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0年1月30日清晨，天下著小雨。台灣台北市泉州街的行人，駐足觀看一隊執行死刑的囚車。吉普車上，五花大綁著一個氣宇軒昂的死囚。當車路過泉州街四巷時，他突然昂起頭高喊：“保珠，保珠，快出來呀！”憲兵沒等他再喊，就用槍托打得他滿頭是血。路邊一位中年男子聽到喊聲，認出這是自己的朋友林正亨。趕忙跑到正亨家里報信：“正亨不好了，保珠快去看看他！”正在廚房給丈夫做牢飯的保珠，顧不上穿鞋，光腳跑到街上，攔下一輛三輪車，直奔馬場町刑場。

馬場町刑場位於台北市郊新店溪的荒灘上，日據時期曾作為練馬場，台灣光復後改為刑場。保珠趕來時，正亨已被槍決，胸部中了兩槍，面朝地倒在血泊中。保珠以瘦小的身軀，抱起丈夫高大的軀體。她不相信正亨會這樣死去，但這已經是不爭的事實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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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父親林正亨，字克忍，1915年8月出生於被史學家稱為台灣第一家族的台中霧峰林家。這個家族在台灣近代史上，湧現過許多抗擊外侮，維護祖國統一的民族英雄。　　

林正亨黃埔軍校畢業後赴崑崙關作戰前留影

父親林正亨的祖父林朝棟，1885年率自己組織的棟軍，協助台灣巡撫劉銘傳在基隆獅球嶺與侵台法軍作戰。林朝棟在雨中苦戰月餘，彈盡糧絕，他派家丁去霧峰林家求援。夫人楊水萍依照“國比家大”的家訓，變賣全部家產，組織一支6000人的軍隊前去增援，裡應外合打敗了法軍。劉銘傳稱楊水萍為巾幗英雄，她還被清廷授予“一品夫人”稱號。

我的祖父林祖密，在甲午戰敗，台灣割讓給日本後，將龐大家產變賣，回大陸支持孫中山革命。1915年，他在鼓浪嶼加入孫中山創建的中華革命黨（國民黨前身）。1918年，他花50萬銀元組建了閩南革命軍，打下福建7個縣市，大振革命軍威。1925年，林祖密在閩南被反動軍閥捕殺，成為辛亥革命烈士。由於生前將大部分財產捐給國民革命運動，他犧牲後，全家陷入生活絕境，不得不從福建遷回台灣霧峰林家。

 

林正亨父親林祖密和家人在廈門合影

父親1939年畢業於南京中央陸軍軍官學校（黃埔軍校），畢業後參加了廣西崑崙關大戰。1944年參加中國遠征軍赴緬甸抗日。父親回國後加入中國共產黨。1946年被派往台灣參加黨的地下工作。1950年犧牲於台北馬場町刑場。

我們家族是台灣200年來最著名的五大家族之一，同時也是台灣唯一拒絕與日本殖民者合作的家族。為什麼能做到這一點呢？因為林家十分重視家風和家教。“亡台遺恨”這四個字，深深紮根於家族成員心中。日據時代，台灣學校都不教中文只教日語。霧峰林家為繼承中華民族文化傳統，決定在家裡組織中文私塾教育，所有林家子弟都學中文，不學日語。那時，林家的大門都面向祖國大陸的方向，期盼祖國能早日收回台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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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5年冬天，剛滿20歲的父親和朋友在酒樓吃飯。因時間較晚，遭到日本憲兵痛打。這種屈辱，使他決心離開台灣回祖國大陸謀生。為了去南京報考中國第一流的美術學府——南京國立藝術專科學校，最疼愛他的母親，通過“搖會”（民間的一種信用互助方式），為他籌備了一筆學費。

父親來到南京時，日本侵略軍已經佔領了中國東北和華北，每個熱血青年都想投身抗日。父親決定丟掉畫筆，報考南京中央陸軍軍官學校。當時，他的志願有兩個，一個是空軍航空兵，另一個是陸軍防化兵。但航空兵的學員已經招滿了，他只好報考防化兵。

