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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12/20
龍城飛，原名楊雨亭，臺灣師範大學歷史學博士
梁肅戎為雷震辯護，準備進入國防部軍法局。（龍城飛提供）
筆者繼續討論「蔣經國放手民進黨組黨的陽謀」的相關話題。本次的主題從國民黨內部事來看當年情況。
一、由阮大仁與周至柔事談早期國民黨上層鬥爭
由前《中央日報》社長阮毅成的公子阮大仁在《傳記文學》2007年5月號中一篇文章〈周至柔之徒勞無功與嚴家淦之漁翁得利〉中所述幾事，值得注意：
（一）「在陳公辭職時，與嚴先生角逐大位的，是時任台灣省主席的周至柔主席，周下嚴上，甚為曲折。而嚴家淦得以傳承大位，是因為黃少谷因雷震案，由行政院副院長兼外交部長之職位，被外放為駐西班牙大使，時在1960年。」此事少有聽聞，不知是黃少谷與《自由中國》關係事，還是代雷震受過？
「周至柔在1963年12月省主席職務交卸黃杰後，從此閉門不出。後來《中報》承辦人傅朝樞拜訪周至柔，周至柔告之，他之所以上了蔣氏父子的當，擔任打陳誠之急先鋒，是自遷台以後，十多年中，凡是只有他們3個人在場，蔣老先生每次都會對蔣經國說：『以後你要多向周叔叔學習。』這近乎易子而教的話，使得周至柔以為他們父子之間傳大位的過渡人物，非己莫屬，而有了坐三望二之心。」所謂三，即是台灣省主席，所謂二，即是行政院長，即是說周至柔（1899-1986）想當行政院長，因而和陳誠公開競爭，結果兩敗俱傷。1963年至他1986年過世，低調度日23年，其心如晦，難以想像。
（二）「陳誠1948年底來台，到1965年3月5日病逝，17年期間與全台各地仕紳建立起深厚關係，這些在日據時代成長的本省籍人士，對中國及國民黨的政情不熟悉，與先來台的陳誠建立了私人友誼，怎麼料到日後竟會被捲入了國民黨內的派系鬥爭？高雄的陳啟川、陳啟清和陳誠關係匪淺，而蔣經國在高雄則培植王玉雲，此造成日後高雄陳家與王家之長期角力。」說明高雄地方勢力成為陳誠派、蔣經國派鬥爭的代理人，本省籍人士不明狀況，捲入了國民黨內的派系鬥爭之中。
筆者教會一位本省籍教友十年前即告知筆者，早年他們南部地方黑金問題大多數由國民黨地方人物而起，因那時候，地方人士勾結國民黨的政治與情治權力，進行濫墾濫伐以及濫挖河邊砂石，日本人在台灣的時候，根本不會有這樣的事情。這位教友攜家帶眷移民德國，小孩皆學音樂，偶爾回台。他對國民黨厭惡的表情，令筆者非常的意外和難過。民進黨興起以後，接收了原來國民黨的樁腳或樹立自己的樁腳與之競爭，成為基本選票來源，所以台灣社會的基層問題極難清理。像這類問題，大概只有共產黨能夠處理，1949年共軍解放江南後進行的土改，多由北方人來主導，和地方沒有感情，所以過程極為殘酷粗暴，善霸、惡霸一律掃除。
（三）「1970年羅織之李荊蓀案為打垮周至柔，李荊蓀為周至柔親信，曾任《中央日報》南京與台北時期的總編輯，《大華晚報》董事長，李荊蓀被捕後，誣為匪諜，遭判無期徒刑。」
李荊蓀公子李方係筆者好友，曾說其父李荊蓀1983年出獄後曾有回憶錄，出版前遭其母刪節重要部分。筆者好奇為何當局要整李荊蓀？李方告知為周至柔欲爭取行政院長職，得罪層峰，因此職位日後為升蔣經國準備。此事詳情外界知道者甚少。筆者在此記述黃少谷、周至柔事，是由於國民黨來台後，上層鬥爭甚烈，可見當年蔣經國並不是天然「儲君」，排在他前面的長輩甚多。雷震案，由於《自由中國》反對修憲以利蔣介石連任，有無牽涉陳誠曾有意願在蔣介石兩任總統後繼任不得而知。
