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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紐約時報對中國抗疫報導談談東西雙方之核心思想 ☆來源:中美論壇

♦ 本文內容轉載自 中美論壇專刊 US-China Forum (Chinese) ♦

 

2021/6/27

前言:紐約時報可算是當今最有聲望的大報之一,各國的報章常引用紐時以為資料來源。它的言論,幾乎可以說是代表了美國,甚至所謂「西方」的普遍觀點。它今年年初有數篇對中國大陸新冠疫情抗疫之評論,卻充滿了對中國之偏見。姑舉數例(紐時更多之不實及扭曲之報導如Yellow Caking an epidemic; New York Times spreads the virus of hatred, again.KJ Noh,Capitalism on a Ventilator):
 
例一:2021/01/05紐時對中國之抗疫有如下的報導: 「北京控制中國人民所見所聞所思的能力,甚至超出最為悲觀的預料。…中共已經顯示了它有…把人民團結起來的工具,不管北京的表現多麼拙劣。…」。以常理而言,全盤控制中國十四億人的心智,是絕無可能之事。西方對中國強大團結的能力與迅猛之崛起,有忌憚、妒嫉之心,可以理解。但這句話中難以掩飾的種族歧視之意涵,不僅對紐時之報譽是一種損傷,對紐時之讀者是一種輕慢,更是暴露紐時對中國社會的無知。隱匿在紐時背後的是,美國昔日自信與從容的消失。
 
例二:2021/02/05紐時對中國武漢封城的作法,提出嚴厲批判:「中國的專制官僚政體,利用嚴厲的手段,自上至下的綿密的監控,箝制言論,窒息人民自由等這些令西方厭惡,不能接受的方法,動員及組織人民,得到抗疫的成功。」然而,不久之後(2021/03/14),紐時卻以同情,甚至嘉許的口吻,報導義大利之封城措施。追憶紐時於去年(2020/03/08)之Tweet上,稱許義大利不惜犧牲該國經濟利益,進行封城以免疫情在歐洲擴散。隨即在Tweet上,譴責武漢之封城,對中國人民之生活及自由形成嚴重之影響。在短短20分鐘內,對類似事件,只因發生的國度不同,其評價態度迴異。武漢封城不但大規模的降低中國以及世界感染的案例,並為各國爭取寶貴的抗疫時間,紐時之報導展現出它的混淆視聽及雙重標準。
 
昔日紐時之專業素質,頗受尊重。令人感慨的是如今竟有如此劣質表現。淪落至此理由之一或是:自網路興起後,實體刊物銷售量劇降,廣告收入大減。各大媒体多被迫依附財團,仰其鼻息。記者水準,報導內容及文字水平,每下愈況。然而,僅些一端,似不足解釋這些文字中對中國毫無掩飾之敵視心態。也許要在中、西文化異同處,深入探討,尋其根源。
 
以下從:政府與人民、人權、就業抉擇、貪腐、價值思想及社會現狀,這些方面略加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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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與人民

(一) 中國  

古中國以農立國,農產之豐歉,與水量之供應,息息相關。古代中原大地,洪水橫流。大禹以治水成功,得到萬民擁戴,中國乃產生了第一個王朝:夏。自此,為對付旱澇,順利產製及供輸糧食,便需興建各種大規模水利工程,廣開運河渠道等。故人民需在集中領導之下組織動員起來集體合作。為求生存,人民深知為了團體,犧牲一些個人的自由、便利與隱私有其必要。故政府首要的任務,就成了「保境安民」。「風調雨順,國泰民安」的「太平盛世」,是全中國人民共同願望。

中國古代帝王堯、舜、禹之政權更迭,為傳賢禪讓。夏以後為君主世襲制,但政治思想,卻強調「天下為公」,「以一人奉天下,非以天下奉一人」。施政則需秉持民本的思想,需讓人民安居樂業,方能獲取人民的普遍信任;所謂「民無信不立」。這種政府與民間培養的默契,已有幾千年的歷史。故中國歷朝歷代,當政局安定時,政府與人民間,能有高度的合作及互信。如果主政者失去了人民的信任,「失民心者失天下」,「水能載舟,亦能覆舟」,「時日曷喪,吾與汝偕亡」,「聞誅一夫紂矣,未聞弒君也」。老百姓是有權利,也有能力去推翻這樣的政權的。

現代中國執政依然是以政府與人民的相互信任為基礎。國際多種民調機構如Pew, Eldeman, Ipsos等長年於中國進行人民對政府滿意度及信心度調查,都顯示極高度的認同。哈佛甘迺迪學院以13年在中國進行調查,2020年發佈報告,得到類似結果,而且人民對政府的滿意度由2003年的86%上升至2016年的93%。雖然仍有西方人仕,對這種民調結果持疑,但這次抗疫期間,人民能與政府戮力同心,以舉國之力抗疫,表現的是人民對政府的向心,也與這些民調結果相互印證。中國老百姓對政府的信心,是立基於這幾十年來,能從站起來,富起來,到強起來,讓大多數老百姓過上好日子,建立起人民集體自尊的成就。相較清朝末季,列強肆虐中國,老百姓卻是袖手旁觀,離心離德,一盤散沙,成為鮮明對比。

