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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5/6
01 疫情所形成的危機
我們先來看，疫情實際造成的重要影響是什麼？很多人會把這次疫情和歷次發生過的重大危機作比較，但我們認為，這次危機所形成的很多情況是前所未有的。
2008年華爾街金融海嘯爆發的時候，美國也是採取了超級量化寬鬆，同樣是零利率、大量增加流動性，流動性增加造成的是石油、原材料、糧食等大宗產品的期貨交易的交易價格猛往上走，也就是說大量的流動性進入期貨市場，會造成期貨價格的上行。而這次，因為突然遭遇到與疫情爆發幾乎同時期出現的沙特和俄國在石油價格上談崩了，最後雙方都在加大石油的出口量，而同時又由於疫情造成的石油需求大幅減少，以及物流的中斷等等因素，使得石油價格甚至是現貨的價格都降到了負值。又由於現貨交易價格和期貨交易價格有相關性，現貨交易價格變動直接影響到期貨，就導致這次期貨市場不僅沒有上漲，反而出現了價格的大幅下滑。所以，這次危機和上次的危機應對是完全不同的現象。
華爾街金融海嘯爆發時的街道
從2001年，美國爆發新經濟危機，也就是IT泡沫崩潰的那次經濟危機以來，西方主導國家、尤其是美國，它的實體產業已經大量外遷。經過了20年左右的西方產業大轉移，客觀上造成了西方典型的生產不足。西方的實體產業主要轉移到了發展中國家，尤其以工業門類最齊全的中國為代表，這就造成了以中國為主的生產過剩。也就是說，一方面是中國生產過剩，一方面是西方生產不足。二者如果在產業資本階段，還可以戰略性互補——我生產的產品輸送給你，來彌補你的生產不足。
但現在的問題是，2001年以後，西方產業大轉移實際上是按照跨國公司追求利潤的導向而形成了全球的產業佈局，它的產業鏈是分散的，哪個地方的生產要素最適合哪一種生產部件、最適合哪一個產業鏈的環節，這個產業鏈的環節就佈局在哪兒，他一定要靠全球的物流來保證這個產業鏈的供給通暢，也就是說物流是保證供應鏈最基本的一個條件。但現在物流幾乎停了，大量的飛機積壓在機場，輪船壓在港裡邊，集裝箱堆積如山，物流被破壞了。產業鏈、供應鏈都被破壞了，這種情況下爆發的是全球化的危機，無論是生產不足的一方，還是生產過剩的一方，現在都無法再去做戰略互補。所以這次疫情對於已經實現了全球產業分工、全球產業佈局、產業鏈按照全球佈局來完成一個產業結構的全球化來說，意味著它造成了全球化的危機。
02 全球化危機的規律作用
今年二月份，在疫情還比較嚴重的時候我做過一次演講，一上來就先跟大家說，我們要搞清楚概念，現在的形勢並不是經濟危機，也不是一般的金融危機，而是全球化危機。這個全球化的危機某種程度上是內生的，因為它不是反全球化造成的——當然反全球化也是個很大的力量，它其實是全球化自身內生的追求利潤的規律所造成的。這個概念一定要講清楚，是內生性的規律作用導致全球化的解體。
很多企業在今天仍然試圖按照原來全球化的框架來復工複產，二月份還沒有強調復工的時候，沿海的一些省份很著急，比如廣東、浙江、福建這些地方，但實際上，如果按照以前那種加工貿易型的外向型經濟來建立沿海的出口型經濟，這些地方將會遭到巨大的衝擊，因為全球產業將重組，產業結構不再按照現在的結構來安排了。所以我希望，不要簡單地按照過去傳統的全球化產業結構來形成自己復工複產的計畫，如果我們今天不調整思路，整個的經營都會遭遇到巨大的困境。我同樣要提醒銀行部門的同志，如果我們的金融部門不注意這個重大變化，恐怕我們很多支援復工複產的貸款也會如泥牛入海。
這是個非常關鍵的判斷，希望大家理解，內生性規律導致的全球化危機，某種程度上意味著全球化的解體和全球產業重構。