陳誠過世之夜，時任國民黨中央政策會副祕書長阮毅成前往探視，後告知兒子阮大仁，陳誠臨終時遺言之一是：「天下不是蔣氏父子的！」令人感慨。大陸1966年文化大革命起，實受毛澤東、江青夫婦之影響極大。然蔣經國承繼行政院長副院長、院長以至總統職務，總體來說，盡心盡力，對台灣之經濟、政治與國防多方面的建設確實有相當貢獻，所以不能以其奪棣過程來否定他後半生功績。另外，過去時代中許多大人物如陳誠、周至柔以至中共方面之劉少奇、林彪等，似皆難脫離層峰大位之至命誘惑，如飛蛾撲火。而如嚴家淦者，知所進退，一生平順，卻終至大位，實可深思。
阮大仁說：「高玉樹先生之脫穎而出，對台灣日後的黨外運動影響極大，黃信介、康寧祥等都出於高先生幕中，在高先生擔任市長時，他們都是台北市議員。在高玉樹當選台北市長的巨大影響下，在四十年後開花結果，竟造成了政黨輪替。」阮大仁以蝴蝶效應理論描繪人生中許多重大之事，往往發生在當時難以察覺的小事之中。雷震案中牽涉新黨中有黃信介，為雷震辯護的律師為梁肅戎，至1990年前後黃信介與梁肅戎二人皆居高位要職，在立法院中往來甚多，宛若老友，實非30年前之1960年代時可以想像。
阮大仁兄阮大方亦奇人異士，筆者曾見其面，才高八斗，口若懸河，前幾年過世。阮家兄弟皆有識有膽，不隨濁流，令筆者佩服阮公毅成教子有方。筆者年齡愈長，才知一個人的家世影響極大，筆者近年來似稍解人世，然人生已過泰半矣！
（龍城飛提供）
二、由梁肅戎回憶談民進黨組黨前後事
梁肅戎和康寧祥的關係，影響到之後民進黨發展的一些波折。筆者前文刊出後，《中國時報》總主筆戎撫天打電話給我，他當年跑政治新聞時就在民進黨組黨事件第一線上，了解當時的情形，梁肅戎當時負責和黨外的康寧祥溝通，所以要看梁肅戎留下的著作。筆者即赴母校師大圖書館查看國史館1995年出版的《梁肅戎先生訪談錄》，其中第204頁，對於民進黨組黨一事只有簡單的兩行：「民國75年9月28日，以公政會為主體的黨外人士，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勢，突然宣告成立民主進步黨，台灣政局至此步入兩黨政治的嶄新時代。」其中完全沒有任何內幕消息，亦無一個說法，這個現象相當奇怪。是以筆者大膽推測，民國75年9月28日下午，通知蔣經國總統七海官邸辦公室主任王家驊關於民進黨已經在會議中通過組黨決議的神祕人士，就是國民黨負責對黨外溝通的梁肅戎。
《梁肅戎先生訪談錄》往前看，記載幾項重要事項：（一）「美麗島事件（1979年底，筆者註）後，朝野雙方都成了驚弓之鳥，彼此猜忌。在這種氣氛下，我和康寧祥都成了溝通的代罪羔羊──我被稱為『梁勾結』，康寧祥則成為『康放水』。黨外僵持的局面，直到民國75年（1986）5月10日，包括國民黨、黨外與學者所舉行的三邊會談，達成三項突破性的結論，才使雙方緊張對峙的情勢，有了峰迴路轉的變化。國民黨何以會在此時與黨外進行30多年前所未有，規模、層次都較以往為大、為高的溝通？主要是由於蔣經國總統於5月7日國民黨中央常會中指示中央政策會三位副祕書長──我、蕭天讚、黃光平擔任和黨外溝通工作。」
