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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研究背後應該有情懷
跟別的收錄海外漢學家著作的叢書不同，我為北京大學出版社主持“文學史研究叢書”，將中外學者著作放在一起，進行平等對話。幾年前，因連續刊行伊藤虎丸（1927—2003）、丸山昇（1931—2006）、木山英雄（1934—）3位日本學者的著作，(17)引起媒體的關注。在回答《國際先驅導報》記者提問時，我說了一句：他們的研究背後有情懷。
通常所說的“海外中國學界”，其實差別很大。曾經引領風騷的歐洲漢學界，現在仍有很好的學者，但影響力明顯下降。這就難怪，進入中國人視野的，主要是美國和日本的中國學。一般情況下，談論中國，涉及“古典文學”時，我們更關注日本學界的意見；至於研究“現代文學”，則美國學者的著述更為人稱道。其實，這一判斷不太準確。由於地緣政治、文字淵源、漢學修養等，日本的中國學家，大都對中華文化有較多的理解與同情。日本研究中國現代文學的，大都從魯迅入手，而且對左翼多有好感，這點與歐美學界有很大不同。這裡有文學趣味的差異，有意識形態的隔閡，也與是否追求理解、體貼物件（具體歷史情境下中國作家的掙扎與追求）有關。當然，過於認同研究物件，也會有問題；但這個弊病，目前不是主流。
日本人研究中國文學，有很長很長的歷史。但要說關注現代中國文學，則只能從20世紀30年代說起。1934年底，當時的年輕學者竹內好、增田涉、松枝茂夫、武田泰淳等，組成了“中國文學研究會”，第二年春天刊行了《中國文學月報》，開始有系統地介紹、評說以魯迅為中心的中國現代文學。將著眼點從“古典中國”向“現代中國”轉移，不僅僅是研究領域的擴大，也包含著文化趣味以及思想立場的選擇——這些年輕學者，多少都與馬克思主義有過接觸，希望通過研究現代中國，尋求自身思想和文學的立足點。這應該是日本第一代研究中國現代文學的學者。至於丸山昇、伊藤虎丸、木山英雄等，都是戰後進入大學，在竹內好的影響下，開始與魯迅進行精神對話的。面對新中國的成立，思考戰敗國日本的命運，進而反省日本近代化的挫折，這是丸山這一代現代文學研究者主要的工作動力。如何看待中國革命的經驗與教訓，不僅與其專業研究，更與其精神狀態有著十分密切的聯繫。
日本研究中國現代文學的學者，之所以大都從魯迅入手，除了魯迅本身的人格魅力、文學成就以及思想史地位外，更因魯迅與日本文化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繫。日本學者讀其書，既備感親切，又有可以用力的地方。比如，竹內好與丸山異之談魯迅，都有明確的問題意識，而且都根源於各自生活以及著述的時代。竹內的表述思辨性強，丸山的思路則更接近中國革命的歷史情境。竹內和丸山都在思考知識份子的命運，都在追問“革命”是否可以內在于“文學”。中國學者又何嘗不是如此？對於作家來說，是否能夠既保留革命的熱情與想像力，又創作具有永久魅力的文學作品，這是一個相當嚴肅的挑戰。說來似乎很簡單，文學之於政治，既不該完全迎合，也不能一味拒斥。可實際生活中，外在環境的嚴酷，內心掙扎的慘烈，都令人對此話題不敢掉以輕心。如此“苦鬥”，對於志向遠大的文學家來說，是一種宿命。可也正因為這樣，諸多飽受磨礪的靈魂，值得我們去理解，去體貼，乃至去表達崇敬之心。鬥轉星移，當年左翼文人的很多具體舉措，不被今人所認可；但那種“心氣”，那種“抱負”，那種“追求”，永遠讓人懷念。
曾經有那麼30多年，“無產階級革命文學”、“左翼作家聯盟”等，乃是現代文學研究者格外關注的中心話題。可隨著“現代化敘事”的迅速展開，以及“後現代主義”思潮的洶湧，20世紀80年代中期以後的中國學界，有意無意地回避了“左翼文學”這樣沉重的話題。最近幾年，這個傾向開始有所扭轉。包括在北京大學召開的“左翼文學的時代”國際學術研討會，也都是希望深入理解文學與政治之間極為錯綜複雜的關係。
