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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要爭取在既有多邊框架內實現領導地位平穩過渡。
超越西方思維的限制，尋找突破困境的新途徑
把“金德爾伯格陷阱”當作核心議題，反映了西方主流精英對西方中心秩序衰落的悲觀論調。
“金德爾伯格陷阱”仍是西方中心思維的產物。霸權穩定論其實是在為美國唯一超強地位做背書，其敘事也是為西方中心秩序的合法性與普世性提供理論基礎。但其中充滿了矛盾和悖論，掩蓋了很多問題。比如，西方國家主導的自由貿易規則往往蘊含了發達國家與落後國家間的不平等交換與支配宰製關係；再比如，二戰前的帝國主義與殖民體系在西方中心秩序中的關鍵作用及其各種遺留問題，這些他們都避而不談。這個秩序也並非真正全面包容，而是充滿歧視性，這個秩序有內核圈、核心圈、次級盟友圈，與在週邊的依附者、潛在競爭者、與敵對勢力的身分區別，地位、待遇與合作領域廣度與深度都有明顯區別；內核圈與盎格魯撒克遜文化圈基本重疊，成員包括美國、加拿大、英國、澳大利亞與紐西蘭，可以分享最高級別的國防與安全情報；這個西方中心秩序，從一開始就存在地緣政治的邊界，既排斥冷戰時期的蘇聯集團，也無法覆蓋追隨不結盟運動的發展中國家。直到冷戰結束蘇聯解體，中國加入WTO，才開始朝覆蓋全球的方向演進。
金德爾伯格所定義的國家公共產品範圍，也僅是從維護西方國家的長期和平與繁榮的角度出發，並沒有考慮發展中國家的發展權利，也無法預見非西方國家快速崛起，以及因為人口急速增長、快速全球化、互聯網社會及科技變革帶來的社會風險等所衍生的新興全球議題。
西方的國際關係學者普遍對非西方國家的興起持一種悲觀的論斷，認為它們缺乏相應的文化、法治的根基和傳統，如果沒有西方國家主導，世界一定會分崩離析。近年來西方許多預測都是在這個邏輯上推演的。他們強調，如果美國不再繼續提供國際公共產品，沒有別的國家會提供，將會出現1929年前後全面爆發的世界經濟危機；他們普遍刻意低估包括中國在內的非西方國家，並不認可其在全球重組和全球治理改革中起到的積極和建設性的作用。
在發展中國家眼中，西方主導的國際秩序並不公平，且出現了不可持續的危機，亟需改革。當只占全世界人口20%的富裕國家使用了70%的全球資源；當北半球國家的人們享受超級富豪般的生活，而南半球尚有12億人在每天生活費用不足兩美元的貧困中掙扎；當一群富裕國家認為他們可以使用武力改變世界，而聯合國卻完全無能為力……人們已無法再對全球不公視而不見。所以，即使西方國家沒有爆發反全球化浪潮，非西方國家也會要求修正美國主導的全球化模式，以及改革現有的國際經濟秩序。
認清美國霸權的真面目和兩面性。美國霸權的本質至少包含以下四個角度：
一、美國僅提供符合自身意識形態和國內利益結構的領導角色，並非從全球發展的實際需要出發。
美國崇尚大市場小政府，所以也傾向將國際公共產品的範疇極小化。美國扮演的國際領導角色，最終是要符合國內強勢集團的利益，特別是軍工集團、華爾街、能源集團、醫療集團、高科技集團。在國內利益結構的框限下，國際公共產品供給不足的問題早已存在，現有的全球治理機制既跟不上全球化和科技進步帶來的社會風險與生態危機管理的需要，也無法有效滿足廣大發展中國家可持續發展與包容性增長的需求。對於全球化所帶來的各類全球議題，美國最積極回應的就是反恐、智慧財產權等與美國有重大利益關切的領域，而在企業壟斷、金融系統性風險、租稅逃漏、糧食安全、移民與難民、氣候變化、水資源稀缺、科技變革的社會風險、疾病控制等領域，有效的全球治理或監管機制嚴重缺位。