(二) 西方  

如果用一個字來形容中國政府治理基礎是人民對政府的「信」。相對於此,西方人民對政府的基本態度,或許可以說是一個「疑」字。

馬基雅維利(Machiavilli) 有西方近代政治學之父之稱。他的一本〈君王論〉(1532),影響西方數百年的政治思想。其中最著名的主張:君王為保有大權,不必顧慮任何道德厎線。只要能有效統治,欺詐、掠奪、殺戮,皆有正當性。──這多少是一種對西方政權在相當長時期內一種寫實。西方資產階級興起後,民眾產生了對統治者貪婪無厭的反彈。例如:英國「光榮革命」(1688)之目的在保障私人財產,不受王室掠奪,此後歐洲各國大幅度地限制王權。這樣的「上下猜忌」情勢,主導了西方政治制度之發展;人民由於不信任政府,但要政府做事,又不能不給它權力,逐漸形成藉定期選舉制以將這種不信任建制化。「政府是必要之惡」,幾乎是西方民眾的共識。相較於儒家的「政者正也」,強調為政之道德性,西方「民主」政體對道德的直接衝撞是不以為意的。

另有最近一篇紐時文章,可與上述二文相輝映:2012年3月24日,湯馬斯.佛里曼專文中引用了麥健陸的話:「中國領導人是兇狠而脆弱的,正是因為他們不是由民選出的,他們每天醒來都害怕他們的人民,這使他們非常注重績業。」佛、麥原意顯然是:民選領導人有選票護身,不可能「害怕人民」。殊不知,在中國傳統中,「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民心就是天命。領導者「畏天命」是應該的;故「朝乾夕惕,夙夜匪懈」,秉持「戰戰兢兢、如履薄冰」態度戮力從公,正是對領導者的最高期許。

中西方之人權

西方,尤以美國最常以人權批判中國。「人權」一詞對中國人而言,是外來語。在西方,這一詞包括之內容,也有爭議。本文僅就「生命及生存發展權」,「言論自由權」兩點,略論一下中西異同。

(一) 生命及生存發展權

中國:

人民的生命及生存發展權,是人權最基本的構成部份。「人命關天」這四字,似不見於中國典藉,但對絕大多數中國人而言,是不容懷疑的「天經地義」。僅此一端,似乎就可以理解中國在抗疫方面成功的另一個因素:一方有難,八方支援。政府與民間的共識就是,先救人再說;經濟損失、民眾的行動自由,都是次要考慮。
中國大陸這些年來推動的精準扶貧,成功協助七,八億人脫離貧困,並於2019年達成全面脫貧目標。在極度貧窮及艱苦的環境下,通過政府與人民之合作,修道路,蓋房舍,開水道,建學校,因地制宜發展各式行業。二十年來甚至將黃土高原640萬平方公里(相當於法國面積)沙漠轉換成綠洲耕地,大幅改善當地生態及居民生活水準。

近四十年來,中國經濟飛躍發展,提高人民生活品質。中國80%之人口,財富向上階層移動,其中一億人口已可列入富裕階級,其中產階級人數已超過全球之50%。上海,北京等城市之家庭淨資產之中位數已高過紐約。依據新加坡教授Danny Quah 的研究,由1980年至2015年間,中國底層50%人民之收入增加近五倍。

這幾十年來,中國人民平均壽命及識字率均大幅增加,由於實施義務教育,年輕人識字率已接近100%。今日中國大陸人民醫保之覆蓋率超過95%,自有住房率90%,是全世界最高比率之一,享有全民社保。農村家庭包括兒童均分配有土地,農民生活已獲得很大改善。中國人民今日所享有的權利及生活上的自由,不但是有史以來最佳的,較之世界各國也不遜色。這就是政府把持以民為本的治理成果。

西方: 

西方常把「生命權」掛在嘴上,甚而以此為武器,攻訐他人。但西方語境下,享受這些權利的,從來不是泛指一般大眾,而是少數階層,說穿了就是指白人精英團體,特別是指WASP,他們背後的支撐是財富。其他族群是不配的。美國立國之父之一,Thomas Jefferson高呼「人生而平等」,但家中卻豢養了超過六百名黑奴。他當政時,以國家暴力掠奪了大批原住民之土地。


翻開西方歷史,在一神教的護持下,西方及美國可以問心無愧的到處發動戰爭,塗炭生靈,對殖民地原住民之屠殺,幾至滅種。90年代末期伊拉克遭受聯合國制裁,以致 50萬名伊拉克兒童喪生。曾任美國國務卿的Madeleine Albright在接受CBS訪問中稱「此代價是值得的」,真是駭人聽聞的草菅人命。美國為了本身利益,長期制裁委內瑞拉,造成該國經濟大幅下滑,消費物價瘋狂上漲,饑餓蔓延全國,兒童普遍營養不良,大批難民流亡國外。美國在Guantanamo Bay, 歐洲,阿富汗,伊拉克等都設有黑牢,使用酷刑對付戰犯。使用暗殺手段更是家常便飯。(John Mearsheimer 所著「The Great Delusion」)。