1936年，林正亨在南京留影

1936年，林正亨母親郭玲瑜與六子女在霧峰林家合影

1939年，父親軍校畢業後，正趕上廣西崑崙關會戰。我的姑姑林岡（雙盼）有一張父親贈給她的照片。照片是父親戴著鋼盔的軍官照，上面用鋼筆寫著：“戎裝難掩書生面，鐵石豈如壯士心，從此北騁南弛戴日月，衣霜雪。笑砍倭奴頭當球，飢餐倭奴肉與血，國土未復時，困殺身心不歇！”姑姑說：“那時，你父親在96師參謀處，被日軍重重包圍。他帶領情報排30多名士兵，從日軍圍困中突圍。他們邊打邊撤，子彈像炒豆般響個不停。突然，一發砲彈在正亨身邊炸開，彈片擊中他的鋼盔。鋼盔左側被擊穿，留下一寸多長的洞口。幸好他頭部沒有受傷，而身邊幾個戰士已經犧牲了。他們整整打了四天四夜，才突出重圍，這時全排30多人只剩十幾個人了。”

林正亨赴崑崙關作戰前寄給妹妹林雙盼的照片

聽說父親還參加過中國遠征軍，赴緬甸作戰。媽媽對我說：“1944年初，我那時剛懷上第二個孩子，日軍佔領了湖南長沙，不久衡陽陷落。日軍逼近陪都重慶，全國人民掀起抗日熱潮。大本營決定組建第二支中國赴緬遠征軍，重慶報紙頭條登出大字標題——'一寸山河一寸血，十萬青年十萬兵'。你父親熱血沸騰，想參加遠征軍。我對他說：'老大不滿兩歲，我又要生老二了，家裡沒有錢，你走了我們怎么生活啊！'你爸說：'沒有國，哪來的家？我去緬甸抗日，你們投親靠友吧！'他就這樣離開了我們。”

1943年初，林正亨和妻子沈毅及長子林義旻在重慶合影

父親擔任遠征軍學兵總隊砲兵團指揮連連長。他率領部下跟隨砲兵團深入敵後，找到敵人的駐處和砲兵陣地，用無線電把坐標通報給砲兵團，讓火力覆蓋敵陣地，消滅敵人。他們先後攻占了日軍盤據的孟關、加邁、孟拱等地，日軍兵敗如山倒，8萬日軍有6萬人死在陣地上。在緬中的最後戰役，父親的指揮連在敵後被日軍發現。日軍輪番發起衝鋒，都被打退，又派來空降兵把他們包圍。子彈打光了，戰士們用槍托、刺刀和敵人肉搏。父親操起步槍和8個包圍他的日本傘兵拼刺刀。他左擋右刺挑死了幾個日本兵，可他的臉頰被馬刀砍傷，左右手也挨了刀，雪白的骨茬露了出來，他依然奮力拼殺。最後，敵人刺刀又戳進他後背，身負16處傷的林正亨成了血人，倒在血泊中。這時，遠征軍的後續部隊沖殺過來，把日軍全部殲滅。

1944年，林正亨（右一）赴緬抗日前在昆明與戰友留影

打掃戰場時，父親軍校的同學不相信一向身強體壯的他會輕易死去。在死屍堆裡翻找，終於摸到了渾身是血、昏迷不醒的父親，把他背到戰地醫院。醫生立即給他打止血針、輸血、做手術。操手術刀的是醫術高明的美國醫生。在印度醫院治療4個月後，父親才痊癒回國，但因傷了筋，手再也握不了拳。

1945年10月30日，父親在昆明雲南驛養傷。他給祖母寫了一封長信，報告自己8年來抗戰的經歷。他在信中寫道：“在這神聖的戰爭中，我算盡了責任。台灣的收復——父親生平的遺志可算達到了。他要是有知，一定大笑於九泉。我的殘廢不算什麼，國家能獲得勝利、強盛，同胞能獲得光明和自由，我個人粉身碎骨也是值得的。請母親不要為我的殘廢而悲傷，應該為家庭的光榮而歡笑。你沒有為林家白白教養了我，我現在成了林家第一勇敢和光榮的人物。”

