認為黨和政府好的不得了,而一些「偏激分子」和「壞人」(包括民運、台獨、港獨、疆獨、藏獨分子,號稱「五胡亂華」),不但要破壞黨完美的民主集中制,還要引進西方式的、已經證明是沒落的多黨多元民主制,更和美國攪和在一起謀反少數民族與台灣、香港獨立,是中國的歷史罪人。由此黨一再忍耐,給予機會,已經是寬大無邊,下一階段如果仍不知反悔,黨發動跨海戰爭,收復台灣失土,完全是正確的、光榮的。

這樣的認知差異,存在於紅藍綠族群之中,牢不可破,支持了共產黨、國民黨與民進黨存在的合理性;反之,共產黨、國民黨與民進黨的存續與發展也反映了紅藍綠族群的心理、感情與願望的投射與需要。要改變紅藍綠族群以及共產黨、國民黨與民進黨的社會結構,除了戰爭,只有大家往理性與友善的關係方向慢慢前進,而長期以來互相仇視與充滿偏見的心態與作法,一時之間要改善不容易,尤其是兩岸年輕一代中許多已經有模有樣地承繼了上一代的意識形態和深刻的成見。

1984年《蓬萊島》雜誌發行人黃天福,社長陳水扁,總編輯李逸洋由於刊登文章認為馮滬祥以翻譯代替著作,涉及學術抄襲,馮滬祥控告《蓬萊島》雜誌。1986年5月二審定讞,高等法院判決黃天福、陳水扁等徒刑8個月。此事之是非曲直暫且不論,郝柏村認為並非政治迫害,筆者認為應聽兩造雙方辯詞,方可下出自己的意見。

而當年的高等法院審判長之一正好是筆者朋友儲博士之父親,朋友告知筆者他父親認為這一方面是政治案件,另一方面,儲審判長認為徒刑8個月依法陳水扁仍可保持律師執照,乃是愛護陳水扁之意,這已經是當年儲審判長等能做最多的事了,可是日後陳水扁並未表達感謝之意。筆者指出,兩岸在黨與司法系統之間的主從關係是一致的,現在的民進黨仍然沒有完全脫離這層關係。

另外,郝柏村日記中有一段話特別值得注意:「台獨大家都知道,所謂台爭,乃台籍爭民主人士,台自乃主張台灣自治人士,而這三派或與中共有連繫、或暗通款曲,或受美國人士的鼓勵支持,但他們共通的目標是推翻中華民國政府。美國人直到今天還有不少人認為,台灣的獨立或某種形式的自治為解決兩岸爭端的途徑。」

這段話和今天中共看台獨的觀點相當接近,尤其是指「美國人暗中搞鬼」(筆者一些外省朋友就堅信六四天安門事件和香港動亂都是美國人搞的)。至於說台獨「與中共有連繫」,也就是說中共曾經暗助台獨以顛覆國民黨政權,過去曾有這樣的說法,不過難以核實,是否是國民黨的宣傳與羅織,亦不易確認,因為警總的相關重要資料現在不容易查看到。在《衝破黨禁1986》中,第45頁,游錫堃說:「在國民黨政權的宣傳教育下,台獨是『台毒』。國民黨的『三合一敵人論』,指的就是『共匪、台獨、黨外』。」《新英文法》的作者柯旗化就因前後是共匪和台獨,而共入獄18年。

郝柏村說「美國人直到今天還有不少人認為,台灣的獨立或某種形式的自治為解決兩岸爭端的途徑」,這句話非常重要,一些美國人認為國民黨與中華民國政府不可能長期維持下去,尤其是1971年底被逐出聯合國以後。因此在中共仍然處於貧窮以及需要美國的時候,由美國支持台灣獨立或美國託管而台灣高度自治,是惟一避免日後「陷共」的辦法。

從今天的角度來看,美國人當年不是沒有預見,現在中共日益富強,台灣已經成為美中之間的大難題。而當年意氣風發的國民黨今非昔比,幾乎成為一個成事不足的二流政黨,對中共與美國皆噤不敢言,對於日益劇烈的美中台關係仍然認為依靠過去的說法、做法可以改變局面,事實上時空環境已經大為不同,國民黨的角色與功能甚為萎縮,許多深藍群眾似仍不能認識與思考自己轉型的辦法。

台灣獨立人士奉為圭臬George H. Kerr (葛超智,1911-1992) 著的《被出賣的台灣(Formosa Betrayed)》,早在抗日戰爭結束後就持這樣的看法,認為國民黨無法善治台灣以及終非中共之敵。筆者回顧,認為國民黨在台灣的治理相當有成績,然就保護台灣而言,部分美國人的看法不是完全沒有道理。

