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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9/23
編者按70年滄桑巨變，中國崛起令世界矚目，中國奇跡令世界驚歎。值此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70周年慶典來臨之際，《參考消息》特別策劃“世界縱論新中國70年”專題報導，邀請外國政要、政黨領袖、海外專家與中國學者縱論中國發展成就、解讀中國成功經驗、暢談中國未來願景，向讀者展現一幅世界眼中的中國壯麗畫卷。以下為本專題推出的北京大學新結構經濟學研究院院長林毅夫撰寫的文章。
■中國在改革開放後，利用“後來者優勢”實現經濟飛速發展。
■中國的改革開放是按照實事求是的老人老辦法、新人新辦法，促使經濟不斷發展，人民生活不斷改善，經濟並沒有崩潰。
■發達國家占世界經濟比重逾50%，這50%沒有復蘇，造成國際貿易增長緩慢，也成為中國經濟放緩的主因。
今年是新中國成立70周年。在這裡我想分析一下，改革開放後中國的經濟增速為什麼快，為什麼每隔幾年中國經濟即將崩潰的論調就來一次，中國經濟的發展潛力如何？
“後來者優勢”助推經濟起飛
從一名研究經濟發展的學者角度來看，經濟增長的表像是人均收入水準不斷提高。人均收入水準增加有賴於勞動生產率水準的提升，後者主要依靠兩個機制：一是現有的產業技術不斷創新，每一個勞動者可以生產出越來越多、品質越來越好的產品。二是產業升級，新的高附加值產業不斷湧現，可以把資源、資本、勞動從附加值低的產業配置到附加值高的產業。
一個發展中國家如果懂得利用現在收入水準低，技術和產業與發達國家有差距，以引進消化吸收作為技術創新和產業升級的來源，在技術創新、產業升級上有可能比發達國家成本更低、風險更小，這在經濟學上稱為“後來者優勢”。一個發展中國家如果懂得利用這個優勢，就有可能比發達國家發展得更快。
“後來者優勢”在工業革命以後就存在，不過，改革開放前中國試圖在農業經濟基礎上建立起完整、先進的現代化工業體系，這為中國的國防安全和現代化打下了堅實的基礎，但是，也因此放棄了“後來者優勢”來加速經濟增長的可能，直到改革開放後才改變戰略，發展符合比較優勢的勞動力密集型產業，使利用“後來者優勢”成為可能。
老人老辦法新人新辦法
既然中國改革開放以後發展飛速，而且是唯一沒有發生系統性金融經濟危機的國家，為何“中國崩潰論”每隔幾年就來一次？
1978年中國推行改革開放後，其他蘇聯東歐的社會主義國家以及拉丁美洲、南亞、非洲的非社會主義發展中國家也都從政府主導的經濟向市場經濟轉型。當時國際上的主流觀點認為那些發展中國家經濟發展不好是政府對市場有過多干預，造成資源錯誤配置和腐敗盛行。因此應該取消各種政府干預，建立像發達國家那樣完善的市場經濟體系，這也就是著名的“華盛頓共識”。當時認為必須把這種市場制度以“休克療法”一次落實到位轉型才會成功。
但中國的改革開放推行的並不是這套理論，中國當時是按照實事求是的老人老辦法、新人新辦法。對原來大型國有企業繼續提供保護補貼；對符合比較優勢的新的勞動密集產業，放開准入，政府還積極因勢利導，形成了計畫體制跟市場體制在經濟當中並存的現象。
當時的國際社會普遍認為這是最糟糕的制度安排，可中國在實行改革開放後經濟不斷發展，人民生活不斷改善，經濟並沒有崩潰。而那些按照“華盛頓共識”去踐行休克療法的國家，有些出現經濟崩潰、停滯，危機不斷。它們在上世紀80年代、90年代轉型時期的經濟增長速度，比60年代、70年代政府主導的計劃經濟或是進口替代戰略時期還要慢，危機發生的頻率還高。
