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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2/20
4、鄧小平：“發展是硬道理”
在1978年開始的農業改革中，我們解散了人民公社，實行家庭聯產責任承包制，從根本上改變了農民的激勵機制，其作用和商鞅的“廢井田，開阡陌”是相似的，效果也是調動了農民的生產積極性。城鎮經濟改革和鼓勵民營企業的著眼點同樣在激勵機制，由利潤驅動企業家，由績效工資激勵工人，同時對外、對內開放，允許資源較為自由地流動。通常我們對“開放”的理解是對外開放，其實對內開放的重要性絲毫不亞於對外開放。取消國家計劃委員會，取消指令性計劃後，資源擺脫了行政部門的束縛，在市場價格信號的指導下，朝著最有效率的地方配置，從低效的農業流入高效的城鎮工商業，從低效的國有部門流入高效的民營企業。激勵機制和資源配置方式的改變帶來了總體經濟效率的提高，表現為GDP的高速增長（參考“兩個中國模式”一文）。
提高效率，做大蛋糕，社會的各個階層都從改革獲益，經商的發了財，農民進城找到工作，工人漲了工資，民眾改善了生活，共產黨鞏固了執政地位，改革是一場多贏的博弈。市場經濟發展到今天，不管我們在政治上和利益分配上有怎樣不同的觀點，如果說再退回到中央計畫，恐怕沒有人贊成，就像商鞅死後，如果說再回到舊的封建制，秦國也沒有人贊成，效率的提高使每一個人都感受到新制度的優越性。小平同志說：“發展是硬道理”，發展經濟才能人人受益，大家受益才能堅持市場化的方向，才不會開倒車，道理硬就硬在這裡。
鄧小平的改革也是思想觀念先行一步，從真理檢驗標準的討論開始，形成關於改革的社會共識。改革要觸動政府部門的利益，有阻力怎麼辦？成立獨立的國家體制改革委員會，擺脫部門利益的掣肘，直接向中央彙報；另一方面，依靠民間的創造突破計畫體制。
在改革的具體方法上，雖然也有自上而下的頂層設計，更多的是自下而上的制度創新，來自於基層實踐中的制度創新。大家都知道，中國的農村改革不是鄧小平設計的，而是小崗村的農民先幹出來的，再由黨中央給予充分肯定，變成全國的政策和法律。小崗村農民包產到戶實際上違反了當時的法律，中央沒有因為他們違法而打壓，因為可以發展農村經濟啊，看了一段時間，發現效果不錯，就發了中央一號檔予以推廣。直到1989年修改憲法的時候，才承認聯產責任承包制是社會主義生產方式的一種，才給予合法地位，距離小崗村農民的自發改革已經過去了十幾年。
城鎮的民營企業也不是鄧小平的設計，民營企業源于個體工商戶、集體和鄉鎮企業。年光久辦了個“傻子瓜子”公司，雇了幾十個人賣瓜子，縣政府說他走資本主義道路，把他抓起來，小平同志過問後才放了出來。中國的民營企業在很困難的環境中一步一步地走到了今天，幹出來的，沒有什麼頂層設計，頂層放開，下面自然有辦法。頂層要做的是尊重和發揮基層的創造力，及時調整政策和法律，實施推廣，鄧小平的偉大之處也正在這裡。
為什麼改革要強調基層創新？因為基層民眾貼近市場，他們的制度創新具有更高的可操作性和可持續性。第二，基層的創新是“激勵協調”的，他只做對自己有利的事，沒利的不做，包產到戶要是沒利的話，小崗村農民不會冒著被抓、甚至被殺的危險，私下分了生產隊的地。激勵協調的制度是自動執行的，用不著政府監督和管控。對比下面我們要講的王安石的變法，區別非常明顯。王安石精心設計了新政策，但沒有想到也不可能想到激勵的問題，特別是資訊不對稱情況下的激勵問題，結果他的政策在實踐中要麼無法執行，要麼事與願違，給民間的生產和生活增加了困擾。