父親“家國同構，國比家大”的思想深深影響了我。記得那是1960年，我剛讀完高中二年級，正在放暑假。學校黨支部書記對我說：“《北京日報》社選中你，要培養你當記者，你現在就去報到。”我腦子頓時懵了，回家後寫信告訴正在外地工作的母親。她回信說：“你正在上高中，學習成績很好。我們家就你這麼一個兒子，生活再難也要讓你上大學，等大學畢業後再工作吧！”這時，我想到讓我去《北京日報》社工作，是中共北京市委組織部的決定，是黨對我的召喚，我是共青團員，應該服從黨的決定。於是我給母親寫了一封數千言的回信，信中提到父親決定參加遠征軍出國作戰時對母親說的話：“我們林家把'國比家大'當作家訓。”

我這封信深深感動了母親，她流著淚給我寫了一封回信，支持了我的想法。不滿18歲的我就進了《北京日報》社，一直工作到退休。在報社獲得三次先進工作者稱號，2008年還榮獲“《北京晚報》傑出貢獻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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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日戰爭勝利了，殘疾的父親被授予少校軍銜，卻成了國家編外人員，被遣散回家。他思念久別的妻子兒女，於是搭便車到重慶去找他們。因戰爭和受傷住院，父親一年多沒和家里聯系，不知妻兒已隨姐夫一家去了廣州。他回重慶竟找不到自己的家。聽朋友說，妹妹雙盼是蘇聯塔斯社駐渝記者，便去找她。幾十年後的今天，雙盼回憶起這段兄妹重逢的情景，還止不住熱淚盈眶：

1945年年底，我在塔斯社工作。一天上午，突然聽說有人找我。出門一看，嚇了我一跳。一個頭髮鬍子都很長很亂的人，穿一件破爛長衫站在我面前，他臘黃的臉上有一道傷疤。我愣了一會兒，不知他是誰。他囁嚅地說：“我是正亨啊！”我仔細辨認才發現，他就是我哥林正亨。我不敢相信，一年多前那瀟灑英俊的小伙子，怎麼會變成如此蒼老落魄的樣子！我問他，你現在住在什麼地方？他木然回答：“你去看看吧。”我打電話給男朋友——新華社記者魯明，讓他陪我們一起去。來到重慶七星崗一個簡陋的小旅館。正亨住在閣樓上一個很小的房間。那裡只有一張床，草墊上鋪著一領破席。看到這情景，我難過地掉了淚。一個舍生忘死的抗日英雄，回國後卻落到這個地步。我那時住在塔斯社宿舍裡，哥哥住不進去。魯明自告奮勇地說：“我去找朱老（中共外圍組織中國勞動協會主席朱學範），他在重慶做工會工作，可以幫正亨安排工作和住處。”就這樣，朱老把哥哥安排在勞動協會去做碼頭工人工作。哥哥晚上做我的保鏢，陪我到各處採訪。那時，國共談判剛破裂，兩黨鬥爭十分激烈。記得有一次，郭沫若、王若飛在重慶校場口給群眾做報告，國民黨特務前來搗亂，向會場扔石頭，用棍子打聽眾，把會場攪得一塌糊塗。哥哥在前面幫我擋駕開道，我才完成了採訪任務，把這一事件報導出去。

父親過去對國民黨政府是認可的，可回重慶後，卻發現前方將士為祖國拋頭顱、灑熱血艱苦奮戰時，國民黨權貴們卻在後方過著紙醉金迷的腐朽生活。後來，他在朝天門碼頭看到地痞流氓欺壓百姓，國民黨特務橫行霸道的情景，思想深處發生了巨大的改變。他認識到，中國的未來不屬於腐朽沒落的國民黨政府，而應該屬於一心為民的中國共產黨。

