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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1/29
19世紀迅速擴張的日本帝國,如何界定日本,又如何界定日本人?圖為右田年英繪製的浮世繪〈牛莊城之役〉,19世紀甲午戰爭的牛莊城之役,是戰爭中清帝國死傷最為慘重的戰事之一。 圖/波士頓美術館
「當日本帝國在19世紀迅速擴張...該如何界定『日本』,誰才是『日本人』?」
人們在談論歷史與政治時,經常不自覺地將各種主張化約為二元對立,並希望在二者間分出道德上的優劣——「親日/親北(北韓)」、「親中/反中」、「統/獨」、「左/右」等等,都是常見的分類。然而,對於立場與界線所蘊涵的異質性與曖昧性,以及在不同時空下不同行動者的實際行動邏輯,則經常被忽視。
慶應大學教授小熊英二的《「日本人」的界限:沖繩、愛努、台灣、朝鮮,從殖民地支配到復歸運動》一書,就是透過爬梳各方行動者的政治言論,試圖更貼近戰前日本在界定「日本人」時,如何在既是「日本人」又「非日本人」的灰色地帶,透過「包容」與「排除」進行的支配與抵抗。
透過解讀此書,拉開歷史長軸,了解日本帝國當下難以釐清、曖昧的國家、民族間之界限。
小熊英二一書透過爬梳各方行動者的政治言論,試圖更貼近戰前日本在界定「日本人」時的灰色地帶、支配與抵抗。 圖/路透社
▌ 讀「日本/殖民地」的二元對立下:各殖民地的命運?
作者認為,傳統上「日本/殖民地」的二元結構,預設了民族與國家的邊界是明確且恆久不變的,並且將民族與國家結合在一起。但這樣的結構首先是化約了「日本」與「殖民地內部」的多樣性,例如日本政府內部的對立與政爭,以及各地人民間不同的思想與行動路線。其次則忽略了「歐美」的存在,日本選擇「脱亞」或「興亞」的背後,實際上是在「歐美優於日本、日本優於亞洲」的前提下,進行「入歐」或「抗歐」的選擇。
在這樣的觀點下,可以看到日本政府在決定沖繩、愛努、台灣與朝鮮的統治機制時,同時混雜著經濟成本、政治鬥爭、民族歧視與史觀歧異的因素,更同時考量國防需求、傳教士的活動、與歐美殖民統治前例。例如先是要推動義務教育以利同化,但又在財政以及統治考量下,僅注重日語與愛國教育。
而在大正民主時代,因同化主義漸興,內地開始出現從民主理念聲援殖民地權利的聲音,而朝鮮半島的三一獨立運動,也逼迫殖民官僚做出改變,在教育、官制、戶籍與通婚方面漸漸往同化方向前進。但在參政權方面,雖然沖繩在1912年開始選出國會議員,但朝鮮與台灣則被拒之門外。
朝鮮半島在1919年爆發三一獨立運動,圖為當時的民眾上街遊行,高呼獨立。 圖/維基共享
三一獨立運動影響深遠,同時也逼迫殖民官僚做出改變,在教育、官制、戶籍與通婚方面漸漸往同化方向前進。 圖/維基共享
朝鮮與台灣與沖繩的決定性不同,是中央政府與兩地總督府的對立所致。就總督府而言,只要操控殖民地議會,就可不受國會約制。而對主張內地延長主義的政治家而言,則不樂見總督府脫離掌握。就結果而言,中央政府阻止了殖民地議會的成立,但也未能從總督府手上收回立法權。作者認為,一連串政治折衝的結果,證明了內地延長主義並未動搖總督府的獨裁,反而成為了同化與反對殖民地運動的論述,犧牲了台灣與朝鮮人的權利。
對此,各地都有運動者挪用統治者的論述,試圖爭取殖民地的權利。沖繩的民俗學家伊波普猷試圖在不牴觸官方史觀下,主張作為日本人的「琉球民族」主體性。而台灣議會設置的請願運動,則是將歐美殖民政策學中由殖民者主導的殖民地自治,解讀為以被殖民者為主體的自治。朝鮮本土以獨立運動為主流,日本政府扶植了在內地的親日派領袖朴春琴,成為第一位朝鮮人國會議員。他強調身為「日本人」的忠心,同時也痛批朝鮮總督府的獨裁及剝削。
日本選擇「脱亞」或「興亞」的背後,實際上是在「歐美優於日本、日本優於亞洲」的前提下,進行「入歐」或「抗歐」的選擇。圖為1800年,日本繪師的作品,描繪來自清帝國(右起)、朝鮮,琉球,荷蘭和俄羅斯的男性。 圖/大英博物館
▌ 讀殖民後期到戰後:日本、日本人的定位?
