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漫談「智識之士」(上) ☆來源:大學雜誌第四期,作者:謝文孫

漫談「智識之士」

Notes on the Intellectual

謝文孫


 小引

▲本刊的英文標題是The Intellectual,創刊以來已經讀到兩期,連續登載了兩篇討論知識份子問題的好文章:陳少廷先生以載了兩篇討論知識份子「這一代中國知識份子的責任」為題 (第一期,四十七頁),用道義相砥礪,視言論為天職;金耀基先生則以「新知識階層的建立」為構想(第二期,二十四頁)。兩文代表了比較年青一代的看法,所以值得重視。

 

▲然而,與知識份子相關的問題,談起來真是千頭萬緒,即使對於「知識份子」(或 Intellectuals)一詞的定義,也是眾說紛紜;至今還沒有一個定義能讓各國學者一致地接受。如此繁複的問題,自然不是兩篇文章所能完全蓋括的了。筆者拜讀陳、金兩文之餘,一時興起,而且近年讀書思考也有些心得,應該寫奉「大學雜誌」發表出來。

 

▲由於觀點與境遇各別,筆者的看法同臺灣許多朋友的想法,未必契合。然而,講究差別,追求多樣,似乎正是 Intellectuals 的好癖。大凡,政治界與思想界雖多交往與聯繫,却有一項基本的不同:政治上向同,求一致,唯其如此才能團結力量,導致行動;思想界則向異講究創新響慕獨標風撤唯其如此才能多彩多姿文化燦爛至於雙方如何互相對處,互求共存,那是人類幾千年來的大課題。實際從政的思想家,常常會面臨兩種好向的抉擇。我們既然留在思想界裏,似不必放棄尊重異己,辨析疑歧的習慣。

 

上文的看法,當然也反映了筆者的若干思想背景。多年來筆者所身處的思想界——英美的思想界——尤其流行着一種向異惡同的習好。愈是差異多樣,便愈認為豐富而多趣。即使對於同派中人的思想言論,也往往着眼於他們所表現的nuances。此種好尚,或不為其它社會所喜歡,或者有人討厭他們太愛「標新立異」。而,英、美學術界與思想界常常追求的却正是「日新月異」。

 

又譬如, Orthodoxy 一詞在英語中往往蘊含一些貶意,但是譯成中文的「正統思想」,便另是一副岸然道貌。筆者不敢妄寫長篇大論,故用 「漫談」的標題,每節拍一個重點談談,也是引發「話頭」的意思。維云「漫談」,也略略安排了一個層次,先講到一般的問題,後文則歸結到我們自己切身的問題上去。至於進一步的推敲發揮,如何作系統化的敷陳,便有待愛好本刊的朋友們共同出力氣了。

 

一、智識之士的「心腸」 

「知識份子」一詞,幾十年來使用得太寬泛了,加上「知識」一詞,用的因更其寬泛。所以,下文所談論的對象,擬名之曰「智識之士」。這兒,有幾個著眼點,必須交代一下:

所謂「士」正是陳先生在文章副題:「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遠」中一所標舉的「士」。過去的歷史上,文化傳統裏,一再產生過這樣互相砥礪祝望的「士」;人類既抹不掉自己的歷史,又抛不掉背上的千年傳統——這點,或有年青的朋友要弓起眉頭來疑問了。且待下文詳細說解——那麼,這樣的「士」還將不斷冒現出來的。

 

至於「智」字(不是知識的「知」),含着 intellect之意。換言之,理智的鍛煉,思想的活力都是必備的。因此,多認幾個方塊字,乃至下筆萬言,未必算是「智識之士」。前年過世的夏濟安老師,在臺北的時候,有一天對我說:「當今不少寫小說的朋友,有一個共同的缺陷,你說是什麼?」沒等我答話,他就一邊敲著煙斗,一邊說:「Intellect。他們的作品裏intellect成份不夠。」我們試翻翻許多小說當中,也確是有此缺陷,才寫出那些幼稚可晒的章程。

 