二、美國利用霸權地位帶頭破壞規則和秩序。
自由國際秩序的精髓是“遵守規則”，在各合作領域成立多邊機制、制訂規範與程式，以此來設定各國的權利與義務，從而協調行動、解決爭端。作為領導者，不僅應帶頭創立規則，也需承擔維護規則合法性與權威性的主要責任。但現實情況是，美國常將自身霸權利益淩駕於國際規則之上，因此自由國際秩序的合法性與權威性難以鞏固，而美國常常既是規則制定者，又是破壞者，時不時拋出美國例外主義與美國單邊主義，肆意曲解國際規則。第二次世界大戰後，美國帶頭創立的多邊體制中，美國常常是第一個任性的違反者。
三、美國霸權本身就是秩序的不穩定之源。
美國既是國際公共產品的提供者，也是國際公共之惡（publicbads）的主要來源。比如，為了自己的戰略利益，美國在不少地區製造政治動亂，擅自進行軍事干預來剷除反美政權；美國新保守主義陣營狂妄奉行“民主帝國主義”。推動的軍事干預政策和偏頗的中東政策，更徹底攪亂西亞與北非地區，致使這些地區一片生靈塗炭；在許多地區肆意操縱所謂的軍事平衡，挑撥領土爭端，加深許多國家的安全困局，激發區域性軍備競賽；又比如，從九十年代開始，美國強迫各國打開資本市場，解除金融管制，導致熱錢在各國製造資產泡沫與金融危機，放任華爾街有毒金融資產氾濫全球；此外，美國在貿易談判時強推智慧財產權，維護美國跨國企業的暴利與市場壟斷，阻礙創新與知識分享。
四、美國長期阻礙全球治理機制的改革與創設。
當前以主權貨幣作為國際儲備貨幣的缺失日益明顯，但美國為捍衛美元霸權，阻止特別提款權（SDR）的超主權貨幣功能，極力防範其他貨幣挑戰美元地位，阻止石油交易改以歐元或其他貨幣結算。長期拖延國際貨幣基金組織認股權比例與投票權調整的方案；長期拖延世界銀行增資提議；長期拒絕承認全球變暖問題，等等。所有其他國家帶頭推動的治理機制改革或國際規範創設，美國都消極對待或抵制，除非自己可以享受特殊待遇。
美國逐漸“退位”帶來全球治理機制改革的歷史契機。
在美國霸權之下，除了它最親密的盟友可以分享特權外，絕大多數國家都是順從者。他們受惠於這個秩序所提供的和平與發展機會，但也只能接受美國霸權體系下，承受美國不時將公共品的成本任意轉嫁的問題。他們無從選擇，因為美國只准自己獨家提供合乎其意識形態胃口的國際公共品，並阻撓公共品提供的替代機制出現（儘管可能更符合人類社會的整體利益），也極力防範新興大國來取代它的獨佔鰲頭地位。
過去30多年裡，由於美國意識形態與國內政治的框限，國際公共品的提供長期處於供給不足、品質欠佳的狀態。全球治理機制早已嚴重落後於全球化進程及科技發展帶來的利益協調分配、社會風險管控等議題，亟需在全球層面進行有效回應。當前，人類正處於歷史發展的十字路口，面對資訊技術發展給社會帶來的變革性影響，如果放任資本主導，壟斷性數字資本主義將可能嚴重威脅人類社會可持續發展，並阻斷資訊技術將人類帶往分享經濟與零邊際成本社會的可能性。而這些全球性議題都絕非單一國家層級的治理機制能夠有效應對的，全球治理機制改革勢在必行。
新時代中國的全球擔當
美國霸權退位是機遇不是挑戰
美國霸權逐漸退位，正好給改革全球治理機制帶來歷史機遇。以中國為首的新興市場國家將帶動全球秩序的重組，發揮積極性與建設作用。
1、中國有機會開創嶄新的世界領導者模式。