到了殖民後期,日本政府因應戰爭動員需求,開始推動皇民化運動,否認台灣與朝鮮是殖民地,並將民族相對化,置於國家之下。作者認為,需要服兵役、貢獻資源時就是「日本人」,但要求參政權、戰敗割地時又不是「日本人」了,顯示出成為「日本人」並非通往平等與文明的救贖,而是牢籠。
而回到日本自身的定位上,作者稱日本為「有色的帝國」,作為有色人種,對白人懷著憧憬與對抗意識,但同時也作為帝國支配弱者,在西化與民族主體性之間搖擺。此外,作為有色人種的被害者意識,也掩蓋了作為帝國的自覺,這是當前日本歷史論爭的重要原因。本書舉出了許多在「有色的帝國」的支配與抵抗場域中,難以定位「親日/反日」架構下的例證,希望能提供讀者對於反思民族主義的材料。也可說是作者在「歷史戰」之中,對「親日/反日」二元對立結構所做出的回應。
最後,就戰後沖繩在不同時期的「獨立論」與「復歸論」而言,作者認為在沖繩應否復歸日本的爭論背後有不同考量,初期是要投向日本或美國的搖擺,其後則是對美國軍政與民生凋敝的反彈,最後成為復歸論的主要動力。現今的反戰和平復歸原非主流論述,是因當初未獲得日本保守政權的青睞,所以為爭取本土革新勢力支持才轉向。這都顯示在表面的民族主義主張背後,有著複雜的動機。
基於上述分析,作者指出日本作為後進帝國主義,「歐美」的存在對殖民政策造成很大的影響,最後採取了缺乏一貫理念的機會主義。而「包容」與「排除」並無優劣之分,而是在「國民」界定下一體兩面的支配型態,例如在戰爭動員上操作「包容」就比「排除」更有利於支配。而當中也出現了既非同化(如皇民化)亦非少數民族主義(如民族自決)的第三條路——即透過「日本人」的曖昧性,來主張權利及保障獨特性,例如要求設立殖民地議會。
戰後的沖繩在應否復歸日本的爭論背後有不同考量,初期是要投向日本或美國的搖擺,其後則是對美國軍政與民生凋敝的反彈。圖為1970年發生在沖繩胡差市的胡差暴動(コザ暴動),當時美軍與沖繩民眾發生激烈衝突,導致多人受傷、美軍基地遭到破壞。 圖/維基共享
胡差暴動發生時,有至少80輛車子被焚燒。 圖/ Okinawa Memories Initiative
▌ 讀《日本人的界限》有感:讓思考更自由
透過政治言論來貼近歷史中各方行動者的行動邏輯,對既有的政治、社會史通說提出進一步的分析甚至翻案,是作者的主要取徑。但在大量引用之下,厚重篇幅造成閱讀上的門檻。對此,作者將每一章作為各自獨立的零件,由讀者自由閱讀銜接。在上下兩冊的《1968》中,則提供了不同的建議選讀方式。
這樣的安排固然有其獨到之處,但各章節間的關聯卻相當薄弱。若按照順序讀來,經常會有一種「迷路」的感覺,難以意識到前後章的關聯為何。若能更加緊密地扣連各章節,適度取捨資料的引用量,應有更緊密而精練的可能。
而雖然本書篇幅已非常可觀,但在代表性案例的選擇上,仍有一些可商榷之處。例如雖可以理解作者為了聚焦討論「日本人」的界線問題,因此預先將獨立運動排除在討論範圍之外。然而,在台灣自治議會請願運動的討論中,將與林獻堂等人不同立場的「左派」等同為「民族主義派」,則有待商榷。況且本書既然著重於分析民族主義立場背後的實際動機,例如沖繩復歸與獨立運動背後的經濟考量,則亦應有討論台灣日治左派的必要。
圖為日本繪畫家小林清親的畫作,為19世紀「臺灣新竹附近土賊掃攘之圖」。 圖/ 波士頓美術館
除此之外,政治言論與政策(於本書中為教育與法制)的關聯性,似乎需要進一步的釐清。作者對產生特定言論的背景處理得較為仔細,但對言論如何回頭影響現實的政治與社會,則較少著墨。例如在闡述日本民藝大師兼思想家柳宗悅(第十五章)以及沖繩思想家新川明(第二十三章)的言論時,均以不同主張間的論戰作結,未再扣回論戰的現實意義。
最後回到本書的意義上,借用作者在文末所言,這世上並不存在「萬能解答」,但透過解構支配者所虛構的「二擇言語結構」,能夠讓當事者得到更大的戰略選擇自由。即便「戰略」並非「真理」,但研究者本無法提供真理來指導人們,而是透過知識,讓人們在選擇上更加自由。希望本書的讀者,在今日面對歷史問題與民族主義時,思考能夠更加自由。
借用作者在文末所言,世上並不存在「萬能解答」,但透過解構支配者所虛構的「二擇言語結構」,能夠讓當事者得到更大的戰略選擇自由。 圖/路透社
《「日本人」的界限:沖繩、愛努、台灣、朝鮮,從殖民地支配到復歸運動》
作者: 小熊英二
譯者:黃耀進, 鄭天恩
出版社: 聯經出版
出版日期:2020/11/12
台北人,日本北海道大學法學博士,現任教於北海道大學法學研究科,曾任台灣人權促進會法務主任。主要從法律社會學視角出發,關注東亞的警政體系、社會運動與歷史議題,並致力於研究教學、媒體寫作與社運實踐,希望為人權盡一份心力。為《轉角國際》、《鳴人堂》、《蘋果日報》專欄作家及《端傳媒》評論作者,外文評論散見於《Asia Democracy Network》與《朝日新聞論座》。譯有《憲法九條:非戰思想的水脈與脆弱的和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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