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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11/2
“北京論壇（2019）”開幕式現場（圖片來源：主辦方現場照片圖庫）
導語：國際關係格局正處於百年未有之大變局之中，不確定性正在大幅提升，中國之崛起是這一大變局的核心因素，而特朗普領導的美國則處於大變局漩渦之中央，這兩者均為全世界之共識。去年1月，太和智庫高級研究員鄭若麟先生在智庫公眾號發表《未來五年中國面臨的外部衝突》一文，提出在未來五年，中國面臨的主要外部衝突將源自美國，“中美之間，更為廣泛意義上的中國與以美國為首的西方之間的衝突早晚都會發生，只是我們不知道它將是按照中國的模式（即共商共建共用），還是按照美國的模式（即激烈對抗）發生。”文章發表於特朗普總統“成功地”訪問中國後不久，當時，輿論界甚至包括部分專家、學者都認為中美關係進入了一個“相對穩定的歷史階段”，文章發表後即引發了一些不同意見。
不幸的是，“相對穩定的歷史階段”僅僅維持了兩個月，中美貿易戰隨即打響。中美之間在臺灣、香港、南海、新疆等多個領域也是衝突不斷。中美關係是否出現了實質性演變？這一演變過程又會對世界正處於的“大變局”帶來什麼影響？鄭若麟先生在“北京論壇（2019）”上發表主旨演講，再論當今世界四大力量板塊與三大衝突。
（圖片來源：pixabay）
編輯筆記
當下的中國並不追求挑戰美國的霸權，也沒有挑戰美國世界第一位置的政治願望，中國奉行的是與西方完全不同的邏輯和價值取向，追求的是一個沒有霸權的世界，主張共同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中國希望美國接受自己快速崛起的現實，在平等和相互尊重的基礎上，協調合作，共同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
目前，對世界大變局未來之走向大致有三大類觀點：第一種認為“修昔底德陷阱”正在形成，中美兩國為“爭霸”角逐將成為未來五至十年最主要的衝突。執這種觀點的專家們認為“修昔底德陷阱”是人類歷史演進的必然產物。
第二種觀點則認為未來將會“重返昔日”，再次形成一種新型的冷戰格局。所謂新型冷戰，是指未來世界不僅會繼續以意識形態劃界，還將摻入以“文明”、甚至“人種”劃界的極端因素。西方持類似觀點者大有人在。2019年8月被逐出白宮的美國國務院政策規劃事務主任基倫·斯金納（Kiron K. Skinner）在4月就宣稱，美國（西方）與中國之間的衝突不同於美國（西方）與蘇聯之間的衝突，“這是我們第一次面臨一個非白種人的強大競爭對手”。她進一步解釋說，“這是與一種完全不同的文明和不同意識形態之間的鬥爭，美國以前從未經歷過。”斯金納認為中國的挑戰是“獨特的”，因為當前中國的制度不是西方哲學和歷史的產物。“（美國）與原蘇聯的競爭在某種程度上，是西方家庭內部的爭鬥。這是我們第一次面臨一個非白種人的強大競爭對手。”這種觀點儘管在美國等西方國家也屬於“政治不正確”的範疇，但實際上在西方民間甚至學術界卻得到暗暗的回應。斯金納的言論在西方有一定的代表性，持類似觀點者自然會認為未來的世界肯定要經歷一場“東西方文明衝突”。