（二）在此之前，4月29日，蔣經國總統召見國策顧問陶百川，陶百川就黨外公政會問題，美國致函政府當局不要輕率處理，並請吳豐山、顏文閂兩先生轉告3位教授，努力溝通。」此事需注意，美國當局希望國民黨勿輕率處理公政會事，說明黨外曾向美國方面「告狀」，而美國方面還敦請吳豐山等居間協調。可見當時已浮現出國民黨、黨外、美國的三角關係。而當時國民黨未取締黨外的主要勢力公政會，其中有美國的因素涉入與暗助。由此，筆者沒有辦法判斷民進黨中的新潮流系和美國某一方面有沒有特定關係。
（三）民國75年5月10日，第一次黨外溝通會在來來飯店湘園廳舉行。陶百川希望大家把握這過去少有的機會。經過長達5個小時的溝通後，雙方最後達成3點結論：1、對中華民國憲法的實施都有共識，至於如何積極推動民主憲政，仍有待繼續磋商。2、對於公政會與分會的成立咸表同意。3、共同為政治的和諧而努力。」筆者認為這3點結論中，主要是對於《中華民國憲法》的支持，就是反對台獨，談了5個小時，焦點應集中此點。從此開始，台灣政治與社會以中國與台灣孰重孰輕、何去何從的思維為長期角力與拉鋸的中心，也就是藍綠族群形成的源頭。因為國民黨去與黨外討論爭辯，說明必須面對這個已經具有急迫性的問題；統一在國民黨來說，在三不政策下只能被動性地因應，而實質性的台灣獨立或以中華民國的面貌獨立，是越來越難以避免的議題。
然而，該午餐會召開前的上午，江鵬堅、謝長廷等人逕行宣布成立公政會台北分會。對此，國民黨方面相當不滿。其次是宣布台灣戒嚴滿38周年5月19日當天，黨外發起519綠色抗議行動。最讓黨內人士不滿的是，這段期間，部分黨外雜誌對先總統蔣公及蔣總統經國先生的詆毀。另一方面，黨外人士則認為，情治單位派人24小時跟監謝長廷等人、蓬萊島誹謗官司將於 5月30日宣判、繼續查扣黨外雜誌等。
我們可以看到當年，國民黨方面的黨和情治系統兩方面的看法和作法相當對立，而由經國先生來協調與推動工作的前進，經國先生既要維護國民黨的體制，又要藉黨外的衝撞來走向民主政治，可謂是時代的操盤手。相對來說，中國大陸沒有黨外的力量，中共內部的開明派沒有借助的踏板可以施力，所以大陸上要自行產生多黨民主制度非常困難。
梁肅戎說：「從政治的實務上，我們對於無黨籍朋友，已經允讓他們成立團體組織，這個已經非常不容易。我們也了解，無黨籍朋友最終目的在於成立一個政黨但是國家處於非常時期，任何憲政的推展，並非一蹴可幾。可惜，原定6月7日舉行的第三次溝通，由於黨外人士以種種理由延期舉行，並相繼成立分會，事實已難作公開、集體性溝通；加上610坐監惜別會及謝長廷宣布退出溝通事件發生。國民黨方面也有署名『中國國民黨自救委員會』到處散發反溝通傳單，並包圍中央黨部，高喊打倒現代秦檜，意思就是要打倒我（梁肅戎）。」此說甚為重要，國民黨方面知道黨外一定要成立政黨，但是必須等待合法組織政黨辦法通過，表示國民黨方面遲早會開放黨禁，否則毋須溝通。
9月28日黨外組黨，康寧祥為何反對？戎撫天解釋，因為康寧祥認為應該等國民黨與立法院通過《人民團體組織法》，沒想到黨外會議中，朱高正、謝長廷等突然宣布組黨。這事之後，國民黨方面並未制止黨外組黨，康寧祥大失威信，遂在民進黨中逐漸邊緣化。另外，值得注意的，雷案發生時拘捕關押之《自由中國》編輯傅正，出獄後，亦參加民進黨成立時之建黨工作7人小組（見《衝破黨禁1986》第163頁），惜雷震已於1979年過世。傅正的參與，可視為前《自由中國》的一種支持象徵，或是未能成事的中國民主黨的一種再生與延續。可惜近年來民進黨越來越台灣中心化，反中情緒愈重，和當年雷震與李萬居等結合之新黨仍賦有中國的意義與格局愈行愈遠。
三、由梁肅戎回憶錄談彭明敏事
