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邵明（山西晉城知行書院副院長） 

肯·威爾伯（Ken Wilber）是美國超個人心理大師，有著深刻的靈修經驗，致力於整合東洋與西洋文化，希望能拯救西洋二元對立的文化危機。威爾伯的觀念包羅萬象，讀他的書有如置身於宇宙蒼穹之中。在他的著作《性、生態、靈性》中，威爾伯提出了一個「全子」的概念，意即「永遠是另一個整體的一部分」，例如原子本身是整體，但同時又是分子的一部分，而分子本身是個整體，卻又是細胞的一部分……威爾伯認為「實在」是由這種全子構成。所以我們可瞭解到，全子並不是由靜止、孤立的單位，而是動態的、彼此聯繫的單位。本書前幾章討論了在物質宇宙（物質）和生物層面（生命）中的全子。中間幾章討論了心智、精神或人類層面（noosphere）的產生，以及組成精神本身的全子。最後幾章討論了神（theos）、神的領域（Divine Domain）以及深層秩序的問題，包括它們與物質宇宙、生物層面的和人類層面的關係。威爾伯認為，人類意識非理性的部分中，有前理性與超理性（超個人）兩個發展階段。而但通常人們把這兩者混淆在一起，要麼將超理性的部分錯認為是前理性，例如把一些有價值的靈修經驗當作嬰幼兒時期未分化的意識狀態，無限抬高理性的價值，將任何非理性的意識狀態不加區分的認為是一種意識的倒退，威爾伯把持這種觀點的人稱作「還原主義者」，代表人如佛洛德（Sigmund Freud，1856－1939）；要麼反過來，將前理性的部分錯認為是超理性，將嬰幼兒時期未分化的意識狀態誤認為是一種超理性的高級意識狀態，威爾伯把持這種觀點的人稱作「提升主義者」，代表人如榮格（Carl Gustav Jung ，1875－1961）。威爾伯認為這兩類人的觀點都半對半錯，神經質的問題太多屬於未分化的意識狀態，確實不值得讚美；但也確實存在超理性的高級意識狀態，這一點也不應該被否定。但是這種對超理性意識狀態的否認，恐怕更多的是西洋文化的問題。因為在西洋文化裡，上帝是「超驗」（transcendent）的存在，意即人作為被造物，永遠無法成為上帝，只能無限逼近上帝。這使得人與上帝間有著永恆的斷溝，任何超感官的經驗都被否定其理性與科學的意義。而在東洋文化（主要指印度文化與中國文化）中，通過修行達到超理性的意識狀態，本來就是個體所要完成的終極生命意義。

