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學復興

我的學思歷程:典範人物對我從事歷史研究的生命意義 ☆作者:王學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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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4/28
文 | 王學安(海峽兩岸心學教育研究院執行秘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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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片來源:360

  202020g02.png孔子 | 圖片來源:360

歷史就是生命與生命的疊加,每一個時代存在的人被我們所認識,就會進入我們的生命,對我們產生影響,筆者對歷史研究的興趣正是源自於這些曾經活過的人,他們所經歷的坎坷一生,面對相同的生命經驗,不同的人會做出不同的選擇,活出不同的人生,筆者在那些選擇裡看見生命的智慧,每一個活著的人都是一部活歷史,進入一個人的生命,便可以看見他所生活的時代,擴展到那個時代對人的影響,如果一個人可以成為具有德性的典範,比如歷史上的聖人孔子、王陽明、曾國藩等,聖人會對他所生活的時代產生積極的影響,這種影響可能延續千秋萬代,甚至活出儒家所講的「立德、立功、立言」三不朽的生命境界,如果一個人對歷史導向衰亡的影響,如那些末代皇帝的亡國經驗,也值得當世乃至後世去省思借鑒,但人的複雜性卻往往就建立在這兩者之間,聖人畢竟是少數,亡國君主也屈指可數,活在歷史之間的人,名人與常人,往往功過皆有。秦始皇統一六國,開創秦朝的歷史,本是大功一件,但統治殘暴,焚書坑儒,二世而亡;隋煬帝修建大運河,便利南北交通經濟發展,對後世影響深遠,但過度勞民傷財,人民不堪重負反抗而亡;武則天作為歷史上的第一個女皇帝,延續貞觀之治,但其重用酷吏,製造不少冤假錯案,死後立無字碑,其功過由後世評說,也是借鑒,歷史就在這些生命的浪潮裡不斷省思演進。回溯歷史,那些被歷史銘記的德性典範如夜明珠版閃閃發光,吸引著筆者走進歷史的殿堂。 

如果一個人可以找到他人生的典範,生命就擁有方向。孔子以周公為典範,把周公制禮作樂所開創的人文精神轉為教化人心,培育弟子三千,有七十二賢;王陽明以孔子為典範,立志做聖賢,龍場悟道,開創心學,廣收門人講學;曾國藩以王陽明為典範,省察克制,修身律己,以德求官,成為晚清的名臣。對筆者而言,典範是可以觸摸的真實,他們不是遙不可及的聖人,聖人之名是後世對他們的評價,在他們生活的時代裡,他們只是有血有肉、充滿情誼而又真實活著的人,他們的成就都是從百死千難的生命經歷中獲得的,如果一個人可以從自己同時代的人身上去感受到典範的力量,便會增加對歷史典範的深刻感受,那是一種層層累積的力量,由此筆者不得不提到筆者的恩師陳複教授、太老師韋政通教授和玄老師錢穆先生,他們是引發筆者對歷史研究產生濃厚興趣的泉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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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復教授與韋政通教授合影 | 圖片來源:陳復教授臉書

一、生命學問:從陳復教授認識王陽明的心性能量

筆者的恩師陳復教授是臺灣清華大學歷史博士,現任東華大學通識教育中心主任兼教授,傳播心學二十二年,在育網、智慧樹、學堂線上等網路平臺耕耘「王陽明帶你打土匪」慕課四年,累積修課學員高達七萬餘人。陳復教授對筆者的影響,就交織在他對王陽明(1472-1529)生命故事的講述中。印象最深刻的是陳複教授講述王陽明小時候跟老師說狀元不能傳給後代,他想要做可以影響後世的事情,立志做聖人,可是他曾兩度考不上科舉,面臨的困境是明朝的時候考進士很艱難,參加考試的生員有六十萬,可是三年一次的科舉只錄取三百個進士,王陽明頂住父親是狀元的壓力,在九年內考科舉考了三次,在他落榜的時候,有人嘲笑他,他卻不動心,還以落第動心為恥,在陽明二十八歲的時候終於考上科舉,中進士,做官不過六年,就遭到宦官劉瑾的迫害,被貶到「天無三日晴,地無三裡平,人無三兩銀」的貴州龍場,在這種極其困難的處境裡,陽明先生在山洞的靜坐悟道,體會到「良知」的存在。從陽明先生的生命故事來看,陽明先生明明是一個非常聰明的人,童年的陽明先生就表現出不在乎像父親一樣當個狀元,卻立志想要當個聖賢,可是他後來為什麼要考科舉,並且還如此不順利呢?即便考上科舉也遭遇了很多艱難的困境,甚至還差點被劉瑾陷害死,到底是為什麼呢?陽明先生的生命經驗也引發了筆者的自省,我究竟當初為什麼要讀書,後來沒有繼續讀書,早早工作,也很不甘心,總是幻想有一天自己究竟還有沒有機會再回到學校去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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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陽明 | 圖片來源:360