第三項要素——筆者認為是頂切要的,智識之士都有一種特殊的concern。我借用中文「菩薩心腸」的「心腸」二字來說明。智識之士對於當代的問題總是熱心熱腸的,對於周遭的民生疾苦總是提心掛腸的,必須具有這付入世的,關懷親身所處的時代與社會的「心腸」才配作智識之士。比如說,一位專研無機化學的教授,他的關心與努力如果全部局限在實驗室裏,對於國計民生毫 不介懷,他便不是本文所談的智識之士縱然他得了諾貝爾獎金。前幾年美國化學家Pauling,關切到核子試驗有害人類健康的問題,熱心熱腸地奔走呼號,不惜抨擊當道,他乃為無數智識之士所傾服,所推崇。

 

並舉一個正面的例子。許多大史家,往往也是智識之士,他們所嘔心瀝血「寫出來的往往是他們當代的歷史,因為他們關懷著親身所處的時代,所經歷的社會變動,要探究其背境與由來。東方的司馬遷,西洋的修西提第司,都是大家耳熟能詳的史家,他們的名作都是他們一代的「近代史」。讀這些史作,應該去了解他們的concerns,去體會他們的「心腸」。 

 

以上談到智識之士對時代,對社會的深切關懷,以及他們論世評事的「心腸」,卻只是對他們的思想言行觀察之餘的一種陳述,讀者們萬萬不要誤會筆者在此提倡什麼「使命」,或在強調時下流行的「知識份子之責任」云云。「使命」也者,「責任」也者,說明白些,便是「應該作什麼」,無非出於他人的一期望,再不,便是自我的督責低碼;總之,是教誨性的,所謂「ought-to-be」。上文所指的「智識之士」的特點種種,都是描述性的,所謂「to be」,並無贊美或貶抑的意味。有人焉,如果並不具備這付「心腸」,也無很高的智力,對於所處的社會與時代之關懷又很淡薄,他仍可以作個「好人」,做個有用的人,他們也可自列為一般所謂的知識份子。只是,他們不落入本文所論之智識之士的範疇。 

 

筆者心目中「智識之士」,不僅是相當狹義的,而且頗為「低調的。這裹要說幾句「洩氣」話。智識之士對於所處的社會雖然滿腔熱忱,該一社會,所還報的可能是冷漠,甚至是迫害。「智識之士」由於這種關懷之驅使,往往進而對當前的問題作研究,作調查,或者苦思冥索,並將研究思考的結果發為言論、批評:建議、乃至行動。然而,他們的研究未必能有結果,所謂結果又未 必真把問題弄清楚。

 

借一串比喻來說:他們的熱心「診斷」未必摸得清症疾,處方也未必能藥到病除;即使真是良方靈丹,也未必為病家所信任,所服用。甚至,「智識之士」 所鼓吹的「方案」一旦真予試行了,由於人類社會頭緒萬千,其試行之結局可能與 「預期不同。至於不幸而受誤解,招疑忌,遭迫害的例子,史書 上俯拾皆是。「仁人志士」在書本上是普遍受到讚揚的,而他們之受到崇仰卻往往因為他們在現世的遭際是悲慘不幸的。

 

為什麼要加這段洩氣話呢?乃因時下文人,談到智識之士這類問題,不免過份推崇—其實是有意或無意地自誇自讚,「自然也免不了一把鼻涕,一把眼淚地自哀自憐。總之,先把智識之士捧成鳳凰、神器,再來論列。於是既難承認智識之士的許多缺陷,更將許多不必要的,做弗到的要求,硬「塞」給智識之士,眼前面,便有許多文章,起筆便是「大陸沉淪」「赤禍滔天」之類,跟著便把近百年來中國社會的大變革統統包攬過來,功罪全歸「咱們智識之士」。

 

筆者總覺得這些文章家未免過份自尊自大了些。近百年來的生產、制度、習尚之轉變乃至錯綜複雜的國際關係,又豈是樁樁與智識之士有關?智識之士所扮演的角色當然是不能抹煞的,但是人數超過幾十萬倍的廣大農民群眾呢?還有軍人、 婦女......在廿世紀所擔當的新角色呢?將來「神州重光」—大陸上的同胞可享受我們所企望的生活——目是一大神聖的任務,然而,這個任務也能由智識之士去獨力完成麼?