（1）中國仍有維持長期中高速增長的巨大潛力，具備帶動非西方國家發展的巨大能量，與多數發展中國家有巨大互補優勢。（2）中國立足於社會主義市場經濟與共產黨領導的治理體制，能夠確保國家機構基本上不被跨國資本與利益集團掌控；能夠維護社會主義核心價值，即優先保障廣大群眾的生存發展權利；在賦予國家資本以優先地位的同時，又能有效節制資本的掠奪性與破壞性。（3）中國仍在探索最佳的社會發展模式：制度創新的動力豐沛，意識形態包袱相對較輕，鼓勵多元文明相互借鑒。（4）中國的文化基因：知識精英階層仍深受傳統的天下觀、義利觀等思維方式和道德觀念的影響，更願意承擔對於弱小者的扶持責任；同時，中國傳統文化崇尚和而不同，包容與尊重多元宗教與文化，不強求價值標準齊一，不會製造文明衝突。
2、中國提供了可觀的補充性國際公共產品。
在過去10年裡，中國已經建構全方位的多邊或區域性的協商平臺以及配套的政策對接和協調合作機制，中國已經在提供可觀的補充性（替代性）國際公共品：（1）應對區域金融風暴的緊急換匯機制，通過與周邊國家組建相關的多邊機制，有效防範了國際金融大鱷惡意炒作的風險，保障了地區各國的金融安全與匯率穩定。（2）大力推動協助發展中國家基礎設施建設的長期融資機制（在世界銀行與區域性開發銀行外），包括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金磚國家新開發銀行等，以及區域性的絲路基金、中國-中東歐基金、中非基金等。（3）在西方主導的國際金融基礎設施之外，中國也已經開始為國際社會提供大量補充性或替代性設施，例如跨境電子商務平臺、跨境電子支付平臺、銀聯支付系統、人民幣跨境支付系統等。（4）全球通訊與導航領域，包括推動制定全球統一5G標準、推動全球IPv6根伺服器的架設計畫，北斗衛星定位與通訊系統等。（5）能源與金融交易結算機制，包括發行特別提款權（SDR）計價債券、準備發行以人民幣計價的可轉換成黃金的原油期貨合約等，這些將從根本上改變過去以美元作為唯一的結算貨幣或儲備貨幣的基本格局。
3、中國正幫助第三世界國家抓住自主發展的新機遇。
中國根據自己的發展經驗，依託基礎設施建設來全面規劃並推動整個經濟的發展，而且讓經濟發展普惠效應擴散，照顧到更大的區域和群體。中國正在全方位推動大規模跨國的基礎設施建設，在推進跨國運輸、通訊、網路、能源聯通領域，中國已經超過西方。當前，第三世界國家面臨全新的發展機遇：中國不是以掠奪者、支配者或文明優越者的思維與態度來面對發展中國家，作為最大交易夥伴與最大投資來源國，中國尊重各國國情，不灌輸意識型態，不強迫削足適履、不強迫買武器、不製造安全威脅、不干涉別國內政。
4、中國需警惕外界的各種質疑和阻礙。
在幫助第三世界國家發展的過程中，中國也必將面臨各種不信任和批評，比如炒作中國“銳實力”的聲音。中國要審慎應對當前美國的冷戰思維重現與新一輪的戰略圍堵，要理解西方國家對中國全方位發揮國際領導作用的不適應，以及伴隨而來的失落、焦慮、敵意與干擾。同時，對於來自第三世界國家的不理解，也要有思想準備，比如，在第三世界有些精英因為長期受西方教育影響，接受西方的思維方式和價值觀，甚至沒有擺脫“後殖民的情結”，以致短期內不能正確看待中國的發展模式與“一帶一路”倡議。
5、中國要爭取在既有多邊框架內實現領導地位平穩過渡。
舉例來講，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總裁拉加德在2017年7月份曾公開說，如果按照目前中國經濟增長的速度以及其他新興經濟體的發展速度，或許10年以後其總部會遷到北京，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規章載明，總部必須設在投票權比重最大的會員國境內，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在2010年調整過出資比例與投票權比重，預定2018年還有一次調整。其實她是在提醒美國，如果美國不負責任也不履行義務，它在國際貨幣基金組織裡的地位就要下降。對於中國來說，未來如果能在現有國際體制框架內，經過協商、妥協，最終實現自己的目標，這當然是最理想的狀態。