我們講改革的策略不能單純強調頂層設計，應該是頂層放開，加上基層創新。由頂及時總結基層的經驗，把基層的經驗變成政策和法律在全國推廣，鄧小平的改革開放一直是這樣做的。在制度創新面前，回避意識形態的爭論，以實際的經濟效率為判斷依據，只要能夠發展社會生產力的就允許去試，不問姓資姓社，這是他改革成功非常重要的一條經驗。
5、宰相拗不過市場
下面我們來看失敗的變法，重點分析王安石，順帶也講講王莽。
王莽改制可以看成是國家社會主義的早期嘗試，和商鞅正好相反，他把已經實行了幾百年的土地私有制改回到國有制，模仿西周，更名天下土地為王田，對應“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王田不准買賣。王莽這樣做是為了抑制西漢末年愈演愈烈的土地兼併，大官僚、大地主良田千頃，小農無立錐之地，生活貧苦。中國歷代王朝之所以都站在小農的立場上，抑制豪強，並不是因為他們喜歡小農，或者接受了儒家宣揚的仁政，而是出於財政的考慮。皇權專制國家從官僚地主、豪門大戶那裡收不上稅來，權貴們有合法的減免賦稅的特權，非法逃稅的方法也很多，從瞞報到賄賂稅務官員。這樣一來，稅賦的大部分就由小農來承擔，小農要是大面積破產的話，朝廷的日子也不會好過，保護小農就是保護皇朝的稅源。王莽深知這一點，於是宣佈土地國有化，由政府重新分配，分配的不是土地所有權，而是使用權，一戶授田百畝，緩解土地兼併所造成的農戶破產，緩解貧富懸殊所帶來的社會矛盾。王莽的土地國有化政策沒有公信力，靠官僚打擊豪強，而豪強就是官僚自己，怎麼可能真打呢？
在工商業方面，王莽推行全面的國家經營，叫做“五均六筦”。所謂“五均”就是均物價，為此成立了官營的商業機構，統購統銷，按成本收購商品，按官價出售，防止市場價格過高。“六筦”就是政府壟斷經營，管鹽、管酒、管鐵、管山澤之貨、管銅鐵，前面那個鐵指的是鐵器、鐵制工具，後面的銅鐵指銅錢和鐵錢。因為缺銅，王莽發行過鐵錢，他的貨幣改革混亂不堪，但新朝所發行的銅鐵錢品質好，今天成了收藏界的珍品。
王莽所有的這些改革最後全都失敗，最根本的原因是豪門權貴的堅決反對，甚至不惜以宮廷政變和軍事暴動來制止他。王莽壓不住陣腳，乾脆自己當皇帝，儒家史官因此罵他是野心家。實際王莽有他的苦衷，猜測他篡奪帝位的一個動機是用皇帝的權威來推行新政。當然王莽的頂層設計問題太多，志大才疏，他的新政越搞越荒唐，最後自己也在貴族的暴動中丟了性命。
根據梁啟超的觀點，王安石變法也是搞國家社會主義，我認為梁啟超的定性比較準確，也許可以叫做國家社會主義的高級階段。王安石同樣用政府替代市場，相信他的新法可以做到“民不加賦而國用足”，政府增加財政收入，還不必加重老百姓的負擔，有人受益而無人受損，符合帕累托改進的原則。保守派的首領司馬光反駁他，說國家增收必將取之於民，而與民爭利不是儒家宣導的仁政。王安石堅信可以雙贏，國庫充實了就能強兵，扭轉北宋多年的積貧積弱局面。北宋開國之後，外患不斷，對北邊的遼國屢戰屢敗，只好花錢買和平。黨項人李元昊在西北建立西夏，人口不多，經濟遠不如北宋，居然也把宋軍打得焦頭爛額。