筆者想到自己求學歷程也頗為曲折,曾經高考失敗,本來也可上一所三本院校(學費很高),但是筆者不願給父母增加經濟負擔,聽從父母安排就讀一所專科院校,選擇「煤炭深加工」專業,因為父親在國企煤礦工作,筆者作為子弟畢業後可因為專業對口(煤炭相關專業)被順利安排(分配)工作,所以沒有選擇自己喜歡的專業,因為學歷低的緣故,筆者常常自卑到抬不起頭來,讀專科時想要轉變命運,可是考專升本只能選擇相關專業和指定的院校,仍然不是自己感興趣的專業領域,於是專升本也失敗,只考取了太原理工大學採礦專業的自考本科(因這不是第一學歷,筆者依然很自卑),畢業後筆者因煤礦子弟的原因果然順利被分配工作,在煤礦企業的後勤單位工作八年,三年在車庫打掃衛生,四年多都在招待所餐廳端盤子洗碗,很多一起參加工作的夥伴,有些人考公務員,有些人去考教師,也有人考研去上學,可是筆者因為高考和專升本兩次失敗的考試經驗使得筆者很多年都不敢面對考試,一邊困于無法擺脫現實工作從事自己喜歡工作的痛苦,一邊又使自己沉浸在對各種文學作品的迷思裡,也許正是經歷過極度痛苦,受著想要改變的心聲不斷呼喚,筆者命運的轉機就出現了。2016年筆者在參與一次讀書會的活動中,與知行書院的山長張辰結緣,他推薦筆者去瞭解什麼是心學,觀看陳復教授的「王陽明帶你打土匪」慕課,筆者才開始認識陽明先生的生命故事,尤其聽到陳復教授講述陽明先生科舉考試的生命經驗在筆者心中不斷溫潤,在跟隨陳復教授學習智慧諮詢師課程的過程中,筆者心裡逐漸凝聚出一股厚實的能量,化作想要透過考研來改變命運的勇氣。

為什麼選擇歷史專業,也是因為筆者的恩師陳復教授在講述陽明先生的生命故事過程中給予筆者很多啟發,筆者逐漸開始思考歷史如何能夠和現代接軌,尤其那些富有智慧的歷史人物的思想如何能夠轉換為現代人可以接受的觀念,那就需要瞭解歷史的脈絡,在不同的時空背景裡,人如何可以做出智慧的選擇,比如筆者在考研過程中覺得只看考研所指定的課本就去考試不僅不能滿足考試,而且似乎把歷史研究的眼界給局限住,可是又擔心看與考研無關的書會分散自己考研的精力,怎麼樣才能處理好考試和補充相關知識在時間分配(精力分配)的問題呢?筆者發現陽明先生曾也遭遇如何處理讀書和科舉關係的困境,《傳習錄•下》第四十一條中有記錄:「問:『讀書所以調攝此心,不可缺的。但讀之時,一種科目意思牽引而來。不知何以免此?』先生曰:『只要良知真切,雖做舉業,不為心累。總有累,亦易覺克之而已。且如讀書時,良知知得強記之心不是,即克去之;有欲速之心不是,即克去之;有誇多鬥靡之心不是,即克去之。如此亦只是終日與聖賢印對,是個純乎天理之心。任他讀書,亦只是調攝此心而已,何累之有?』」王陽明認為只要體悟良知,讀書就是在做工夫,調攝心性,而不會被科舉所累。陳復教授在其著作《王陽明帶你打土匪》一書中指出陽明白天準備科舉的課業,晚上閱讀經史子集,不僅沒有影響陽明的科舉考試,反而使得陽明的文章越寫越漂亮,陳復教授因此講述自己在高中的時候老師教學生背熟蔣中正詮釋的三民主義,而陳復教授卻到書店買來全套的《孫中山全集》來讀才覺得痛快,因此陳復教授總結出經驗:真正會讀書的人,常常平日都在讀著跟考試無關的書籍,結果考試成績出來,就把那些只會拼死讀書卻只獲得中等成績的人給氣死,因為他們已經掌握住考試的要領,而給自己爭取更充裕的時間來讀自己喜歡的書,這種閱讀經驗會深深滋養一個人的心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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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復教授 | 圖片來源:陳復教授臉書

