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縱橫家的傳人

幾年前就聽說鄧力群重病在床，甚至無法正常寫作和表達。他生前最後的公開報道，是2014年8月27日致信新疆自治區黨委，表達對1949年因飛機失事死亡的新疆「三區革命」領袖阿合買提江·哈斯木等五烈士的懷念（2014年8月28日《新疆日報》）。我不確定信作者是否系鄧力群本人，字裡行間難覓他往昔的文采。

「三區革命」的背景，是在前蘇聯操縱下於1944年9月在新疆伊犁、塔城、阿山（今阿勒泰）地區爆發的大規模民族衝突，一度宣布成立「東突厥斯坦共和國」，脫離中華民國獨立（後因斯大林與蔣介石達成妥協而取消）。這一事件被視為當今「疆獨」和「東突」的先聲，僅僅因為中共捨不得否定斯大林和蘇共，故官方史學對其仍保持正面評價。

或許鄧力群希望藉此機會，令世人記住他的歷史功業。1949年8月，他以中共中央聯絡員身份從蘇聯入疆，先後與三區領導人阿合買提江等及國民政府新疆軍政首腦陶峙岳、鮑爾漢等接洽，一路折衝樽俎，應酬權變，不費一兵一卒，令166萬平方公里的新疆全境（約為國土面積的六分之一），和平歸順中共新政權。

鄧力群不辱使命的新疆之行，是以中共軍事實力為背景進行的一場豪賭。令人想起中國歷史上戰國時代（公元前475年—公元前221年）的縱橫家，這是一群憑着三寸不爛之舌獵取權位的謀士。他們朝秦暮楚，事無定主，利用當時七國間的矛盾，遊說諸侯，為主公及其自身謀求利益的最大化。其中最勵志的故事，是縱橫家蘇秦成功聯合六國抗秦，同時佩帶六國相印。後人分析縱橫家言行有三大特點：一智謀細，二虛實間，三文辭妙。

這段成功經歷對鄧力群人生的影響，可與其日後的行為模式相互印證。回顧其政治生涯，他慣弄權謀智術，在高層各派力量之間借力使力，縱橫捭闔，最終卻搬起石頭砸了自己的腳。

從改革理論家到左翼反對派

身為高層謀士，鄧力群先後伺候過王震、毛澤東、劉少奇、鄧小平、陳雲等多位主公，在王震、劉少奇、鄧小平遭遇政治挫折之際，他拒絕反戈一擊，挺身保護主公，一副「士為知己者死」的氣勢，在黨內頗有口碑。尤其在是「文革」後期，他為鄧小平起草了《論全黨全國各項工作的總綱》，被公認為最早的改革理論家。鄧力群的政治擔當和理論創新的勇氣，使他在鄧小平第三次復出後再獲重用，出任中共中央書記處書記、中宣部長、書記處研究室主任等要職，與胡喬木並列為意識形態掌門人。

改革開放之初的中共，正處於鄧小平、陳雲兩位大佬的「雙峰政治」期間，總書記胡耀邦同時侍奉着兩位「婆婆」。曾是北京大學高材生的鄧力群，頗有「捨我其誰」的野心，欲與「紅小鬼」出身的胡耀邦一爭高下。他與胡喬木奔走於鄧小平、陳雲之間，在「反資產階級自由化」旗號下搬弄是非（趙紫陽、李銳、胡績偉、劉崇文等乃至鄧力群本人的回憶錄中均有記述）。鄧力群在導致胡耀邦下台的高層「生活會」上搖唇鼓舌，深文周納，發言長達三個半小時，其表演令體制內外人人側目。

鄧力群弄權太過，一時得逞反成失敗之始。此前鄧小平對鄧力群縱橫捭闔的權術亦有所覺察，曾警告「你和胡喬木不要擴大我和陳雲同志之間的分歧和矛盾」；會後不久，他被鄧小平取消了主管宣傳的權力。繼任總書記趙紫陽釜底抽薪，撤銷了鄧力群主管的書記處研究室；在中共十三大的差額選舉中，他先後落選中央委員和中顧委常委，僅保住中顧委委員一席。鄧小平表示：承認選舉，不作變動。鄧力群不甘落敗，曾於1987年到湖南長沙探望胡耀邦，提議兩人聯手推倒趙紫陽，被胡嚴詞拒絕（詳見胡耀邦秘書李漢平、劉崇文的回憶錄）。

鄧力群被驅除出權力中心，自稱「對我有刺激」（《鄧力群自述——--十二個春秋》），轉而成為改革開放的反對派。在保守派大佬的支持下，挾其理論專長，不斷挑戰鄧小平的權威。1991年6月15日，他在《人民日報》上發表《堅持人民民主專政反對和防止和平演變》的長文，重提「階級鬥爭」，掀起了「姓社姓資」的大爭論。鄧小平為捍衛其改革功業，隨即發表「南巡講話」，提出「中國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迅速平息了反改革回潮。這一論斷寫進了中共十四大報告，也使鄧力群永遠失去了重返中央的機會，他鐵心擔當起左翼反對派領袖的角色。