選擇丸山、伊藤、木山三位學者為其出版著作並組織討論，既對日本學界負責，也是我們自己的需要。挑什麼學者，選什麼文章，都是經過再三考量的。這三位學者都以研究魯迅著稱，但立足點不同，學術風格迥異。有基督教文化背景的伊藤虎丸，關注魯迅早期思想根源，側重魯迅與尼采、與日本明治文化的聯繫；而借討論《破惡聲論》中的“偽士當去，迷信可存”，直接挑戰現代中國的啟蒙論述，更是意蘊宏深。(18)閑雲野鶴般的木山英雄，著重探究的是魯迅的詩性及其哲學，故以《野草》為中心，展開深入細膩的論辯。(19)政治意識濃厚的丸山昇，更欣賞作為“革命者”的魯迅，著重研究魯迅晚年在“革命文學論戰”中的表現。(20)
2005年11月26日（一年後的這一天，丸山昇先生病逝），在北大圖書館北配殿，舉行了“左翼文學的時代”國際學術研討會。那天下午的議程是：“日本的中國現代文學研究——暨丸山昇著作中譯本出版座談會”。坦白地說，兩天的會議議程，我最沒把握的就是這一場。因為只有發言名單，沒有文章題目，不知道各位會講些什麼。特別擔心發言者誤讀了議題，一味客套，讓在場的年輕學子們失望。須知，老一輩的情誼，未必能夠自動延伸到年輕人身上，處理不好，臺上慷慨激昂，台下無動於衷。可沒想到，現場氣氛十分熱烈，不只臺上諸位，甚至坐在台下的也都搶著發言。而且，所有的講辭都兼及學問與人生、精神與交誼，精彩紛呈。事後我問學生，都說是“很受感動”。在一個流行“解構”和“大話”的時代，要讓年輕人“感動”，其實是很不容易的。(21)
“新書”和“會議”，兩者密不可分。某種程度上，這次國際學術研討會，除了因應中國學界重新闡釋“左翼文學”的需要，更主要的是想向長期關注並深入思考1930年代中國作家“向左轉”的內在動力及功過得失的丸山昇先生表達敬佩之情。開幕式上，我說了這麼一段話：“記得20年前，丸山昇先生等來北大訪問，在臨湖軒與我們座談‘20世紀中國文學’。在會上，丸山先生曾提醒：談論20世紀中國文學，無論如何不能繞過‘社會主義’這個關鍵。他說的是對的。時至今日，面對那還不算太遙遠的‘過去’，如何記憶、陳述，怎樣理解、闡發，對於中國學界來說，仍是個難題。這回的討論會，選擇彈性較大的‘左翼文學’，而不是‘左翼作家聯盟’或‘社會主義文學’，也是別有幽懷。”不僅是我本人，與會的諸多學者，不見得都贊成丸山先生具體的學術判斷，但對其執著的精神追求以及堅定的學術立場，還有將學問與人生融合為一，均表示了景仰與欽佩。(22)
關於魯迅研究，此前中國學界已陸續譯介了北岡正子的《摩羅詩力說材源考》（北京師範大學出版社，1983年）、丸尾常喜的《“人”與“鬼”的糾葛——魯迅小說論析》（人民文學出版社，1995年）和藤井省三的《魯迅〈故鄉〉閱讀史——近代中國的文學空間》（新世界出版社，2002年），那都是功力很深的“專家之學”。比他們略為年長的丸山、伊藤、木山三位，其著述中有更多內心的掙扎與精神的歷險，他們從自己的生命體驗出發，逐步接近魯迅與中國現代文學，這種閱讀以及寫作的姿態，很讓我感動。時過境遷，好些論文的觀點已被超越，但我欣賞這些專業著述中隱藏著的精神力量。不僅僅是技術操作，而是將整個生命投進去，這種壓在紙背的心情，值得我們仔細品味。(23)
四、在“學問”與“友情”之間
今日中國人所談論的“海外漢學”，很大程度就是“美國漢學”。因為，懂英文的人多，譯得也快，因此，大家比較熟悉。當然，不否認美國學界力量強大。真希望有一天，我們不只跟“美國的中國學”對話，也跟西歐的、中歐的、俄國的、日本的、韓國的、印度的中國學家對話。(24)那樣的話，所謂“國際學術交流”，才能名副其實。