 

國人將智識之士的角色,過份渲染,當然與中國的文化傳統有關係,向來中國的智識之士在他本土社會中所享的地位就遠超過西洋的智識之士。我們在中文裏也還找不出相當於「鴨蛋頭腦」的輕幾語。

 

調門放低些,將智識之土的image縮小些,使之接近於真實,並不是否定智識之士問題的意義。也許,正因為智識之士有那末多「洩氣」的乃至悲劇性的榜樣擺在前面,我們更要追問:「為什麼古今中外歷史上不絕地產生智識之士?」「為什麼他們會有那種深切的關懷與入世的心腸?」「為什麼仍有人步趨仁人志士的後座?」

 

二、智識之士的「成長」 

關於「智識之士」,以往的許多討論,每每顯得太籠統化了,太簡化了。至少,我們似應先分清討論的對象,究竟是一位一位「智識之士」的個體呢?還是這些個別的「智識之士」集合而形成的「團體」、「階級」或者「階層」(金先生的用字)。就像畫一株蒼松,與畫一片松林,所取的視野自然不同。

 

先就個別的「智識之士」言,要了解他們,最便捷的辦法也許是傳記式的研究吧?就各人的時代背景、家世、出身、童年、教養,所接解的知識、學說與思潮,一生的經歷以及特殊的遭際等等,加以調查分析,體會估衡,恐怕都是必要作的功夫。筆者常感興趣的是各個「智識之士」的思想上與智力上成長的過程。

 

「成長」,這一觀念,同「心腸」一樣,是借喻。凡借喻都有限度。一個人思想上的「成長」與他的生理心理上的成長並不是完全相應的。一個正常的人到了三十歲左右大約總在身心兩方面都長成了,都達到了「成」的階段,以後便不再「長」了。但是,在思想上,如果活力充沛,卻可以不斷地成長。儘管到了五、六十歲,一位智識之士的「身量」可以愈長愈巍偉,終於使大家不 得不敬服他為大思想家。

 

在智識之士的成長過程中,最有意義的現象是自我批評;不僅批評檢討自己的思想言行,也包括對於親身所處的社會之批評與檢討。智識之士當然不斷用功,努力吸收知識、觀念、學說......。但是,如果察看一下這種吸收的過程,他們總必先有一套觀念的格局或架構,憑了這套格局才能去觀照世界,去吸取知識,換句話說,讀書求知所獲得的林林總總的東西才能有秩序地安放,才便於搜檢應用。這是效用上不可免的現象。各人的觀念格局有繁簡精粗之别,但是,每位智識之士總得有這麼一套裝備。

 

然而,天下之事,利弊往往難以刀兩斷分得清。這套觀念的框架,故然便利了我們的吸收存放許多知識、理論與觀念,卻同時也阻擋排斥了其它許多知識、理論與觀念。試看各種各樣的主義與學說,一方面固然提起了我們對若干問題的注意,另一方面也往往遮擋了我們的視力,使我們忽略了另外若干問題。這種現象,有人稱之為思想上的盲點。像眼膜上的盲點對於某些光線的刺戟視而不覺一樣,智識之士也往往對某些問題無動於衷。

 

自我批評,自我檢討的功用,便在此。為求知識的吸收,有時我們得檢查自己的觀念格局,是不是太粗陋了一些,是不是有什麼缺點應補正,或有一兩根隔門要敲除?為了檢討觀念的架構,有時更得退後一步,察看一下這套架構立脚的樁釘;基本價值,基本假設等等。甚至再退後一步去查究那些決定與選值基本作值所依憑的,各人的情、意、慾。這一路的追向自省,往往是很吃力,很費事的。也並非常常需要的。有時只須查究到某一層次即夠用了。即夠容納思想上的變化創進了。然而人們容易懶惰下去的,能省事則省事些吧,「這套檢查修訂的勞作也就常常擱下了,漸久便遺忘了。況且,像久不洗深擦背的人,偶然大洗大擦一次是很累的,也會叫疼的,從不檢討自已思想的人,要他來自我批評一次,也就不免有類似對于開刀動手術的戒懼了。