1946年，國共談判破裂後，組織上給了他兩個選擇：一個是他軍校畢業，懂得軍事技術，可以參加新四軍；另一個是他的故鄉在台灣，可以回台灣從事黨的秘密工作。父親考慮到自己的條件，決定回台灣從事革命工作。1946年，他在廣州和久別的妻兒團聚，正巧，他的岳母也從印尼來廣州探親。她對父親說：“你上半生已對國家做了大貢獻，如今成了殘廢人，下半生該為自己和家庭想想了。你帶全家去印尼，沈家可以出一筆錢，讓你做生意，過安穩日子。”父親說，霧峰林家的家訓是“國比家大”，台灣人民還在受苦，作為林家後代，自己有責任為台胞的解放而奮鬥。岳母看他態度堅決，就給他20根金條，作為回台灣安家經商的本錢。

 

1946年，林正亨與妻子兒女在廣州合影

❹

1946年6月，我不滿4歲便隨父親回了台灣。那時，他擔任台北警備司令部勞動訓導營警官，負責管教所謂的“無業遊民”。父親經常給他們講革命道理，解決生活困難，鼓勵他們自立自強，深受大家信任和擁護。1947年2月底，台灣爆發了席捲全島的“二？二八”事件，父親組織工人們成立糾察隊，維護市場秩序。國民黨當局看鎮壓不了人民，便換了求和麵孔，答應滿足市民條件，先由各界成員組成“二？二八”處理委員會和政府談判。父親看出這是政府的緩兵之計，他請處委會委員擦亮眼睛，不要上當。並告訴他們：政府會很快派兵鎮壓。但這些警告沒有引起重視，還引起了處委會對他的反感。父親不得不回家鄉台中市參加武裝鬥爭。

“二？二八”事件中，台中人民鬥爭最堅決，最勇敢。他們成立了從事武裝鬥爭的“二？七”部隊，在共產黨員謝雪紅領導下，攻占敵人的軍火庫，用搶來的武器裝備自衛。父親回來已晚，沒有趕上武裝鬥爭。近幾年霧峰林家在修繕故居時，從灰牆夾縫裡，找到當年父親藏在牆裡的炸藥包和發報機。

“二？二八”事件被鎮壓後，謝雪紅等人並沒有氣餒。他們於1947年11月12日孫中山誕辰日，在香港創建了愛國團體——台灣民主自治同盟總部。響亮地提出了“中國人民團結起來”的口號，同時制定了“反台獨，反託管”的政治綱領。父親受黨的委派，去香港參加台盟成立大會，並領受了回台灣發展台盟組織的任務。由於這次赴港開會歷時3個月，台灣警務部門以他逾假不歸為由，免去了他警務專員之職。後來，父親用岳母給的20根金條在台北長安西路開辦了建成皮鞋店，作為中共台北市委秘密聯絡站。

記得那時，我們家在台北市泉州街四巷四號一座日式宅院裡。我們幾個小朋友在家裡捉迷藏，我鑽進壁櫃裡，看到牆上貼著一張中國大地圖，上面許多城市插著紅旗。我問父親，插紅旗幹什麼？他神秘地說：“將來你會知道的。”現在看來，父親是在地圖上標明中國人民解放軍攻占的城市，好通過進步刊物報告台胞。每當夜深人靜時，父母在昏暗的燈下，抄錄收音機里傳來的新華社廣播。然後刻寫在蠟紙上，用油印機印成刊物。過去，我不知道他們在做什麼，現在看來他們是在編輯出版進步刊物《綜合文摘》和《和平文獻》。這兩份刊物在台灣廣泛發行，成為進步人士的必讀之物。