王安石的新法集中在經濟方面，青苗法、均輸法、市易法、募役法、農田水利法、方田均稅法等等，另外一些涉及政治和軍事制度，比如保甲法和置將法。這是一個憂國憂民，以天下為己任的士大夫，連他政治上的死對頭司馬光也承認他的用心良苦。王安石死後，司馬光在上書皇帝，說王一生為國，朝廷應追贈諡號，優禮撫恤。北宋新黨和舊黨之間，爭理不爭利，主要是觀念之爭，王安石有堅定的信念，兩次擔任宰相，不遺餘力地推行新政，又兩次因新法的問題而被罷官，但仍不改初衷，人稱“拗相公”。司馬光也沒有在扳倒王安石的過程中謀什麼個人利益，兩個人都沒有在宰相的位置上搞子女經商和腐敗尋租的事。
諸項新法中，青苗法的實質是官辦農業金融。王安石有基層工作經驗，他在浙江做縣令，看到小農的破產往往在青黃不接的時候，青苗長出來還沒有成熟，舊糧已經用完，上下兩季接不上，農民只好去借高利貸，富商囤積居奇，借機盤剝，利率高達100%到200%，農戶無力還債，典當土地以至於破產。王安石設想用官辦金融取代高利貸，以解農民的燃眉之急，真是個替貧下中農著想的好官。當然，保小農的終極目的還是為了保國家財政。政府在春播時發放貸款，官定利息20%，秋天收穫季節斂取本息。用今天的標準衡量，20%是高利貸了，但和100%的市場利率相比，農民得到很大的優惠。這個用心良苦的頂層設計為什麼在實踐中碰了壁呢？
政府房貸款，本金哪裡來？王安石瞄上了國家的糧食儲備。儲備糧本來是作為社會保障和社會救濟用的，遇到天災，糧食歉收，農民離家外出尋找生計或者乞討，變成流民，威脅社會穩定，所以歷代王朝都儲備糧食用于賑濟災民。王安石盤算，糧食存在倉庫裡平時也沒用，何不拿來當本錢放貸，既幫助了農民，政府還賺取了利息收入，這不是雙贏嗎？
動用國家的糧食儲備，當然不許虧本，官員在發放青苗錢時，一定要判斷農戶的信用，也就是欠債不還的風險，但官員根本就不知道怎麼去做。於是王安石下達更為具體的指令，讓官員下去清點農戶的財產，從富到貧分成幾級，用農戶的財產作為抵押來放貸，根據財產多寡決定信貸數量。聽起來又是一個完美的頂層設計方案，但在實踐中變了味道，富農賄賂官員，虛報資產，騙取官方的低息貸款，然後按市場利率轉貸給貧戶。貧農沒有什麼財產能做抵押，從政府那裡借不到錢，真有急需，只能從富裕農戶那裡借，而富戶一轉借利率就不是20%了。反對青苗法的大臣上書皇帝，說富戶轉貸或者擔保的貸款利率實際是80%到100%，和市場上高利貸沒差多少，農民沒受益，政府的利息收入也只有20%，倒是官員和富豪從轉貸中大賺了一把。
青苗法在執行中弊端叢生，推行不下去了，於是王安石派出41位朝廷大員分赴各省督導（各位聽著是不是耳熟？），強行攤派，搞得下面雞飛狗跳牆，朝廷上一片反對聲，鬧得皇帝不得不出面，下詔禁止強行貸款，堅持自願原則。然而自願的結果就是貸不起的仍然貸不起，能貸到的利率跟市場上的差不多，最後獲利的還是經辦官員和豪門大戶。連盛讚王安石的梁啟超在八百年後也承認，政府辦不了金融，金融只能靠民間來辦。
“市易法”用官辦的批發、零售網路替代市場，由官員到豐收地區低價購買糧食，運到歉收地區，增加那裡的供應，平抑糧價。但像青苗法一樣，市易法也面臨難以克服的資訊問題，官員並不知道哪裡豐收，哪裡歉收，他們依靠商人提供資訊，或者委託甚至雇用商人經辦，結果又是官商勾結，從中牟利。為什麼官員不能學學商人，四出調查研究，瞭解各地糧食供應和需求的情況呢？因為官員沒有足夠的激勵。商人積極尋找供需缺口，倒買倒賣，賺錢歸自己，官員這麼做得不到任何好處，誰願意吃這個苦、受這個累啊？王安石設計的所有新法都繞不過資訊和激勵這兩個問題，青苗法和市易法也都栽在這上面。