另外，這次全球化是金融資本推進的全球化，我們把它叫做“金融全球化”。當產業資本大量外移到發展中國家的時候，西方主導國家進入金融化，這是金融資本的全球擴張。為什麼這次金融資本全球擴張會內生地形成一種規律，導致全球化解體？因為金融的從業人員很少，它是追求流動性獲利的。當西方主導國家的產業資本大量轉移出去的時候，它的資金就析出產業資本，進入到金融領域。
在金融這個領域中，就業吸納能力是非常低的，我們以紐約為例，華爾街作為全球的金融中心，能夠吸納的從業人員只有30萬左右，而紐約地區有1000多萬人口。因為其吸納就業的能力很低，所以金融資本擴張一定造成大量的失業，並且產生嚴重的兩極分化。自從80年代新自由主義盛行，美國推進以金融為主導的全球化——我們叫做金融資本全球化以來，美國的兩極分化現在已經到了最富的0.1%人口佔有全部財富的25%左右，而占40%左右的下層社會，連400美元存款都沒有的境地。現在在美國做新冠的測試，至少得好幾百美元，也就是說40%的下層社會人口支付不起測試的費用，所以現在，大量死亡的也是以窮人為主。
所以客觀地看，在疫情打擊之下，美國尤其凸顯了富人才能得到醫療，而窮人基本屬於自生自滅的狀況。越是兩極分化，越容易導致窮人的情緒化發洩。所以為什麼很多人一看到疫情爆發會先去買武器？很大程度上是怕社會失序，而社會失序的背後，是政治家們利用窮人的情緒，來推動一種民粹主義的法西斯化的排斥，這當然也包括種族主義，包括各種各樣的東西，因此這個世界要亂套。在全球化大危機所帶動的社會失序面前，將會出現一個非常嚴重的社會動亂。無論我們怎麼做思想準備，恐怕都很難抑制得住這樣的演變趨勢。所以真正導致這個社會失序的，是兩極分化。
03 內在規律影響全球化的原因
為什麼說這個規律會進一步影響到全球化危機呢？是因為美國和其他西方國家一樣，靠直接稅作為主要稅收來源，當大量的人失業，中產階級轉化為下層階級的時候，稅收就少了很多；富人又可以靠其他的手段，比如去找一些太平洋島國避稅，去找避稅天堂註冊，他當然就會逃離，於是美國的稅收就減少。政府要想覆蓋公共開支和政府開支以及龐大的軍費，大家知道美國一國的軍費頂了很多國家軍費開支的總和，比如2019年，它有7000多億美元的軍費開支。大部分政府開支因為沒有稅收來支撐，所以只能靠發國債，發國債就得依賴美聯儲，靠美聯儲增發貨幣才能買國債。於是乎美國官方的政治力量就越來越被金融資本聯合組成的美聯儲所綁架，大家互相變成一個利益共同體。於是，金融資本主導了美國政治。
在這種情況下，美國對中國採取的是明顯的要反全球化的措施，各種退群，並且直接說要美國再度偉大，怎麼再度偉大？把產業資本強行拉回美國，尤其是在疫情期間，對於美國正當政的政治家來說，這是一個非常好的機會，因為可以以戰時狀態強令產業資本回流。這幾十年來我們都在討論經濟理性，很多出發點都是從經濟理性出發，但是人家現在是政治理性先行，強調一定要把實體產業拉回來，借著疫情，即使拉不回所有的實體產業，至少把戰略性產業關鍵性的部門要拉回來，以防止受制於人。從這一點來說，我們應該充分理解產業資本大量外移的美國如何積極地想拉回產業資本，想形成一個產業結構相對完整的國家。
這相對其他國家來說要容易得多，因為美國本來就是世界上農業商品量最大的國家，它是個農業強國，儘管它的農業占GDP比重很低，只有百分之一點幾，但這是因為它的第三產業占比太高了——玩兒金融短期內就能夠創造交易，交易的增加值就是金融GDP，所以它的金融部門占比太高，再加上其他各種各樣的服務業，第三產業的占比一直占大頭，當然就造成實體產業的占比比較低，但是仍然是很強大的，尤其是美國的軍工，全球第一。如果把其他的關鍵產業和關鍵部門拉回來，美國很容易就會實現他在相對比較高端的製造業，比如設備製造業、高技術產業上佔有領先地位。所以我們得理解，美國要實現自己相對比較完整的產業結構，在一產、二產和三產都形成對世界的主導地位，這一點對於保證美國單極霸權的長期存在是絕對必要的，因此美國這樣做，是有其客觀需求的。