但是不同的政治視野與族群有不同的觀點,就像九一八時,張學良告訴日本人:「你們說的有你們的道理,但是你們忘了一件事,就是我是中國人。」如何處理台灣這個近代中國、亞洲以至美國、世界的「燙手山芋」?是一齣歷史大戲。近日來聽不少人嘆台灣「人為刀俎,我為魚肉」,筆者認為事在人為,身為台灣主人翁的我們,必然可以凝聚與創造出足夠的智慧與能力,因應變局,而將自己與他人拯救出沉淪之中。

三、初步的小結

筆者參照郝柏村日記以及民進黨與黨外部分著作,可以看出當年雙方的觀點和感受的差異,而這樣的差異中的核心價值一直延續到今天,逐漸滾動成龐大、同質性高而互相對立的藍綠族群。

至於大陸上的同胞,其「紅色」並非一成不變,在文革以後到1990年代末,大陸人和知識分子普遍是相當多元的。在2000年以後,由於中共轉型成功,中國的經濟、政治、軍事能力逐步大幅上升,中國共產黨信心漸長,開始收攏意識形態與凝聚民族主義,在兩岸、南海與世界各地爭取更多的發言權,從而大陸人民與知識分子也普遍逐漸轉化為越來越紅的族群,與世界反對共產主義的國家開始進行面對面的鬥爭。由此,紅藍綠族群之間的互動也越來越缺乏良性的基礎。

(待續)

後記

前次,「史話」發表筆者〈蔣經國放手民進黨組黨的陽謀〉以後,張憲義博士回應:「陽謀也好?陰謀也好?鄧小平的一國兩制,允許台灣保持自己的制度,甚至可以保持自己的軍隊。但是當它是一個沒有主權的國家時,很快就會變成香港的失敗模式。如果不是去中國化與反中的台獨,為什麼不試試在一個大中華原則下的「華獨」。它可能是可以被接受的,實現和平統一需要時間。

我們為什麼『聞獨色變』?其實,中華民國就是『華獨』;而「中華民國在台灣」也就是『台獨』,不是嗎?在此一大中華的原則之下,中國大陸應該可以接受兩個中國。因為我們需要兩國才能更加有效地保衛我們在南海和釣魚島的固有領土。」

筆者認為張憲義博士反應了不少人的心聲。由於中共堅決反對一中一台、兩個中國,甚至以武相逼,使得許多人不敢公開表達自己的意見。

筆者認為,在兩岸分治的情況下,在中共以一國兩制方式統一台灣前,汲取香港一國兩制的教訓,當我們還有言論自由的時候,應該儘量誠摯公開地討論我們認為適合的政治體制與政治思想,不要有禁忌,台獨、華獨、中共統一台灣、中華民國統一大陸,中華人民共和國和中華民國合併為中國等等題目,歡迎海內外及大陸人士參加,在沒有恐懼與壓力之下,將問題討論、辯論的清清楚楚,並且將討論的過程以多種語言公開在媒體和網路上。

多年來,在兩岸與島內惡性鬥爭的處境中,不同立場的人們之間不斷地惡言相向以及扣政治帽子,以至於人們已經普遍地喪失了思維與話語能力(尤其是年輕人),這真是中華民族的悲哀。

大約是7、8年前,一位中國大陸的政協委員,告訴我:「中共怎麼統戰和統一台灣?一國兩制只是口號,具體的作法都提不出來,台灣老百姓根本不知道統一以後要怎麼生活?他們還可以批評共產黨嗎?拿什麼護照呢?立法院和北京的人大的關係?會不會一下子湧進台灣一千萬大陸人?台灣的民主選舉會不會形成更嚴重的紅藍綠鬥爭?大陸人會不會和在香港一樣,大買亂買房地產?這些都是最實際的問題,統一以後老百姓根本不需要自己的軍隊,需要的是確定他們自由和安定的生活方式。」

我也告訴他說:「相同的,民進黨也沒有提出台獨的具體作法,比如說,台灣獨立以後,國旗、國號、法定語言、文字、歷史、政府組織,以及反對台灣獨立的人們是否可以繼續留在台灣,是否仍然可以主張統一?這些問題都必須明列出來,讓大家公開討論,並且應該嘗試和對岸的共產黨協商可行的相互關係。現在不是如此,『台灣共和國』完全靠美國支持,未來怎麼可能成為一個正常的國家?」筆者的政協委員朋友不同意台灣獨立,因此認為這是一個不可能的議題。

事實上,筆者的綠營朋友們認為專政的中國共產黨不可能維持太久,筆者提醒他們,就是如此,日後新的中國政府也不可能不希望收回台灣,其中一位深綠的教授朋友則說,如果中國開始有比較民主自由的制度,台灣獨立也不見得成為必然。

不論如何,以上的種種問題應該公開、和平地討論。凡是一件本來禁忌的事,一旦被公開討論過後,其神秘性和禁忌性就喪失了,甚至人們漸漸失去了興趣,統獨和族群問題亦然。這無疑是民主社會的好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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