第三種觀點主要來自於歐洲，認為全球化會讓世界正進入一個“危機和令人束手無策”（語出世界貿易組織前總幹事巴斯卡·拉米Pascal Lamy）的時代。全球化的失敗，導致各國競爭趨於激化，世界因此正在進入混亂、多重矛盾並起且難以找到出路的悲觀境地。歐洲出現這種觀點是可以理解的。一方面歐盟建設本身進入分裂狀態，英國的脫歐和歐盟內部的各種問題，正使歐洲各國當權者焦頭爛額。另一方面美國選出特朗普擔任總統，公開宣稱歐洲是“敵人（foe）[1]”，導致歐洲無所適從，不知道是應該對美國說“不”還是說“是”。在歐洲很多人心目中，特朗普發動對中國的貿易戰，他們打心底裡非常贊同。歐洲顯然也將中國視為威脅歐洲未來利益的根源之一，甚至是主要根源，但他們卻不明白特朗普為什麼要對歐洲貿易開火。他們更不明白，特朗普實質上已經把歐洲視為隱身幕後反對美國的跨國金融資本的大本營。多數歐洲人不瞭解，西方本身已經分裂成產業資本和金融資本兩大力量板塊，產業資本以國為界，反對全球化，而金融資本則早已實現跨國聯手，形成支持全球化的跨國金融資本力量板塊。
這三大類觀點的一個共同之處，就是都把中國視為西方的潛在或現實的戰略對手，並把中國置於矛盾的核心地位。這一觀點也影響了很多中國學者。曾經一度因特朗普于2017年底成功對華進行國事訪問而沉浸在“中美友好”幻想之中的部分學者，被緊接著突如其來並持續至今的中美貿易戰猛擊一掌，又走向了另一個極端，將中美矛盾視為未來最主要的衝突，不斷聲稱“修昔底德陷阱”將導致中美必有一戰。
雖然中美之間的衝突不可避免，但這裡提出另外一個觀點，即在全球化背景下，當今世界正在形成四大力量板塊和三大衝突，其中當然包括中美之間的衝突。中美衝突不一定是未來五至十年世界最主要的衝突。目前對全球形勢的發展存在另外一種看法，即未來世界的衝突點將不再是意識形態、不再是價值觀、也不再是國家利益的摩擦，而是會更集中在全球化上。“支持”還是“反對”全球化，將成為未來五至十年世界大變局的一個最根本的核心要素。
圍繞著“支持”還是“反對”全球化，目前世界正在形成的四大力量板塊，一是西方內部的民族產業資本（以特朗普為代表），二是隱身幕後的跨國金融資本，三是伊斯蘭世界，四是崛起中的中國（以及目前與中國形成某種意義上的統一戰線的俄羅斯）。
儘管當今世界似乎“亂”成一團，但如果我們以全球化為核心要素來對其進行分析，可以清晰地看到這四大力量板塊之間的矛盾和衝突究竟何在，進而更加清晰地看到今後世界五至十年的未來走向。
伊斯蘭世界僅構成“問題”
伊斯蘭世界作為一種以宗教為核心凝聚力的力量板塊，目前幾乎在全球都處於摩擦和戰爭狀態。用美國學者亨廷頓的說法，世界存在著一條“伊斯蘭衝突線”。但事實上伊斯蘭勢力並沒有終止於國界，而是已經深深地滲透到世界各國（包括中國）內部，特別是歐洲一些國家。伊斯蘭勢力是否會以及在何種背景下會趨於極端化，是一個世界性課題。就在10月3日，法國一名剛剛皈依伊斯蘭教的員警，公然殺死了四名員警同事。此事從一個側面非常深刻地反映了伊斯蘭力量板塊對全球非伊斯蘭世界所形成的威脅。
應該看到，伊斯蘭本身工業化、現代化和世俗化的失敗是其走向極端化的內部原因之一，但西方的蓄意挑釁和暗中扶持還有與以色列的長期矛盾肯定也是不可忽略的外部因素。以色列目前是全球猶太民族的唯一穩定、可靠的棲身地，但是卻被伊斯蘭世界團團包圍。因此，以色列期望將周邊在軍事上有可能對其構成生存威脅的伊斯蘭—阿拉伯國家都解體成沒有危險性的小國。從這個角度來觀察和分析伊朗目前面臨的危機，就可以一目了然地理解其衝突的根源。在考慮伊朗的危機時，我們也絕不能忘記美國與以色列和猶太民族的非常特殊的關係。由此可見，伊斯蘭世界與非伊斯蘭世界之間的衝突原因多樣，錯綜複雜。
唯一可以肯定的是，伊斯蘭作為一股強大的力量板塊，正在與非伊斯蘭世界，特別是與基督教的西方和猶太教的以色列產生巨大摩擦。
