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知道所謂的晚清是中國近代史的開端，從“鴉片戰爭”開始，我們之所以把1840年作為中國近代史的開端，是因為從它開始中國社會面臨一個社會轉型，這個社會轉型必然會要求制度變革。

當社會轉型期間，當主管社會的政權沒有積極主動地進行製度變革的時候，就會引發各種各樣的社會變動。

今天我們以中國近代史為例，看看這些社會變動是怎麼一步一步導致了清王朝的覆亡。

▍妄自尊大的華夏中心觀

制度可以分為很多層面，但是作為社會來說最主要是兩個方面：一個是經濟制度，一個是政治制度。這兩個制度比較穩固、完善並且具有彈性、開放性、動態性，能隨著社會的變化而調節、調試，這個社會就是穩定的，政權也會是穩定的。

任何一個制度不願意改革都主要有兩個方面的原因，一個是傳統觀念、傳統意識形態的阻礙。認為這種新的製度是不合理、不符合我們傳統觀念或者意識形態的，這是阻礙社會制度變化的一個重要原因。

另外一個就是舊的製度或者在舊的製度下產生巨大的利益集團，如果變化的話會損害他們的利益，這些利益集團赤裸裸地為了自己的利益而反對製度的變革。這兩種力量有時是合二為一的，很難截然分開。

清王朝的變革，最先要突破的是觀念上的阻礙，這是極其強大的力量。

中國歷史的輝煌、中國文化的燦爛，中國有淵源流長的“天下”觀，這個“天下”就是華夏中心，天下是以“中國”為中心的，我們周邊的民族和國家都不如華夏文化悠久、燦爛、發達。

在歷史上，他們都是學習中國文化，不論是日本、朝鮮，還是越南，甚至他們的文字都採用中國的漢字，在這些國家裡，有文化的人要學漢字、作漢詩，以能夠使用漢語為榮。

那個時候，中國處在文化中心。中國和周邊國家的關係，並不僅是意識形態文化上的優越，還有對外關係的優越，中國是宗主國，其他國家都是藩屬國。中國的是皇帝是天子，是替天行道的，周邊國家比如朝鮮、越南他們的皇帝只能稱“國王”，他們新國王上位，或者每個大臣政變當國王必須經過中國皇帝的冊封才有了合法性。每年要進貢，中國皇帝要還貢，雖然還貢的東西可能比他們進攻的還多。當時叫做“北狄”，“南蠻”，“東夷”、“西戎”。都是比較野蠻沒有文化的，有些還叫藩。

所謂的華夏中心觀，並不是所有人都是平等的，是以華夏文化為中心的，在這個視野下，只有華夏文化才是文化、才有文化，其他都是沒文化，都是野蠻的。它們的製度、他們的器物，它們的一切都不如華夏文化。

▍根深蒂固的思想觀念

鴉片戰爭的時候，林則徐發現我們面對的是完全不了解的敵人，他們的國家狀況我們完全沒有記載。作為欽差大臣，他違反規定悄悄接見了傳教士。通過傳教士，他知道了中國之外的情況。隨後，他又派人去廣州、澳門等地，蒐集外國的各種資料，並將這些資料翻譯成一本書——《四洲志》。

隨後，在林則徐的支持下，魏源又編了《海國圖誌》，這本書介紹得更加詳細，對輪船、軍艦、槍砲等都有描述。林則徐和魏源提出一個口號：“師夷長技以製夷。”

這下更是錯上加錯，因為中國傳統認為華夏文化與蠻夷文化之間有防線，這個防線不能破壞。只能是華夏文化影響蠻夷文化，而不是倒過來由蠻夷文化影響華夏文化。當時林則徐很大的罪名就是被指責“以夷變夏”，指責他破壞了中國和外國文化的防線，也就是破壞了文化安全。

