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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3/13
美聯儲為避免災難而採取的干預措施，使得美國更容易遭受像2008年和2020年那樣的金融危機。
幾十年來，凱倫·佩卓（Karen Petrou）一直扮演著銀行、中央銀行與大型投資者的顧問和導師的角色，幫助它們克服不斷演變的貨幣和監管政策所帶來的困惑。這是一項將冷靜的分析置於主張之上的工作。
今天，隨著她的新書《不平等的引擎： 美聯儲和美國財富的未來》的出版，情況發生了變化。佩卓告訴我： “這本書想做的事情是鑄劍為犁”，本書是佩卓的第一本書，書中指控美聯儲處於一場不平等危機的中心，正是這場危機掏空了中產階級。她認為美聯儲誤解並誤診了美國的經濟問題。
具有諷刺意味的是，美聯儲為避免災難而採取的干預措施，使得美國更容易遭受像2008年和2020年那樣的金融危機。低利率和其他美聯儲的非常規貨幣政策都未能推動中產階級的財富增長，即便股市已經大幅上漲，但它讓美國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加不平等。
佩卓認為，問題始於分析錯誤。她表示： “談論統計錯誤可能看起來有點古怪，但糟糕的數據會導致糟糕的政策”。美聯儲本身似乎有時也同意這一觀點。上週，美聯儲理事萊爾·布雷納德(Lael Brainard)在一次演講中承認，美聯儲過於依賴單一的失業指標，掩蓋了勞動力市場的主要問題。布雷納德是拜登政府提名的財政部長候選人之一。這種坦誠正是佩卓所希望看到的，儘管她希望能早上十年。
上週，我打電話給佩卓，聽她詳細介紹了自己的觀點，並聯繫美聯儲請其置評。一位女發言人指出，美聯儲主席傑伊·鮑威爾（Jay Powell）最近在新聞發布會上討論了美聯儲在解決不平等問題上的作用，他說，“我們希望建立一個人人都能參與的經濟”。
為了清晰起見，我和佩卓的談話記錄經過了縮減和編輯。
《巴倫周刊》：你寫道，美聯儲的政策針對的是一個不復存在的中產階級，因此政策是失敗的。中產階級發生了什麼？
凱倫·佩卓：中產階級被掏空了。身為中產就意味著經濟寬鬆、家庭安全以及子女能過上更好生活的想法已經過時了。除了最上層的10% ，這個國家所有人的債務都超過了他們的資產。舉個例子，2018年，當美聯儲認為經濟處於“良好狀態”時，四分之一的中產階級放棄了他們負擔不起的醫療，這可不是中產階級該有的樣子。
《巴倫周刊》：為什麼這對貨幣政策很重要？
凱倫·佩卓：無論是傳統的貨幣政策還是2008年後的非傳統貨幣政策，其前提都是兩件現在不再存在的條件：第一，銀行業作為貨幣通過私營部門流動唯一驅動力;第二，當利率下降時，中產階級願意背負更多債務來購買汽車或房屋，從而刺激就業，促進經濟增長。
相反，姑且不談銀行能做什麼的問題，當中產階級已經債台高築，買不起新車，或者因為信用評分過低而沒有資格申請抵押貸款再融資時，那些傳統的中產階級理論上存在強烈的“邊際消費傾向”的信號已經不再起作用。
《巴倫周刊》：為什麼美聯儲還沒有認識到這一現實？
凱倫·佩卓：並不是說美聯儲想讓美國變得不平等。它確實希望經濟增長具有更多彈性和能夠分享。但它沒有，因為它所有的決策數據點都是基於平均值或者累計值。美聯儲通常所依據的衡量指標可能曾經能告訴我們，比如價格是否穩定，但現在這些指標不能反映大多數美國人所處的實體經濟。
失業率就是一個很好的例子。傑伊·鮑威爾和現在的萊爾·布雷納德已經發表演講，說我們沒有正確地衡量失業率——就那個讓我們感覺良好的名義最低失業率？事實上，失業率比我們想像中要高。
因此，當他們談到2010年之後的最高就業率時，他們看到的是一個非常具有誤導性的就業衡量標準。債務也是如此。從平均水平來看，債務水平是可負擔和可持續的。但是當你細分一下，看看大多數美國家庭，你會發現我們的生活只能勉強糊口。