由美國立國之初,到去年黑人George Floyd在光天化日之下因警察暴力致死,以及近年來亞裔人仕頻受攻擊甚至送命,美國的人權改善了嗎 ?  美國槍枝氾濫,社會上槍殺案不斷,居民晚間不敢外出。美國每小時死於暴力的人數超過七人,是世界上監禁人數及監禁率最高的國家,以少數族裔佔比為高,且其中甚高之比為青少年。近年來大批對前途無望的中低層之人民身陷「絕望之海」難以自拔。每年死於毒品,酒精及自裁人數超過十伍萬人,導致平均壽命下降,是全世界少見的。

(二)言論自由

中國:

「言論自由」不是中國固有的概念。自古以來中華社會講求權責相應。倘若有人要「言論自由」的權利,那就得負起相應之責任。古訓「禍從口出」,普遍深植人心,它簡直就是對西式的「言論自由」的一種警戒。倒是讀書人一旦位居「言官」之職,就沒有「不言論」的自由。主政者如果施政上有闕失,言官有進諫「責任」,嚴重的賠上身家性命在所不惜。平頭老百姓,沒這責任,也就不太在意這種自由,更不會把它高捧為「天賦人權」。西方(包括紐時)對中國「箝制言論」的指控,是強加西式標準於中國之上。如今中國網路發達,由於政府管制,「後真象」的情況輕微,社會共識較易凝聚。中國沒有政黨惡鬥,政黨間相互造謠,抹黑的假消息現象少見。倘若中國的網路假新聞泛濫如西方,只怕網民會責備政府「怎麼不管一管!」

美國:

美國憲法第一修正案(1791),明文規定保障言論自由。這立法原意,不可謂不善。但在言論自由無線上綱之後,產生以下現象;

1、2014年4月美國最高法院以言論自由,取消政治獻金之上限,相關法規隨之大幅鬆綁,各類公職競選經費因而飆昇。依據Thomas Ferguson的調查,近年來之選舉,大多數都是競選經費支出高者獲勝。由於不敢得罪金主,國會反映的往往是資本力量而非民意。

2、美國民主思想及言論自由導致的結果是,無知的意見與有科學証據的意見具有同樣地位,「事實」與「科學」不再重要。例如美國有大批民眾至今仍然相信Donald Trump的勝選被竊取,民主黨有地下組織販賣嬰兒,飲用嬰兒的血,Covid只是一般感冒,拒絕打新冠疫苗等(依據NPR/Ipsos調查,1/3受調者相信此類極端說辭)。導致美國社會之反理性,反科學,反專業,形成一股反智暗流。  

3、近年來西方民粹日盛,虛假訊息氾濫,網路發達以後,情況就越發不可收拾。在政治正確壓力下,主流媒體的報導不敢不順應潮流,媒体可信度日趨低落。對一些特定具政治目的宣傳事件,更是假多於真。各人只接受與一己相同的論述,在「同溫層」中取暖,形成無數大大小小的「泡泡」。社會共識只有在極端的情形下(如美之反中)才能形成。於是,偏激主張成為流行,而分裂社會成為常態。臉書使得「QAnon」及「Stop steal」等散播謠言之陰謀運動得以蓬勃發展。今年三月Avaaz.org發表一份報告「臉書:從選舉到暴動,臉書如何讓選民失望並幾乎摧毀民主」。

4、近年來許多跡象顯示,美國言論自由權似乎逐漸被壟斷。今日美國90%之媒體為5家大企業所操控,使得新聞獨立性受到嚴重考驗。依據Breitbart報導;「美國媒體巨擘如google, facebook等,近年來以極快的速度成為網路思想警察,可以任意封鎖立場不同的言論,已威脅到美國之言論自由」。如Trump的Twitter被封鎖,R. Wolff為了替Amazon員工,爭取設立工會而發聲之視頻,即被Face Book,Twitter等下架。Grayzone作家 Ajit Singh反駁西方對中國新疆人權不實指控之視頻,在Face Book,twitter等之美國主流媒體上消失。美國PBS與大陸合製之中國大陸脫貧的視頻,受到美國議員及保守勢力壓力而下架。以上資料顯示近日來美國所謂言論自由之虛假及雙標。  

5、自CIA成立以來,美國媒體及新聞自由,便遭受嚴重挑戰。CIA非但施壓報社與媒體為政府宣傳,其幹員更常與記者之間身份相互兼用。由於部份記者反彈,美國國會調查之後,反而將此種作為化暗為明,於1997年將其合法化。美國媒體與政府合作製造發佈之重要假新聞不勝枚舉,略舉數例如下:

1954年瓜地馬拉民選總統Jacobo Arbenz Guzmán進行土地改革,影響United fruit公司利益,該公司為時任美CIA主任Allen Dulles所有,其兄John Dulles時任美國務卿,兄弟聯手運用媒體大肆宣傳該國為恐佈之共產黨組織。在CIA策劃下,顛覆了瓜地馬拉政權,此後美國扶持之政權均屬獨裁政權,濫用酷刑及屠殺,四十餘年來內亂不斷。 

1964年「東京灣事件」謊稱北越襲擊美艦艇,以為攻擊北越之藉口。

1999年元旦,歐元誕生,CIA利用媒體,宣揚科索沃地區阿族人被滅族,美國與北約聯手發動科索沃戰爭,72天後戰爭結束,歐洲人發現上當,滅族之事子虛烏有,但歐元被打趴,暴跌30%,以歐元為石油計價基礎的計畫也化為泡影。 

2003年美、英聯合虛構「伊拉克大規模毀滅性武器事件」,以為出兵伊拉克之藉口。

美國近年來變本加厲,為遏制中國崛起,運用其龐大之話語權及宣傳機器,編造一帶一路債務陷阱(見The Chinese ‘Debt Trap’ Is a Myth,Deborah Brautigam & Meg Rithmire; Debunking the Myth of Debt-trap Diplomacy, Lee Jones & Shahar Hameiri),新疆維吾爾人被族滅(耳熟嗎?這招又來了,美國務院法律顧問室,新疆滅族並無證據)等之謊言。主流媒體成為政府發動輿論戰、宣傳戰之工具,其中大名鼎鼎之紐時更是無役不與。

6、美國前CIA主任William Casey於1981年2月對總統 Ronald Regan說「當美國大眾對所有假訊息都信以為真   時,我們的假訊息計畫就完成了」。  

7、今年四月美國國會通過「策略競爭法案」,編列3億美元經費以利用、收買媒體及訓練記者等作為,對中國進行負面文宣。明目張膽編入預算,對美國的言論自由是極大的諷刺。  
依據一份Edelman近期的民調,中國人民對媒體信任度為73%,美國為21%。良有以也!
 
以上僅談了人權問題上的兩個課題,可知不同文化對民主,人權,自由等語意之內涵,意義及其重要性之詮釋有極大差異,並非可由西方壟斷,故以西方視角來觀察中國,其不妥已十分明顯。

就業抉擇

(一)中國

中國思想是天下為公,與此對應的是「國家興亡,匹夫有責」。傳統上,中國出類拔萃的人物大都以服公職為首選,以服務鄉梓為榮。隋唐以後,以科舉制度選抜人才,打破漢魏晉以來門閥政治痼疾,使得平民百姓都有機會通過考選,入朝為官,甚至做到公侯將相,古語「公侯本無種」,「不怕出身低」。中國平民向上流動之機會遠超過美國。  

相較於中國民眾對政府滿意度極高,美國人民對選出的官員及民代,滿意度甚低。(pew調查2018)。很多熟悉中、西方高級官員的外交界人仕,常感慨西方官員素質,遠不及中國同級官員。中國論者如張維為、李世默則解釋說:中共中央組織部,全面網羅人才。從中、小學生開始,到地方幹部,層層疊疊績效考評,選優汰劣,只有頂尖中的頂尖,並在各階層都表現優異者,才能步步高升,最後擔任國家級領導。如此,大體上保障了領導者的高素質。中共這幾十年來強調「實事求是」,依據事實及實際資料之調研,以為決策參考,大幅改善官場以往形式主義、官僚主義之風氣。

如今中央組織部網羅人才的方法,或許可視為「科舉」制度的現代版;有能力的人,可以通過實作表現,從厎層晉升到高位,既提昇了領導者的素質,亦促進了社會階層的流動。這也可以說是中國「尊賢尚功」傳統的一種實踐。有評者給它一個洋名meritocracy,中文譯作「賢能政治」,尚可達意。

「衣食足而知榮辱」,近年來,中國民眾之「自尊」表現,舉世矚目。中國共產黨員人數近億,雖入黨時之篩檢嚴格,其中良莠不齊,在所難免。但新冠疫情爆發時,自願請纓赴第一線的醫護人員,因染疫而捐身者共496名,其中具黨員身份者328名。中共扶貧的成功有賴黨員的奉獻,自願下鄉至窮鄉僻壤,在極艱困環境工作者,亦以黨員居多。這不能不說是個人道德的體現:榮譽感與責任心。

(二)美國

在西方,民眾與政府互不信任,在「政府本身就是問題」觀念之下,一個有志青年想成名或發財,開公司、進銀行、當律師,甚而做學者,都比出任公職更有出息,因而頂尖人才大多不屑做官。哈佛大學教授Stephen Walt在他寫的「The Hell of Good Intenions」一書中感嘆,由於美國社會追逐財富之風氣日盛,像George Marshall這種拒絕以公職服務為個人牟利機會的人物,其風骨難以再現。以此,美國就是有中央組織部也沒用。──中國傳統上這種根深蒂固的「學而優則仕」思想,只怕不是西方人或其他國家能體會的。