《海國圖誌》這本書，在中國沒有受到重視，卻啟發了日本人。日本在短短十幾年的時間內翻刻了20多版。

《海國圖誌》出版20多年後，由於漢族知識分子曾國藩等在鎮壓太平天國運動的過程中逐漸掌握了大權。之前的清王朝，一直很警惕，不讓漢族有任何軍權，在鎮壓太平天國的過程中，湘軍、淮軍勢力壯大，漢族官僚逐漸開始掌握大權，並感到洋槍洋砲的厲害，認識到“師夷長技以製夷”的必要性和緊迫性。他們開始造洋槍洋砲，隨後推行了“洋務運動”。

李鴻章提岀修鐵路，有人就站岀來反對，說鐵路一過要驚動龍王、地神，還有人說修隧道會驚動祖墳。甚至有人提出，鐵路確實能帶來巨大的利益，但是堂堂“華夏不逐利，靠禮儀治天下”。從李鴻章最初提出到慈禧最後同意經過了十七年的時間。

建電報局也是如此，李鴻章提出建電報局。此言一出，就有官員強烈反對，說西方人不崇拜祖宗，崇拜耶穌基督，但我們中國人崇拜祖宗。電報埋在地下會驚動祖宗，這樣是對祖宗不孝，不孝還能忠嗎？這樣的大道理一講，沒有人能反駁。

修鐵路、建電報局，對一個王朝來說都是好事，不論是鎮壓內部的叛亂，還是抵抗外部的侵略，都需要鐵路交通和電報，但是清王朝認為這違反了祖訓、違反了傳統，堅決予以反對。洋務派認為應該做，反對派認為這些東西外國人能用，中國人不能用。

還有一個問題就是泛道德化，反對者不是從技術上反對，而是習慣“上綱上線”說這是賣國，或是不敬祖宗，導致泛道德化。

當年這些提議都不涉及任何制度的變革，只是器物的引進，而且是對統治者最有好處的器物的引進，居然都遇到這麼大的阻礙，那麼，可想而知，若要進行製度性變革的阻力會有多大了。

▍產權不清的洋務運動

接著看經濟制度，晚清有沒有固定的、成型的、理性、開放的經濟制度。之前，洋務派要造洋槍洋砲都遇到障礙，但是引進洋槍洋砲大生產之後，清政府也沒有因時而變，制定一個符合時代要求的經濟制度。它的經濟制度也是滯後的。

清政府後來明白“洋務運動”製造洋槍洋砲、機器生產對政權有好處，但還是明確規定商人不能從事。

我們知道政府、官員幹這些都遇到阻力，私人企業更是完全禁止。“洋務運動”搞機器生產，造槍、造炮在一段時間之後就維持不下去了，反對者本來就很多，又耗費了很多錢，造的輪船和槍砲根本打不過外國人。

好在李鴻章比較聰明，他詳細地分析了為什麼必須造船造軍艦。分析過後他承認反對派有一定的道理，便說現在沒有錢但要想辦法賺錢，怎麼才能賺錢？生產民用品。朝廷被李鴻章打動，同意了。

從求強到求富這是“洋務運動”的一個巨大進步，但是要求只許官辦不許民辦。

李鴻章做了很多調查研究，比如長江的航運基本被洋商壟斷，這些外國公司經常找一些中國人當買辦，當時中國最富的商人就是這些人，他們想投資清政府不允許，他們就掛在這些洋公司裡。

清政府的政策是不許民辦，李鴻章就提出來官督商辦。這些公司的名字都叫某某“局”，比如“輪船招商局”。“局”就表示是清政府管轄下的衙門，所有的領導人都要有官銜。

這一招引得很多民營資本把掛在洋商下的股本撤出來進入“局”裡，名義上是官辦，實際上是商人入股、商人經營。由於是官辦的，還會給各種優惠政策，甚至是壟斷，所以這些企業大發其財。