肯·威爾伯（Ken Wilber）丨 圖片來自於網路

現代心學家陳復教授撰寫〈陽明子的冥契主義〉一文，對這種超理性的意識狀態做更細緻的區隔，提出「神秘主義」（occultism）與「冥契主義」（mysti‎cism）的差異：「神秘經驗是純粹的天啟經驗，天跨越世俗認知的物理法則而與人做溝通；冥契經驗則同樣是天啟經驗，卻能藉由做工夫來獲得對天的感知，比較具有可供大家共同討論探索的性質，因此會發展出工夫論。」陳復教授做出這種區隔，是為將靈性經驗中可被理解的內容提煉出來，彰顯其工夫的意義。神秘經驗如無法證實，就不具有客觀價值，譬如一個人宣稱自己聽到上帝的召喚。冥契經驗卻可通過做工夫來到達與終極實在的合一，這是東洋社會自古以來普遍的經驗，譬如通過冥想、靜坐、祝禱、氣功、瑜伽、書法、導引等工夫來獲至天人合一的經驗。〈王陽明年譜〉中記載弘治十五年（1502），明朝大儒王陽明（1472－1529）三十一歲時的一次冥契經驗：「……築室陽明洞中，行導引術。久之，遂先知。一日坐洞中，友人王思輿等四人來訪，方出五雲門，先生即命僕迎之，且曆語其來跡。僕遇諸途，與語良合。眾驚異，以為得道。久之悟曰：『此簸弄精神，非道也。』又屏去。」這段話的意思是說，王陽明在陽明洞中練習導引術，一段時間後產生預知的能力，有一次王思輿等四位朋友來訪，剛出五雲門，還沒有到陽明洞，王陽明就讓僕人去迎接，並讓僕人向他們四人敘述他們來時發生的事情，都一一吻合。大家非常驚訝，以為王陽明已經悟道，但王陽明說：「這只是在玩弄技巧」於是就不再練習導引術。對王陽明的這段經歷，陳復教授評論說：「由『聖人不貴前知』可看出，陽明先生認為前知這種神通尚是良知未全開而有自我意識的展現，因此才會只想替個人趨利避害。」正德三年（1508），王陽明三十七歲時在貴州龍場（今貴州省修文縣龍場鎮）大悟心體：「……因念：『聖人處此，更有何道？』忽中夜大悟格物致知之旨，寤寐中若有人語之者，不覺呼躍，從者皆驚。始知聖人之道，吾性自足，向之求理於事物者誤也。」王陽明因得罪大太監劉瑾（1451－1510），被貶謫到龍場，萬念俱灰之際自言自語說：「聖人如果來到這種處境，還有什麼大道呢？」這樣思索的過程中，忽然在半夜大悟格物致知的要旨，朦朦朧朧中似乎有人對他說話，不自覺的開始手舞足蹈起來，隨從都被王陽明的狀態驚嚇到。至此王陽明領悟到做聖人的道理，是人的內在本來就具備的，向外在事物尋求成聖的道理是錯誤的。

宇宙星系丨 圖片來自於網路

華人大可不必再局限于西洋文化天人對立的思維模式下來鞭撻自己的文化，動輒以科學的名義來自殘。一些有著遠見卓識的西洋科學哲學家，如費耶阿本德（Paul Karl Feyerabend，1924－1994），對於科學就有著極開放的心態，他反對「科學沙文主義」，認為西洋科學只是一種具體的傳統，而每一種傳統都應當有平等的地位和發展機會，西洋科學並無特殊優越性。因此，即便是古代的神話、現代的偏見、專家的冥想、怪人的幻想，都可能改進我們的知識。他並舉例說，哥白尼（Nikolaj Kopernik，1473－1543）受畢達哥拉斯主義的影響，牛頓（Isaac Newton，1643－1727）研究過新柏拉圖主義，非洲的巫術豐富甚至修正過西洋的生理學知識。西元一九七五年，美國一百八十六位知名科學家，其中包括十八位諾貝爾獎得主，在《人道主義者》雜誌上聯名發表聲明批判占星術，指出其是偽科學迷信。這在大多數受過基本教育的人看來，都是不容置疑的好事，是破除「封建迷信」的正義之舉。然而費耶阿本德卻跳出來，指出這些科學家批判的根據是建立在已經過時的知識上。他甚至說，這些二十世紀著名的科學家，在科學精神上遠不如十五世紀的羅馬教廷。費耶阿本德並非支持占星術，而只是對於身為科學家卻展現出宗教式的獨斷感到不滿。例如有科學家聲稱現代科學證偽了天體位置會影響人類事務。費耶阿本德反駁說，大量的科學實驗已經表明，生命活動、化學反應與行星的位置間具有難以排除的聯繫。還有科學家宣稱哥白尼取代托勒密（Claudius Ptolemaeus，90？－168）的天文學體系後，占星術就遭到致命打擊。費耶阿本德則指出，哥白尼思想的繼承者開普勒（Johannes Kepler，1571－1630），恰恰利用天文學的新發現來改進占星術。開普勒反對的只是回歸線占星術，而支持恒星占星術。費耶阿本德在這場巔峰對決中不落下風的主要原因，就在於他具有那些科學家們所缺乏的科學哲學及科學史素養。