1949年，國民黨軍隊在祖國大陸兵敗如山倒，蔣介石為了撤退台灣，把軍統、中統等大批特務派到島內來“清理基地”。大肆捕殺中共地下黨員和進步人士，先後槍殺了4000多人，釀成最黑暗、最血腥的白色恐怖。我父親於1949年8月18日被捕，1950年1月30日距離春節只有17天時被殺。記得那是8月中旬的一天晚上，父親得到警察局要抓他的消息，出外躲了幾天。17日下午，他悄悄回家，想拿幾件換洗的衣服再離家出逃。見到爸爸，我特別高興，吃完晚飯，他和家人敘舊，還講起鬼故事，嚇得我鑽在桌子底下不敢出來。夜裡，父親坐在沙發上休息，想過一會兒就走，可沒想到在沙發上睡著了。凌晨3點，台北刑警總隊包圍了我們家，父母都被捕了。第二天早上我醒來時，家裡亂得一團糟。榻榻米草墊被掀起來，天花板也捅了窟窿，我問三姑（雙祝），這些翻箱倒櫃的警察是什麼人？她告訴我，這是你爸爸的“朋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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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3年，台灣左派作家藍博洲在新黨《新國會》雜誌創刊號上，詳細披露了父親遭國民黨捕殺的經過。白色恐怖中，蔣介石宣布“寧可錯殺一千，決不放過一個”的手令。父親在台北組織台灣民主自治同盟支部，同時以參加讀書會名義，發動青年們閱讀範文瀾的《中國近代史》和《唯物史觀》等進步書籍。1949年8月16日，讀書會成員傅世明因發展警員崔文正入會，被告發。他受刑後供出了父親林正亨、施顯華、吳萬福等7個成員。他們被立即抓捕。9月23日，父親在武警總司令部看守所，受盡了酷刑：鞭抽、火烙、刺甲、壓槓子、灌汽油，被折磨得死去活來，但他堅貞不屈，沒有暴露自己的共產黨員身份，為保護讀書會青年，他把一切責任攬在自己身上。

鑑於台灣第一家族霧峰林家的巨大影響，和林家關係密切的丘念台、杜聰明等12位知名人士聯名上書蔣介石，請他釋放林正亨。國民黨當局經歷過“二？二八”事件，深知台灣人民不好惹，當時有個不成文的規定：一般不殺台籍政治犯。蔣介石還曾經是我祖父的朋友，民國初期曾住在我家一個多月，他讓陳誠去獄中提審父親，只要他在悔過書上簽字，就可以免死。然而父親大義凜然地說：“我無過可悔！”此時，他已下定決心獻身革命。

我父母被捕使全家遭到厄運。家裡只有患憂鬱症的三姑和奶媽帶著3個年幼的孩子，缺衣少食，生活無法維持。三姑帶孩子們去親戚家要飯。親戚們怕受牽累，連門都不開，從門縫裡塞出一兩角錢。姑姑只好帶我們去市場買被污染過的麵粉，回家熬麵糊喝。我那時剛滿7歲，要做很多家務事。一次砍柴時，不小心把左手拇指指甲砍掉了，血流不止。媽媽在獄中得知後，十分著急。她讓三姑發電報給住在香港的大姑雙吉，請他們來台灣把孩子們接去香港，同時來解救父親。

大姑夫婦很快來到台灣，大姑父林天祥在國民黨任職，有很多朋友在政府當官。他找台北憲兵司令問父親的案情，司令說，他組織讀書會，屬一般犯罪，不會判死刑，過些日子就會放了。大姑夫婦放下心來，想把我和大妹妹接走。離台前，我和妹妹去監獄告別父母。在二樓獄室裡，父親頭系雪白的毛巾，把我抱在膝蓋上，給我糖果吃，同時告訴我：“你們去北平找市長葉劍英，他是你爺爺的朋友，一定會照顧你們！”看過父親，我們又到一樓探望母親。當時正開午飯，母親一見我們就哭起來。她一哭，整個牢房的女犯人都大哭起來，會面也不得不結束了。

 

林正亨在獄中為其長子林義旻剪的紙花

1949年12月27日，台保安司令部下達了宣判父親死刑的判決書。那時距離成立新中國的10月1日剛過兩個多月，在臨刑前最後一個多月裡，正亨用彩紙給兒女們剪了十幾頁紙花，寄託自己的深情。還給祖母寫下充滿感情的訣別書：“媽媽，您一生好強，希望孩子們都能做有用的人。我們了解您的苦心，因為這一點，我們都奮勉著。尤其是我，想到父親的過去，我須提起雙重的責任，所以我踏上父親的道路——苦難與犧牲，這是崇高的品性和無比的光榮。媽媽您用不著悲傷，也不用為我擔憂。生，要為責任艱苦犧牲奮鬥；死，是我們完成了責任。”犧牲前，父親還在監獄地板上寫下一首題為《明志》的詩：“乘桴泛海臨台灣，不為黃金不為名，只覺同胞遭苦難，敢將赤手挽狂瀾。奔逐半生勞心力，千里河山不盡看，吾志未酬身被困，滿腹餘恨夜闌珊。”