2007年秋天，美國哈佛大學東亞系王德威教授應邀在北大中文系做系列演講，(25)其間專門安排一次討論，主題是“海外中國學的視野”。我為這次專題討論加了個副題“以普實克、夏志清為中心”，那是因為，極受夏志清先生器重的王德威教授，幾次在課上提到了普實克（Jaruslav ek）。說是“順理成章”，其實還是有現實刺激的。那年9月份，中國臺灣的“中央”研究院選舉夏先生為院士，就像他本人說的，這是遲到的榮譽；夏先生的專業成績，早就得到學界的公認。(26)還有一件事情，此前一年是普實克先生誕辰一百周年，就我所知，國內外舉行過3次挺像樣的紀念活動。9月，為《中國，我的姐妹》中譯本出版，(27)外研社在清華大學召開了一個小型的座談會；10月中旬，在布拉格查理大學召開一次國際學術討論會，我和王德威教授都參加了；10月下旬，在北京外國語大學，中外學者聚在一起，追念普實克的學術貢獻以及與中國人民的深厚情誼，在場的捷克大使很感動，說他絕對沒想到，事隔多年，中國人還這麼懷想一個外國學者。在這個會議上，有人重提陳年往事，說普實克如何把夏志清批得“啞口無言”。我當即表示，這種說法很不恰當。其實，這兩位都是很值得我們尊敬的學者，他們之間的爭論代表不同的學術流派，背後還有意識形態的因素。你可以選擇，也可以批評，但不能採用如此情緒化的表述。(28)
不過，這件事也凸顯了一個簡單的事實——所謂“海外漢學”，絕非鐵板一塊。即便冷戰結束，由於學術傳統和文化背景的差異，美國漢學和日本漢學、法國漢學和俄國漢學還是有很大的差異。面對如此五彩斑斕的“海外漢學”，我們如何跟人家對話？我相信，時至今日，還認定只有中國人才能理解中國、闡釋中國的已經很少了。起碼在表面上，大家都承認海外中國學者的貢獻。當然，也可能走到另外一個極端，就像王德威總在自我解嘲的，“遠來的和尚會念經”。其實，不完全是這樣，海外中國學家有“洞見”，也有“不見”；有優勢，也有劣勢。正因為這樣，才有必要展開深入的對話。(29)我曾經說過，即便“國際學界”成為一個整體，別的專業我不敢說，人文學永遠是異彩紛呈，不可能只有一種聲音，一個標準。在我心目中，所謂學術交流，主要目的是“溝通”，而不是“整合”。縫隙永遠存在，對話有利於消除誤會，也有利於各自學問境界的提升。
具體到“中國文學研究”，中外學者的差異，除了學術思路及語言隔閡外，更重要的是，外國文學研究與本國文學研究之間，其物件、方法及宗旨，有很大的距離。說到底，日本學者也好，美國學者也好，所謂的“中國文學”，對他們來說，都是外國文學。(30)就像北大英語系、日語系的教授，他們都在認真地討論福克納或者川端康成，但對於整個中國學界來說，他們的聲音是邊緣性質的，不可避免地受主流學界的影響。同樣道理，理解美國的中國學家，他們為什麼這麼提問題，必須明白他們所處的學術環境。也就是說，他們也受他們國家主流學界的影響。本國文學研究不一樣，有更多的“承擔”，因為，研究者跟這片土地有天然的關係，希望介入到社會變革和文化建設裡面去，而不僅僅“隔岸觀火”。在這點上，本國文學研究確實有其特殊性，可能顯得有點粗糙，但生氣淋漓。
回到普實克教授之于中國學界。20多年前，湖南文藝出版社出版過一本《普實克中國現代文學論集》。我曾在《人民日報》上推薦這書：第一，專擅研究“敘事性”的話本小說的普實克先生，竟然強調中國文學的“抒情性”，這很值得注意——大概這也是目前國際漢學界重新關注普實克的主要原因。第二，我們談中國現代文學，多關注其“現實主義”傳統，而普實克特別強調中國現代文學裡的“主觀主義”和“個人主義”，這一點，對中國學術界很有啟示。第三，普實克格外注重中國現代文學的“傳統”因素。同時，我也提及，普實克沒有解決一個問題，那就是，“傳統中國”是如何過渡為“現代中國”的，傳統文學的“抒情性”怎樣與現代文學的“主體性”相銜接。(31)這是我20多年前的感覺。那時，我剛完成博士論文，對普實克印象很深。因為，在討論中國小說的“史傳傳統”與“詩騷傳統”時，(32)我曾借鑒了普實克的觀點。