透過陳復教授對王陽明的生動講述,使得筆者看見歷史不再是平面的歷史知識,融合了不同歷史人物的生命感,最觸動筆者的是王陽明為一個真實活著的人所經歷的愛恨情仇與悲歡離合,尤其體會到陽明先生是在如何被劉謹迫害至龍場的艱難的生命處境裡不懈奮鬥,幫朝廷打外在的土匪的同時,也在教導弟子打心中的土匪,最終活出自己的光明人生。現代人活在和平年代,沒有陽明先生時代的戰亂,卻常常因為外境的一點小變化,每天活在自己的心潮起伏中,無法安定從容面對生活,這便是心中有鬼,如果一個人沒有知識(這裡的「知識」不是指課本上的「知識」,而是對心性的認識),不懂得身心修養,便會沉浸在自己的情緒中,無法脫困,但如果他能夠從歷史知識中汲取智慧,轉化為自己生命的學問,便會受益終身。陳復教授也曾講述自己曾經在學生時代因成績不好,受過體制教育被束縛的苦,所以後來從事教學工作,不只關注學校教育體制裡的學生,更關注社會中雖然沒有接受體制內的良好教育卻很認真向學的人,對願意跟他學習的人展開生命的關懷和指引。陳復教授認為學問不僅僅是象牙塔的學者所做的事情,更是任何一個有志於把學問當做信仰的人都可以做的事情,因此陳復教授常常把自己的老師韋政通教授(1927-2018)的生命故事拿出來講述。 

二、船山精神:效法韋政通教授肩負傳承學問使命 

韋政通教授年輕的時候曾經做過記者,也曾過著渾渾噩噩的日子,1954年韋政通教授辭去了記者的工作,搬到大屯山腳下靠在報紙雜誌上發表一點文學感想的微薄稿費熬過三年的山居生活,在這三年中,韋政通教授在臺灣大學聽方東美先生(1899-1977)「人生哲學」、「印度哲學」、陳康先生(1902-1992)「希臘哲學史」一年;每兩周參加牟宗三先生(1909-1995)在臺灣師範大學舉辦的「人文友會」一次,因缺車資,常常從火車站步行去聽課,晚上回到小屋便已深夜。韋政通教授在寫作餘暇開始閱讀宋明理學,有一次在臺北一家舊書店想要買一套《陸象山先生全集》,售價150元,便把唯一的一套冬季西服典當後買書來讀,後來讀到王船山(1619-1692)時,感到非常震撼,王船山在抗清運動失敗後,隱遁約四十年,或與徭人雜處,或托跡野寺,或居住土室,在生活條件奇差的境遇中,仍秉持「握天樞,爭剝複」的信念,創造了許多經典著作,王船山成為韋政通教授的精神典範,並支持韋政通教授度過早年的艱苦歲月。筆者想到王船山對於韋政通教授的影響,有如王陽明對於筆者的恩師陳復教授的影響,如果一個人心中有典範人物的存在,便可以激勵自己不懈奮鬥,活出生命的由衷想要活出的樣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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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船山畫像 | 圖片來源:360

韋政通教授早年也受牟宗山、唐君毅(1909-1978)和徐複觀(1904-1982)先生的影響,後來受到殷海光(1919-1969)的影響,從新儒家轉向了自由主義。牟宗山先生是韋政通教授的老師,對早期韋政通教授思想觀念的形成有著極大的影響,尤其韋政通教授在師範大學參加三年人文友會積累起相當的中西哲學知識,為後來研究荀子,書寫《荀子與古代哲學》及百萬字巨著《中國思想史》奠定知識基礎。徐複觀先生對韋政通教授的影響,則是因為有一次韋政通教授到徐複觀先生家中做客,徐複觀先生從書架上取下一疊抄本,是二程(程頤,1033-1107;程顥,1032-1085)、朱子(朱熹,1130-1200)的劄錄,做劄錄就是徐複觀先生在著作中常提到的「笨工夫」,韋政通教授後來編寫的《中國哲學辭典》就是在對中國哲學若干重要典籍所做的精細的觀念分類索引,先從無計畫地抄錄到有計劃地抄錄的過程中慢慢演變出來的。韋政通教授一輩子沒有學歷,也因此沒有在大學取得正式教職,完全是靠著自己的勤奮、肯下苦功夫做學問,才能寫成那麼多經典作品,對海峽兩岸的學者都產生相當的影響,得到世人的敬重。筆者以前常常覺得成為一名學者都是需要經過科班出身的學術訓練,才能具備相當的知識厚度和做學問的經驗,現代人都忙於工作賺錢,為生活奔波,休息時也是拿著手機電腦在看,連靜下來看一本書的時間都很難得,可是韋政通教授卻把學問當做信仰,把每一天都當做新的一天,一輩子都沒有停止讀書思考,傳遞生命的智慧。 

