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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11/18
在殖民地民族解放運動初期，由於英國不想放棄自己的殖民地，故採取高壓手段，導致與殖民地人民的對立，最終在殖民地解放運動中徹底喪失了自己的利益，被迫交出了政權。比如印度、緬甸的獨立。而進入二十世紀六十年代，英國政治家意識到大英帝國的瓦解不可避免，就以退為進，通過主動撤退來最大限度地保證英國人的利益，尤其是其經濟利益。這就使“非殖民化”包含兩個相互對立的過程。表面上宗主國採取民主化進程逐步放棄直接行使殖民統治權，但另一方面將自己培養起來的政治精英推向領導地位，從而最大限度地保護其經濟和戰略利益。這種漸進撤退的“非殖民化”，就變成以退為進的“再殖民化”。
在一般情況下，如果局勢許可，首先是讓大陸實行自治，然後慢慢走向獨立，至於沿海或小島上的海港與商業中心，有可能的話，是稍後撤退，而且這些海港與商業中心的非殖民地化過程的模式則又與內陸的撤退不同。對於內陸，英國在政治行政上，將會儘快放手，但在海港尤其是小島的商港，在整個非殖民化的過程中卻是另有安排的。這特別安排的目的，不但是設法保住英國傳統的利益，同時也為這些地方的傳統利益著想，因為在這個殖民地化的過程中，這些商港已經建立成了與內陸有相當不同的經濟、文化、政治結構。(鄭赤琰：《收回主權與香港前途》，一九八二年版，49—50 頁)
鄭赤琰，祖籍廣東豐順，1936年生，1946年在柔佛士乃小學受教育,1959年畢業于巴株華仁中學，1963年畢業于新加坡南洋大學政治系獲文學士學位，1971年考獲加拿大西安大略大學政治學碩士學位，1975年又榮獲美國紐約州立大學博士學位。1977年受聘于香港中文大學政治行政系講師。被稱為系內“四大長老”之一（另外三位為關信基、翁松然及李南虹），後晉升為政治與行政學系教授兼主任，並成立“海外華人研究所”。1998年起出任香港嶺南大學“族群與海外華人經濟研究部”主任。2008年下旬開始在珠海學院兼職任教政治學。
因此，在政權移交的過程中，英國人絕不會突然把全部政權交出，而是採取逐漸移交，比如先把地方政權移交出去，或者先把經濟、勞工、教育、醫療等經濟社會事務交給當地人管理，或成立半獨立的自治政府，然後再逐漸移交政治、軍事和法律等方面的政權事務，從而保證英國人培養出來的政治精英和商業精英把持政權。這就是大英帝國撤退戰略的精髓所在：培養地方精英的政治忠誠，實現幕後遙控；培養民眾的獨立公民意識，實現分而治之。
正是由於海洋帝國的商業私利動機，使港英政府並沒有考慮過治理香港，而新界百年期限更強化了“借來的地點、借來的時間”的臨時心態，港英政府的經濟不干預政策說到底是乘機讓英國人撈錢的政策。因此，到“二戰”期間，港英政府統治香港已有百年，竟然沒有獲得港人的絲毫認同。“二戰”中英國人拋下港人倉皇撤離，反而要中國軍隊(比如入緬作戰的抗日軍隊)保護英國人。“二戰”後英國人重返香港，為了獲得港人的支持，港督楊慕琦(Mark Young)於一九四六年提出了所謂的“楊慕琦計畫”(Young’s Plan)，在市議會中增加一半的華人代表出任議員。
楊慕琦（Sir Mark Aitchison Young，1886年6月30日—1974年5月12日），英國資深殖民地官員，在1941年獲任命為第21任香港總督，並于9月就任，但三個月後太平洋戰爭爆發，日軍進軍香港，爆發香港保衛戰。幾經奮力抵抗後，楊慕琦在1941年12月25日“黑色耶誕節”向日軍無條件投降，淪為戰俘。他在戰時先後被監禁於香港半島酒店、臺灣及瀋陽，後期受盡非人折磨。二戰在1945年8月結束後，楊慕琦沒有立即複任港督，而香港事務則暫由軍政府打理，直到他於翌年5月複任為止。
