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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清學習西方有中國本土的文化資源
儘管到了漢武帝時代，儒家看起來很美的那一套又被搬了出來，但講的是儒家那一套，做的卻是法家的那一套，而且它的制度安排基本上也是按照法家建構起來的。這種表裡的差異，本身就包含著人們對這種體制的不滿。到了晚清，西學進來以後能在中國夠產生那麼大的影響，原因正在於此。
只要研究一下晚清時代真正和西方有所接觸的那些人——不是指被西化的人，而是戴著儒家的眼鏡去看西方的人——他們的第一印象不是說西方的船堅炮利，對他們觸動最深的，是西方國家對待他們自己的百姓比我們仁義。以前中國儒家知識份子總說三代沒有了，現在他們發現三代在歐洲，從郭嵩燾到譚嗣同一直都有這樣的感覺。中國的第一個駐外大使郭嵩燾，是洋務運動前期到歐洲去的，用他的說法就是“每嘆羨西洋國政民風之美”。所以，實際上這些人發表這種感慨的時候，並不是從軍事力量的強弱著眼的。
1844年，鴉片戰爭後僅僅四年，徐繼畬就寫了《瀛寰志略》，對很多歐洲國家都稱道得無以復加，但他對西方國家評價最高的是美國。我們現在都知道美國是超級大國，但是那個時候的美國，還處於一個門羅主義時代，根本算不得一個強國，軍事實力比英法那些國家差得多，但在徐繼畬看來，美國“不設王侯之號，不循世及之規，公器付之公論，創古今未有之局”，這個做法就像我們的三代一樣，是個天下為公的時代。所以，我覺得那個時候其實根本就沒有什麼西學與儒學之間的矛盾。相反，中國人之所以產生學習西方的強大願望，一個很重要的動力就是儒家對秦制的不滿，中國本土文化的資源中本來就有能夠接受這個東西的基礎。
郭嵩燾、徐繼畬、鄭觀應等一大批人都把西方當成三代，但有趣的是，敢講出來的並不多。徐繼畬和郭嵩燾是少數幾個敢講出來的，但講出來以後他們就受到了很大的壓力，徐繼畬還差一點被加罪了。李鴻章的副手張樹聲，是一個官場的油子，當過兩廣總督，兩江總督。他對洋務其實也是很懂的，但為了當官，他什麼真話都不講，他給朝廷寫過很多東西，說中國聲名文物遠在萬國之上，除了引進一些兵器，沒有什麼需要向西方學的。可是到了1884年，就是甲午戰爭之前十年，當時洋務派還在講“中學為體，西學為用”的時候，張樹聲生了病，知道自己快死了，就寫了一個遺折，快馬送到北京。遺折上就說西方之所以能有今天的成就，船堅炮利是很次要的，關鍵在於他們育人於學校，論政於議院，講得簡單點就是民主政治。他最後一句話，就是要朝廷采西人之體，以行其用。所以，這樣的人到死才會講幾句真話。
(明日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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