韋政通教授早年受到前輩學人的關愛而逐漸琢磨出如何做學問,這種經驗使得韋教授教授對後輩中青年極其關照,很多學者也因為受到韋政通教授的影響走上學術的道路,如深圳大學文學院教授王立新、華中師範大學中國近代史研究所教授何卓恩、浙江省社科院哲學所副研究員張宏敏、池州學院管理與法學院系教授尹文漢等學者。韋政通教授是陳復教授的恩師,對陳復教授而言是「思想上的父親」。韋政通教授曾經鼓勵還在讀博士的陳復教授把書院的田野調查寫成報告作為博士資格考,陳復教授寫出《書院精神與中華文化》一書敬獻給韋政通教授。陳復教授博士畢業之後,因為臺灣高等教育職缺緊縮,曾有一段時間無法找到大學教職工作,韋政通教授在陳復教授生命的低谷階段扮演慈父的角色,陪伴陳復教授走出那段艱苦的歲月。陳復教授曾表示韋政通教授對自己最深的啟發是自己有責任持續守護每個熱愛學問的青年,讓大家不只知道「智慧不老」,並相信「學問不死」。筆者作為陳復教授的學生,深切感受到陳復教授對筆者的關懷和愛護,而每一個被陳復教授在書院教育過的學生都有同樣的感受,那種被老師愛護的感覺是沉甸甸的,裡面飽含著兩代學人(韋政通教授與陳復教授)愛的疊加,也意味著接受愛護的人要肩負起傳承學問的使命。 

三、未來計畫:錢穆先生自學有成帶來的啟示意義 

陳復教授還常常提到自己的太老師錢穆先生(1895-1990),因為陳啟雲先生是陳復教授的博士指導教授,而陳啟雲先生是錢穆先生重要的弟子。陳復教授曾經使用錢穆先生的《中國思想史》、《中華文化史》和《宋明理學概述》這些書籍來作為跟我們演講課程的教材。錢穆先生中學畢業後就做了小學老師,之所以能夠成為國學大師,全靠自學苦讀,雖然和韋政通教授一樣一輩子沒有學歷,卻比韋政通教授幸運的是後來在大學找到教職,1930年錢穆先生因發表《劉向歆父子年譜》成名,被顧頡剛推薦,聘為燕京大學國文講師,後歷任北京大學、北平師範大學、西南聯大、齊魯大學、華西大學、四川大學、雲南大學、江南大學教授。1950年在香港與唐君毅創辦新亞書院,傳播中華文化,新亞書院成為香港中文大學的前身。而錢穆先生自學苦讀的經歷同樣令筆者印象深刻,錢穆先生最初做小學老師的時候住在學校,除教學外的時間都用來讀書,晚上躺在床上閱讀,直到非常疲倦入睡,因此也獲益無窮,錢穆先生選取的書籍都是中國傳統經典,從四書五經到《史記》、《後漢書》、《資治通鑒》等史書,還有《馬氏文通》、《六祖壇經》等書,經年積累,加以研讀苦思,對古人學術的源流有了更深的體會,從而撰寫出《論語要略》、《劉向歆父子年譜》、《先秦諸子系年》等經典著作,進入一流的學術殿堂,成為世人欽慕的國學大師。錢穆先生一生寫了1700多萬字的史學和文化學著作,在國內外學術界有著很大的影響,錢穆先生的妻子胡美琦女士及其弟子門人將其著作搜集整理成《錢賓四先生全集》三編(甲編:學術思想,乙編:史學,丙編:文化人生及其他雜著),共計五十四冊,1998年由臺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全部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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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國思想史》封面 | 圖片來源:360                  錢穆先生 | 圖片來源:360