04 不同角度的分析
從實體產業角度來說，美國在多要素方面都具有比較優勢，比如說它的資金要素，它現在是零利率，也就意味著它的資金價格是最低的，資金成本是可以歸零的。它的稅收也很優惠，比我們低得多。它的科技是強項，所以它的技術要素也是有優勢的。唯一的短板就是勞動力價格高，但如果它上的只是那些關鍵的設備製造業，上的只是具有技術領先優勢的製造業，那麼勞動力的成本是可以相對忽略的。當然它必須給現在越來越多的失業人口找到出路，這也是它的難題。總的來說，美國在產業資本回流的比較優勢上其實並不弱。
美國的第二個重大優勢恐怕很少有人談及，就是它不論在產業資本階段，還是在殖民化階段——他在殖民化階段是一個殖民地國家，因此它是一個反抗殖民者的ge ming 國家，它有話語優勢，到現在美國人仍然把它的獨立戰爭、南北戰爭都表述為高度的政治正確，也就說在意識形態上他是有話語優勢的。因此美國在殖民化時代，它是殖民地ge ming；在產業資本階段，它是後起國家，但是二戰前後它是世界最大的製造業國家，並且形成了對製造業的制度權；
美國發達的製造業
到金融資本階段，毫無疑問，美國也是世界金融資本具有金融霸權的主導國家，它至今仍然是世界主要結算貨幣和主要儲備貨幣的貨幣發行國，世界各國都得認美聯儲對全球貨幣政策佔據主導地位的條件。所以美國擁有對制度權不容置疑的決定作用。同時它有話語權。配合制度權和話語權，意味著它的軟實力是無可匹敵的。這一點我們必須看得很清楚。到現在為止我們在制度權和話語權上幾乎不容置喙，很難插得進去。很多人說為什麼我們在海外的宣傳上似乎沒有多少動靜，積極的回應不多，好像是處處陷於被動，外面都在說我們的不是？是因為我們沒有話語權。這些年我們已經注重在國內形成話語引導，但是在國外，我們在宣傳、輿論、文化等等各個方面是相對比較弱的。因此美國的第二個重大優勢，就是制度權與話語權，它的軟實力是可以配合硬實力的，軟硬實力結合在一起，就是巧實力。
美國華爾街金融中心
美國在世界上擁有80多個軍事基地，300多個地方有它的軍事存在，此外它還有全球重要的能源、原材料、糧食和通道。以軍事基地為背景，它能夠有效地形成對不同地區以巧實力的運作，以最低的成本、最小的代價給予被運作國家或地區最大的損失。比如被顏色ge ming的國家，生靈塗炭，多少人妻離子散、家破人亡；比如在中國的港毒台毒藏毒疆毒，這四毒在海外都是有著極大力量的。有些人說我們現在的軍事的力量可以拒拒敵於多少公里之外，然而現在美國用得著像過去那樣出動海陸空軍嗎？給點錢就足夠鬧出一個“毒”的事件了；接著就是軟實力的配合，我們沒有能力在外面打輿論戰，於是壓力、制裁、封鎖等各種各樣的東西都夠我們喝一壺。
從競爭的角度來說，美國人為了讓自己再偉大，它所考慮的國內因素一定會轉化為國外因素，而這個國外因素首先針對的就是中國。我們是製造業最大的國家，同時也是金融總量最大的國家，我們在產業資本階段和金融資本階段都構成了競爭的條件。但是，我們既不強，也沒有制度權和話語權的優勢。用馬克思主義哲學的矛盾論來分析，我們處在主要矛盾之中，但卻屬於被主要矛盾的主要方面所左右、所運作的非主要方面。有些網友說，六七十年代的時候，儘管我們是窮國，但我們當時說話是有底氣的，是很硬氣的。然而那個時候我們只是處在非主要矛盾之中。
整個前30年，美蘇兩個超級大國之間的矛盾是世界的主要矛盾，我們處在這兩個超級大國都想利用的地位上。到1991年12月蘇聯解體，當時中國正在被美國為首的西方國家制裁之中，非常困難。80年代末我們爆發了通貨膨脹加生產停滯，典型的滯脹形態的危機；加上1989年美國制裁，外資大量撤離。工業化高漲時期正需要資本增密的時候，突然資本歸零，進入蕭條階段，海外輿論一片中國崩潰論。所以儘管這個時候蘇聯解體了，美國的對手沒了，但中國仍然不在主要矛盾中，因為我們瀕臨崩潰。90年代美國單極霸權，一超獨大。