行王道的新型領導者
中國一向反對霸權主義，絕不會步美國後塵。戰後美國霸權所作所為更多是出於追求自身戰略利益或迎合國內強勢利益集團的動機與需要，而不是單純所謂提供公共產品。
面對新一輪的戰略對抗，中國有能力沉著而從容的應對。首先，中國沒有全球稱霸的野心，美國的戰略收縮後，並不需要任何國家來填補它過去的角色與作用，世界並不需要另一超強來填補新霸權，美國不再干預後，退讓出來的不是真空，而是讓各地區恢復歷史常態，即美國力量介入前的常態。只有在全球社會真正需要的國際公共產品領域，美國的退位需要包括中國在內的其他主要利益攸關者來及時填補，並提供相應的公共產品。美國的逐步退位，正好給修補自由國際秩序，以及改革全球治理機制，帶來歷史機遇。
面對世界秩序重構的歷史機遇，中國既不能否定過往的一切，也不能照搬美國那一套霸主做法，出於私利而成為國際社會的負擔。以中國的巨大體量以及今日取得關鍵影響力，已經不可能獨善其身，更不可能模仿美國霸權的損人不利己作法。在現有的國際經濟組織中，中國將取得更大發言權與決策權。
未來，在推進全球治理機制改革的過程中，中國要站在維護廣大發展中國家的生存發展權利的至高點，秉持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大目標，根據自己發展經驗提倡新型國際公共產品的供給。更多創造性地探索如何建構更全面包容、開放互利的、協商協作的區域整合與全球合作新方案。在探索過程中，中國應堅持共商、共建、共用原則。中國有能力也有義務帶領南方國家創設新型全球與區域合作平臺，深化南南合作，並針對發展中國家的發展需要，提供補充性國際公共產品，彌補現有多邊體制不足。提供更多的補充性與新型國際公共產品。
孔子言“德不孤，必有鄰”——推進中國的全球化方案，引領全球治理機制改革，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將得到廣大非西方世界越來越積極的支援；而歐亞大陸更緊密的經濟整合也可以給歐洲帶來新的經濟動能。當前，大部分亞太國家都有兩個同樣的期待：一是既與美國維持良好關係，也與中國維持良好關係；二是希望中、美兩國通過更加智慧、成熟的方式，合作探索問題的解決之道，構建21世紀的共同繁榮。
中國仍處於中等收入階段，有保持中長期高速增長的巨大潛力，與多數發展中國家有巨大互補優勢，中國有機會開創新的世界治理新模式。中國立足於社會主義市場經濟與中國共產黨的領導，將有效節制資本的掠奪性與破壞性，不斷探索最佳的社會發展模式。
21世紀中國知識份子最重要的功課就是謀劃為人類社會建構一個和平、公正、包容與可持續發展的全球秩序：如何穩健地帶領世界告別以西方為中心的舊秩序，如何應對美國霸權衰敗過程中的衝突與失序，如何修正全球化的方向、路徑與遊戲規則，及修補其社會支援基礎，如何透過深化南南合作為全球化注入新動力，如何協同非西方世界共同推進全球治理機制改革，如何開闢通往人類命運共同體目標的有效路徑。鼓勵多元文明，相互借鑒，包容與尊重不同宗教與文化，在和而不同的發展中推進國際經濟新秩序與全球治理機制改革。
(本篇完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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