 

1950年林正亨犧牲前在監獄地板上刻的《明志詩》（沈毅抄錄）

1950年1月30日清晨，父親含笑走完了他生命的最後歷程，時年34歲。那些和他一起戰鬥過的青年，被判刑10年、12年，繼續在綠島監獄裡經受血與火的考驗。如今他們已無人在世，但是每年春天和秋天，人們都要到父親犧牲的馬場町刑場舉行祭拜大會，祭奠這個為台灣人民獻身的革命英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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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親犧牲後，我母親去監獄認領他的遺物，正巧遇到關在牢裡的中共台北市委負責人。他對母親說：“正亨在獄中表現很好，你要節哀順便，把孩子拉扯成人，繼承他們父親的遺志！”

母親出獄後，家裡住進兩個保安司令部的特務，除了看守母親外，他們還想抓捕其他地下工作者。一天清早，地下黨交通員阿雪匆匆來到我家，正巧在大門外遇到去買菜的媽媽。她流著淚對媽媽說：“林太太，實在對不起，8月17日那天下午，上級讓我通知正亨別回家，我因有急事耽擱了，正亨被捕犧牲我有責任……”她話還沒說完，母親就推她走：“我家裡有'狗'，你快走，快走！”

阿雪沒落到特務手裡，可母親卻在特務掌控之中。他們在她家裡吃飯、睡覺、打牌、聊天。母親每天要給他們買菜、做飯，還要提防有同志來找父親，她苦悶得想自殺。過去從不抽煙的她，這時每天抽50支香煙，她想用這法子去死，可這也不是辦法。後來她找到保安司令部，對他們說：“我丈夫已經被你們殺了，憑什麼還在我家住倆人？我沒工作，養不起他們，你們乾脆打死我算了！”保安司令部只好撤走了特務，但規定母親每星期必須到派出所匯報一周情況，不得擅自離家出走。

1950年，林義旻兄妹與奶奶及雙盼姑合影

母親想到兩個兒女去了香港，自己帶著小女兒林青在台灣也無法生活，決心化名、化妝去大陸。她悄悄把所有家產都變賣了，換成兩根金條。她對奶媽說：“這金條你拿著，再有一年台灣就解放了。你帶小青再忍一年，我就回來接她。”奶媽是窮苦人，她的兩個孩子都是父親在世時，幫她送到育嬰堂救活的。她對母親說：“你就把女兒送我吧，我會好好照顧她的！”母親說：“小青是林家骨血，她父親讓我把孩子們拉扯成人，我沒權力送給你！”那一夜，母親把小青的衣服放進皮箱裡，又拿出來，猶豫了幾次。她想，萬一自己在途中被捕，小青沒奶是活不了的，不如等一年再來接她。凌晨時分，母親終於提著箱子離開泉州街，去了基隆碼頭。

母親是化名王露霞離開台​​灣的。在嘈雜的旅客中，國民黨巡警和特務在人群中仔細搜察，母親低頭躲開他們的視線。9點整，輪船啟航了，可剛走了10分鐘又停下來。一艘警備船靠近輪船，上來一隊憲兵，挨著房間搜查。母親十分緊張，以為是來抓她的。可憲兵抓的是年輕力壯的男人，原來他們是為武力保台來抓壯丁的。船到香港後，母親才後悔起來——要是帶上小青，也能逃出台灣。