 

唯其如此自我批評才珍貴。智識學成長的過程中,往往在一次,徹底深入的自我檢件之後,有思想上的重大飛躍或「突破」(break-through)現象。旁人的批評,諍友的勸諫,縱然有益,他的思想上的重大「突破」却總是自我檢討的產品。其關鍵乃在旁人的批評,同外來的知識、消息與學說一樣,要經過那套思想格局的過濾淘汰,不少人的「虛懷若谷」,「敬求批評」,其動機,其目的,如果不在表現他的虛懷以示德操上的優越,便在尋求「馬屁」。

 

因為,有起碼「傲人」常識的,都知道批評要委婉,在說出批評之先要恭維幾句。而用「放水批評」,來强求「馬屁」的經驗,大家也都碰到過。上面說的太刻肉了一些。回到正面的話題,即使旁人批評真有大效果,其效果之產生也往往出於極中肯的批評所激發於其本人的自我檢討。所以,筆者總認為,教育與一切外礫的功夫,其效果都是有限度的。要將一個受過教育的普通人,造成智識之士,尤其要使一位智識之士,「百尺竿頭,更進一步」,不斷成長,日新又新,恐怕自我批評的功夫是不可缺的。

 

自我批評,不僅涉及思想智力上的問題,並且要靠一種精神上的「勇」, 一種敢於面對人生,面對真實的膽魂。蓋要承認自己的醜惡自然是痛苦的,能夠有勇氣逼視自己的缺陷,這已是大智慧、大勇敢,這行為已是進德的進步了。歷史上,古今中外的智識之士,不但常常作自我批評的努力,而且還倡導自我批評。儒家鼓勵「反省」「自省」的功夫,便是好例。

 

對於社會的批評,也往往如此。外人的批評易流於隔靴抓猴,也易流於攻擊嘲笑。即使正中時弊,卻未必能使我們「受得了」。外人的批評也只有當它能「激發我們作反省檢討的時候,才有積極的意義。同樣的對於自己的社會進行批評檢討,也極需要道德勇氣的支持,方才接受得了在本社會中所激起的反感。

 

對於個人的思想觀念進行反省檢討,固然不容易,對於自己所處社會的價 值觀念與風向進行批評檢討更其困難,是對智識分子的一大「挑戰」。而最大一的「挑戰」卻在「社會信仰」方面。每一個時代、每一個社會,都有流行的、為大家所長期接受的、視為天經地義的、不容懷疑的某些信仰。這些信仰有很大的社會價值,這些信仰使一個社會不致解體,但是這些信仰也往往束縛了社 會的發展與文明的進步,甚至,有的時候,這些信仰會驅使許多人去征誅異己,焚燒代表邪說的對象—從焚書到西方宗教迫害史上的焚人,例子是不勝枚 一舉的。智識之士如果去盤問、敲剝、懷疑這些信仰,是很危險的,輕則受到社會上的厭忌恥笑,重則有作「烤肉」的犧牲機會。伽里略.馬丁路德等等「社會信仰」的挑戰者,是比較遠的例子,較近的榜樣,便是清末倡導革命,鼓吹共和的孫中山。我們除了欽仰他們對後世的重大影響之外,也應體會到他們為理想所嘗過的辛酸。

 

常常接觸到討論智識之士的西文文章的朋友,讀到上文各節,必定會聯想 到討論 intellectual concerns,social ideology 與 social myths等等的大師與他們的名作。我故意把洋書名一概省略了,而且儘力寫得清淺,我的理想是清淺到每一位用功的高中同學都能讀得懂,並且可供他們獨立地去進一步 思考。當然,鑒於時下許多文章用堆砌洋裝出來晚人,我的作法多少有點出於 矯枉過正的激切。但是,把精美的食物晦細了再吐出來反哺,總免不了要失去 許多好味道,自然是遺憾的。(第二節完,全文未完。)

 

一九六八年三月一日寫於美國麻省劍橋

 

大學雜誌第四期(中華民國五十七年四月十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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