貪腐 

(一)中國

自明、清以後,官場之貪腐,對應低層民眾之貧困,是中國之宿疾。如今西方媒體詆譭中國,不遺餘力,但未見有關貪腐之攻擊;似乎見證了近年來中國在打貪方面確有改進。

中國宋代理學盛行,士大夫講究「氣節」,故貪腐現象相對較少。高風亮節的名臣,如范仲淹、包拯、虞允文、文天祥…,不勝枚舉。明代貪腐之風大盛,其重要的原因之一是官員的俸給不足飬家糊口。清官如海瑞,其生活之艱辛,非常人所能忍。故而貪腐成風,貽害數百年。

以中國貪腐積弊之深,雖有近年來自中央的大力打貪,但難以做到弊絕風清。然現實環境中提供了兩個有利條件:一是手機之普及,電子支付導致現金流量大幅降低,老式的金錢賄賂幾不可行,亦易於被告發。此外,如工商登記等手績,亦因電子化而流程簡化、透明,因而使承辦人員無從上下其手。科技加速了社會進步。

(二)美國

美國資本力量龐大,形成各類利益團體,不但操縱有關財稅之政策,立法,及法令之修訂等,更可藉鑽營法律漏洞以積斂財富。美國頗多財稅法案,是由相關遊說團體起草。美國的金錢已經嚴重腐化了美國的政治體制。在Kishore Mahbuani 「Has China Won 」一書中有精闢的看法:「在絕大多數國家,當個人或團體以金錢去影響公共政策時,會構成行賄罪,但在美國已經在最高法院的解釋下,合法化了。」

東西雙方之價值思想及社會現狀

(一)中國

1. 中國的價值優勢

中國文化特色之一,來自儒家提倡的中庸之道,以及「度」的觀點。相較於西方重視個人自由及個人人權,中國更重視自由與平等之均衡,權力與責任之對稱,個人自由及權利得以節制。

中國文化另一特色,便是它的多元性,包容性,能吸收外來文化的優點去蕪存菁並將其內化,因之中華文化成為具有生命的有機體,能歷久常新。這種韌性使得中國歷史上,雖多次遭受異族入侵,仍然屹立不搖,成為世上唯一存在的古文明。

中國自古為集體社會,傳統重視道德修養,以匡正君主,規範人際關係。孔子說「為政以德」,管仲提出四維,由主政者到士子都要明心養性,進德修業,德為立國之基。

中國強調和為貴,重視敦親睦鄰。儒家倡導「己立立人,己達達人」,「兼善天下」,禮運大同篇提出大同思想,推而廣之,便是一種人類命運共同體的觀念。中國大陸倡議的一帶一路便是在此種理念下,結合世界各國共同合作發展經濟及基礎建設。這個計畫規模空前,具有巨大風險及挑戰。但是它讓貧窮的中亞及非洲等地區看到了未來及希望,它是協助貧困國家脫貧的最有效的途徑,且可促進區域穩定繁榮。對世界未來發展具有關鍵的影響。

西方在優勝劣敗的思想下,其核心價值中從來都欠缺和平。習近平在第七十屆聯合國大會(2015)一般性辯論時的發言中指出:「和平、發展、公平、正義、民主、自由,是全人類的共同價值。」他把和平放在第一位,促進及維護和平應該是人類最重要的公共善,也是世界共同的責任。 

在中國文化強大力量之下,孕育了世界最先進之科技,迄至明朝,中國在造船、天文、醫學、數學、化學及農業等,都居於世界前沿,對世界文明有重大貢獻。

2. 中國的社會現狀

中國實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可以說由不同思想與制度中,吸取各方經驗及長處;例如其一黨專政及集中政權乃源自中國傳統「定於一」之君主體制。其力行之賢能政治,乃沿襲歷朝之科舉選考制度之作法。其重視教育及民本及人本理念來自儒家思想,其土地公有及國家資本制度係取自馬克斯理論,而市場經濟則參考西方資本主義,結合各家之長,型塑而成。印裔學者Kishore Mahbubani稱 CCP為中國文明黨,不無道理。

相較於西方世界宣傳的中國的治理是高壓的,僵化的,不透明的;Kishore Mahbubani 在「Has China Won」一書中指出,中國經過幾十年來不斷的政治改革,是世界上最具智慧的政府之一。它有一套最有紀律,最為嚴格的篩選程序,頂尖的人才方能進入政府服務。它的官僚系統反應快速,具應變彈性,問責性強。它執政團隊之規劃,動員及執行能力無疑是世界最強的。

密西根大學政治教授Yuen Yuen Ang稱,從1978年開放市場以來,中國共產黨內部發動一系列改革,它實現了許多民主的特色,特別是問責制,競爭制,及適當的限制黨權。成為獨特的集權及民主的雙軌制,它是一個具高度彈性的資本化機器。