10多年後，也就是1998年，布拉格查理大學為紀念建校650周年，組織了一系列學術活動。我參加了其中的一個研討會。主持這次會議的是普實克的學生、1968年後出走加拿大的米列娜（Milena Dolezelova－Velingerova）教授。會後，我們參訪普實克工作過的捷克科學院東方研究所以及魯迅圖書館，那裡收藏了很多中國著名作家送的書，還有各種各樣的相關照片。參觀的時候，我有一種蒼涼的感覺。為什麼呢？東方研究所裡的中文藏書，20世紀60年代以後出版的基本上沒有。1950年代中國和捷克特別友好的時候，曾贈送了大量中文圖書，鄭振鐸等人專門給他們開書單。1960年代，中捷關係破裂，將近40年間，東方研究所基本上沒進中國的書。一個漢學研究所，40年沒進中國的書，怎麼往前走？也就是說，我第一次訪問的時候，捷克漢學正“重新出發”，努力重建“布拉格”這個歐洲漢學重鎮。(33)
又過了若干年，2006年10月12至16日，布拉格大學舉辦“紀念普實克誕辰一百周年”學術研討會，會前還出了一本歐美學者撰寫的懷念普實克的小書，(34)書裡有好多圖片，包括普實克和冰心1930年代的合影，還有普實克與郭沫若等。會議雖以紀念普實克為名，但絕大多數論文與他無關；只有兩篇文章分別討論普實克的明清文學以及現代中國文學研究。
這回布拉格之行，一路上我讀的是普實克《中國——我的姐妹》中譯本。(35)米列娜教授告訴我，對於他們那一代漢學家來說，《中國——我的姐妹》是他們喜歡中國、進入“中國學”的關鍵。而我則從裡面讀出了一個外國人心目中“很不一樣”的中國——普實克對當時諸多中國作家的評論，還有對北平、西安等城市生活的精細描述，都是很好的史料。但是，20多年前我就感慨，普實克之所以被我們關注，是因為李歐梵編訂的那本《抒情與史詩中國文學論集》（The lyrical and the epic:studies of modern Chinese literature）。(36)我們只能通過英文來理解普實克，這是很大的遺憾。現在好了，我們終於有了直接從捷克文翻譯過來的《中國——我的姐妹》。不過，普實克的重要著作《話本的起源及其作者》、《中國歷史和中國文學》還沒有譯介到中國來，真希望譯者及出版社再接再厲。
也是在這次布拉格會議上，我觀察到：年長一輩對普實克很有感情，弟子們像米列娜、高立克（Marián Gélik）等，都顯得很激動，但年輕學者對普實克的學術思路已經不是很感興趣。他們說，那是很遙遠的事情，早就進入歷史了。現在捷克年輕一輩的漢學家，更願意和研究物件“中國”保持一定的距離，不可能再像普實克那樣放任自己的感情投入。這不是一個特殊現象，我接觸到的歐美及日本年輕一代漢學家大都有這種傾向。換句話說，以後各國的“漢學家”，不一定對中國都有好感；中國只是他們的研究物件，如此而已。
1940至1970年代，研究中國的外國學者，大都看重和中國人民的友誼，即“學問”和“友情”兩者密切相聯。而現在研究中國的歐美學者，大都把“中國”當成一個客觀的研究物件，像從事考古學、歷史學一樣冷靜地解剖。從這個意義上說，年輕一輩不滿普實克對於“中國”的過分投入，不是毫無道理。但其實背後還有一個因素，原東歐國家年輕一輩學者，其主流意見是努力重返歐洲。即便談論中國，他們也更願意跟歐美學界接觸，更多地接受歐美學界的思路，因而，跟普實克那一代人缺少學術上的傳承。
要說學術傳承，普實克的影響主要在遙遠的中國，而不是同屬一個文化系統的歐美，甚至不是捷克本國。我的感慨是，1990年代以後，原東歐和蘇聯的年輕一輩學者，沒有很好地直面其曾經有過的“社會主義遺產”。如何看待上一輩人在學術上的功過得失，這是一個很嚴峻的課題。目前，他們急於甩掉這個“濕包袱”，很少認真反省兩者之間是否“剪不斷，理還亂”。(37)