費耶阿本德 丨 圖片來自於網路

還是在這一年，費耶阿本德感覺身體不適，有體重降低、雙重視覺、胃痙攣的症狀，還曾暈倒在大街上，他一開始用西醫的方式，做了X－射線、催吐劑、灌腸劑一系列的檢查，結果卻一切正常，但這和他主觀的感受相悖。然而他並不局限于西醫，廣泛嘗試各種另類醫療，如草藥治療、信仰療法、針灸、催眠等卻得到很好的療效。經過親身體驗與比較，費耶阿本德曾誇張的說他從此以後一直像躲避瘟疫般躲避「科學的」醫生。費耶阿本德認為，西醫占主導地位，並不是西醫在方法論上比另類醫學優越的結果，而是社會環境對西醫比較有利。例如在法律上形成「以科學的方法殺人合法，而以非科學的方法治療是非法」這種荒謬的狀態。再例如用所謂的「科學方式」研究草藥時，要先將草藥合劑分析為化學成分，然後確定每種成分的特定功效，再根據特定功效來解釋對於某一生理部位的療效。費耶阿本德認為這種還原論的方法遮罩了草藥療法針對整體的哲學觀。費耶阿本德的觀點非常值得華人省思：為什麼要認定只有西醫的蛋白質、細胞、DNA等概念架構起來的理論可以把握實在，而中醫用陰陽五行等理論就無法把握實在呢？費耶阿本德認為，只要給所謂的非科學的意識形態、實踐、理論和傳統以公平的競爭機會，它們就可以成為有力的競爭對手，從而揭露西洋科學的重大缺點。費耶阿本德對西洋科學的批判已經是幾十年前的事情了。而科學哲學在二十世紀就已經發展到後實證主義（postpositivism），如果按照華人本土心理學巨擘黃光國教授的說法，從十七世紀歐洲啟蒙運動發生之後，各門學科的發展和科學哲學的發展之間，就存有一種「互為體用」的關係：各種不同科學的發展，成為科學哲學家反思的題材；科學哲學的發展，又可回過頭來，指引各門科學的發展方向。通過黃教授我們瞭解到科學並不是一成不變的，華人大可不必一直停留在實證主義（positivism）的科學觀裡，而是能有如費耶阿本德一樣開放的胸襟與「橫眉冷對千夫指」的勇氣來積極探索最前沿的思想。 

筆者本無知無識，在這世間載浮載沉不知所歸，自結識陳復教授，才相信真正的學問不是用來考學歷找工作的，而是因為有一群人懷著最真切純粹的心，希望能通過學問來解決生命意義的問題。筆者被這群人的真誠和認真所感動，也開始相信只有這樣才能活出「人的樣子」。在這充滿虛假的世界裡，還能遇到這樣一群堅持求真的人，實在是非常幸福和值得珍惜的事情。筆者在這個團隊裡，所受益者並非只是知識的擴充，更重要的是可自由徜徉在對各種議題的探討中，無論是宇宙終極的根本議題，還是日常生活中的議題，但凡人所思所想，都有可被點撥、探討的機會，這種沒有任何套路，直接面對問題，甚至直指人心的論學方式，本身即具療愈身心的效果。筆者深刻體會到，當人的生命格局因思想的深刻而擴大，苦難就不再是苦難，而只是一個可被接受，或已被解決，或不必驚慌可暫時擱置的議題而已。可以說，探討學問本身即是化解苦難、療愈身心的過程。

參考文獻： 

1. [1].黃光國（2018)。《社會科學的理路（第四版思源版）》。新北：心理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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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4].陳復、黃光國、林耀盛、張蘭石、夏允中、陳泰璿、張峻嘉（2019）。《破解黃光國難題的知識論策略》。新北：心理出版社。
5. [5].蔣勁松（2007）。〈科學傳播與科學文化研究——從科學傳播史上的『聚賢莊之戰』談起〉。科普研究，（1），66-70。
6. [6].蔣勁松（2008）。〈中醫是偽科學嗎？——無政府主義認識論視野中的另類醫學〉。科普研究，3（1），67-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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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 邵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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