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文轉載自 中時新聞網。若有侵害著作權，請速告知，我們將盡速移除 ♦
2021/1/28
筆者（右）1974年攝於知青住地前。（王力堅提供）
40多年前，我作為知青到廣西博白縣龍潭公社白樹大隊大路塘生產隊插隊四年（1973-1977）。該生產隊主要由鄒、張、李三姓組成，生產隊的幹部職位隊長、會計、記分員由三姓人輪任，他們在生產與分配方面的協調合作頗為妥當，有時候還能採取「非常規」手段，為農民爭取更多的利益。其中給我印象深刻的，是有關「瞞產私分」的往事。
「瞞產私分」是中國農村實施集體化與統購統銷政策時期，產生於農民及農村基層幹部（主要是生產隊幹部）中的普遍行為。所謂「瞞產」，為政府部門高估產額，認為基層所報實際產量之所以低於估產數額，是由於農民隱瞞糧食；而所謂「私分」，即政府指責農民將隱瞞下來的糧食私下瓜分，實際上，那是合情合理分配給農民的勞動所得。
筆者1975年7月25日日記。（王力堅提供）
1950年代後期至1960年代前期（即「大饑荒」時期）的「瞞產私分」，主要是表現為高誇、浮誇超額徵購糧食，致使農民陷入饑饉危機而產生的抗爭手段；而1970年代的「瞞產私分」（即「文革」時期），則是在常規年景下，通過集體方式進行的常態性行為——將集體經濟產品分發給農民，作為農民從集體經濟下受惠不足的補充。
由於政府徵購的主要是稻穀（尤其在南方），於是私分的農產品便更多的是雜糧（番薯、芋頭、木薯等）、經濟作物（花生、甘蔗、煙草等），以及其他副產品（酒、糖、磚、瓦等）。如我下鄉所在地區，除了稻穀，主要的經濟作物有甘蔗、花生等，因此，生產隊便將自產或交換來的甘蔗、花生瞞產私分給農民，由農民自行運到自由市場販賣。我在1975年7月25日的日記中載稱：「當天鄰縣（合浦縣）農民源源不斷挑花生來我生產隊換稻穀，三百斤穀換一百斤花生。一天共換得四千多斤花生，換去一萬多斤稻穀」。可見，生產隊是以「瞞產私分」由稻穀換花生，再分發給農民，一來避免作為主糧的稻穀被強制徵購，二來非主糧的花生較容易進入自由市場出售。這是一種更大範圍的民間互利，卻也是「非法交換」性質的「瞞產私分」。我日記中即稱「這是違法的，可誰敢干涉？」沒有人干涉，說明這種「瞞產私分」對農民有利，大家（包括農村幹部）齊心協力地求生存，並且抗衡外來的壓力。
當時，廣西正進行「批資批修總體戰」，在農村大割「資本主義尾巴」，限制農民的口糧分配，糧、油、糖、烤煙、黃紅麻、木材等六種農副產品，一律不許進入集市貿易。但管制時嚴時鬆。嚴時，一旦抓到，貨物沒收，人則被批鬥關押；鬆時，一般只沒收財物，對人的處理較為寬容。我1976年1月2日的日記中載：「生產隊的農民用手扶拖拉機私運甘蔗往廣東販賣，途中被攔截，甘蔗悉數沒收，人則無事放回。」可見這種現象已然為常態化，又畏於農民的團結，政府有關部門有時候也只能睜一隻眼閉一隻眼。
這種現象當時在全國都是蠻普遍的。我鄰村的知青（陳X）告稱：「插隊時，生產隊有很多事情都瞞著外來知青，因知青高X雄是大隊副支書。在你們走後（知青回鄉），隊裡保管員才講出：每年都分一百幾十斤的二口榖，美名飼料糧，實際上分為兩種：出米率為60%，接近好穀，出米率僅15-30%，只能煮粥及蒸雞窩籺。」這裡所顯示的常態性每年「瞞產私分」的操作還是頗為謹慎、有節制的。首先，儘量瞞著外來知青；其次，以飼料糧的名義分發，仍供人食用；再次，分發的是品級不良的稻穀。
此類「瞞產私分」雖不無可指責處，但更應該指責的恐怕是造成這些現象的根源——令農民喪失自主性的集體化體制。到1980年代中期，隨著農村經濟改革落實，人民公社全面解體，生產收益主要歸於家庭，「瞞產私分」也就完成了歷史使命而退出歷史舞臺，銷聲匿跡於中國農村了。（作者為中央大學歷史所暨中文系特聘教授）
♦ 專文屬作者個人意見，文責歸屬作者，本報提供意見交流平台，不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