2009年5月，在原本同屬“東歐陣營”的匈牙利，由羅蘭大學主辦召開了“中國與中東歐文章因緣”國際學術研討會，作為特邀代表，我提交的論文《在“學問”與“友情”之間——普實克的意義及邊界》，引起好幾位老一輩漢學家的深深感慨。文章中，我主要討論普實克作為“中國學家”、作為“東歐學者”以及作為“中國人朋友”三者之間的縫隙，還有這些裂縫對於今人的啟示。在我看來，普實克的眾多著述，包括20世紀60年代初在歐洲著名漢學期刊《通報》（T'oung Pao）上與夏志清關於“文學史書寫”的論戰，(38)並非只是個人意氣，也不全是意識形態問題，還有學術傳統及生活經歷的深刻影響。辨析冷戰時期不同風格的中國學家之間的激烈交鋒以及各自的利弊得失，應該有比較通達的眼光。任何時代、任何國度的人文學者，多少都受特定時代意識形態的制約，對於前輩學者的局限性，當有“理解之同情”。更何況，像普實克那樣，將自家所從事的“中國文學研究”，與如何看待中國革命的經驗與教訓這樣的重大命題相銜接，不僅沒必要譏笑，還值得尊崇。在我看來，優秀的漢學家、中國學家，並非只是“外部觀察”，他們也有自己的“內在體驗”與“生命情懷”。這些，我們同樣應該關注與體貼。
這就涉及現代學術體制的缺失——日漸專精的人文學者，我們是否還有“餘裕”直面自家或他人的“喜怒哀樂”。我想像中的人文學，必須是學問中有“人”——喜怒哀樂，感慨情懷，以及特定時刻的個人心境等，都制約著我們對課題的選擇以及研究的推進。假如將學問做成了熟練的“技術活兒”，沒有個人情懷在裡面，對於人文學者來說，是一個很大的悲哀。靠切割“友情”來保證“學問”的純粹，是否有效，我很懷疑。
(待續)
注釋：
(17)伊藤虎丸著、張猛等譯：《魯迅、創造社與日本文學》，北京大學出版社，1995/2005年；丸山昇著、王俊文譯：《魯迅·革命·歷史》，北京大學出版社，2005年；木山英雄著、趙京華譯：《文學復古與文學革命》，北京大學出版社，2004年。
(18)關於伊藤虎丸教授的生平及學問，請參考孫玉石為《魯迅、創造社與日本文學》撰寫的序言。我補充3點：第一，伊藤教授有句名言，中日之間，友誼容易理解難，而沒有理解的“友誼”不管用；第二，對於我和友人創辦《學人》集刊（1991—2000，共15輯），伊藤教授的長期支持最為關鍵；第三，伊藤教授的名文《早期魯迅的宗教觀——“迷信”與“科學”之關係》，初刊《魯迅研究動態》1989年11期，專門注明此乃在北大中文系的演講。
(19)除了魯迅的《野草》，木山英雄另一重要研究領域是周作人，撰有已譯成中文的《北京苦住庵記》（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08年）。對於該書的評論，參見陳平原《燕山柳色太淒迷——讀木山英雄〈北京苦住庵記——日中戰爭時代的周作人〉》，《讀書》2008年12期。
(20)以上五節文字，摘引自《與魯迅進行精神對話——北大中文系教授陳平原談中國現代文學研究在日本》（江南報導），《國際先驅導報》2005年12月16－12月22日，第176期。
(21)開幕式上，我提到：“如此有情懷的學術研討，值得諸位全身心投入。”那與其說是針對與會者，不如說是表達自家心願。考慮到丸山先生日漸惡化的身體狀態，以及課程安排、天氣狀況等，會議只能在這個時候召開。但作為會議的組織者，那個時候，我正在哈佛大學訪問講學。雖說事先做了周密安排，同事和學生也很能幹，即便我不在場，會議也能開好。可最後時刻，我還是決定，提前一個多月結束此次美國之行。別人不知道，我心裡很清楚，這大概是對心儀已久的學術前輩丸山先生表達敬意的最恰當、也是最後的機會了。如果缺席，日後我將遺憾終生。
(22)關於《魯迅·革命·歷史》的出版經過，參閱陳平原《一次會議和一本新書——追懷丸山昇先生》，《魯迅研究月刊》2007年2期。
(23)參見《與魯迅進行精神對話——北大中文系教授陳平原談中國現代文學研究在日本》。
(24)讓我深感遺憾的是，蘇聯解體後，俄國學者的著述，基本上被忽略了。記得20世紀80年代我讀謝曼諾夫的《魯迅和他的前驅》（李明濱譯，湖南文藝出版社，1987年），感覺很好。現在，除個別專業外，大家都不學俄語了，也沒人譯俄國學者的書，這很可惜。