在全球化問題上，伊斯蘭力量板塊更為主要和直接的對手顯然是信仰基督教的西方和信奉猶太教的以色列。兩者源於宗教的衝突，已經延綿千年。冷戰期間的意識形態鬥爭曾一度掩蓋了這一衝突，冷戰結束後矛盾便不可避免地凸顯出來。儘管今天伊斯蘭力量板塊與西方深受猶太教和基督教影響的兩大力量板塊（即西方產業資本和西方跨國金融資本）無論是在政治實力還是在軍事實力上都無法同日而語，但伊斯蘭力量板塊擁有四大優勢：一是石油資源；二是極強的生育能力，人口增長強勁；三是宗教信仰非常堅定，對外處於攻勢狀態；四是伊斯蘭教已經滲透到西方世界的內部，正在與西方白種人展開一場“生育競爭”，以求在“選民人數”上壓倒白種人。
以法國為例：美國皮尤研究中心（Pew Research Center）統計[2]顯示，信仰伊斯蘭教的法國人在2016年時占法國總人口8.8%（2011年時為7.5%）。以此增長速度推算，到2050年法國穆斯林將占法國總人口的12.7%至18%，即860萬至1320萬左右。整個歐洲穆斯林人口也大致處於類似的比例。同時，在移民歐洲的群體中，穆斯林的增長速度也在加快。從2010年至2016年歐洲接受的外來移民中，53%是穆斯林人口。皮尤研究中心認為，如果歐洲不改變其移民和難民政策，到2050年歐洲的穆斯林人口將超過14%[3]。屆時在歐洲內部的伊斯蘭力量與非伊斯蘭力量的衝突將會產生什麼樣的後果，我們今天還真是難以預測。而這樣一個比例的選民會對法國以及其他歐洲國家的選舉和政治產生什麼樣的影響，我們目前也還難以預料。唯一可以肯定的是，伊斯蘭意識形態將會在歐洲國家內部急劇上升。目前我們已經可以看到的是，歐洲內部伊斯蘭勢力正在膨脹；土耳其正在試圖恢復昔日奧斯曼帝國的舊夢，將伊斯蘭世界凝聚在其周圍；伊朗也在俄羅斯的支持下試圖建立起中東對抗以色列的一條“馬其諾防線”。
由於伊斯蘭力量板塊總體上仍處於某種“碎片化”狀態，從全球化的角度來審視，伊斯蘭力量板塊尚屬於一種“局部化”力量，無法對世界的歷史進程產生決定性的影響。因此，伊斯蘭世界僅僅是一個“問題”存在，在可預見的未來不會主導歷史的發展方向。
中國的崛起並不構成對西方的主要挑戰
另一大力量板塊則是正在崛起的中國。中國無論是從文明還是從意識形態的角度看，與伊斯蘭和西方世界都不同。中國近年來迅猛發展，用短短七十年時間完成了幾乎整個工業化過程，迅速成為世界上重要的政治、經濟、軍事、貿易、科技大國和世界頭號製造業大國。從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迄今，我們甚至可以追溯至1840年第一次鴉片戰爭以來，中國還是第一次扮演一個至關重要的全球性作用的角色。
與伊斯蘭幾乎同全球非伊斯蘭都處於“衝突狀態”恰恰相反，中國主觀上不願意與任何國家為敵。然而，中國長期奉行合作共贏的和平外交政策，並沒消除外界的憂慮。因為中國體量實在太大，又處於迅猛崛起之中，其實力難免導致其他力量板塊，特別是會讓在衰弱中的力量板塊憂心忡忡。
儘管中國屬於“支援全球化”陣營中的一員，但中國卻並不想與世界上不支持全球化的國家，乃至任何一個國家和國家集團發生任何衝突。中國最希望實現的是“合作共贏”，中國追求的是全人類共同努力，攜手共建人類命運共同體。
中國目前正在與特朗普總統領導的美國進行一場曠日持久的人類歷史上規模最大的貿易摩擦。也就是說，中國與西方內部兩大力量板塊之一的美國產業資本正處於“交戰”之中。這場“交戰”的性質還有待觀察。我們從中既可以看到“修昔底德陷阱”的影子，也可以嗅到某種意義上的“新冷戰”的味道。但是，與美國產業資本的摩擦是不是我們未來數十年內最主要的衝突呢？這才是本文正在探討的核心問題。
（圖片來源：sputniknews）
西方內部的“百年變局”
西方內部的兩大力量板塊實際上也在經歷百年未有之大變局。它們過去曾經主導歷史的進程，而今天依然有可能改變歷史的發展方向。過去它們主要是攜手並進，今天它們卻因利益衝突而截然對立。美國產業資本力量板塊與跨國金融資本力量板塊正處於尖銳對立、衝突狀態之中。