但是，這些商人發展起來之後，入股變成很大的企業，這個企業究竟屬於誰所有？用今天的話說就是產權不清，是屬於清政府，還是屬於這些民營企業？整個的經濟政策搖擺不定。

大家多學歷史是有好處的，我們改革開放初期也是不許私人經營，好多企業都是“戴紅帽子”，後來很多“戴紅帽子”企業發展到幾千萬、幾個億，但是依然產權不清，一百多年來，同樣的歷史在不斷地重演。沒有一個相對穩定的經濟政策，危害不小。

當時，官督商辦很成功，誰都想把自己的親戚、熟人、朋友派到企業裡去，沒有按照市場企業化的管理，完全是用官場的邏輯方式管理，慢慢地弊病就顯示出來了。

這時候就需要允許民辦，但是清政府遲遲沒有放開口子，沒有採取變通的措施。所以，遇到紅燈繞道走，在當時有好處，但時間長了就面臨著產權不清的問題。

李鴻章是比較照顧商人利益的，他覺得應該商辦，但是他去世之後，袁世凱上台，袁世凱覺得這應該屬於朝廷的，屬於政府，就要收回國有，於是商人的利益受損。

晚清沒有一個固定的經濟政策，一直是在變來變去。李鴻章這種觀點占主導地位時，就允許商辦，支持民營，而當袁世凱這種觀點占主導地位時，就要打擊民營，要收歸國有。

▍輪電之爭與保路運動

舉個例子說輪電之爭，也就是輪船招商局和電報局，當時也是官督商辦，後來完全變成商辦。輪船招商局創辦不久就有人覺得不應該商辦，應該把它收歸官辦。

李鴻章知道根本官辦不了，其間發生多次風波，但是每一次都被李鴻章擋回去了。李鴻章去世之後袁世凱掌權，袁很強硬，一定要收回來，認為這些本來就是政府的企業。當時盛宣懷是商人的代表，他當官的色彩比較濃，但是還講究基本為商的利益。他和袁世凱幾番鬥智，但當時袁世凱更強勢，輪船招商局就收回國有了，但在收回之後辦得一塌糊塗。

等慈禧去世之後，後來的攝政王很警惕袁世凱，就把袁世凱發回老家去了。整個的經濟政策也就因此動盪來動蕩去。所以，清政府的垮台跟經濟政策不穩固是有關係的。

導致清王朝垮台的具體原因就是鐵路風暴，就是保路運動。當時四川鬧得很厲害，為什麼會出現這個局面？還是因為經濟政策不穩定。鐵路究竟是國有還是商辦？

一開始清政府是堅決反對辦鐵路，而當鐵路辦起來之後，它發現利益巨大，各方都想搶這個資源。但是修鐵路沒有錢，於是各方入股，由商人辦鐵路，所以那時是商辦鐵路。

人往往是隨著自己的利益和地位的變化而改變策略。在盛宣懷和袁世凱鬥的時候，他是維護商人利益的，而在1910年袁世凱被免職後，盛宣懷受到重用。

1911年，他擢升為郵傳部大臣。當官後，他的立場就變了，他建議將各省自己建立的鐵路、郵政轉為中央領導，收歸國有。其實，當時都是股份制，收歸國有也可以，按照股份制拿錢贖買就可以。

但是，官員總相信當官的想怎麼樣就能怎麼樣，就要用很便宜的價格讓商人把股份售出。所以湖南、湖北、廣東、四川就爆發了轟轟烈烈的保路運動。

由於湖南、湖北參股的大商人比較多，力量比較強大，清政府看到這點，對湖南、湖北就採取了一個措施，用原價贖買，用比較公道的價格。

但是在廣東就不同，低價贖買。只是，因為廣東商人多數都是華僑，華僑有錢，和國內聯繫也少，他們覺得損失這筆就完了，再也不來就是。

但四川的問題不一樣，川漢鐵路在四川一帶是人人參股，有的平民把自己家裡的積蓄都投入進來，然而政府卻用極低的價格收歸國有，等於搶了平民們多年的積蓄，所以四川的“保路運動”轟轟烈烈。

