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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在2012年，在臺灣臺北的重慶南路，中華文化促進會主席王石先生和太平洋基金會的董事長錢複先生兩人首次相遇。他們促膝長談，並且達成共識，要兩會結成友好，一同推進兩岸交流。同年，首屆兩岸人文對話於北京大學舉辦。之後數年，走過香港，杭州，長沙等地，到今年已經舉辦了十屆。十年來，數十多位的兩岸三地的學者在這個平臺分享他們對於中華文化的解讀，相互探討，觀點相互碰撞，新思想的火花在這個平臺上迸發。
今天，兩岸人文對話走進鳳凰衛視，走進世紀大講堂，各位大咖帶來他們的主題演講。
【嘉賓介紹】朱雲漢，現為中央研究院政治學研究所特聘研究員，臺灣大學政治學系教授，並兼任蔣經國國際學術交流基金會執行長，主要研究領域為社會科學方法論民主化東亞政治經濟以及國際政治經濟學，長期擔任亞洲民主動態調查總主持人。過去二十幾年間，往來大陸兩岸有上百次之多，進行調研，親身深入基層，走遍中國大陸大江南北。
我想，最近關心世局的朋友都會感覺到，當前的世界非常動盪。中美之間的貿易大戰仍處於一觸即發的狀態。義大利在三個星期內組閣三次。而其實在戰後的七十年裡，這種政治動盪是非常罕見的。那今天，我就帶各位從一個比較宏觀的角度來理解當前我們看到的這些的世局的動盪，它形成的原因以及它未來可能會怎樣繼續演進。更重要的是來談談中國在這之中，可能可以發揮怎樣的一種積極的作用。
戰後國際秩序面臨解體危機
我先從戰後國際秩序來談，我們都知道1945年到1946年是戰後國際秩序重建的一個關鍵時代。當時的美國，是最重要的一位戰後秩序的締造者。但當這一國際秩序走過70年以後，現在正在面臨著解體的危機，這個危機我們可以從三個重要的方面來思考：
第一個，美國的權力基礎已經出現了動搖。戰後，尤其是蘇聯解體後，美國在各領域都佔據絕對支配地位。但近十幾年來，無論是在生產，貿易還是話語權領域，美國的絕對支配地位都已一去不復返，唯有在軍事，科技以及金融方面還保持著相當優勢，但也今不如昔。
第二個，美國同西方主導的國際秩序面臨雙重的合法性危機。雙重性一方面來自於內部，近年來，西方社會內部出現各種不同形式的反全球化的社會運動。左翼的激進的，挑戰整個資本主義，挑戰著整個全球化的遊戲規則。右翼的民粹主義，反對移民開放政策，反對經濟整合。很長一段時間以來，過去的西方社會的對外經濟開，並鬆綁市場機制來進行區域整合的政治路線，是擁有廣大的共識基礎和牢固的社會支持基礎的。但是，現在這些基礎可以說是已經完全裂解了。雙重性的另一方面來自于外部，現今興起中的這些重要的經濟體，這些新興市場國家，對現有的國際秩序並不是完全滿意，他們認為其中有很多不完善的地方，並且這些地方會給他們將來的發展帶來種種不公平的限制。也就是說，他們也希望現有的世界秩序能有所改變。所以，現今的國際秩序面臨著來自內部與外部的雙重挑戰。
第三個，特朗普。眼前最大的衝擊即是來自于特郎普。特朗普的上臺本身就是一個異數，因為它是一個完全不按常理出牌的政治人物，對美國過去所有的外交傳統，所有簽訂的國際條約，所有參與的多邊國際組織，他都可以置之不理。這一現象，在過去是難以想像的。很多人說美國走的完全是單邊主義，唯我獨尊，做事只考慮美國的短期利益，至於國際義務，領導角色，他都可以棄而不顧。所以現在看來，美國在特朗普的執政下，在未來會進一步提高或加劇其與俄羅斯和中國的戰略對抗。
關於特朗普現象和西方社會現在出現的反全球化浪潮，其實這張圖就說明了很多事實。這張統計圖表反映了美國社會的所得分配在一個百年內的分佈變化。紅線是最高所得10%的那個群體在可分配所得裡所占的比重，裡面包括薪資所得，也包括資產所得。藍色這條線是剩下的其他90%的人。這樣看來，中間有相當一段時間比較平穩，它從戰後一直到1980年代初期就大致上符合這樣的規律：有90%的人可以分到2/3的總所得，而另外10%的人可能比較聰明，比較努力，或者是祖上積德，可以囊刮1/3的總所得。這樣的規律維持了很長的一個時期，而且是比較均衡的。
但我們順著這個階段往前看，再往後看，會發現，美國社會的上一次最大的經濟危機——1929年開始的經濟大蕭條，就是先從股市的崩盤開始，然後蔓延成全球經濟大蕭條。我們看到，在股市崩盤前的二三十年時間裡，這個所得分配越來越不均衡，那10%人逐漸開始囊刮百分之將近50%的總所得，而另外90%的人的分配比例不斷下降。這就是將近一百年前的經濟危機爆發的一個重要的背景因素。
