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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日本學習西方，道路南轅北轍
我們學西方本來是直接面向西方的，可甲午戰爭日本人把我們打敗了，我們就認為日本是學習西方成功的典範，於是大量的人開始學習日本，朝廷也派出了大量留日學生。所以，此後中國對西方的理解很多都是從日本來的，包括新文化運動。新文化運動中的代表人物除了胡適，其他如陳獨秀、李大釗，周家兄弟、劉半農等人基本上都是留日學生。可是從日本介紹來的西學有一個很大的不同，因為日本在近代面臨的問題和中國是完全相反的。
中國的現代化是要走出秦制，可日本不一樣。日本在明治維新以前，雖然接觸中國的文化很多，但制度上一直是諸侯林立，從理論上講倒有點像我們三代時的周制。因此，日本的現代化是走出周制的現代化，這個過程很類似于我們的周秦之變。通過明治維新廢藩制憲，消除諸侯，實現天皇集權，稱“大政奉還”。為了完成這個東西，日本在明治時期曾經對儒家進行了一次規模很大的批判，也就是說日本在脫亞入歐之前，先有一個脫儒入法的過程。在江戶時代的晚期，日本就已經開始有人崇拜韓非，崇拜荀子。也就是說日本人學習西方，不是用儒家的眼光去學習西方的，而是用法家的眼光去學習西方的。它要建立的恰恰是一個類似于秦制那樣的國家，這就是後來形成的所謂的軍國主義。
中國的自由主義很大程度上也是拐日本這個彎過來的。五四的自由主義非常發達，基本是特別針對儒家“人各親其親，長其長，則天下平”的小共同體本位的。因此，五四新文化運動西、儒就產生了對立。因為當時從日本學西方，其實也是要建立一個秦制，那當然就和儒家產生對立了，它和晚清那個時代又完全不一樣了。可是這次西、儒對立的結果，最後導致的是，儒家的那一套倫理受到了非常嚴厲的衝擊，在文化大革命中幾乎是被掃地出門，而西學在文化大革命中也幾乎被掃地出門。到頭來，中國既沒有實現西方的所謂的自由民主，憲政法制，也沒有保留下來儒家的仁義道德那種東西。拐了這麼一個大彎以後，我們傳統時代講的是儒表法裡，講儒家的，行法家的。這麼一百年，我們實際上做的還是法家的那一套，只是講的變成了馬克思主義。
新文化運動，沒認清真正的敵人
這一百年來，傳統文化經歷了評價上的大起大落，新文化運動也是如此。
改革以後，我們一度認為中國的專制、愚昧都和傳統有關，所以上世紀80年代的思想解放運動，有人又把它叫做新啟蒙運動，當時打的旗號就是要繼承五四的傳統，認為五四對傳統文化的批判做得還不夠。
到了90年代，主要由於政治原因，出現了所謂的保守主義複歸這樣一種思潮。這股思潮刮得越來越厲害，以至於不僅是官方，包括民間思想界，現在對傳統文化的評價又很高了。相反，對新文化運動的批評卻越來越厲害。去年，《東方歷史評論》召集了一次紀念五四的會，這個會的主題非常有意思，叫做“夭折的憲政，倒退的五四”。關於倒退的五四，可以有兩種截然不同的解釋，一種是五四是好的，我們現在從五四的立場向後倒退了，應該克服這種倒退;另一種意思是，五四本身就是倒退。當時就有人問到底指的是哪種意思?當時發言的幾位都說五四運動本身就不是好事情。這些人基本上都是憲政派，對辛亥革命以後中國憲政的受挫，感到惋惜。其中多數人將憲政夭折的原因，歸到了新文化運動上。
但是，今天我們對新文化運動的反思，恐怕不是一個簡單的否定，還是一個簡單的肯定。新文化運動真正令人反思的，是在不該徹底否定的方面否定得太過了，但在應該徹底否定的地方，卻又沒有否定掉，或者說沒有注意。中國要實現現代化最大的障礙其實不在儒表，而是在法裡。新文化運動中很多人反傳統文化很極端，但對秦制往往又缺乏一種批判精神，即使是魯迅這樣一個“極端的西化派”，罵儒家罵得很厲害，也說過很多秦始皇的好話。像這樣的一種現象，我覺得我們在今天新文化運動一百周年的時候，是值得我們反思的。
(本篇完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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