中國在1997年應對東亞金融危機中表現出了舉國體制，我們用資本控制的手段應對了所有資本自由流動國家不能應對的危機。在1997年召開的中央金融工作會議上，我們發現中國的金融機構——中農工建四大行的不良資產占比普遍高於30%，甚至接近於1/3。在一般的自由主義經濟體制下，資產不良率達1/3就應該破產。但是中國沒有，中國當時的財政和銀行還沒分家，銀行就是財政、財政就是銀行，財政沒錢的時候，可以透支銀行的資本金；銀行出問題了，財政也要承擔責任。於是國家財政成立四大資產公司，把銀行的不良資產一次性全部剝離——一直處理到今天還沒處理完，再由中央的外匯儲備向銀行注資，讓銀行輕裝上陣，到2002年完成改造。
於是我們從2002年有了商業銀行，在此之前銀行和財政不分家，銀行只是一個工具、一個手段。然而麻煩的是我們一開始就讓銀行成為獨立的商業銀行，要讓銀行混業經營。人家美國經過了幾百年的銀行業發展，幾百年來隻做存貸業務而沒有投資業務，在金融資本不斷擴張的條件下有了強烈的需求，銀行才改制為混業經營。而我們從銀行稱之為銀行的那一年起就是混業經營。就是在這個階段上，儘管中國發展得很快，但是在金融資本階段我們形成了獨立的銀行體系，開始進入金融資本競爭了，中國也就成了主要矛盾的非主要方面了。
1998年我們成功地應對了東亞金融危機，開始進入了新的增長，1999年就被布希政府定義為“邪惡國家”。這一年發生的很多事，南海撞機事件，“銀河”號被劫持，駐南斯拉夫大使館被炸······一系列事件都毫無道理可講，明顯的就是強盜手段。幾個“毒”也是在那個時候擴張發展起來的。我們在這個時候被當成主要競爭對手、主要的敵對力量，但是很快，2001年美國爆發兩大危機：政治危機和經濟危機。
政治危機和經濟危機的爆發。政治危機是911事件，導致美國不得不把它的主要矛頭轉向了中東的宗教極端主義。美國去打阿富汗了，而且很快就投入大量軍力，幾萬億美元開支消耗在那裡。當時中國提出，在反恐上可以跟美國進行戰略合作，於是雙方在反恐這個領域中形成了合作關係。這也就意味著對中國的壓力，特別是政治上的壓力有所減輕。
經濟危機是IT泡沫崩潰，美國大量的產業資本外移，這時中國從1998年開始搞大規模基本建設已經三年了，三縱兩橫的高速公路基本上已經成型，在這種情況下，中國是發展中國家中基本建設條件最好、勞動力素質最高但價格也最便宜的國家。我們的要素價格偏低，所以美國，包括其他西方國家的產業資本紛紛湧向中國。在這個時間段，中國迅速接受了大量的外國產業資本流入，在短短的兩三年裡成了外商直接投資世界最高的國家，超過了美國。這是外資投入造成的。
外資流入使得中國的貿易量陡然上升，然而也造成2/3大類的產業被外資控制；同理，中國成為世界貿易最大的國家，這也是大量的外資企業在中國造成的。因貿易量大，而中國的人民幣又升值，外資企業、跨國公司進入中國的時候，他的貿易盈餘還要吃匯差，逼人民幣升值，於是大量的貿易盈餘全都湧進中國。中國又是每一塊錢進來都得對沖增發貨幣的，於是中國從外商直接投資第一的那年——2003年以來，我們的M2（流通中貨幣總規模）對GDP的比重很快增加，貨幣化的速度大幅度加快。貨幣總量增加的速度大幅加快改變了人民幣的增發依據，它本來應該是作為主權貨幣，但現在卻是以外匯儲備作為增發的主要依據了。於是中國就在短短十幾年的時間裡成了金融總量最大的國家。但麻煩又隨之而來：我們的產業資本總量最大，但沒有話語權、沒有制度權；金融資本總量最大，但在金融資本階段同樣沒有制度權、沒有話語權。所以我們只能處在被人家當成世界主要矛盾的非主要方面的地位上。這無所謂對錯好壞，只是一個客觀演化。但這個客觀演化的過程導致中國當下這樣的不尷不尬的狀況。
