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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8/1
對非學界中人來說，這個名字可能稍顯陌生，但在全球中國中產研究專家中，李成教授早已躋身頂尖之列。
李成
李成教授出生於上海，本科就讀於華東師範大學外語系，上世紀80年代赴美留學，就讀於加州大學伯克萊分校，博士畢業於普林斯頓大學。
李成教授是世界排名第一的布魯金斯學會約翰·桑頓中國中心的首位華裔主任，為美國頂級的中國研究領軍專家。
2004年，李成教授與基辛格博士相識，就此開始了一段從未間斷的友誼，到2023年6月，與基辛格共計會面約70次，得老先生指導良多，稱基辛格為“恩師”。
在美國生活和工作長達38年之後，2023年7月，李成受聘於香港大學，擔任當代中國與世界研究中心的創始主任。
李成希望通過自己對中國的瞭解，消弭美國讀者對中國的巨大認知誤差，他將關注的焦點，鎖定在了中國中產，而其中最為典型的群體就生活在上海，這座美國人最為熟悉的中國都市。
這便是今天要為你介紹的這本新書——《中產上海》的由來。
在李成教授看來，要解釋近些年來中國與西方世界的衝突，一個被忽視的重要因素就是中國中產的崛起。
國內不少人對於中國自身的強大給外部世界造成的衝擊缺乏瞭解，對全球政治經濟版圖尤其是中產人群的重新分佈認識不足。
如果中國自身對此缺乏足夠的認識和換位思考，就很難理解外部世界面對中國的強大而產生的不同反應。
在《中產上海》中，李成教授指出，雖然在未來相當長一段時間里，國際社會將受到西方推動的“四化”，即，泛政治化、泛安全化、逆全球化、兩極化的衝擊和限制。
但一個穩定、自信、注重綜合實力的中國有能力與西方的“四化”反其道而行之。
同時，近年來由於種種原因，中國經濟有所放緩，中國中產存在信心不足的問題。
由此，李成提出應當重視「中產」的力量，受大環境影響，雖然人心浮動，但回歸理性，中國中產持續增長的趨勢不會發生太大改變。
未來，對內，中國中產將成為深化改革的驅動力量; 對外，中國中產可以改變中國與外部世界的互動方式，擴大中國社會和經濟的外延，提升國家軟實力。
本書也是在這樣的國際、國內大背景下應運而生的。 以上所說的機遇和使命，不只是對個體而言，也是對城市、對中產群體、對國家而言。
《中產上海》不僅突出了全球東西方、南北方中產力量在世紀之交后消長變化的歷史性反差，而且論證了中國中產的崛起是對共同富裕理念和中國式現代化的有效詮釋，從全球的角度而言，中國還有望在世界經濟復甦和中產共用增長中起到引領作用。
《中產上海》是一本在當前國內外環境下，我們每個人都應該閱讀的深度作品。
1
為什麼是中產？ 為什麼是上海？
曾廣為流傳的中產標準是年收入6萬~50萬元。
但這一標準遭到質疑，不少家庭收入在此區間的人稱自己“被中產”。 處於這一收入區間的人群中，沒房沒車的人覺得自己「沒房沒車算什麼中產」？ 有房有車的人覺得「生活壓力大，精神焦慮，算什麼中產」？
收入似乎一般被作為決定是否是中產的最重要標準。
然而，圍繞著中產的收入範圍總是爭議不斷。
在家中人口、祖傳家產、地理位置、住房價格，以及影響家庭生活水準的其他因素方面，不同家庭的情況千差萬別，不能簡單用收入作為衡量標準。
從其他國家經驗看，中產並不是一個簡單的財產概念，更多體現出的是一種主流的價值觀、生活理念以及態度。
從這個角度上來說，雖然影響中國國內轉型和世界作用的力量為數眾多，但其中最重要的，莫過於中國中產的迅速興起和爆發性增長。
中國正在從一個相對貧窮的發展中國家向中等收入國家過渡，這一過程很可能對社會每個領域，特別對中國的經濟、環境、教育、政治、社會凝聚力和文化產生廣泛影響。
在國際方面，中國新興的中產已經開始改變中國與外部世界的互動方式，在緊跟跨國文化潮流的同時，擴大了中國社會和經濟的外延和軟實力的提升。
可以預見的是，今後幾十年，中國中產將成為改革的驅動力量，承擔改革的代價、享受改革的裨益。
對海外的中國觀察者來說，中國中產體現了中國社會正在發生的多維度變化，因此是有用的研究課題，可以幫助外國政府，確定與中國打交道的有效政策選項。
從上海這個中國最國際化的城市來回顧中國過去20多年的發展和對外關係，可以清楚地看到，美國甚囂塵上的“全方位中國威脅”的假設和相關政策措施太過簡單、思慮不周、誤入歧途。
至於書名中的另外一個關鍵詞“上海”，作者李成教授寫道，這並不是說他想用上海指代中國，“當然，上海不能代表全中國”。
但，瞭解上海對弄懂現代中國至關重要。
20世紀上半葉的上海有多重身份，至今依然。 上海的地方性、國家性和世界性身份都生機勃勃，既互相加強，又在不同的情境中各自保持獨立的價值。
20世紀90年代，中國勠力把長三角地區建成經濟中心，把上海定為長三角的“龍頭”，自那以來，上海就是中國社會和經濟發展的領頭羊。
