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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秦之變，中國歷史上的另一次大變局
傳統文化是個框，什麼都能往裡裝，你往好裡說是博大精深，往壞裡說，其實就是邊界不太清晰，所以不管是肯定還是否定，都可以找到各種各樣的理由。因此，要評價傳統文化，最好的辦法就是弄清楚傳統文化到底是怎麼變化的。
晚清的時候，很多人都說中國遭遇了三千年未有之大變局，三千年是個粗略的說法，但顯然，在此之前還有另外一次大變局。關於這次變局，大家都認為是發生在周秦之際，因此又稱“周秦之變”。按照馬克思主義者的說法，夏商周三代是奴隸社會，秦以後到晚清叫做封建社會。可現在也有人說三代才是封建，秦以後不是建立了封建社會，而是從封建轉為了帝國。自秦起這個帝國格局大致已定，其後兩千多年只是做一些小的調整。
在周秦之變的百家爭鳴中，最主要的其實是儒法兩家之爭。儒家主張維護周制，堅決反對變化。相反，法家則要為秦制鳴鑼開道。儒法之爭對後世的影響很大，衝突延續的時間也很長。周秦之變後，儒家一直有個觀點，就是認為中國最好的時代是三代，以後一代不如一代，人心不古、世風日下、禮崩樂壞。所以，傳統的儒家對中國文明的評價很高，但主要是指三代的文明，三代以後就很糟糕了，所以它的特點就是一直對現狀不滿。貶儒家的人說這是歷史倒退論，稱讚儒家的人說，儒家敢於講現在不好，反映了知識份子的良心，反映了一種社會批判的良知。相反，法家的特點就是歌頌現在的，維護當下統治的。戰國時期，有一些儒家知識份子頂不住現實壓力就會向法家靠攏，比如說荀子。
荀子是儒法之間的一個過渡人物。《荀子》裡有很多不滿現狀的東西，它還有一句非常精闢的話，叫做從道不從君，很具儒家的現實批判精神。但荀子最著名的理論，就是把儒家的法先王改成了法後王。法先王和法後王真正的區別在於，先王是死的，只是一套道統的象徵，既不能給你高官厚祿，也不能對你實行嚴刑峻法。法後王就是法現在的王，簡單點，就是誰掌權我法誰。法後王這個理論，和“從道不從君”是矛盾的，我覺得整個就顛覆了儒家的東西。因此，我們就很容易理解為什麼荀子培養的學生，像李斯、韓非，就能徹底一屁股坐在秦制的立場上，甚至做出焚書坑儒這樣的事來。
儒家主張性善論，法家主張性惡論，到底哪個對，說實在是沒有意義的，重要的是背後產生的治理邏輯。儒家主張性善論，是出於周制裡的“小共同體本位”的熟人社會和親人社會，雖然人與人之間也有附屬關係，但因為長期的、直接的人際交往，主人與附屬之間就顯得溫情脈脈，因此也具有一種道德美感。這樣由無數小共同體組成的天下，其實就是封建。但這樣的統治方式就有一個特點，就是我主人的主人不是我的主人，所謂，甯為父絕君，不為君絕父。秦制就是把這種小共同體一掃而光，全國只有皇上一個主人，這種制度最大的一個特點就是這種附屬關係是陌生人社會的關係。天高皇帝遠，皇帝就用一些受寵的附庸來管那些不受寵的附庸，但這樣的管制往往就會變得更殘酷，因為管理者和管制的物件之間的關係是暫時的、陌生的。法家主張性惡論，是把人民當敵人看的，人民是一個需要制服的物件。在這種制度下，人們就會產生一種道德上的失落感。
(明日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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