中國社會治安良好,人民在生活上,享有的自由與富裕是有史以來從所未有的,是世界出境觀光人數最多的國家,近年來出入境之人數高達三億人次。各類國際活動頻繁,加之手機普遍,強化資訊流通。實行全民教育,教育經費逐年成長,教育水準高,每年並有許多國外學成留學生返國。種種因素使得人民素質迅速提昇。

日本拍的視頻「疫情下的中國生命動力」,有生動描述。美國史丹佛大學心理學家Jean Fan於2019年出版「American Life is Alive in China」,其中有兩段:由她的觀察「中國正發生深沈的,脫胎換骨式的變化,不是親身經歷,讓人難以置信。對應美國的停滯,中國的文化,自我觀及士氣快速發生變化─大部份是正面的」。「我每年都訪問中國,這幾十年來中國雖然進步快速,但人民生活品質,遠不如美國。自2018年以後,這種現象有了逆差;感覺上在中國的生活要優於美國。中國的污染及貧窮消失了,感到的是清潔,秩序,現代化及舒適」。

(二) 西方

1. 西方的價值優勢  

西方在理性及邏輯的基礎上孕育出燦爛的科技文明;在思想上,倡導自由、民主、人權、法治等理念;工業革命後,西方之進展一日千里。發展出現代化之財政,金融,商業,運輸及生產製造等系統。大幅延長人類壽命,增進人類福祉,改善人類生活,而使近數百年來西方能執掌世界霸權。

西方開放思潮下,個人的思想,行為得到充分解放,個人的聰明才智得以盡情發揮,而產生了許多偉大的思想家,藝術家,科學家等,豐富了人類的精神生活。美國自由,開放的環境吸引了大批的國外人才。高水準的大學,作育英才,推動科技研發及創新。奠定美國今日強大國力的根基。二次戰後,美國取代英國成為世界霸主,為維持世界和平,促進世界交流及貿易,並援助貧窮國家,主導成立之世界組織,如聯合國,世界銀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等,雖然有部份原因是與前蘇聯冷戰對抗的戰略考量,但不能不承認,其中有其人道關懷及道德思維的部份在內。

2. 美國及西方之現代困境及價值扭曲──西方精神及道德之殞落

西方資本主義之發展之及個人權力的擴張導致民粹橫行,社會貪婪及享受風氣瀰漫,道德及精神文明以此衰落,可由以下各方面觀察;

西方諸國抗疫不力,彰顯的是他們政體及治國能力之缺失;西方將抗疫失敗委責中國,彰顯的是他們自信的喪失;西方諸國對美國長期的踐踏人權,及大量的反人類罪行,表現的卻是集體的失語與噤聲,彰顯的是他們道德勇氣的缺乏;他們脅從於美國,大肆批評新疆的人權,彰顯的是他們罔顧客觀事實,喪失國家立場;大批難民流亡歐洲時,他們卻相互推諉,吝於安置,疫情嚴重時,他們卻大幅囤積壟斷疫苗,彰顯的是政治人物缺乏遠見及擔當,屈從民粹。

繁華落盡後,突顯出西方人道精神的衰微及價值光環的失色。西方老矣!

3. 美式民主制度及資本主義之衰敗

蘇聯解體後,美國的聲望及國力達到顛峰,他們沒有了敵手,而逐漸喪失了警惕心及自省力。.美式之民主制度及資本主義欠缺制約機制,而致兩者皆步入極端。

 ( 1 ) 美式民主主義之虛幻:   

當民主主義無限上綱時,民主之內涵益趨空洞。美國民主選舉,滋養民粹,壓抑理性,鼓動仇恨,製造分裂。美國慣常戴著假善的面具,推銷他的價值及民主制度,到處策動顏色革命,而其用心是要永遠統御全球,其他國家只能在他們制訂的國際規則之下,跟蹤其後,提供他們所需之資源,服務,做他們的廉價工廠。他們的國民能永遠享受與他們生產力不符的富裕生活。

1953年伊朗總理摩薩台,1954年瓜地馬拉總統阿本斯,1973年智利總統阿葉德,均以民主票選方式當選,而同遭CIA策劃,被暗殺、顛覆。委內瑞拉總統馬杜羅於2018年由人民選出,在選舉期間,美國律師協會,兩度組團赴該國觀察,瞭解選舉狀況,結論認為選舉沒有問題。但美國媒體依然大肆宣傳該國選舉舞弊。其在野黨領袖瓜伊多在美國支持下,自命臨時總統,使委內瑞拉陷入紛爭混亂。蘇俄總理普京係由俄國人民選出,但美國依然公然干涉俄國內政,支持其反對黨領袖納瓦爾尼,並聯合西方媒體肆意報導所謂「下毒」陰謀。美國僅在非洲一處策劃的政權顛覆活動就超過五十餘起(見維基百科)。美國蔑視國際公義之惡行可謂罄竹難書。今年4月間,丹麥的民主聯盟基金會於53個國家進行民調顯示,認為對各國民主制度最大的威脅是來自美國。 