疫情一發生，中國馬上生產呼吸機，生產口罩等各種醫療防疫設備，國內不少人群對此好像有點兒得意，覺得外國也得靠我們。錯！我剛才說了，中國國內的大類產業，2/3是外資控制，貿易總量大部分是外資製造，金融總量也是外匯儲備不斷增加造成的。如果被人家逼著硬脫鉤，像現在這樣，又是製造各種各樣的藉口，又是聯合起訴等等，這些做法這都是陽謀，因為我們沒有制度權，沒有話語權，在競爭上我們並不處在優勢地位上。這種情況下，我們必須做好足夠的準備應對硬脫鉤。
在老冷戰體系下，蘇聯體系搞的是計劃經濟，它的交易其實不是貿易，而是換貨，調烏克蘭多少噸小麥去保加利亞，從保加利亞調多少蔬菜到德國，德國調多少設備給烏克蘭，然後烏克蘭發展軍工跟俄羅斯配合，等等。調貨調的是實體產品，然後記帳，所以它不進入貨幣經濟，因為在蘇聯的教科書上，貨幣、金融是寄生性的，它不發展貨幣化，沒有使用貨幣來完成交易。在換貨貿易體系之下，如果計算經濟生產總量和實體產品的生產總量，它並不小；一旦改成GDP，計算交易的增加值，就比人家差得很遠，因為西方是按交易增加值算的，在金融領域中它的交易每時每刻都在發生著。
因此，儘管現在實體產業總量最大的國家是中國，有人算過，在2015年前後，按PPP法來核算的中國工業增加值已經是美國的兩倍了，但是在GDP核算法下，因為人家有大量的虛擬交易，我們比他們還差得很遠。然而我們的媒體、我們的宣傳部門就那點資訊來源，大家都趨之若鶩地說，我們2001年加入WTO得了全球化的好處，現在就得盡我們所能去復工複產來保這個全球化。有那個必要嗎？誰說我們是搭了全球化便車？西方人說的！我們自己也大量跟著這麼說，似乎我們真是搭便車得好處的。而實際是什麼情況呢？我們不過是原來處在要素價格的低谷，跨國公司在它自己母國，在要素價格過高的情況下尋求要素價格低谷，把它部分產業的某些部門搬到了我們這兒，所以中國就變成了一個中間體的生產國，或者是叫作世界車間，這在產業上仍然只是受制於人的一種生產方式，值得自豪嗎？
有些朋友說，我們的外匯儲備達到了世界最高，然而這其實只不過是跨國公司買全球賣全球所造成的貿易盈餘，跟我們有什麼關係嗎？我們來來去去不就換了人家的一堆紙嗎？而且人家很多東西都不讓我們買，換回來的這堆綠紙只能再拿到他們的國債市場上去買人家的國債，讓人家得到了資本之後，再回過頭來在我們這兒繼續進行戰略性投資，控制我們的產業；甚至拿這些還回去的錢來投資于軍事形成全球霸權、形成文化產業來加強他們的軟實力。
所以全球化的解體對於中國來說是不是真的就那麼可怕呢？當然確實會造成很嚴重的挑戰，但是從長期看，未必就絕對是壞事。任何事情都是兩面的，甚至是多面的，我們的道家哲學講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我們一向是多元的觀點，不能只看到一面。我們這次被人家脫鉤，很難脫得起，因為我們跟前蘇聯不一樣，前蘇聯是一個換貨貿易體系，每個單獨的國家都不能完整地形成一個產業體系，前蘇聯可以直接控制所有在這個體系之下的國家。而中國現在只是零部件，只是以部件生產為主。這很難說我們已經構成了一套完整的生產體系。
大家都看得到，華為早在很多年以前就開始搞備胎了，因此它能夠應對得了打擊。而其他和華為相類似的高科技電子類產業，就不得不讓步，不僅要認罪、要交罰款，還要接受人家的核查，人家還要派監督官來，這等於是治外法權，長臂管轄實際上已經實現了。類似於這樣的情況不一一列舉了，只是說，我們不能簡單地用中國得沒得好處來判斷當前是否應該冒著疫情復發的風險來抓緊復工複產、維持全球化，而這個全球化恰恰是被全球化的引導國家來推進反全球化的一場大變革。所謂百年未有之大變局，對我們來說絕不是虛的，我們對於現在這場變局應該有足夠的思想準備。然而很可惜，我們看到能夠接受“全球化危機”這個概念並拿來討論的學者很少。社會上有很多議論，說供應鏈要垮、全域化的產業鏈要解體等等，但我們看主流，我們的學者們在這個問題上的思想討論恐怕還很不充分。
華為的新科技
