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來源：天涯論壇。圖為崔琦，美籍華裔科學家，1998年諾貝爾物理學獎得主

崔琦於1939年出生在河南平頂山寶豐縣肖旗鄉範莊村，崔琦乖巧聰慧，家裡儘管貧寒，父母都是目不識丁老實巴交的農民，但也設法送他上學。

1949年小學畢業後，由於方圓幾十里沒有中學，崔琦不得不輟學在家務農。

1951年，有個機會可以讓他出外讀書，臨行的前幾天，崔母一針一線地為崔琦趕做了一件黑棉襖、一條藍棉褲、兩身內衣和幾雙鞋襪。

他母親就把家裡僅有的麵粉做了幾個饅頭，給他帶上，然後叮囑他說：“你要出去好好讀書，只有這樣才能有前途。”當年崔琦才12歲，從此一別，誰也沒料到，那卻成了與父母的永別。

這年秋天，崔琦進入香港培正中學讀書，因為語言交流不便及生活艱難等諸多原因，崔琦強烈思念在家鄉的母親，兩次寫信給母親要求回老家。

母親收到信後，通過別人告訴崔琦不要想家，好好讀書才是對父母親最大的安慰。崔琦刻苦攻讀，靠全額獎學金完成中學學業，並於1958年到美國留學。

崔琦去香港後不久，國內趕上大饑荒，父親餓死，幾年後母親背負“里通外國”的罪名抑鬱而死。

母親去世時，崔琦姐姐欲借一把鐵鍬埋葬母親，磕頭下跪求遍全村卻無一人肯借。姐姐崔穎合葬完父母，因過分悲傷，積勞成疾，不久也去世了。

1998年崔琦獲諾貝爾物理學獎後，當地政府建起了崔琦故居，並命名為愛國主義教育基地。

當深入去關注，就像是要對歷史的審視。崔琦的經歷是個悲劇，他如今面對自己的成就，看得淡泊，他更願意看到這個世界和平美滿。

也許是他看透了生命，他的成就父母無法見證，“子欲養而親不待”的劇痛伴隨他一生。

諾獎得主，成為河南寶豐的榮耀。2008年，崔琦榮歸祖國，與中科院開展學術交流，寶豐縣領導曾先後兩次赴京，與來訪的崔琦教授面談，希望他回家鄉看看。崔琦一直推脫。

“他雖然沒有詳細說，但我感覺他之所以不回去，主要因為那裡是傷心地。他父親大躍進期間是在那裡餓死的。他對外的說法是：父母永遠在我的心中，回不回去不重要，不在於形式。”崔琦的外甥說。

我們理解，面對故鄉，他有太多的痛苦的記憶：旱災、水災、蝗災、戰亂；父親在三年“困難時期”被餓死；母親在“文革”初期抑鬱而亡。他不是不想回家，他是沒做好準備，不敢撕開心裡的傷疤呀！

其實，不用多說，我們也明白。崔琦沒有恨這個國家，他不想去追究太多苦難的記憶，他反而樂意為祖國奉獻，他成了中科院的院士，他資助家鄉建設希望小學，他一直盡心盡力做出自己的奉獻！

闊別63年後，2014年4月22日，75歲的諾貝爾獎獲得者崔琦教授攜夫人琳達女士，二女兒朱迪思·崔，女婿彼得·達爾，外孫女斯黛拉、阿格尼絲終於回到寶豐老家，踏上了魂牽夢縈的故土寶豐縣肖旗鄉範莊村。思念入骨髓，近鄉情更怯。

範莊村里花似錦

半是當年識崔翁

痛惜親人終作土

人生如夢太匆匆

當崔琦看到母親生前最後一張照片時，他久久站立，捧著母親的照片用手一遍遍摩挲。他仔細端詳著照片，似乎要把母親的笑容銘刻進腦海中。當記者告訴崔琦，照片背後是他大姐崔穎留下的字跡。崔琦輕輕地說了聲“姐姐”，半天無話。