(25)王德威這一系列演講，日後整理成專著《抒情傳統與中國現代性：在北大八堂課》（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10年）。
(26)按照中國人的傳統，2010年10月，夏志清先生90華誕生日會在紐約舉辦，老朋友舊學生濟濟一堂。我路遠沒能出席，但為王德威主編的祝壽文集《中國現代小說的史與學——向夏志清先生致敬》（臺北：聯經出版公司，2010年）提供一篇舊作《中國學家的小說史研究》。關於此次雅聚的盛況，參閱《明報月刊》2010年12期上王德威、劉紹銘、宋明煒、季進等文。
(27)參見普實克著、叢林等譯：《中國，我的姐妹》，外語教學與研究出版社，2005年。
(28)參見王德威、陳平原等：《海外中國學的視野——以普實克、夏志清為中心》，《現代中國》第九輯，北京大學出版社，2007。此文日後收入王著《抒情傳統與中國現代性：在北大八堂課》。
(29)關於這個問題的討論，相關文獻很多，建議參閱《二十一世紀》1995年12月號《警惕人為的“洋涇學風”》（劉東）、《“洋涇學風”舉凡》（雷頤）、《反對“認識論特權”：中國研究的世界視角》（崔之元）、《誰是中國研究中的“我們”？》（甘陽），以及《讀書》2006年7期《只有中國人理解中國？》（顧彬），《中國文化研究》2007年2期《漢學家的焦慮和誤解的權力》（陳戎女），《文學評論》2007年2期《文學研究中的“漢學心態”》（溫儒敏），《現代中國》第九輯（北京大學出版社，2007年7月）《海外中國學的視野——以普實克、夏志清為中心》（王德威等），《東方早報·上海書評》2010年4月18日《汪榮祖談西方漢學得失》等。
(30)不少華裔學者同時用雙語寫作，既用英文（日文）在美國（日本）大學教書，也用漢語在大陸及台港發表論著，影響當地的學術和文化進程。這樣，就走出了第三條路——“中國文學”對他們來說，既是外國文學，也是本國文學。
(31)參見陳平原：《傳統與現代——評〈普實克中國現代文學論文集〉》，《人民日報》1988年2月16日。
(32)參見陳平原：《中國小說敘事模式的轉變》第七章“‘史傳’傳統與‘詩騷’傳統”，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年；北京大學出版社，2010年。
(33)捷克的漢學研究原本力量很強，但1968年蘇聯入侵後，漢學家們流亡的流亡，轉行的轉行，隊伍基本上垮了。想想我們“文革”後的“撥亂反正”，看看普實克眾多弟子的坎坷命運，我特別感慨。
(34)Milena Dolezelova-Velingerova,Jaroslav Prusek(1906—2006),remembered by friends,Prague,2006.
(35)因沒有中國文學研究者的介入，中譯本初版有不少錯誤，尤其是人名和書名。好在此書很快重印，不少錯誤在第二版中得到了更正。
(36)The lyrical and the epic:studies of modern Chinese literature,by Jaroslav ek;edited bv Leo Ou-fan Lee.Bloomington:Indiana University Press,1980.
(37)以上關於普實克的評說，主要摘引自陳平原《三讀普實克》，《歐洲語言文化研究》第四輯，時事出版社，2008年12月。
(38)關於此次論爭的前因後果及其理論意義，參閱陳國球《“文學批評”與“文學科學”——夏志清與普實克的“文學史”辯論》，《北京大學學報》2011年1期。
來源：《上海師範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1年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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