我們原來老說中美之間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誰也離不開誰，全球化是一種產業互補，但實際上，當人家要硬脫鉤的時候，他們做好了足夠的準備，他們的準備其實一直都存在，經過了一系列的調整，現在日趨完善了。現在最為成熟的就是北美自由貿易區這個體系，變成了區域一體化，這意味著加拿大豐富的資源可以直接用於美國的實體產業復興，墨西哥豐富的勞動力資源可以直接用於為美國生產低端製造業的產品，也就是說一般商品的生產可以放在墨西哥，原材料生產可以放在加拿大，那美國就形成了整個北美自由貿易區零關稅的體系，這個體系可以保證美國的產業得到最優惠的條件。所以，北美自由貿易區將會是一個按照區域結構整合重組產業的典範。
接下來，很可能會出現歐洲的重組。我看歐盟的主要國家領導人沒有一個是思想弱的，都是考慮問題很清楚的。歐洲現在拉得住的是東歐和某些中東國家的廉價勞動力，俄國的資源最豐富，所以一些衝突國家恐怕不得不做出讓步來實現歐洲一體化的整合，當然這個困難度要比北美一體化大的多，但畢竟是一個可能的趨勢。更何況歐洲經歷了幾十年的努力，已經在90年代建立了歐盟，儘管只建立了共同金融而沒有實現共同財政，一個正常的政治經濟體系應該是既有財政又有金融的。但不管怎麼說，當產業重組的時候，歐洲仍然是一個可能進入區域一體化的體系。接下來，中國很可能進入到“東盟加中國”的模式，也就是過去的“東盟加一”，已經做得相當深了。東盟各國現在是區內貿易大於區外貿易，去年貿易的規模已經很大了，東盟各國的外貿順差主要來自於對中國的貿易，而中國向東盟各國提供的上游產品也是東盟各國發展必不可少的條件。
所以在區域一體化整合的過程中間，第三大板塊很可能是“東盟加一”或者“東盟加二”。當然日本現在緊跟美國，但我覺得日本其實內在的文化裡還是有一種很強的要脫歐入亞、回歸到亞洲這個經濟共同體中來的動力，只不過現在表現的似乎不是很強烈，還得服從美國區域戰略的意圖，因為它不是一個主權獨立完整的國家。總的來說，亞洲，特別是東亞區域一體化的整合還是有條件的。
05 看清形勢 客觀對待
我們現在能看到，當疫情相對消退、世界產業重構的時候，可能出現的這三個大板塊、三分天下，總要比一超獨大、單極霸權要強得多。當然客觀上，中國跟歐盟之間在產業上是有競爭的，歐盟現在在金融上占結算貨幣和儲備貨幣的比重仍然不到30%，也就是說歐元體系並沒有占主導地位，世界金融資本還是美國在主導。所以在產業上，中國跟歐洲的體系之間恐怕會有一定的競爭關係。但隨著歐洲逐漸變成區域一體化的內部整合，這個互相競爭的關係會弱化。然而我們得看到，未來無論實現什麼樣的產業重構，恐怕還沒有誰撼得動美國在金融領域中，也就是在世界資本主義的金融資本階段的核心地位。
如果用沃勒斯坦的世界體系論來分析美國在今天的地位，我們應該看得到，早在奧巴馬政府時代，當美國為應對華爾街金融海嘯推出超級量化寬鬆的救市政策以來，它已經在應對金融危機的過程中形成了相對比較成熟的結構調整，最為突出的就是2013年10月31號，當美國準備退出量化寬鬆的時候，先建立了一個“1+5”的貨幣互換機制，把過去美國和其他西方主要金融經濟體之間臨時性的貨幣互換協議改成了長期穩定的貨幣互換協議。也就是說，美國跟歐盟、瑞士、日本、英國等其他的五個金融經濟體聯合建起了“1+5”的機制，以美國為中心，5個金融經濟體任何一家出現了流動性短缺，其他幾家的金融都會為它提供應對短缺的資金，並且按照沒有發生金融危機的國家的利率來計算利率，這意味著這六家都不會再發生金融危機，尤其是不會發生金融短缺所造成的金融危機，因為它們的流動性能得到隨時的補充。美國在金融資本階段的核心地位，就靠著“1+5”這個機制來穩固。