記者連續問了幾個問題，崔琦含著淚一直沒有回答，只是輕輕地搖了搖手，然後細心地把照片收藏到了上衣口袋裡。

我在電視上看過一段楊瀾在普林斯頓大學採訪崔琦的對話：楊瀾問崔琦，如果再給你一次機會，你會選擇外出讀書還是留在農村？

楊瀾以為崔琦會這樣回答：如果人不接受教育，一生就會很貧困。

本來笑呵呵的崔琦一下子眼淚洶湧，竟像小孩一樣嚎啕大哭了起來，哽咽著說，“如果再給我一次機會，我會選擇留在農村，寧願終身當個農民，家裡多個乾活的照顧，也許父親不會餓死，母親也不會病死。”

震撼！震撼！這樣的回答意外地震撼我們的心靈！在崔琦先生心裡，他就希望永遠是父母親身邊的好孩子，他寧願放棄更好的生活，去盡孝，去務農照顧家庭！崔琦先生雖然在美國功成名就，但他心里永遠抹不去，未曾盡孝於雙親的遺憾。　　

楊瀾說，採訪崔琦教授是她採訪生涯中最感人的一次，當時她根本沒想到崔琦教授會如此回答，她也跟著哭了。

諾貝爾獎算不算成功？當然算，對許多人都是終生難以企及。

但在親情和人倫面前，特別是相對於人的生命，就不那麼重要了。

我們的時代是一個鼓勵和刺激每個人都去追求成功的時代。但在成功之上還有些其他更重要的東西，比如人格、尊嚴和親情。

俯視當下，追憶過去，我們的國家經歷了太多的苦難，我們的人民是從苦難中成長起來的，家破人亡，餓殍遍地的場景，經常充斥在歷史的長河中。

如今，國家富裕了，人民有錢了，可是，能忘記歷史嗎？能夜郎自大嗎？

有錢沒錢，不能決定我們是否幸福。而要反思自己，勉勵自己，“窮則獨善其身，達則兼濟天下”，這個社會還不夠完美，我們怎能吝嗇自己的善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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崔琦，傷心的故鄉

47歲的崔明安是崔琦的堂侄。他現在是崔琦舊居的守門人。 

距離河南省寶豐縣縣城大約十公里，就是1998年諾貝爾物理學獎得主崔琦的出生地———肖旗鄉範莊。2 0 0 3年，寶豐縣委、縣政府將早已消失的崔琦舊居於原址重建，土坯房改為磚房，屋頂則依然是茅草。10年了，路邊指示牌上“崔琦教授舊居”幾個字已經斑駁，但多次從美國往返中國內地的崔琦還是沒有回故鄉看一眼。 

崔明安用鑰匙打開舊居大門，帶記者進去參觀。前面是“崔琦教授事蹟展覽館”，館後還闢出一小片花園。展館內除了以四個展區、用圖片與文字呈現崔琦事蹟和舊居重建經過外，還在櫥櫃內放置了“崔琦教授少年時期曾經用過的油燈”等物———實際上崔琦用過的油燈早已無處可尋。

“他雖然沒有詳細說，但我感覺他之所以不回去，主要因為那裡是傷心地。他父親大躍進期間是在那裡餓死的。他對外的說法是：父母永遠在我的心中，回不回去不重要，不在於形式。”崔琦的外甥王達人對記者說。 

富農之子

崔明安的父親崔高祥，生於1936年，很小的時候父親就被抓壯丁，失去消息；在1942年的大災中，母親又去世了。他開始以討飯為生，後來住在親伯父崔長生家一起生活。 

崔長生是崔琦的父親。據崔高祥介紹，他和崔琦同歲，但崔琦比他生日靠前，他叫崔琦哥哥。 

這牽涉到崔琦的生年爭議。據崔琦展館介紹，他生於1939年。這也是崔琦對外的通行說法。生於1933年的範莊小學校長金克敬說，曾經有北京記者在範莊採訪後，就年齡問過崔琦，崔琦落淚說記不清了。 