由於當地的總督鎮壓打死了好幾個人，而四川的會黨、會社又特別發達，最後運動就爆發了。究其原因是這個制度不講契約精神，政府覺得什麼東西我想給你就給你，我想要回來就可以要回來。

包括我看過李鴻章的奏摺，大臣們反對輪船招商局，好幾次覺得應該收回，好幾次李鴻章反對收回，但他是說這個輪船招商局由朝廷管給我們帶來很大麻煩，管不了，最後會垮，洋人就會佔盡你的利益，他還是用民族主義話語來辯護，沒有說任何替商人爭利的話，這是政府和商人定的契約，政府不能違反契約，這樣的話他一直沒有說，只是說政府管會管不好會破產，到時候洋人佔了利益。

▍外交權力授予了地方官員

若經濟制度都是這樣的話，政治制度就更加滯後。我們先講行政制度的改革，甚至談不上行政制度的變革，只是一些行政機構的增設都障礙重重。比如外交機構的增設，“北洋”一開始是管外交的，由地方大員來管外交，很有趣。中國從來都認為自己是天朝上國，其他國家都是藩屬國。

“鴉片戰爭”之後，清政府被列強打敗了，不斷地簽訂不平等條約。明明晚清政府被打敗了，已經趨於不平等地位，但是還想保持天朝上國的姿態，覺得天朝上國不能設外交部與這些藩屬國交往。一開始設了五口通商大臣，由兩廣總督兼任，後來發展到上海，因為當時的上海是江蘇下轄的一個小縣，於是就由江蘇巡撫接任通商大臣的職責。

清政府認為，外國的政府只能和地方政府打交道，不能進北京，還是高他一等。清政府沒有想到外交權是中央政府必須掌握的權力。

隨後北方開了三個口岸，後來又設立北方通商大臣，也叫北洋大臣。北洋設在天津，清政府的基本思路是這樣的，北方由北洋管，南方由南洋管，就這樣把整個外交權下放到地方。

後來李鴻章當了直隸總督兼北洋大臣，外交上的事都經過他，幾乎成了沒有外交部的外交部，這實際上是清朝的外交制度。

1861年，清政府設立總理衙門，咸豐皇帝加了一個通商事務衙門，代表了和外國平等的關係。但這個總理衙門就比其他的內務部要小，門也很小，表示外國人要從小門進去。後來它管的事越來越多，北洋大臣的權力也就越來越大。清政府在經過義和團運動、八國聯軍侵入北京，最後直到1904年搞新政才設立外交部。

可見，不要說政治體制改革，設立一個對政府自身最有好處的行政機構都要遇到很多阻力，付出很大的代價。

▍北洋水師交給地方軍區

清政府的愚昧不止在外交事務上。在中國，以前沒有海軍只有水師，清政府在外國的侵略下，李鴻章建立了北洋水師。李鴻章和左宗棠知道海軍得有統一的標準，統一的指揮，朝廷應該設立海軍司令部。

但朝廷不干。有現代化的海軍，有一個統一的海軍司令部，明明是對朝廷最有好處的事，可它居然為了維持意識形態的純潔性，遲遲不設立，直到1884年中法海戰後才設立，這時暴露出來沒有海軍司令部，海軍不能相互協調、支援、配合。

於是，左宗棠和李鴻章就抓住這個機會，紛紛上書要設立海軍司令部。但是海軍衙門設立之後還有很多問題，慈禧讓親信總管海軍衙門，這個親信壓根兒就不懂管理海軍。李鴻章會辦卻是兼職的。在這之前總理衙門看到了問題的所在，他不敢叫海軍衙門，而是叫做海防衙門，並且不設在北京，設在了煙台。
隨著“洋務運動”的發展，它的弊病越來越清楚地在一些具體的事情中表現出來，1895年“甲午戰爭”中國的失敗，清政府發現僅僅有經濟改革還不行，必須有製度改革，要發展私人經濟。