有關彭明敏案，《梁肅戎先生訪談錄》第143-158頁，彭明敏曾於民國50年擔任台大政治系主任，次年當選第一屆十大傑出青年，前途無量。卻於民國53年（1964）初，在其學生謝聰敏、魏朝廷協助下，準備發表《台灣人民自救宣言》，謂「台灣島上的人民，不願被國民黨也不願被共產黨統治，而是要自己統治，人民必須以自由選出的政府來取代國民黨政權。並提出8點主張，反攻大陸是不可能的，必須承認一個中國和一個台灣，反攻大陸的口號只是導致島內戒嚴，國民黨政府既不代表中國也不代表台灣，極繁重的軍事費用和極高的出生率是兩個嚴重的問題，國民黨欲摧毀中產階級以削減反對勢力，國民黨經濟政策不合理，台灣可以獨立為一個國家。三個基本目標為，共同推翻國民黨的政權建立一個新的國家與政府，制定新憲法，以新會員身分加入聯合國。」
由於印刷廠老闆走漏風聲，3人於民國53年9月20日中秋節被捕。彭明敏在獄中發信給家人要梁肅戎為他辯護，梁肅戎不願，因為上次雷震案他差一點被開除黨籍。結果當局有意緩和此事，在228事件陰影下，政府與本省知識分子的衝突不能擴大。梁肅戎很聰明，要得到蔣中正總統的明確指示，行政院副院長余井塘去找總統府祕書長張群，探詢總統的意思，蔣公說：「能讓台灣人信任的外省人不多，彭明敏還能信任一個外省人律師，叫他辯！叫他辯！」於是梁肅戎才答應下來。後來梁肅戎說服彭明敏承認認識錯誤，國防部軍法局仍判8年徒刑，梁肅戎再託余井塘去找張群，7個月後始獲蔣總統特赦。民國59年1月2日，彭明敏由台中清泉崗機場偷渡出境，抵瑞典。
蔣公的話饒有深意，「能讓台灣人信任的外省人不多」，說明當時外省人可能不容易得到本省同胞的完全信任。而至今是否猶然？外省族群應客觀思考這個現象。後來梁肅戎對東北大老齊世英說：「台灣本地人士搞民主運動，沒有我們東北人必死的決心。搞革命工作，第一要有隨時就會沒有腦袋的決心，我們東北人就是把腦袋掛在腰上，這才有資格幹。如果出來亮個相就走，這還沒資格。台灣民主運動所以搞不起來，就是缺乏這種革命精神。」
一方面，台灣民主運動後來在李登輝擔任總統後還是搞起來了，時代變了，搞民主不必要「把腦袋掛在腰上」；另一方面，台灣獨立運動面臨中共政權，有殺頭風險，確需「把腦袋掛在腰上」以梁肅戎的觀察，最後若美國支持稍緩，台灣方面應會尋找兩岸妥協方向。因此筆者建議中共對台毋須太過敵意，在武力之外，應多方進行安撫言行，避免激發台灣社會中越來越反共與反中的情緒。不過這也有關中共的政治文化特性，中共一般敵我意識強，人民喜歡強烈個性與發言高調的領導人，往往溫和的思想與作法被視為軟弱甚至叛徒，總體社會的信任感低，人際關係不易穩定。
筆者多年來對待共產黨以及大陸朋友的基本原則是，實話實說，但友善低調相處，避免過度衝突，因為中國大陸在共產黨治理70年後，一般人受到共產黨的鬥爭文化浸染很深，一旦彼此立場過於對立，溝通不順，容易升高敵我關係，且很難主動轉圜與平和下來。而關係遭到破壞，之後即使往來，多以統戰思維待之，只有利害關係，如此長期而言，風險很大。這一點，請民進黨與台灣朋友們參考，對於中共和中國的批評，應本於有理、有利、有節原則，對於他們確有成績的部分，亦應客觀予以肯定，重點在於不宜結怨結仇。民進黨缺乏國民黨之先天中國性質，和共產黨往來時，可能比較缺乏共同民族情感基礎，因此更需謹慎，如履薄冰，以免墮入戰爭深淵，互蒙其害。
四、初步的小結
說到梁肅戎先生（1920-2004）這位大時代中的奇人，他是東北人，民國9年生，就讀長春法政大學，加入中國國民黨，從事地下抗日工作，為長春市黨部書記長，抗戰勝利，擔任四平市黨部書記長，並為第一屆立法委員。來台後，CC派備受打壓，而1960年後梁肅戎挺身為雷震案、彭明敏案辯護，至1977年始出任中央政策會副祕書長，後來逐步升任立法院長，經歷國會改造及憲改過程。