中外學術界在談論百年未有之大變局時，經常都將注意力集中在崛起中的中國身上，因為中國崛起是世界百年未有之大變局的首要因素已經成為共識。但相對而言較易被學術界所忽略的，則是西方內部實際上也正在發生百年未有之大變局，它正在成為世界百年未有之大變局的次要因素。我們在研究、探尋我國未來五至十年的外交政策時，如果忽視這一次要因素，必然導致做出錯誤判斷、錯誤決策。
西方內部的“大變局”主要指的是主導西方的兩大資本，即民族產業資本和跨國金融資本，正在產生嚴重的利益分裂，進而導致西方國家內部的政治格局出現空前的危機。其分裂的核心就在於是支持還是反對全球化。最近，法國總統馬克龍在年度駐外使節會議上道出了一句箴言。他說：“我們無疑正在經歷西方霸權走向終結的時代[4]。”而這一西方霸權時代，恰恰由西方、特別是美國的產業資本和金融資本的絕對統治地位為標誌。
美國產業和金融兩大資本從十九世紀末就已經形成相當強大的力量。而到1913年12月23日，當美國金融資本通過多年的努力，終於在美國國會通過了《聯邦儲備法》（Federal Reserve Act）之後，美國金融資本開始了從原先服務於產業資本的地位，朝著主導和控制產業資本的方向演變。也就是說，從一百多年前開始，美國產業資本與金融資本便已經形成了西方內部的兩大利益並不始終一致的力量板塊。而其中美國金融資本力量板塊原來就是從歐洲大陸發展過來的，因而很快就超越了美國國界而成為一支跨國力量。跨國金融資本力量板塊當時以倫敦金融城和紐約華爾街為標誌。而產業資本則具有明顯的民族資本特性。因而，在全球問題上，這兩大力量板塊時而攜手，時而衝突，一直在主導世界格局的動向。
應該特別強調的一點是，一百多年來西方的這兩大資本力量板塊的爭鬥在全球歷史上始終沒有平息過。更多時候這兩大力量板塊處於利益共同一致的狀態之下。特別是大規模戰爭一旦爆發，軍工產業和金融資本就會立即成為不可或缺的支柱。從第一次到第二次世界大戰，美國產業資本和金融資本雙雙成為大贏家。儘管在此期間，產業資本與金融資本也曾經發生過一些衝突和矛盾，比如美國就發生過產業資本巨頭福特汽車集團公司的創始人亨利·福特與華爾街的衝突，但在二戰之後兩大資本聯手構建了新一輪的全球化。以美國軍事實力為後盾，以美國製造業（即產業資本）為基礎，以金融投資和美元霸權（即金融資本）為手段，以聯合國、貨幣基金組織和世界銀行等為工具，美國主導建立了一輪人類歷史上規模最大的全球化格局。美國兩大力量板塊均在這一輪新的全球化中賺得盆滿缽滿。
一直到上個世紀八十年代，隨著中國開始實施改革開放政策，美國主導的這一輪全球化達到了歷史巔峰。當時美國產業資本與跨國金融資本兩大力量板塊從某種意義上來說，正在對世界發動一場“經濟殖民”，通過對發展中國家的大量投資和轉移低端產業，使發展中國家成為美國和西方的生產基地和商品傾銷地。美國產業資本和跨國金融資本由於其帶來的技術大幅領先於世界絕大多數國家而名利雙收，在攝取高額利潤的同時，還獲得了“被殖民者”的由衷歡迎。兩大資本攜手構建了一個金字塔，跨國金融資本和美國產業資本處於塔尖位置，其他國家和地區如歐洲、日本等則依次根據其在國際經濟體制中的地位而處於金字塔的上下位置，而中國和其他廣大發展中國家則主要集中在金字塔的最底層。
然而僅僅二、三十年功夫，中國的崛起卻迅猛地改變了世界的金字塔結構，進而導致處於塔頂的西方兩大資本力量板塊因利益衝突開始分道揚鑣。顯然，導致西方內部兩大資本力量發生利益分野的關鍵因素，不是傳統意義上的階級鬥爭，不是國家之間的權勢之爭，也不是共產主義和資本主義的意識形態之爭，恰恰是對他們主導的新一輪全球化之爭。這一爭議的起因和焦點就是中國的崛起。