今年3月份，又出現了一系列的金融波動，但是這個金融波動很快就又恢復了。美國曾經有過連續的熔斷，但很快就又恢復到了股市的增長，並且美聯儲無底線量化寬鬆，直接去買美國的企業債，甚至去買垃圾債，那等於是它直接入市了。在這種情況下，在很短時間內它的金融危機就被消解了。隨後又建立了“1+9”，除了原來的“1+5”之外又增加了9個，包括北歐三國，中國的前線國家韓國、新加坡，包括澳大利亞、紐西蘭這些資源國，巴西這樣的資源國家，等等，這樣就形成了一個半核心，所有沒有被它作為主要敵人的國家成為了半邊緣，像中國這樣的國家就被作為邊緣國家，在金融資本上被排斥在美元體系之外。
中國將來被動的硬脫鉤，很可能在產業資本上走區域產業重組的道路。在金融資本上我們得考慮能否繼續使用中國跟周邊國家形成的雙邊貨幣互換協定，用我們各自的本幣來做交易而不再用美元。這個準備，我們已經做了很多年了，現在跟中國簽訂雙邊貨幣協定的國家差不多有100個了。如果美國發起硬脫鉤，強迫中國脫離美元體系，人民幣並不是一個完全沒有交易地位的貨幣。所以央行及時推出數位貨幣等措施，都還是很重要的，這將有效地幫助中國在應對金融硬拖鉤方面形成一些必要的手段。
今天這個變化的局面，是非常嚴峻的，挑戰是前所未有的，我們無論怎麼做思想準備都不為過。我們有很多人仍然以經濟理性來看待這場鬥爭，然而美國現在是政治理性，它們對中國的文化滲透，人家不說反hua，而是反gong,仍然用老冷戰意識形態試圖切割中gong與中國，這種做法是非常險惡的，這也是軟實力、硬實力、巧實力的結合所形成的話語體系。如果我們繼續用過去傳統的意識形態看待今天的挑戰，會連這樣的提法——它到底是什麼都分不清楚。
很少有人注意到我們今天真正有競爭實力的，不是過去接受西方自由主義意識形態所形成的那些話語，而是中國從1998年開始大規模推進以國債投資拉動基本建設，也就是投資拉動戰略。1998年林毅夫說過，中國還有20年的高增長，主要是因為中國的空間廣大，還可以有很大的投資拉動空間。同時應該注意到，我們是用國債投資為上游的設備製造業、重化工這些看家底兒的工業建立了一個投資市場，這樣才有了中國在基礎工業，特別是重化工、設備製造業上形成了一個20年左右的發展機會。到2018年前後，中國的裝備製造業在世界上已經是舉足輕重的了，比如最近，大艦、第五代戰機都不斷地在製造出來，這些軍工一定是依託著相當雄厚的基礎工業才有的。
對中國來說，我們能夠應對將來出現區域一體化整合的重要基礎條件，就是這些年大量的國債投資於基礎工業上，而基礎工業基本是以國有為主，短期內不產生收益，但有利於我們現在應對這次大變局，有利於我們應對現在的硬脫鉤。如果在硬脫鉤之後，中國仍然可以憑藉自己相對完整的產業門類形成區域一體化重組，那即便我們不說中國就是東亞區域一體化重組的主導國家，它客觀上也得是。當然這是在不出現嚴重區域衝突前提條件下的設想。如果一旦南海衝突爆發，中國的“東盟加一”結構恐怕會受到破壞；如果出現如台海戰爭之類的事件，恐怕東亞的整合也會出現嚴重的衝擊，因為日本、韓國、新加坡這些美國的盟友得表態，它們得跟著美國走，加入到制裁中國的行列之中。
類似的這些事情，我們現在恐怕都要未雨綢繆了。如果形勢是按照我們預測的方向發展，全球化轉變為全球區域一體化的整合，並且區域一體化的整合很大程度上受制於新冷戰意識形態，那我們現在無論怎樣做準備，都應該是不為過的。當然首先是思想準備，首先要把形勢看清楚，不能再簡單地用過去那套話語，特別是90年代以來接受美國的那套話語來分析我們的是非對錯，要去價值判斷、去意識形態，我們才能客觀地看待全球化的危機和全球化危機之後區域一體化整合的變局。
注：北京共仁公益基金會根據名譽理事長溫鐵軍先生4月23日在建行大學-西南大學線上直播錄音整理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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