在《梁肅戎先生訪談錄》中，第132頁記載，民國49年（1960）9月4日，雷震等人被警總拘捕，當天晚上國民黨中央發給各報負責人一本小冊子，名為「《自由中國》半月刊違法言論摘要」，分為6項：「1、倡導反攻無望，2、主張美國干涉我國內政，3、煽動軍人仇恨政府，4、為共匪作統戰宣傳，5、挑撥本省人與大陸來台同胞感情，6、鼓動人民反抗政府流血革命。」值得注意，其中「主張美國干涉我國內政」，說明國民黨方面對於美國經常干涉我國內政不是沒有意見。
雷震被捕不久，東吳大學校長端木剴來找梁肅戎為雷震辯護，國民黨中央全力阻止梁肅戎；有位士官長寄顆子彈給梁肅戎，威脅他不要為雷震辯護，否則要全家的命。雷震宣判後，國民黨中央於八屆三中全會上作成加強黨內紀律的決定依此開除立法委員費希平黨籍，有關梁肅戎亦要開除，因陶希聖反對作罷，說這樣做會落人口實，說國民黨不但把雷震整垮了，把辯護律師也整了，最後軍法局長汪道淵亦說話，因此梁肅戎的黨籍保住了。
關於雷震案，在前監察委員陶百川（1903-2002）回憶錄《困勉強狷八十年》，第237頁〈附錄〉「雷案調查報告的糾正事項摘要」中說：本院陳委員翰珍（青年黨大老，筆者註）等提案，要求調查：「自由中國半月刊言論是否有故意作有利於叛徒之宣傳。」並謂軍事法庭「不應斷章取義，入人於罪。查雷案係於……9月24日經軍事檢察官提起公訴，9月26日方將起訴書繕校送出，而軍事法庭於當日下午即開始訊問，10月3日即舉行審判，當日即宣告辯論終結，前後相距僅6日，扣除例假1日，僅為5日。今案情如此重大，時間如此短促，雷震、馬之驌之辯護人於10月3日審判長宣告開始辯護時要求延期辯論，亦未獲准，以至被告處於顯然不利地位。如此操切，殊屬不合。」
（龍城飛提供）
當年的監察院頗有風骨，和台灣民主化以後監察院一昧附和執政黨的態度完全不同。國民黨對待雷震與彭明敏事有不同思維，事實上雷震、彭明敏二者觀點相似處不少，而彭明敏欲推翻國民黨以及台灣獨立，尤為嚴重，看出國民黨對於本地菁英的處理，由於228事件以及本地民眾眾多而頗有忌憚。而對於外省人有不同主張者，處置手法往往過於嚴厲，雷震、殷海光如此，葉公超亦然。外省人在台灣勢孤力單，缺乏群眾支持，當局一旦決定打擊，如打蒼蠅蚊子，隨便揮揮，立即落地，由是殺雞儆猴，其他外省人觀之，莫不噤若寒蟬。同樣的情形在大陸亦然，一旦宣布某人為「反革命」，幹部與人民立即與之劃清界線，完全不可能予以接濟。中國政治的可怕即在此處，所以為何要推行民主自由法治，因為我們的文化有這一方面根深蒂固的問題。
另外，彭明敏和張憲義皆由美國中央情報局協助偷渡出台灣，國民黨當局似難正面回應。美中情局以美在台空軍基地為其「屬地」，任意飛進飛出，視我國主權如無物，實不可忍也！尤有甚者，美方對於外省受難者卻沒有持相同於彭明敏和張憲義的待遇，如將殷海光、葉公超等偷渡出台灣，可見美國政府的長期基本態度即為推動台灣與中國大陸分離。由此，除了民主為大勢所趨以及蔣經國先生晚年的寬和睿智，民主進步黨組黨的前後，應皆有美國支持的因素，至今猶然。
（待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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