一種可能性是，崔琦1951年離開內地去香港時，將年齡從15歲改為12歲。 

在去香港之前，崔琦的家庭面臨新政的衝擊，他已經中斷了學業。 

據展館說明，崔琦的父親崔長生以種地養家，母親王雙賢出身書香門第但識字不多。崔琦的三個舅舅王治軍、王治安和王治環，均是當地精英，其中王治軍1906年赴日留學，結識孫中山，加入同盟會；王治安曾任寶豐縣教育會會長；王治環為河南省教育廳督學。 

“剛解放時範莊大概有300戶人家，有2戶被定為地主，4戶被定為富農。”崔高祥回憶，崔琦家裡養有一頭驢，崔父種地之餘，還趕著驢子去寶豐縣城買煤，走村串戶去賣。煤馱在驢身上，崔父自己也背上七八十斤。崔琦家土地不多，後來他的舅舅又幫忙置了一些，解放時被定為富農，平分了土地。 

“在範莊，批鬥時用棒子、石頭，有這種情況。但沒有那麼嚴重。崔琦家一生都勞動，只是土地比別人多大約十多畝，有部分租給別人種。土改時，土地給分了，他舅家送的一些衣服首飾也給分了。”金克敬說，解放時崔琦家共三間房，其中一間坍塌，一直沒修繕。他家並不是很富裕，也沒有“嚴重剝削”，崔父是老實人，不是“惡霸”，沒有壓迫人，所以土改時沒有專門針對他的批鬥，只是在地主富農統一的批斗大會上亮相。 

按金克敬的說法，土改時崔琦家的家財，都是主動上繳，並非農會抄家沒收。網上有文章說，當其父親僅有的一件長袍被沒收時，崔琦跪地哀求，但毫無效果。當時也在現場的崔高祥欲言又止，不願證實此事。 

離鄉赴港 

金克敬家距離崔琦家只有幾十米的距離，兩人小學時在一個學校就讀，後來金克敬去了縣城唯一的中學讀初中。崔琦則於1949年前後從高皇廟小學畢業，輟學在家，一邊幫助父母幹農活，一邊在附近小學當代課教師。 

“崔琦在他舅舅家住了一段時間，在那讀書。回來後沒有再上學，但學校打鐘、吹哨他都能聽見，沒事時他就坐在教室門外的土墩上，聽老師講課。有時老師提問，全班同學答不上來，老師就叫崔琦回答。他還曾到教室里黑板上演算試題，能說出個所以然。”金克敬說。 

崔琦的高智商，在年少時即有體現。金克敬和崔高祥在接受采訪時都回憶起這樣一件事：土改時有一次丈量土地，兩個識字少的老人不太會算術，叫他幫忙。老人每量完一個數字，就知會他一聲，他也不記賬，只在一邊和小朋友玩遊戲，土地量完後他算出的結果準確無誤。 

土改時金克敬的家庭成分是貧農，他記得以前崔琦家有時燒紅薯還給他吃。但他在高小畢業後，去縣城讀完了初中，“帶著玉米、柴火，自己做飯，學費很少，吃住都在學校。”為何崔琦卻中斷了學業？金克敬說，這和崔琦的富農家庭成分無關，但具體原因不詳。 

崔琦的二姐黃崔珂1999年在《舍弟崔琦往事》一文中回憶說：“1950年，村中進行土地改革。有一次，因為父親說話不慎得罪了'上層'乃加之以罪，遂召集群眾進行批鬥。他(崔琦)聞訊，雖是童子之年，卻不顧一切後果，憤然代父出現於鬥爭會上，為父申辯。一切迎刃而解，使父親免受批鬥之辱。此事後，母親為兒子前途做長久計劃，最後做出痛苦決定，讓愛兒獨自遠赴異鄉，至北京再轉至香港與吾會合(時我家已於1949年到香港)。” 

崔琦有4個姐姐，其中4姐在十二三歲時夭折。剛解放時，二姐、三姐去了香港，大姐(王達人的母親)則在北京工作。 

王達人說，為了兒子的長遠前途，1951年崔母王雙賢決定讓崔琦投靠香港的兩個姐姐以完成學業。臨行的前幾天，崔母一針一線地為兒子趕做了一件黑棉襖、一條藍棉褲、兩身內衣和幾雙鞋襪。當時誰也沒有想到，這一分別，竟是永訣。 