一代不如一代

檢點執政黨的意識形態譜系，自陳伯達、胡喬木、張春橋、姚文元到鄧力群，從火熱革命年代一路走來的官方理論家們，個個學養深厚，文采飛揚，即便是立論偏頗，行文邏輯上皆能自圓其說。其中的差異，或可以在於前四位靠揣摩聖意論證發揮，唯鄧力群特立獨行，從改革派理論家到反改革領袖，論改革有理論創新，論反主流也有理論底氣。他支持農村改革卻不肯放棄計劃經濟，至死堅守左派立場，有所為而有所不為，有所變而有所不變。

鄧小平素持「捉住老鼠就是好貓」的實用哲學，對付「姓社姓資」挑戰的策略是「不爭論」。他深知只有通過政治改革調節利益分配，中共的執政地位才有可持續性。「六四」事件後的20多年間，經濟的增長令腐敗加速，形成了強大的權貴利益集團，公眾未能公平分享改革紅利。以理論、道路、制度「三個自信」自命的執政黨，未以理論創新重啟政治改革，不僅鄧式改革的「共同富裕」無從實現，毛式革命的「均貧富」也難以重返。所謂「前後兩個30年互不否定」，折射出執政理論無力自圓其說的困境，「不爭論」的尷尬日益凸顯。在理論嚴重脫離社會現實的背景下，爭論越來越難於避免。

2001年7月，鄧力群率17位體制內左派聯名發表公開信，批判江澤民「七一」講話，指責後者允許資本家入黨，將導致中共變質、分裂，是「極其重大的政治錯誤事件」；他在信中毫不掩飾對理論界晚輩們的輕蔑，直指「找幾個筆杆子捉刀代筆，夸夸其談，講話中充滿着大話、套話、空話」。2004年6月，鄧力群再下戰書，要求就社會主義社會制度、馬克思主義理論、中國共產黨性質等三個問題，與當時的領導層公開辯論，卻未見有人接招。2006年，鄧力群發表回憶錄《十二個春秋》，很快成為重點禁書。此後他長期處於噤聲狀態。

與鄧力群這位老辣生猛的革命前輩相比，坊間一種普遍的看法就是，官方理論界顯得一代不如一代。幾年前，官方「理論家」陳奎元、李慎明、梅寧華等掀起了反普世價值、反憲政、反歷史虛無主義的論戰，自由派隨即翻出中共建政前提倡普世價值、力爭民主憲政的老底，「理論家」掉進了自挖的歷史虛無主義泥坑。去年王偉光效法鄧力群，發表《堅持人民民主專政並不輸理》，重彈階級鬥爭老調，又不幸落入吉拉斯的「新階級」陷阱：在權貴巨貪暴富、社會嚴重分裂之際，重提階級和階級鬥爭成了對現行體制的反諷。今春高調張揚的「反西方價值觀」運動，也因被指「馬克思主義來自西方」，陷入矛盾自伐的窘境，至今了猶未了……

再以主體理論的三座「里程碑」為例：「三個代表」尚有本體論的高度，「科學發展觀」已降等為方法論，「中國夢」則猶如霧霾中的風景，觸摸不到理論框架。鄧力群的左派血脈同樣後繼無人：不少學者認為，前述官方「理論家」陳奎元、王偉光、李慎明、梅寧華等，本是一群缺乏學術底蘊的政客，除了扣帽子、打棍子，應對正常學術論爭的能力相對不足。在很多人看來，官媒扶植的新生代寫手朱繼東、周小平之流，更是些應試教育生產線的標準化產品，其文字缺乏基本的學理和邏輯，既無獨立思考也無獨立人格；朱繼東被爆論文剽竊而聲名狼藉，周小平則因常識錯誤而淪為大眾笑柄。

面對左右兩翼氣勢洶洶的理論叫板，心勞日拙的官方理論界龜縮避戰，從來不敢進行公開辯論，通常是憑藉權勢將對手禁言封號了事。悲哀在於，歷經65年洗腦教育的自我退化，暮氣沉沉的黨國體制，似乎已無法孕育出有創造力的理論人才了……

憑刀筆口舌佩六國相印的故事，只能發生在兩千多年前的古代。舌辯之士鄧力群，以一介書生投身農民革命隊伍，無軍功亦無山頭實力，在論資排輩的權力場中，榮登首席智囊已是異數，覬覦大位實屬不智。山外有山天外有天，一生爭強好勝，到頭來只是政治博弈中一顆「使即舍」的棋子而已。

(章立凡是中國近代史學家，獨立學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