官員和宰相的激勵不一致，宰相要安邦定國，名垂青史；官員只想升官發財，封妻蔭子。皇帝、宰相變法的目的是抑制豪強，而豪強正是大小官員，他們怎麼可能擁護和推行新法呢？宋神宗發現了這個問題，說為什麼士大夫都反對變法，而不問新法對百姓有什麼好處呢？守舊派大臣文彥博反問：皇上您和士大夫共治天下還是和百姓共治天下？話說得很直白，你到底應該以誰為重。變法傷害官員的利益，依靠官僚體系推動改革，本身就是個悖論，他們不會有積極性。
依靠官僚體系變法，失敗的第二個原因是資訊不對稱。若想執行王安石的國家社會主義新法，要求負責具體事務的官員掌握足夠的資訊，青苗法需要每個農戶的生產和財務資訊，市易法需要各個地區、各種物品的生產和消費資訊，現代的行政官僚體系都做不到，別說技術落後的古代了。更糟糕的是，官僚體系還制度性地扭曲資訊，阻塞資訊的傳遞，下情不能如實上達。面對眾人攻擊青苗法，宋神宗的頭腦還比較清醒，認為這些人有自己的政治目的，不予理睬。但當退休宰相韓琦上書時，宋神宗高度重視，韓琦已經退休了，他說青苗法的壞話應該沒有政治或利益動機。神宗於是派了兩個心腹太監下去調查清楚，這兩位接受任務後就琢磨開了，深知皇帝信任王安石，正銳意變法，“拗相公”宰相對不同政見者的打擊也毫不留情，如果說青苗法不好，像彭德懷寫萬言書，會有什麼後果？兩個太監思前想後，回來寫了一個報告，聲稱青苗法深得人心，百姓大悅。宋神宗一看，堅定了推行青苗法的決心，實際上是被揣摩上意的太監誤導了。你不能說太監滑頭，他們是理性的，如實稟報恐怕沒有好果子吃，寧可犯欺君之罪，也不給皇上真實資訊。非理性的是制度，非理性制度下的理性行為看上去就顯得荒唐。這樣的事在中國歷史上一而再，再而三地發生，上一世紀“大躍進”時期，下面謊報畝產萬斤，出身農民家庭的毛澤東居然相信了。
依靠官僚體系變法，不能成功第三個原因是缺少新的社會共識。更改祖宗之法，必然觸及祖宗樹立的正統意識形態，動搖原有社會共識的基礎。除了顯示新法的實際效果，變法者很難證明其政策的正確性，很難獲得社會的廣泛認同和擁護，而由於上面所講的資訊和激勵的問題，新法又不能收到預期的效果，不能發展經濟，做大蛋糕，而只是利益的重新分配，把豪富利益的一部分轉移給小農，把高利貸和商業利潤轉移到政府手中。有人受益但也有人受損，搞不好是有人受損而無人受益，變法就不可避免地轉化為政治鬥爭，沒有民間的支持，變法成功的可能性就微乎其微了。
講到這裡，我們對比商鞅和王安石做一個小結。這兩個改革家在人品、能力和權威上沒有實質性區別，變法的性質則截然不同，商鞅變法是突破式的，而王安石變法是修補式的。王安石變法完全依靠官僚體系，商鞅依靠平民和農民，鄧小平依靠農民、城鎮居民和企業家。王安石變法是純粹的頂層設計，商鞅和鄧小平的改革則是頂層放開加上基層創新。王安石變法的實質是官僚、商人、高利貸者、農民之間的利益重新分配；而商鞅和鄧小平的改革增加了產出，提高了效率，大體做到了有人受益而無人受損，得到社會各個階層的支持，變法成功，新制度得以存續下去。
(本文完結)
來源：許小年教授公號東君天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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