金克敬回憶，崔琦走之前，沒有告訴其他朋友，唯獨知會了他。那天清早，金克敬陪同崔父崔母將背著小包袱的他送到村口大路上，崔琦落了眼淚。 

父母之死

崔琦從河南寶豐縣去了北京，在大姐家裡沒住多久，就去了香港。“主要是來北京辦出境證件，在河南辦不了。那時剛解放，估計去香港還比較容易。”王達人說。 

他去香港後，一直到“文革”前，崔琦的大姐也時或與其通信。“一般一年一兩封左右，我舅舅(崔琦)寫得少，一般是我二姨、三姨寫，他有時附帶著寫一下近況。”王達人說，這些信並沒有留存下來。 

王達人介紹，崔琦到香港後，面臨的最大困難是語言關，一要學說廣東話，二要學習英文。他的三姐便讓他先在荃灣小學重讀六年級。剛開始時，因為語言交流困難及生活拮据等原因，崔琦異常孤獨、苦悶，強烈思念在家鄉的父母親，兩次寫信給母親要求回老家。母親收到信後，通過別人告訴崔琦不要想家，好好讀書求學才是對父母親最大的安慰。漸漸地崔琦的一顆浮動的心才平靜下來。經過一年的刻苦學習，崔琦考上了香港培正中學，在那裡打下了堅實的知識基礎。 

而在家鄉，他的父母親則因境外的這些親戚關係，而遇到一些麻煩。但崔高祥和王達人均表示，這個影響並不大。 

1958年，大躍進開始，崔琦的父親崔長生受到一次批鬥。“那時不論理嘛，個人家的鍋碗瓢盆都沒收了，因為他是富農，就訛他，向他要錢。他哪有錢給？好幾個晚上都批鬥他。沒有吊起來，但拿棍子打他打得可狠。”已經在一兩年前分開單過的崔高祥說，他當時外出淘鐵砂去了，並沒有親眼見到。 

第二年，崔長生去世。“1959年，莊上死的人不少，吃不好又得病。倒不是一點吃的都沒有，但野菜、紅薯乾、樹葉都吃光了，麥稈都磨成末，說是當澱粉吃。”金克敬說。

在大饑荒的年代，崔琦的母親被接到大女兒北京家中。“姥姥是我姥爺去世後接過來的，說我姥爺餓死了，在河南老家吃樹皮草根，一點糧食都沒有。”那個時候，王達人小學快畢業了，對此有記憶。 

崔母在北京住了幾年，又回到了寶豐範莊。“文革”很快開始了。有一段，崔母又去了北京，直到病重返回範莊，那是1968年。 

崔高祥回憶，當時王達人的母親捎話給他，讓他找個架子車把自己病重的母親拉回來。他沒有去，“因為形勢不允許”，後來王達人母親在縣城裡雇了輛車。崔高祥晚年為此良心不安，覺得對不住崔母。崔母回來後不久就去世了。 

網上有文章稱，崔母去世後，大女兒“處理喪事，哭著磕頭，遍求鄰里，卻連一把鐵鍬也藉不到。”崔高祥稱這不是事實，當時有鄰居幫忙處理喪事。 

崔琦第一次回內地是在上世紀80年代。1998年他獲得諾貝爾物理學獎，名聲大噪。有一次，楊瀾在採訪中問他：“你12歲那年如果不外出讀書，結果會怎麼樣？”崔琦回答：“如果我不出來……我父母就不會死。”他後悔得流下了眼淚。 

2003年，寶豐縣重建了崔琦故居，並專門闢了一個展覽館，但迄今沒有等到主人歸來。寶豐縣委黨組成員郜現營說，他2012年專程去北京大學拜訪在此開講座的崔琦，邀他回家鄉看看，崔琦說2013年退休後一定回來。在此之前，崔琦在家鄉捐款建了一座希望小學。 

在與郜現營等人的交談中，崔琦絕口不提童年的苦難，只講了一些記憶中美好而有趣的片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