其時，《聯合國憲章》對自治領問題做出了規定，印度和巴基斯坦也已獨立，英國開始考慮殖民撤退的問題。然而，這個符合帝國撤退步驟的改革計畫提交到英國殖民地部後遲遲沒有回應。此時，香港問題已開始由外交部而非殖民地部主導，帝國政治家們正在密切關注著中國戰局。香港的問題不是一個殖民撤退的問題，而是如何與未來龐大的中國保持關係的問題。繼任港督葛洪量清醒地意識到這一點：“與大多數的英國殖民地不同，香港最基本的政治問題不是自治或獨立，而是一個對中國關係的問題”，“因為香港永遠不能宣佈獨立”(《葛量洪回憶錄》，138、146頁)。正是在這種背景下，當解放軍勒馬羅湖邊時，英國人很快向新中國伸出了橄欖枝，在西方世界中率先承認新中國，以繼續保持香港殖民地，“楊慕琦計畫”也由此擱淺。
一九六六年，港督戴麟趾(DavidTrench)又提出了改革市政局，希望建立“地方政府”，將教育、房屋、醫療、社會福利等內政事務交由市政府負責，並選舉產生適當數量的議員參與管理。但該計畫最終擱淺，因為一九六七年的反英抗議運動使英國人深刻意識到，任何民主化的改革都會使香港左派進入政權中，而香港的前途只能回歸中國。面對這種局勢，港英政府在抑制民主化的同時，必須考慮如何在歸還香港過程中獲得與中國討價還價的籌碼。而這個籌碼就是培養香港市民對港英政府的忠誠，塑造香港市民的自我意識，使其與內地在身份認同上割裂開來，從而給香港回歸製造困難。
戴麟趾（Sir David Clive Crosble Trench，1915年6月2日－1988年12月4日），英國資深殖民地官員，曾任西太平洋高級專員，1964年至1971年任第24任香港總督，任內香港工業長足發展，但期內文化大革命席捲中國大陸，香港亦受影響而爆發了六七暴動。暴動後，戴麟趾推出一系列措施改善民生，如發展基建、小學六年義務教育等
一九六七年二月，港英政府發表了“九龍騷亂調查報告書”，指出傳統觀念認為“香港僅是人和貨物的轉口港，人們在這裡只工作一個時期即希望他徙”。這種“欠缺永久性和無所歸屬的感覺”，使得青年人產生了不安全感。為此，報告書建議“鼓勵他們認為香港是他們的家鄉”，同時加強各種宗親、街坊會的活動，建立一項“更為廣闊的忠貞信念的基礎”。
然而，和共產黨交過手的大英帝國深深意識到，要增加港人對英國人統治的香港的歸屬感，單靠暴力鎮壓、“贏心洗腦”工程和“行政吸納政治”並不能完全取得港人的忠誠，要與左派爭取群眾基礎，就必須解決群眾面臨的社會問題。於是，港英政府一改“統而不治”的殖民傳統，採取積極干預政策，制定了大量保護工人福利的法律。尤其一九七一年麥理浩(Murray McLehose)出任港督後推行了全面的社會改革和政府體制改革，其中最突出的是房屋改革。
麥理浩，（1917年10月16日－2000年5月27日），英國資深外交官及殖民地官員，1971年至1982年出任第25任香港總督，他的任期前後長達10年半，先後獲四度續任，是香港歷史上在任時間最長的港督。麥理浩任內推動了大刀闊斧的改革，使香港的社會面貌出現了深刻的改變。他的改革涉及房屋、廉潔、教育、醫療、福利、基礎建設、交通、經濟和社會各個範疇，十年建屋計畫、開發新市鎮、創立廉政公署、九年免費教育、興建地下鐵路和地方行政改革等重要的政策和建設，紛紛在他任內推出。這些政策不單直接改善市民的生活水準，還進一步為殖民地政府在市民心目中建立起正面形象，同時也增強了香港人對香港的歸屬感。
香港土地屬港英政府，政府財政收入主要依賴土地拍賣，由此導致香港地價飛漲，普通人根本無力購買私房，只能由政府提供廉租房。隨著香港工業化和人口的增加，政府提供的公屋遠遠趕不上實際需求，據統計當時大約有近百萬人居無定所，香港變成“流民社會”。香港市民的流民心態，不可能認同香港法律秩序，更不可能忠誠于港英政府。“有恆產者才有恒心”，麥理浩深得其中奧妙，認為住房不足是政府與人民之間發生摩擦和不愉快的最主要的、最為持久的根源之一。為此，他提出了“十年房屋計畫”，計畫到一九八二年用十年的時間為近一百八十萬人提供住所，使港人不再覺得他們是流浪到香港的中國人，而是長久在香港生活下去的香港人。同時，麥理浩利用“行政吸納政治”的方式，將普通市民組織到形形色色的地區諮詢組織中，通過參與地區事務培養他們的歸屬感。