為什麼有這個認識？我們知道“甲午戰爭”的失敗是“洋務運動”破產的標誌，“洋務運動”的失敗最重要的是北洋水師的失敗。

我們從當時的奏摺中可以看到，慈禧把給海軍的預算拿來修頤和園，而且慈禧也講究合法性，也估計到自己的名聲，她知道慶祝六十大壽，修頤和園是不太合理的。那麼，為什麼要用海軍的錢來修？海軍遞的奏摺是要建立一個海軍訓練基地，慈禧就命人在圓明園旁邊挖昆明湖，名義上是建立海軍學校，實際上就是給慈禧修皇家花園。

現在，你查檔案就會看到頤和園是海軍學校。我寫過一篇文章《莫道昆明池水淺，原來是為“練海軍”！》，講的就是這件事。

以“練海軍”為名給慈禧太后修頤和園，再次證明了政府權力應受制約和財政公開的重要性。當權力不受制約、實行“秘密財政”時，掌權者當然可以隨心所欲地支配財政。

然而，掌權者不受限制、為所欲為地“花錢”固然可以痛快一時，但無疑於吸食毒品，最終是包括統治者在內的全社會的利益受到重大損害。慈禧挪用巨額海軍軍費為自己修建頤和園，並興建“三海工程”（北海、中海、南海），是甲午海戰失敗的重要原因，而甲午慘敗，恰恰是清王朝走向滅亡的重要一步。

在內憂外患不斷、財政幾瀕破產、統治岌岌可危之時，她竟能動用巨額軍費為滿足自己“頤養”、遊樂之欲而大興土木、修建奢華園林，且無人敢上前勸阻，則不能不說大清王朝的“氣數”將盡了。

反過來看，政治體制改革對人民有好處，對政府的長治久安也有好處。當這些都發生之後人們才意識到，比如說李鴻章建議修鐵路打通北方，但是沒有錢，錢都拿去修頤和園了。

雖然慈禧反對西方的東西，但是她使用的東西都得是世界最先進的。北洋水師建成之初，在世界上都是力量比較雄厚的，但是輪船沒有維修、鍋爐沒有更換、火砲系統也沒有更換，在北洋水師建成後十年，1888年日本也建了他們的艦隊，自1888年到1895年間，日本平均每年添置新艦2艘，日本天皇甚至節省宮中費用，撥“內帑”以充造船、買船費用。

在這幾年間，世界海軍造艦水平和艦載火砲技術都有飛速的發展，艦速與火砲射速都有大大提高。而北洋水師沒有錢建新的，到甲午海戰時，日本艦隊的航速與火力都大大超過北洋艦隊。

▍從維新、立憲到革命派興起

戊戌維新時，康有為明白不能太過激，因為他知道反對的力量太強大了。他們只是提出幾個發展措施，主要還是想走行政改革的路線。當時很多廢舊部門沒有任何作用，有很多官員拿著薪俸，清政府財政困難，所以康有為想走行政改革的道路，要把這些舊的衙門撤掉，把一些多餘的官員裁掉。

但是清政府沒有把握住這次機會。它本想繞開一些阻力，只搞行政改革，但是遇到的阻力也不小，因為這必然會侵犯官員的利益。百官在頤和園圍著慈禧哭訴，於是慈禧就反對維新。可見，想從行政改革引向政治改革的道路也無法走通。

可以說，維新運動的領導者康有為、梁啟超都是體制內的讀書人，當他們都被鎮壓之後，政治體制變革的任務就由體制外的，包括孫中山在內的海外留學生來承擔，這些人是體制外的人，如果由他們進行改革，這種變化就是從根本上推翻清王朝。

當清政府連體制內溫和的改革者都鎮壓掉，不主動變革，不採納適應社會發展的政治體制，最後就很可能被體制外的革命者推翻。維新失敗之後，清政府還做過幾次努力，但是都沒有成功。