錢穆先生後來曾經回憶起自學苦讀的經驗對自己生命的影響:「我沒有機會進大學,從十八歲起,即已抗顏為人師,更無人來作我師,在我旁指點領導。正如駕一葉舟,浮沉茫茫學海中,四無邊際,亦無方針。何處可以進港,何處可以到岸,何處是我歸宿,我實茫然不知。但既無人為我作指導,亦無人對我有拘束。我只是一路摸黑,在摸黑中漸逢光明。所謂光明,只是我心自感到一點喜悅處。因有喜悅,自易邁進。因有邁進,更感喜悅。如此循循不已,我不敢認為自己對學問上有成就,我只感得在此茫茫學海中,覓得了我自己,回歸到我自己,而使我有一安身立命之處。」可見苦讀那段經歷讓錢穆先生在自我摸索中找到生命的方向,同時也為後來深入做學問積累起一定的基礎。錢穆先生還對學生曾經說過:「我是一個自修苦學出身的人,因為幼年家境清寒,父親很早去世,使我沒有機會像一般青年人一樣,由中學而大學,從師研究,或出國深造。……不過我一直仍認為,青年人只要有可能進學校從師研究,還是循著正規教育的程式以求上進為好。除非是萬不得已,才採取自學的途徑。因為在學校裡,不僅可以有系統地研究各門課程,還可以與良師益友從切磋琢磨中,增進內心的修養,完成偉大的人格,奠定學業與事業的鞏固基礎,那比自學究竟要好得多了。」錢穆先生後來這番話則指出老師的指引對一個人在做學問的道路上前進的重要性,如果一個人能夠找到自己生命中的老師,不僅可以避免很多彎路,還可以影響自己的身心修養和做人的品格,深化做學問的意義。 

筆者從陳復教授的太老師錢穆先生和老師韋政通教授認真做學問的態度裡感受到,人其實沒有「學歷」不可怕,但是不能沒有「學力」,筆者雖然離開學校,工作很多年,也曾經因為對人生方向的迷茫荒廢掉許多歲月,但現在意識到也不晚,尤其從錢穆先生、韋政通教授到陳復教授等前輩學者與筆者之間神奇而緊密的因緣,更像是一股道脈的傳承,他們身上的求學精神促使筆者認真面對考研,有如陽明先生考科舉一般,陽明先生需要透過科舉成為進士,去尋找自己生命的意義,筆者也希望自己可以透過考研改變命運,擁有一個更高的平臺去研究歷史中的智慧,然而讀研並不是筆者生命的終極目標,卻是一個生命的新起點,筆者想要從自己最感興趣的陽明學入手,思考清末民初的中國知識份子是如何受到陽明學的影響推動社會改革的,如康有為(1858-1927)、譚嗣同(1865-1898)、梁啟超(1873-1929)等維新派人士都受到心學的影響希望效仿日本明治維新來振作中國,來支持光緒的變法圖強。譚嗣同曾經寫過《仁學》一書,對於陽明學非常推崇,維新變法失敗後,譚嗣為變法而英勇就義,康梁師生流亡到日本,目睹日本借由心學來作為思想的動能,學習西方各國的科學民主,成為嶄新的現代化國家,梁啟超深受啟發,他寫出《新民說》一書,來呼籲國人張開視野,喚起中國人民的自覺,要從帝國時代皇帝的臣民,轉化為新國家的新國民,重新塑造出「中國魂」,並提出「中華民族」的概念,《新民說》一書中常常講「王子曰」便是引用陽明先生的思想來鋪成自己的觀點。同樣常年在日本流亡卻主張革命的孫中山(1866-1925),他寫的《孫文學說》一書是受到王陽明所講的「知行合一」觀念的啟發,提出「知難行易」說。孫中山不僅學習西洋文明中的政治思想,更呼籲國民不要丟掉中國傳統文化中的優良思想觀念,注重民族文化精神,提出「民族、民權、民生」的「三民主義」,並且舉自己革命的實際經驗來作證明來說明「有志竟成」的道理,後來終於推翻清朝統治,建立中華民國。筆者希望藉由探索陽明學對清末民初知識份子的影響來探索中國近代化的歷程,從中建立起傳統與現代接軌的橋樑,結合自家的生命體驗,來完成學問的傳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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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有為、梁啟超、孫中山 | 圖片來源:360

 

參考文獻: 

  1. 陳復(2018)。《王陽明帶你打土匪》。臺北:五南圖書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2. 黎明文化(編)(2001)。《王陽明傳習錄及大學問》。臺北:黎明文化出版社。
  3. 韋政通(2005)。《韋政通自選集》(〈理想的火焰〉)。山東:山東教育出版社。
  4. 王立新、何卓恩(主編)(2018)。《思想的感染與生命的感動——獻給韋政通先生九十華誕》(〈學問不死:我心目中的韋政通教授〉陳復)。湖南:嶽麓書社。

編輯丨 曲龍龍

 

作者 | 王學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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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名王盼盼,海峽兩岸心學教育研究院執行秘書,心學復興公眾號主編。國家二級心理諮詢師,華人心學智慧諮詢師連續三期修課學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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