(2)美式資本主義之掠奪:

新自由主義近數十年之興起,使資本力量的擴張變本加厲,資本綁架了美國的政治,經濟,社會,形成制度改革之阻力。美國聯邦法官伯克說「自由主義全面腐蝕了我們的文化。」美前總統艾森毫於卸任前夕演說時稱,「軍工複合體已經創傷了美國靈魂」。美式民主下,權力與責任失衡,個人權力慾望膨脹,財富成為橫量人生成就及價值的終極指標,貪婪之風氣大盛。企業及個人追逐財富可以不擇手段,不顧道義。美國訴訟案件、相關訴訟費用及律師人數同時大幅飆昇(Litigation Nation: A Cultural History of Lawsuits in America,Peter Hoffer),加大了社會創傷。

大陸喬良將軍說「20世紀最重要的事件,不是一戰,二戰,不是蘇聯解體,而是1971年8月15日美元與黃金拖鉤」。 自美元脫離金本位後,美國可以無限制發行美鈔。其財金紀律鬆弛,動輒量化寬鬆,以鄰為壑,向外轉嫁通膨壓力,釀成全球金融風暴。美元背後是他龐大的軍事實力,這兩者相結合,他可以在世界各地進行經濟剝削:美國通過貨幣及美債的國際流通,利率的操控,並以其軍事力量制造地區衝突,重創當地經濟後,以低廉的代價收購當地企業資產:大剪羊毛。冷戰後,蘇聯解體,世界武裝衝突之態勢和緩,但美國對外之軍事動員由冷戰期間每年1.1次增致每年6.1次。

中、美兩國都有財富不均的問題,但其嚴重之程度差異甚大。中國頂層1%富人之收入是底層50%收入的47倍,而美國是138倍。自80年代以來,美國頂層千分之一之富人,其財富增加之幅度,較頂層百分之一之富人,高出2.33倍(Winners Takes All, Anand Giridharadas),美式資本主義以錢聚錢之不平現象,加深了美國文化及社會分裂及斷層。

(3)美國政府的脫序:

美國多年來企圖在中國剪羊毛,為制造中國政局紛擾,不斷挑動中國與周邊矛盾,如黃岩島(菲律賓),釣魚台(日本),薩德飛彈(韓國),及占中事件(香港)等,俱被中國一一化解。為阻止中國之崛起,雙管齊下,一方面聯合其盟友,阻止中國取得尖端科技,禁用中國高端商品,設法與中國拖鉤。另一方以其強勢之話語術,大力進行負面文宣,散播各種謠言,為破壞一帶一路,散佈不實資訊,挑撥中國及伊斯蘭民族的矛盾,資助恐怖份子,制造沿線地區不安。

美國長年違反國際法及聯合國制訂之國際規則,任意退出世界組織,多邊協約,毀約背信。濫用長臂管轄以打擊對手。宣揚乾淨網路,但長期暗中監聽他的親密盟友等之作為,在在扭曲了美國傳統之價值觀。川普上台後,更使得理性退位,社會道德底線淪喪,美國在國際聲譽,信譽及軟實力快速下降。

4 .西方之反思

近數十年來中國之快速崛起及新冠抗疫的驚人成績,引發了西方的震驚與忌憤。假如沒有如此明顯的對比,西方仍然可沈醉於歷史已然終結,民主是普世價值的幻想中。但西式民主近年來問題叢生,民主的品質普遍下降,許多新興民主國家成為失能,失敗國家。西方不少有識之士,也已對西式民主提出批判與建議。

諾貝爾經濟得主J.Stiglitz稱美國的選舉早被資本所操控。他指出美國非但是全世界財富最不均的國家,而且也是機會最不均的國家。他的「one dollar one vote」,政府是「for the 1%, of the 1%,by the 1%」真是一語中的。不少學者與政治人物包括美國前總統Jimmy carter, 普林斯頓大學教授 Martin Gilens,西北大學教授 Benjamin I Page 等均稱,美國已為少數有錢有勢之精英控制,成為寡頭政治。為了維護這些家族之既得利益,美國社會到處都是拆了樓梯的高樓,到處都是隱形的天花板。一般人民對政府政策之自主影響力幾近於零。頂層富有的世襲家族,成為美國新興的貴族階層,新興的統治階層。

「歷史的終結」的著者,法蘭西斯福山對民主的信仰也逐漸破滅,2017年稱「上街頭或網路投票之類的直接民主是不可行的,因為:多數民眾並沒知識水準和時間去了解極度複雜的政策和未來影響,最後只能被簡單口號操縱投票,等於被媒體老闆操縱。直接民主,作為政府形式之一,是完全無法運作的。」Jimmy Carter亦稱:「選舉不能保證民主政體,尤以在數據時代為然。」Capitalism on a Ventilator一書中有多篇比較中,美的政體及中國社會主義的特色及優勢。

美國最為著名的哲學家之一,John Rawls認為「一個社會中當優勢族群對生活能獲得更高的期待的同時,其最弱勢的群體的期望也能得到改善,方才是社會公義的實現。」在這重意義上,中共的體制似乎更具社會公義及更趨近民主。

結論

一. 美國的抉擇:

西式民主是程序性的,是法條性的,實質上犧牲了社會平等及公義,至於民主原宗旨如何,似已不再重要。西方的民主及人權神話已瀕臨破滅。民主除了定期選舉及多黨制以外,其他的已經所剩無幾。民主的根基已然腐蝕。一個無所逃避而必須面對的問題是:西式民主的價值及意義何在?它還能持續多長?