因為歷史上港英政府是依賴販賣鴉片起家，貪污腐敗成為政治生活和日常生活的組成部分。尤其殖民政府依賴員警管治，員警為非作歹、貪污腐敗到了半公開化的程度。為了增加香港市民對港英政府的認同，港英政府在鎮壓左派的抗議運動的同時，提出建設“好政府”的口號，以強化港英政府的道德形象和正當性基礎。為此，打擊香港政府和社會的貪污腐敗成為政府的首要目的。麥理浩在倫敦的支持下，於一九七四年成立眾所周知的廉政公署，肅貪倡廉，成效卓著。這迅速改變了港英政府的形象，獲得了香港市民對港英政府的認同。由於廉政公署只對港督個人負責，大大強化了港督對整個官僚體系和社會的控制，也增加了香港政府的社會治理能力。與此同時，港英政府在採取“行政吸納政治”模式時，還推行政府體制改革，重建公務員體制，大大增加港英政府的效率。
香港廉政公署是根據《廉政公署條例》於1974年2月15日成立的。它獨立於香港政府的架構，廉政專員則直接向行政長官負責。根據《香港特別行政區基本法》，廉署位於香港特別行政區全權獨立處理一切反貪污的工作。1974年廉政公署（ICAC）成立以前，香港曾是個貪腐盛行的社會。由港督麥裡浩創辦廉署成立後短短數年，香港便躋身全球最清廉地區之列，在“透明國際”180個國家和地區排名中位居第十二位，在亞洲則僅次於新加坡。
一九七九年，港督麥理浩訪問北京，香港的前途命運已提上了大英帝國的議事日程。麥理浩回港後，公佈了鄧小平所說的“讓香港人放心”這個好消息，但沒有公佈一九九七要收回香港的消息。麥理浩意識到大英帝國從香港的撤退已不可挽回，便悄悄地啟動了港英政府一直未能實施的撤退步驟，把代議制引入香港，讓香港人自己統治自己。如果說從“楊慕琦計畫”開始，港英政府擔心推行代議制會讓香港左派勢力乘虛而入，那麼，經過麥理浩的十年治理，香港中產階級已形成，香港人的自我意識也已出現。一九八○年六月六日，港英政府發表《地方行政模式綠皮書》，提出改革地方行政，建立“區議會”，選舉產生區議員，香港的代議政制正式拉開了序幕。同時，緊急修訂了“國籍法”，防止港人將來湧入英國，大英帝國已做好了撤離的全部準備。
“我們的海軍威名已隕，/沙丘和海角炮火消沉，/看那，往日的盛況，/全跟尼尼微和蒂爾一樣湮沒無聞。”(《退場》)“帝國詩人”吉卜林這首詩道盡了對大英帝國解體的傷感，而這傷感難以掩飾對帝國昔日輝煌的自豪。
如果說歷史上的帝國都以創造輝煌文明作為自己的目的，以榮譽和榮耀作為自己動力，而唯有大英帝國是個另類，它以赤裸裸的商業利益作為自己的目標，以狹隘的盎格魯-撒克遜種族作為自己的動力。以至於大英帝國跨越全球，但英國本身從來沒有超越狹窄的英倫三島，英國與大英帝國實際上是兩個不同的政治實體，帝國僅僅是英國贏利的機器，英國人對帝國臣民沒有關愛，自然沒有道德和政治責任，除了利益就只剩下亞當·斯密所說的同情和憐憫。
以至於大英帝國的精心撤退製造了人類歷史上最悲慘的自相殘殺，印巴分治、巴勒斯坦問題、土耳其的問題、中東領土糾紛、南非種族問題、新馬問題以及香港問題，可以說大英帝國是歷史上最缺乏道德感的帝國。然而，由於冷戰背景，由於內地的“文革”，由於二十世紀七十年代香港經濟的起飛，種種歷史機緣成就了香港奇跡，使大英帝國可恥的沒落最終上演了“共榮撤退”的一幕。
出生在香港本地，並於上世紀90年代活躍在港臺兩地的臺灣《聯合報》前香港記者陳競新在旺角示威現場被打。
閱讀香港這十多年的歷史，我每每感覺到英國人的政治德行也許在人類歷史上，再也沒有哪一個民族像英國人那樣把政治變成赤裸裸的商業操作，看來亞當·斯密和洛克的自由主義才真正反映了英國人的民族性，說孟德斯鳩和托克維爾是英國式的自由主義，顯然是一個誤會。
(本文完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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