1950年1月，父親的妹妹雙盼已進了北京，在鐵道部外事局當幹部，她更名林岡，已與魯明結婚。一天上午，魯明告訴林岡，當天《參考消息》上刊登了林正亨被捕犧牲的消息。她忍不住大哭起來，拿著《參考消息》去找鐵道部領導，提出，烈士子女現在還在香港，怎麼辦？領導說：“烈士子女我們來管，給你三天假，你去香港接孩子。”林岡二話沒說，立即趕赴香港。見到兩個天真可愛的孩子，想到他們已成孤兒，不禁淚流滿面。前兩天，香港報紙刊登了父親遇害的消息，親人們怕祖母經受不起這個噩耗，沒敢把消息告訴她，還把報紙藏了起來。祖母看雙盼對孩子流淚，也十分不解。雙盼只好解釋，她剛剛懷孕，情緒容易激動，所以愛哭。林岡本來已經買了母親和兩個孩子的火車票，準備帶他們回北京，這時已移居印尼的林天祥不同意岳母赴京。他說美國人可能會向北京扔原子彈，另外他養了6個孩子，需要岳母來印尼幫助照顧，林岡只好帶兩個孩子回京了。

母親從台灣偷渡到香港後，祖母一見她很生氣，對她說：“正亨還在監獄服刑，你怎麼就跑出來了？如果你守不住，我回台灣去照顧正亨！”母親看瞞不住了，只好告訴老太太，正亨已於1月30日被國民黨槍殺了。老人像瘋了一樣，一邊大哭，一邊說：“蔣介石和正亨的父親還是好朋友，怎麼這樣不講良心，我要回台灣和他拼命！”

❼

我和妹妹來到北京後，姑父魯明給台盟中央主席謝雪紅寫了一封信，講述了我們的情況。謝在信中批示：要照顧好他們。我們被安排到有革命傳統的北京洛杉磯托兒所學習。這年3月，母親從香港來北京後見到了我們，她被安排到台灣民主自治同盟工作，更名為沈毅。

媽媽離開台灣後，小女兒林青在奶媽家裡過著窮困愁苦的生活。6歲那年，奶媽帶她在台北圓環市場賣水果。砍甘蔗時，砍刀不慎刺傷了她的左眼，因沒錢治傷，左眼很快失明了。在印尼生活的奶奶，聽到這一情況後，寫信給在台灣的三姑，讓她一定要把小青接回來。三姑給了奶媽300美元接回了小青。從8歲起，小青就給三姑帶孩子。13歲開始，成了三姑的管家。三姑身患憂鬱症，無法帶孩子，她生的6個孩子，幾乎都是小青帶大的。全家9口人，僅靠姑父當小學老師的工資生活，日子過得極其困難。小青沒有上學，帶著幾個大點的孩子賣報紙、撿破爛、做傭工，支撐著窮苦的生活。一次，三姑神志不清走失了，姑父到處尋找她。鄰居見三姑家好幾天煙筒不冒煙了，進門一看，只見小青和幾個孩子躺在床上，已經幾天沒吃東西了，他們趕緊拿些米粥來救濟他們。

1970年，奶奶從印尼去日本看望兒子，路過台灣時，特地去探望小青一家，看到他們過著淒苦的生活，對小青說：“你想媽媽嗎？我帶你去北京找他們。”小青回答：“我恨媽媽。她把我哥哥、姐姐都帶走了，只把我一人扔在台灣。她要是不喜歡我，為什麼還生我呢？生了我，又不養我，這輩子我都不想見到他們！”1975年，奶奶從日本來北京探親，把小青這番話告訴了母親。母親流淚說：“小青啊，我哪裡是不喜歡你呀，當時條件不允許你出來，如果不把這原因告訴你，我死不瞑目啊！”

1980年夏天，母親和小青通了電話，打算當年在香港和她會面。我們在香港住在姨媽家裡。等了4個多月，不見小青踪影。原來小青已接姑父的班，在小學校里當員工，屬於公教人員。當時國民黨政府不許公教人員去香港，因此小青無法來探親。為了減輕姨媽負擔，我不得不去香港電子廠打工。香港悶熱潮濕，居住環境很差。姨媽讓表妹阿雲打地舖睡覺，把床讓給母親。那時她家裡沒有空調，極端濕熱的氣候讓母親犯了哮喘病。她晚上不能躺著睡覺，只能坐等天明。母親對我說：“咱們回北京吧，我在香港一天也呆不下去了！”我說：“咱們都等了4個月，說不定再等一個月就能見面了，您能忍耐一下嗎？”母親說，再等我可能就死在香港了！於是，我們就回了北京。