1978年之後的中國發生的許多重要現象，如商業社會的重興、證券市場的建立、外國投資、土地租賃、房地產繁榮、農民工進城、電子商務的擴張、人工智慧在城市發展中的應用、市場經濟的發展等，都是要麼起源於上海，要麼對上海產生了深刻而直接的影響。
近年來，中產的快速興起和增長超出上海，擴展到中國的其他城市，包括內地的二三線城市。
上海不可能是“另一個中國”。 不過，可以說它因其特有的世界性亞文化，是中國一個獨特的城市。
上海，也就有了研究的意義。
2
被文化塑造的“上海中產”
李成教授在《中產上海》中指出，2010年，中產大約佔上海工作力的40%。 2018年，上海超過500萬住戶可算作中產家庭。
放眼上海周邊更大的地區，華東中產（上海、浙江、江蘇、福建、江西、山東和安徽）佔全國中產的44%。
根據中國人民銀行2019年的一份報告，全國城市家庭資產平均值是318萬元（約合45.4萬美元），中位值是163萬元（23.3萬美元）。 同年，上海居民家庭資產的平均值是807萬元（115萬美元）。
上海，改革開放的排頭兵、創新發展的先行者。 上海在國內外的競爭力來自於這座城市的人才，而人才孕育於這座城市的獨特的文化氛圍。
教育、科技、人才是中國式現代化的基礎性、戰略性支撐。
2009年，全國1/4以上留學回國人員居住在上海，上海的海歸人數在中國31個（不含港、澳、台地區）省級行政區中位列第一。 不僅如此，同年中國科學院和中國工程院在上海的院士60%以上是海歸，102人曾長期在國外工作。
著名大學和文化機構（如博物館、藝術畫廊、劇團和其他表演團體等）雲集上海，不僅使它成為中國兩大教育中心之一（另一個是北京），而且説明培育了特徵明顯的海派文化。
上海特徵鮮明的亞文化中這些活力四射、多元相容的發展十分重要。
今天的上海成為具有世界意義的城市，這不光是因為中產的爆發性增長所導致的上海經濟與金融地位的提高，也因為上海代表了一個世界性文化的再次興起和跨國力量的充沛活力。
中國不斷壯大的中產與西方國家有著緊密的經濟與文化聯繫，因此樂於接受國際價值觀。
中國中產消費的增加會幫助減輕中美貿易的不平衡，緩解經濟緊張關係，他們的生活方式也會變得和發達國家相近。
另外，中國的政治、經濟和文化精英中越來越多的人接受過一定的西方教育，對外部世界有更深刻的瞭解; 他們是催動中國發展的力量。
3
“共同富裕”就是中產擴大之路
近幾年，國內結構調整和國際緊張關係造成經濟增長放緩，給中產帶來了挑戰。 全球和中國中產的數量都出現過短暫波動。 未來受產業轉型、金融風險、人口結構等影響，中國中產的數量仍然有波動的可能。
但李成認為，只要不發生大規模戰爭或其他不可預測性事件，全球中產的發展趨勢和分佈就不會劇烈改變，全球仍在向中產世界邁進。
中產的擴大能夠增強社會結構的穩定性。 處於「靜態穩定」的金字塔式的社會結構中，看似穩定，但遇到重大危機可能會突然崩潰; 而若能調整至橢圓形的動態穩定結構中，雖然看似磕磕絆絆不斷，卻不太可能瞬間坍塌。
一旦中產佔到總人口的60%到70%，社會就會形成橢圓形經濟和社會結構，是最有利於經濟發展、社會穩定和福利國家建設的結構。
中國持續擴大的中產不僅可以發揮穩定器作用，為世界和平發展築牢基礎; 還可以扮演推進器角色，通過進一步擴大消費和進口，為全球市場注入信心活力。
這也是中國式現代化中「共同富裕」這一詞的具體表現。 實現共同富裕就是要塑造一個龐大的中產階層。 “共同富裕”不是平均主義，更不是劫富濟貧，而是中產的做大做強。
“共同富裕”不是要限制民營企業，而是要通過激勵市場經濟的三大動力（消費、投資、外貿）來促進中產的增長。
目前就消費而言，中國中產群體的潛力還未真正釋放。 要實現消費拉動經濟增長的基礎性作用的關鍵不在於富人群體，而完全依賴中產社會的形成。
中國中產的增長與國內的共同富裕、綠色發展，以及對外的包容性增長與和平發展理念構成了中國式現代化的特點。
就如鄭必堅先生所說，中國式現代化“從根本上超越了西方奉行的零和博弈思維和戰爭、殖民、掠奪、脅迫的現代化老路”。
就中國的數據來看，中國改革開放40多年來，有8億多人擺脫貧困，4億多人成為中等收入群體。
中國中等收入群體可謂異軍突起，規模居世界第一，在全球中產和全國人口中的佔比都在30%左右。
受大環境影響，人心有焦慮非常正常，但回歸理性，從實際數據來看，這一趨勢仍不會變。
無論在國內政策層面還是對外關係層面，未來中產的包容性增長對實現中國式現代化都至關重要。
中國中產，體現了中國社會正在發生的多維度變化。
《中產上海》不僅為理解中國社會的複雜性和多樣性提供了有益參考，也為政府和企業制定相關政策和戰略提供了重要的學術支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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