美蘇冷戰期間,George Kennan的長電報中建議美國對蘇之對抗策略:「美國的成功,很大一部份是取決於美國自己社會的健康與力量,要能在世界面前展現成功的內部治理,享有精神動力」,「要謙虛,不要羞辱你的對手」。美國要與中國對抗,這些看法今日來說依然適用。

 Kishore Mahbuani 說「西方的社會是開放的,但西方的思想是封閉的」。1996年,美國哈佛大學的杭丁頓(Samuel P. Huntington)就提出「文化衝突論」:西方的文化傳統,與其他文明有難以調和的扞格,警告西方要團結備戰。這種論調反應的是西方文化的傲慢及欠缺包容。各種不同文明雖有本質上的差異,但卻沒有理由不能共存。

美國以往靠經濟及軍事力量領導世界,但在經濟實力被東方逐漸超越後,獨霸世界之局面已難以為繼。美國必須學會與其他文明相處,要學習尊重不同的族群、文化、信仰及政體,不再干涉他國內政。Kishore Mahbubani說「美國以其兩百多年之立國,卻要對一個有四千多年文明的中國指指點點,是極度的傲慢。」美國要自覺的放棄根深蒂固的白人至上主義及西方文化的優越感以及潛藏於深處對「黃禍」的偏見及岐視,要由山巔走下來,以平視取代俯視世界的態度。美國要成功,不是針對中國制訂各種打壓方案,而是要先展現成功的內部治理;要能打破它長期形成的貴族,統治階層,解決貧富不均,社會分裂,種族歧視等之問題。美國要能提升它底層50%人民的生活水準,改善它的基礎設施。否則只會加速它的社會分裂及沈淪。

中國是世界最大貿易國,世界最大消費市場。美國要改善經濟,提升他底層人民的生活水準,它需要大陸市場提供價廉物美的物品。它國內的產品也需要大陸的龐大的消費市場。在基建上更需要大陸的優異產能。美國對中國的需要更甚於中國之與美國。無論美國要阻止中國之崛起,壓制中國經濟之高速成長,還是呼籲中國人民起來反抗中國共產黨,這些措施皆欠缺道德的正當性、合理性,實務上之可行性,只能以失敗收場。

歸根結底,美國未來有兩個選擇,其一是坦然面對並接受中國成為世界第一大經濟體的事實,而重新尋求他新的世界定位。美國前總統Bill Cliton於2003年在耶魯大學演講時,曾說「美國要準備好,有一天它不再是世界上唯一的大國,必須要與其他大國共同分享世界舞台。」以美國人才之豐沛,科技之先進,大學之卓越,冒險創新精神之勃發,它既使不再享有世界單極霸權,在國際間仍然具有舉足輕重的實力。美國若能改善它的內部治理,重塑他的價值體系,尋求國際合作共同面對人類各種迫切問題,可以重新贏回世人的尊敬。

當然了,美國還有一個抉擇,冒著相互毀滅及造成人類浩劫的危險,與中國爆發熱核戰。

二.中國的道路

中國是世界上產業鍊最完整之國家,已充分融入世界市場,美國要與中國打貿易戰,要與中國脫鉤,其結果反而可能讓美國陷入孤立。中國人深知「無敵國外患者,國恆亡」。美國及西方對中國之種種打壓手段只會轉換為激發中國自立自強及團結合作的動力。

文化是中國核心能力之基礎,中國共產黨的成功便是它在中華文化的基礎上經過摸索,改革,粹煉而走出一條與時俱進之特殊道路。為尊重及維護自然環境,持續經濟發展,在傳統「天人合一」的思想下,中國提出建立生態文明型社會,通過十幾億人民共同努力,以建立起一個富強,康樂,美麗,和諧的國家為目標。

中國近四十年來,不對外動武,不對外輸出共產主義,不輸出意識形態,不干涉他國內政,中國是唯一一個和平崛起的現代大國。中國無意爭霸全球,但積極向中華文明偉大復興的路途前進,卻不是任何力量可以阻止的。

回顧以往兩千餘年來,中國總體經濟一直高居世界首位。近兩百年來西方的霸權只是歷史的短暫異象。因之東方之再興與西方之衰退,不但是歷史的趨勢,更是回歸歷史的常態。

 

 **  2021 年6月18日原載於 紐約時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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