中國在轉型中的確存在一些問題，但同樣的問題推行休克療法的國家也都有，且比中國還嚴重。主要原因是它們忽視了政府干預的目的。第一，計劃經濟建立起來資本密集的大規模產業，企業自生能力較弱，取消保護補貼就會造成大量失業，必然導致社會不穩定；第二，一些與國防安全相關的產業不能讓它倒閉，因為沒有這些產業就沒有國防安全。上世紀90年代，我就國有企業保護補貼的問題與國內外許多經濟學家有過爭論，我提出給保護補貼其實不是因為國有，是因為它所在的產業是國家的需要，是國家戰略的需要。這些企業有戰略性政策性負擔，就會有戰略性政策性虧損，有了虧損當然國家該負責，這是給國有補貼的主要原因。私有化以後不能讓這些企業倒閉，倒閉以後就跟烏克蘭一樣，喪失了國防實力。
中國經濟不能說沒有問題，但能夠取得穩定和快速發展，是因為採取老人老辦法、新人新辦法。經濟穩定且快速增長，資本積累，比較優勢改變，原來違反比較優勢需要保護補貼的資本密集產業變成符合比較優勢，企業有了自生能力，為取消原來對國有企業保護補貼創造必要條件。比如裝備製造業，在上世紀80年代不管是機床還是工程機械，不給保護補貼活不了，可是今天，中國的工程機械不管是私營的三一重工，還是國營的中聯重科、徐工，在國際上均可以跟德國的西門子、美國的卡特彼勒競爭。原來給保護補貼是雪中送炭，現在給保護補貼就變成錦上添花。
▲三一重工集團總部
從企業的角度來看，多給我保護補貼當然好，但從國家的角度和全社會的角度來看，給保護補貼就會有尋租腐敗，就會有收益分配的差距，在這種情況下就應讓市場在資源配置上起決定性作用，然後政府發揮好作用，建立一個完善的市場經濟體系。
經濟下行壓力主要來自外部
中國經濟目前下行壓力較大，國外很多人認為是中國的體制機制造成的，是回歸到所謂的常態經濟增長。這一點是有爭論的。對中國未來的發展，一方面要認清中國的增長潛力到底有多大，究竟是否如某些國外學者所言，每個國家發展的潛力就是3%～3.5%之間；另一方面就要回答為什麼從2010年以後中國的經濟增長速度開始下滑，出現過去不曾有過的樣子。
要回答中國經濟增長潛力有多大，必須看中國跟發達國家的技術產業平均差距所代表的“後來者優勢”還有多大。一個最好的衡量指標就是人均國內生產總值（GDP）的差距。人均GDP代表平均勞動力生產水準，代表技術的平均水準跟產業附加值的平均水準。
按照購買力平價計算，2008年中國的人均GDP是美國的21%，這相當於日本在1951年跟美國的差距水準，新加坡在1967年跟美國的差距水準，韓國1977年跟美國的差距水準。這些東亞經濟體利用跟美國這些技術產業差距，實現了20年8%～9%的增長。它們利用“後來者優勢”實現了長時間的高速增長，代表中國也有可能。就像一個樹木能長多高，是基因決定的。既然2008年中國的人均GDP是美國的21%，同樣利用這個21%所代表的“後來者優勢”，那麼中國從2008年開始，應該有20年8%的增長潛力。為什麼說是潛力？這是從技術創新和產業升級的供給側角度來看的發展可能。
那為什麼中國從2010年以後經濟出現下滑呢？對中國的情況，國內國外有爭論。主流看法是各種弊端造成的，比如中國國有企業在經濟當中所占的比重太多，效率低，所以經濟增長速度慢。另一種看法是中國儲蓄率太高，消費不足。第三種看法是說中國人口老齡化，勞動力越來越少，造成經濟增長速度下滑。