我們再來看1980年代中期又發生了什麼事情。這個時期是什麼？這一時期就是柴契爾夫人和雷根代表的所謂新保守主義開始逐漸流行的時期，在西方國家乃至全球帶來的一場新保守主義革命（也稱之為新自由主義革命）的時期。很簡單，這個思潮崇拜市場，追求私有化，解除管制，讓市場得到最大的自由，也讓資本得到最大的自由。在60、70年代直到80年代，全世界資本帳流動都是嚴格管制的時期，美國如此，歐洲如此，亞洲更是如此，新自由主義革命的開始，無疑是在為市場和資本逐漸鬆綁。
從80年代中期以後，所得再次出現像100年前那樣一個兩級分化的情況，接著是在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爆發的時候。到現在這個危機還沒有結束，我們仍然處於之一危機之中。我們看到，在2012年時，這個10%的最高所得在美國就囊刮超過50%。這就是我們所說的所有西方社會都在面對的一個最嚴峻的問題，也是特朗普能讓眾人跌破眼鏡的背景。特朗普之所以當選，因為美國很多處於社會底層的白人勞工階級和中產階級在過去40年裡，社會地位不斷下降，日子越來越辛苦，工作的保障越來越差，社會福利也越來越縮水。
特朗普如何將美國矛盾外部化？
特朗普就是一個政治人物，但同時他也是一個商人，也是代表共和黨的一個人物。他們不直接面對美國問題的真正核心，不去改革這個體制，不去改變現有的不公平的稅法，就會有很多資源是浪費掉的，很多資源的分配是扭曲的。但是，很多國會立法實際上時被很多特殊的利益集團，很多的企業在背後所操控的，是他們所不能觸及的。那麼，如果他要解決問題，去宣洩一般選民的憤怒，該怎麼辦？答案很簡單，就是矛盾外部化，就是將矛頭指向外部。問題是由你們造成的，是非法移民的墨西哥人越界來搶走了我們的工作，是在雙邊貿易中帶來大量貿易逆差的國家造成的，第一個就是中國，其次就是日本，緊接著時歐盟，就是這些人把工作從美國偷走了，就是這樣一個簡單的推論。所以，我現在不想管你們了，我要從別人身上拿到更多。美國過去承諾的東西，美國向你們完全開放的市場，現在都要拿回去，要重新來算帳。因此，美國對過去自己一手打造的國際秩序，國際規則和國際體制都有一個重新的衡量：如果此時此刻對自身沒有好處，對於解決國內問題沒有幫助，它就會擱置一邊，甚至是要打破。
所以特朗普一上臺，就退出巴黎協定，談判十幾年得來不易的全球協定也一腳踢走，緊接著又退出了聯合國教科文組織。而此刻四處發動貿易戰，就等於是在把世貿組織WTO完全架空，造成它的癱瘓，對所有的規則都置之不理。而且他自己也講明說，如果世貿組織對所有的這些爭議進行仲裁，對他不利的，他就不會接受。坦白來講，這是一個非常魯莽的行為，這些現象，讓我們不得不回想起來1929年到1930年的那個歷史場景。我們知道，1929年，美國股市崩盤，經濟急速衰退，失業問題急劇惡化。
當時美國的國會就想要把自己的市場關起來，想要挽救自己的企業，解決工作問題。其中，有兩個美國國會的議員，一個叫斯姆特，一個叫霍利，一位參議員一位眾議員聯合起來起草了一部法案。這部法案就規定美國對絕大部分的進口項目都樹立一個關稅壁壘，關稅高達60%甚至75%。當然，全世界跟他進行貿易的貿易夥伴都反對這一法案，並且一致認為會帶來災難性的後果。因為一方的市場關起來，就會有另一方的市場也關起來，最後就會成為一場全世界的貿易大戰。有趣的是，這個法案在通過國會時，有一千多個經濟學家聯名寫了一封信，呼籲當時的總統胡佛否決這個法案。 但由於當時國內的保護主義情緒太過強烈，胡佛還是簽署法案生效。接過在短短四年的時間內，美國的進口和出口都暴跌60%以上，全世界的貿易也因此萎縮40%。在這樣的經濟重創下，世界經濟從這時跌入深淵，直到納粹上臺，二戰爆發。二戰時期，因為管制經濟，這個時候的政府全面調動資源，才把這一經濟危機通過戰爭的方式加以緩解。
那為什麼我要特別強調這一歷史場景呢，很簡單，因為美國最近又有一千多個經濟學家，包括16位諾貝爾獎得主聯名發表公開信，勸說特朗普不要進行單邊的貿易保護主義，否則又將帶來一場經濟災難。歷史，正是以這樣一種啼笑皆非的方式重演著。
(待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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