在這種情況下，1904年，慈禧提出要實行新政，其實就是幾年前維新派要做的事，就這麼幾年形勢就發生了巨大的變化。要做的更多，可她又不願意做得更多，這時候就面臨矛盾和衝突，一拖再拖就導致了立憲派的興起。

立憲派的興起跟日俄戰爭有關，清政府關注日俄戰爭，主要不是戰爭在中國打、中國損失多少、中國老百姓受多少苦，而是立憲派和頑固派雙方都在做預測是俄國贏還是日本贏。流亡海外的立憲派就覺得日本會取勝，國內的頑固派就認為俄國肯定勝，他們認為俄國是君主專制，有高效率，高效率肯定勝。

所以大家都從自己的政治觀念出發預測最後的結果。但結果竟然是日本勝。近代以來的戰爭都是白種人打敗黃種人，歐洲人打敗亞洲人，這是第一次黃種人戰勝了白種人，中國人一下子覺得看來不是人種的問題，而是政治制度的問題。

▍假意立憲，政權倒台

在這個背景下，1904年立憲運動就起來了，慈禧宣布要搞新政，“預備立憲”。但是清政府沒有誠意，不把民意當回事，一拖再拖就是不開國會。當時有一些富商組織起來上街請願，要求召開國會，但清政府還是拖延不決。1908年慈禧去世之後，清政府說要搞內閣制，人們還是抱有某種希望。

1911年5月，內閣制一出來，人們卻發現是個徹頭徹尾的皇族內閣。按照君主立憲國家的傳統，皇族成員是不能入閣的。梁啟超在東京的時候與革命派進行了論戰，當時支持維新的人比較多，革命派就說清政府是假改良，梁啟超認為清政府會真改良，但是預備立憲大綱一出，人們一看就知道是假的。

這個預備立憲大綱是向日本學習的，但它比日本明治維新又退了一步。清王朝搞了一個預備立憲大綱比明治憲法還要大。其實，改良也能達到革命者需要的效果，但是統治者要真改才有可能，到最後人民認為統治者不會改了，這時候改良派的前景就不存在了。預備立憲大綱一出來，在國外的留學生馬上都傾向於革命派，革命派力量變得很大。

清政府就又想搞行政體制改革，具體的操辦者就是袁世凱。袁世凱的能力很強，但搞行政體制改革只是要增加一些部門裁撤一些部門，傳說他要把太監們所在的內務府撤銷，惹得一群太監圍著他打他。後來袁世凱就離開北京了，行政體制改革也沒搞成。兩次行政改革都遇到很大的反抗。

其實，當時如果直接搞政治體制改革阻力可能會小點，官員就是對自己的權力被縮減反抗極強，搞立憲制所有人的權力都受到限制，大家心裡可能平衡一點。而搞行政改革，有可能他的權力增強，而我的權力削弱，那麼我的反抗就會非常強。

當這些改革的動作都沒有達到效果的時候，革命派必然從少數變為多數，這時候清政府再搞出來一個皇族內閣，人們便認為這是假的。那邊又把鐵路收歸國有，四川廣大民眾都起來造反，清王朝很快就覆亡了。

由上可見，清政府從來沒有主動想要變革某種政治制度、建立某種政治制度，總是被環境、時代、歷史推著走，總是被打得不行了才變一點點，或者說總是在下一階段才做上一階段應該做的事情。

當你在下一階段做上一階段的事情是遠遠不夠的，你應該做得更多，也就是說你應該“付利息”，而清王朝不願意付利息，不願意付利息只能導致要付的利息越來越多，就像高利貸一樣，所以說經濟和政治制度的滯後是清王朝覆亡最重要的原因。

沒有一個穩定的經濟政策，沒有一個與時俱進、不斷協調改良的政治制度，最後就僵化了，最後就只能垮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