最有說服力的證據是，2018年——也是在“好時候”——當聯邦政府短暫關閉時，平均年收入8.5萬美元以上的聯邦僱員中，近三分之二的人在失去工資後就無法支付房租或抵押貸款。人們一直生活在邊緣，而美聯儲的數據並沒有反映出這一點。
《巴倫周刊》：你提到了萊爾·布雷納德關於失業的演講。她說，新聞標題中的失業數字或多或少忽略了許多痛苦。你是否同意她解決這個問題的方法，即長期保持寬鬆的貨幣政策？
凱倫·佩卓：如果這種做法有用的話，我會同意。但如果你仔細看看美聯儲的超級寬鬆政策，當金融危機最嚴重的時候慢慢過去，從2010年開始，到2020年3月，我們的經濟復甦是自二戰以來最弱的。
我們的就業狀況正是她所指出的那種比例失衡，大多數美國人的債務還在上升。金融市場迅猛發展，但所有這些都沒有轉化為資本投資或增長。即使是在前所未有的寬鬆政策之下，經濟不平等也阻礙了美聯儲的政策效力。更多的寬鬆將讓不平等更加嚴重。
《巴倫周刊》：為什麼低利率不能刺激中產階級的增長？
凱倫·佩卓：在過去十年的大部分時間裡，實際利率基本上一直低於零。人們無法儲蓄。公司將承擔巨額的債務，因為它很便宜。但是，由於經濟如此疲軟，它們並沒有將債務中的資金轉化為工廠和設備，而是將其轉化為資本分配、分紅和股票回購。美聯儲龐大的投資組合已經把市場推向了非常高的水平，因為它把安全資產從系統中剔除了。它還為市場提供了一張安全網。
這種“縮減恐慌”（taper tantrum）其實並不常見，但它一旦發生就會嚇壞美聯儲。2018年，美聯儲只是稍微修調整了一下利率，市場就說，“嘿，你把潘趣酒碗拿走了。”美聯儲接著就說，“哦，沒關係，這裡還有。”
看看2020年3月的金融體係是多麼脆弱。當然，美聯儲不可能預見到一場大規模的傳染疫情，但銀行體系具有彈性。剩下的部分難以置信的不穩定。
《巴倫周刊》：也就是說，你把這種不穩定性歸咎於美聯儲近10年的政策？
凱倫·佩卓：這是貨幣政策加上監管政策導致的結果。我並不呼籲放鬆管制，相反我認為，銀行業強烈抱怨的高資本金規定造就了銀行體系的穩定，使得銀行成為了金融體系的支柱。但是銀行並沒有向家庭或者小企業提供大量貸款，而小企業才是經濟增長的真正引擎。它們對信貸非常飢渴，因為把資本成本計算在內時，銀行沒法靠超低利率賺錢，即使他們不需要付任何錢給儲戶。
我們有越來越多的銀行沙漠，因為銀行系統正在轉變成基本上只專注於交易和財富管理業務，因為這是有利可圖的。這樣一來，數万億美元的超額準備金又回到了美聯儲。
《巴倫周刊》：你並不認為美聯儲應該什麼都不做，尤其是在2008年，對嗎？
凱倫·佩卓：不。你必須區分危機干預和之後的12年多的時間。如果經濟處於如此良好的狀態，為什麼我們需要如此不可思議的寬鬆政策？這就是美聯儲在2010年至2020年間所說與所做之間矛盾的核心。
《巴倫周刊》：你希望看到什麼樣的政策變化？
凱倫·佩卓：美聯儲所犯的一個主要錯誤是將監管和貨幣政策視為“筒倉”（silos）。在美聯儲，它們是建築的不同部分。他們是不同的人，雙方幾乎沒有交談，委員會對它們的看法也非常不同，但它們實際上是相互交織在一起的，例如，當你規定在超低利率的基礎上提高銀行貸款成本時，銀行就不會放貸，非銀行機構就會介入。這改變了金融體系，然後又改變了它的風險。
貨幣政策修正首先需要包括更好的數據，以了解美國的現狀，而不是仍然使用像我和美聯儲的許多人在上研究生院時那樣的數據。我認為，美聯儲必須理解金融體系的運作機制——邊際消費傾向、借貸成本，以及這些因素會如何影響購買力，如何造成差異。
美聯儲正開始這麼做，但它還有很長的路要走，因為下一步要做的事情是製定政策，著眼於分配的現實，而不僅僅是寫很多關於它的論文。美聯儲必須認識到貨幣政策對平等有影響。僅僅只是大叫，然後轉向財政政策是不夠的，人們儲蓄了多少，公司投資了多少ーー經濟不平等與錢息息相關，沒有什麼比美聯儲制定的政策更能夠直接推動金錢的增長了。
翻譯：小彩｜編輯：彭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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