世界貿易組織前總幹事巴斯卡·拉米（Pascal Lamy）新近出版的著作《世界往何處去？》，把新一輪全球化劃分為三個階段：1985年開始“幸福的全球化”，2001年開始演變成“痛苦的全球化”，2014到2015年間最終進入“危機和束手無策的全球化”。西方產業資本和跨國金融資本的利益從一致逐步走向分道揚鑣。
在“幸福的全球化”階段，西方產業資本與金融資本一道，對全球特別是對正在開放中的中國進行全面的經濟擴張，贏取了巨額利潤。西方當時曾一度以為，中國會像印度一樣，永遠成為西方廉價勞動力的供應基地和消費品輸出市場。如果是那樣的話，全球化將會永遠持續下去。這是一幕西方預設的場景：西方控制著金融和科技，用很小的代價便可贏得最豐厚的利潤；中國等發展中國家則為西方辛辛苦苦地打工，以艱苦的勞動製造出精美的產品，而且只領取微薄的報酬；而其他發展中國家則提供資源和能源。
令西方和美國沒有想到的是，中國卻在短短十幾年裡，快速成長為西方在全球市場上最有力的競爭者。西方因此自認為在本世紀初進入了“痛苦的全球化”階段。中國商品大量出口，導致西方國家內部的製造業出現衰退。更令西方始料未及的是，就在2009年西方爆發金融危機前後，中國很快擺脫中低端製造業的依賴，開始進軍高端製造業，成為西方產業資本更直接、更強有力的競爭者。巴斯卡·拉米據此判斷，此後幾年也就是從2014年至2015年間，世界進入“危機和束手無策的全球化”階段。
此時，美國開始認識到，中國正在全方位對美國霸權地位、特別是對美國產業資本霸權地位構成挑戰。中國生產的物美價廉的商品不僅徹底地打敗了西方的中低端產品，而且正在挑戰美國中高端產品領域的霸權地位，使美國產業資本處於破產、倒閉的痛苦境地，造成美國大量的失業現象出現。更令美國難以接受的是，中國不僅在中高端產業領域已經打破美國長期佔據的絕對領先地位，而且在全球與美國中高端產業領域展開了激烈的競爭。顯然，從美國產業資本的視角看，全球化已經走向其利益的對立面。美國產業資本在全球化態勢下，已經難以應對來自中國的全方位競爭，於是，連同處於同樣境地的其他西方國家的產業資本，開始逐漸轉向反對全球化，並對政治生態產生深遠影響。在美國，產業資本轉向反對全球化，正是特朗普當選總統背後的一個深層次原因。
以特朗普當選為標誌，西方內部正在重新形成兩大力量板塊，一方是以金融資本為核心的金融、石油、醫藥、糧油等跨國國際財團，另一方是以軍工、航太航空、汽車、房地產等實業資本為核心的民族財團。這兩大力量板塊在當今世界最為重大的一系列問題上，都處於利益尖銳對立狀態。就在美國產業資本開始轉向全面反對全球化的同時，跨國金融資本則繼續在全球化中獲利。這就形成了美國和西方的產業資本反對全球化，而跨國的金融資本繼續支持全球化的格局。兩者利益分野，形成新的衝突源。金融跨國財團因為需要資本在全球自由流通，需要廉價勞動力，所以支援全球化，支持打破國界的限制，支持移民，也支持歐盟一體化，反對俄羅斯。而實業資本民族財團因為利益關切不同，在這些領域幾乎都與金融跨國財團持相反的立場。對全球化的態度，成為西方發達國家內部兩大力量板塊對峙的交匯點。
由於2008年波及全球的金融危機，以及隨之而來的經濟危機而造成的西方發達國家內部經濟增長停滯不前、失業率大增，金融等跨國財團在西方輿論中聲名狼藉，類似“佔領華爾街”“憤怒者運動”“黑夜站立”等反金融財團的社會運動在西方國家內部風起雲湧。特朗普正是代表美國產業資本，特別是軍工與房地產資本的利益，打著反全球化的旗號，與金融財團及其擁有和控制的美國和其他西方媒體進行了一場激烈的競選，在底層白種基督教民眾的廣泛支持下最終勝出。
(續待)
鄭若麟|太和智庫高級研究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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