可沒想到我們剛回京一個星期，小青就來香港了。她在電話裡對我說：“你們快來香港啊，我只能在這裡住兩個星期。”我去北京市公安局找局長，請他再批准我們赴港探親。他為難地說：“上次批了你們6個月探親，你們4個月就回來了，再等一等不就見面了？現在北京有上萬人申請赴港探親，有人已等了3年。你們再排隊等等吧！”我把這話告訴了母親，她說：“去不成香港，能不能在深圳鐵絲網前和小青見面呢？”我對她說：“深圳和香港海關相隔很遠，根本見不到面。”為了了解小青30年來在台灣生活的情況，我在電話裡對小青說：“你把台灣的生活情況，錄一盤磁帶給我，我們也錄個磁帶寄給你！”不久，小青的磁帶寄來了，雖然只錄了半小時，可她邊哭邊錄，整整折騰了八個鐘頭。聽了磁帶，媽媽哭得死去活來。她沒想到小青會生活得這麼苦，這麼難！母親不吃飯也不睡覺，躺在床上流淚，眼看一天天瘦下去，活不了多久了。我勸她道：“您一定要起來吃飯、鍛煉身體。這次沒見面不要緊，下次我們一定能見到面！”從那天起，我每天早晨帶著媽媽練跑步，沿著故宮筒子河一圈圈地跑。很快，母親的身體有了好轉，也有了再去香港探親的信心。

1982年夏天，我和母親來到香港，在啟德機場等待小青。小青幾乎是最後幾個走出機艙的乘客。小青和母親都張開雙臂奔跑著抱在一起，兩人放聲大哭，那極具震撼力的哭聲，響徹接機大廳。人們都跑過來問：“怎麼回事？”“怎麼回事？”母女倆30年沒見的思念之情，像奔湧而出的洪流，任何力量都無法阻擋。

隨後，我們搬進父親的表妹吳純純家裡，暢敘離別幾十年的經歷。我從父親的歷史，談到國共兩黨鬥爭的歷史；從父親是怎麼被槍殺的，談到母親是怎麼逃回大陸、小青是怎麼被留在台灣的，幾乎講了兩天兩夜。小青訝異地說：“蔣介石我們都很尊敬他。他去世時，我們還跪在馬路邊為他送行，他怎麼會殺我父親呢？”我們談了很久，小青也解開了母親沒帶她離開台灣的心結。母親對她說：“你上半輩子缺失的母愛，下半輩子我一定要補償你！和我們一起回北京吧，我們會好好照顧你的！”這時，小青幾乎天天接到台灣表弟、表妹們的電話和電報：“姐姐呀，你從小把我們帶大，吃了那麼多苦。現在我們都大學畢業了，你的下半輩子交給我們吧，不會再讓你受苦了！你快回來吧，我們想你……”小青為難地對媽媽說：“我和您只有一個月的感情，可我和表弟妹們有30多年的情感，我捨不得他們。您就把我當成嫁到台灣的女兒吧，我每年都去北京看望您，就讓我回台灣吧！”

小青回台灣後，1984年又到香港和母親、姐姐見面。1989年夏天，她帶著三姑和姑父從台灣趕到北京，和已癱瘓在床的母親見面。三姑一到媽媽床前，就跪下來對媽媽說：“保珠，我對不起你和正亨，沒照顧好小青。她沒上學也沒結婚，一直在我們家受苦。”媽媽說：“我要感謝你們，把她養育成人。雖然吃了些苦，可還是在自己家裡嘛！”

1989年12月5日凌晨，母親患腦溢血，在北京協和醫院病逝。我打電話給小青，她急忙飛抵北京。在協和醫院母親的靈臺前，小青跪著哭了一個小時，她悲切地說：“媽媽呀，我找了半輩子才找到您，剛見面，您就不在了，我什麼時候才能再見到您呀！”那悲痛欲絕的哭聲，讓許多人動容。

這生離死別的場面，也讓人們感慨父親一家那一波三折、扣人心弦的悲喜人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