我認為，這些問題的確存在，但都不是中國經濟增長速度下滑的主要原因。因為俄羅斯、印度、巴西和其他新興市場經濟國家如土耳其、印尼等，它們都在2010年以後出現經濟增長速度下滑，而且多是在同一年開始，下滑的幅度都比中國大，但是中國存在的問題它們都沒有。比如俄羅斯全部私有化了，巴西、土耳其、印尼幾乎沒有國有企業。這些國家均是儲蓄率不高、消費力非常強的國家，它們的經濟增長速度為什麼也下滑了？這些國家人口普遍沒有老齡化，像印度、印尼、巴西人口都還年輕，為什麼下滑的幅度還比中國大？
我認為，共同的外部性原因和共同的週期性原因造成中國經濟增長下滑。外部性原因是發達國家從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爆發以後到現在，經濟還未完全復蘇。按照常規，發達國家在金融危機後增長速度應該有一兩年在5%～6%，美國到現在都沒有。多項預測美國今年增長率僅2.5%，明年進一步下滑至2%。歐洲國家從金融危機起至今都在2%上下，沒有恢復到3%～3.5%。日本是從1991年泡沫經濟破滅後至今一直在1%上下。到目前為止，發達國家占世界經濟比重超過50%，這50%沒有復蘇，消費增長緩慢，需求增長遲緩，其結果就是整個國際貿易增長慢。
這種出口減少、投資增長放緩影響的不只是中國，所有發展中國家都受此影響，而且像韓國、新加坡等出口較多的發達經濟體，同樣在這段時間裡出現經濟增長下滑，而且下滑的幅度都比中國大。所以說造成這段時間經濟增長速度下滑的主要原因是外部性、週期性的。
靠內需進一步釋放經濟潛力
至於中國未來的經濟增長，我認為，到2030年增長潛力應該有8%。這個潛力能夠發揮多少，潛力來自供給側，能實現多少則要看需求側。需求側由出口、投資、消費共同決定。
從外部需求來看，發達國家很可能會陷入長期的經濟增長疲軟期。這些發達國家爆發金融危機後都是靠寬鬆的貨幣政策來刺激經濟，沒有進行必要的結構性改革，難以恢復到3%-3.5%的常規增長，消費會受到抑制，導致進口減少，壓低國際貿易和中國的出口增長。
出口增長慢，經濟增長只能靠內需。內需來自兩方面，一是投資，一是消費。國內有爭論，過去說投資增長不可持續，要改成消費增長。我個人不同意這種看法，消費很重要，但消費增長的前提是收入水準的提高，收入水準不斷提高靠的是勞動生產率水準不斷提高，勞動生產率不斷提高靠的是技術不斷創新、產業不斷升級。這都需要投資，所以問題不是投資拉動還是消費拉動，而是中國有沒有好的投資機會，如果有好的投資機會，應該投資，提高勞動生產率水準，收入提高了消費自然會增長。
我認為現在中國有很多好的投資機會。中國目前還是中等收入國家，固然有不少過剩的產業，但中國每年進口近2萬億美元高附加值的產品，說明中國產業升級的空間非常大，這就是投資的機會。其次是基礎設施。與其他發展中國家比中國的基礎設施很不錯，但城市內部的基礎設施還是嚴重不足，像地鐵、地下管網，所以城市內部的基礎設施還有很多投資機會。第三是環保。中國經濟發展非常快，環境污染很嚴重，環保亟需加大投資。第四是城鎮化。中國現在的城鎮化大概是60%，離發達國家80%的平均水準還存在距離，所以中國的城鎮化還在繼續，農民進城就需要住房，需要配套公共基礎設施，這些都是投資機會。
中國利用好的投資機會和投資資金，維持一個正常的投資增長率，就會創造就業，實現收入增長，進而實現社會經濟增長。因此，我認為到2030年之前，在外需不足的情況下，靠內需實現6%的增長應該問題不大。
▲北京大學新結構經濟學研究院院長林毅夫（姚大偉 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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