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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4/3
作者簡介 | 斯蒂芬·沃爾特，現任哈佛大學肯尼迪政府學院教授。曾任普林斯頓大學和芝加哥大學教授、社會科學副院長。
China Wants a 'Rules-Based International Order,' Too
主要內容
使用“基於規則的國際秩序”一詞似乎已經成為美國外交政策高層的一項工作要求。只要看看美國國務卿安東尼•布林肯(Antony Blinken)最近與中國高層官員會晤時的開場發言就知道了。他說：“我們的政府致力於通過外交手段促進美國的利益，加強基於規則的國際秩序。”他接著說，另一種選擇“是一個強權即公理，贏家包攬一切的世界，對我們所有人來說，那將是一個更加暴力和不穩定的世界。”他似乎在說，中國不僅想要摧毀美國領導的秩序，而且想要回到“強權即公理”的時代。
但是，美國所謂的對規則體系的承諾與中國缺乏規則之間的區別至少在三個方面具有誤導性。首先，它忽視了美國自己的意願，即在規則阻礙行動的時候忽視、逃避或重寫規則。如果我們對自己誠實，我們必須承認，華盛頓有時認為強權即公理、贏家通吃是完全可以的。蘇聯的解體就是一個很好的例子，當時美國充分利用了後蘇聯時代被削弱的俄羅斯。
第二，正如哈佛大學阿拉斯泰爾•伊恩•約翰斯頓(Alastair Iain Johnston)所表明的那樣，中國接受甚至捍衛現有秩序的許多原則，儘管當然不是所有原則。當然，未來形勢可能會發生改變，但即使是一個強大得多的中國，毫無疑問也會尋求保留當前秩序中符合其利益的特徵。
第三，像布林肯這樣的言論暗示，放棄今天以規則為基礎的秩序，我們將處於一個沒有法律、沒有規則、赤裸裸的強權政治的世界，不受任何規範或原則的監管。事實並非如此：持不同觀點的學者們認為，所有的國際秩序——全球的、地區的、自由的、現實主義的，或者其他任何的秩序——都需要一套規則來管理不同政治之間不可避免的各種互動。
在國際關係文獻中可以找到這樣的例子:44年前，理論家赫德利·布爾(Hedley Bull)將“國際社會”定義為“由一套共同規則約束的國家集團”，芝加哥大學(University of Chicago)教授約翰·米爾斯海默(John Mearsheimer)最近將國際秩序定義為“一個有組織的國際機構集團”，他說，“這些機構實際上是大國製定並同意遵守的規則。”政治家亨利·基辛格(Henry Kissinger)認為，所有的世界秩序都建立在一套“公認的規則”之上。普林斯頓大學(Princeton University)教授g·約翰·伊肯伯里(G. John Ikenberry)關於美國領導的“自由主義”秩序的許多著作都強調其“以規則為基礎的特點”。政治科學家貝斯·西蒙斯(Beth Simmons)和海因·戈曼斯(Hein Goemans)也認為，“任何群體間的秩序都必須由群體成員和……政治權威的規則來定義。”即使是對自由秩序持懷疑態度的人，比如學者帕特里克·波特(Patrick Porter)，也承認規則在這一體系中所起的作用，同時強調美國是如何利用其優越的權力來迫使其他國家遵守牠喜歡的規則的。
簡而言之，問題不在於美國對“基於規則的”秩序的偏好，也不在於中國所謂對這種秩序缺乏興趣;相反，問題是誰將決定哪些規則適用於哪裡。或者正如蘭德公司的邁克爾·馬扎爾最近所說，“在其核心，美國和中國正在競爭塑造全球體系的基礎——支配國際政治的基本思想、習慣和期望。”這最終是一場規範、敘事和合法性的競爭。”美國人和中國人在觀念上的差異是比較直接的。美國更喜歡多邊體系，至少在某種程度上考慮到個人權利和某些核心自由價值觀。這些理想在國內可能應用得不完美，在國外可能不一致，但美國對這些理想的承諾不僅僅是空話。除此之外，它還支持美國說服或強迫其他國家改變其國內安排的努力。毫不奇怪，美國也喜歡許多現有的機構(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北約、世界銀行)，因為它們賦予美國更大的影響力。
相比之下，中國更傾向於威斯特伐利亞式的秩序觀念，國家主權和不干涉是至高無上的，個人權利的自由觀念即使不是完全被摒棄，也會被淡化。這一願景的“規則基礎”不亞於美國，因為它藉鑑了《聯合國憲章》(United Nations charter)的部分內容，也不會排除當前許多形式的國際合作，包括廣泛的貿易、投資，以及在氣候變化等重大跨國問題上的合作。中國也是多邊主義的響亮捍衛者，即使它的實際行為有時違反現有的多邊準則。儘管如此，一個中國偏好占主導地位的世界與一個被證明更有影響力的美國願景的世界將是不同的。
我不知道這兩種觀點中哪一種會在未來幾年勝出，但我可以觀察一下。首先，如果你認為美國及其最親密的盟友會自己制定所有的規則，那你再想想。國際秩序不可避免地反映了潛在的力量平衡，而中國的崛起意味著，它塑造一些規則(或拒絕遵守它所拒絕的規則)的能力相當大。
其次，從第一點開始，沒有一個單一的國家能夠制定和執行一個秩序的所有規則。在布雷頓森林體系的建立中，美國得到了它想要的大部分東西，並對該秩序隨後的演變產生了巨大的影響，但它仍然不得不在一些問題上做出妥協。美國和中國將對出現的規則產生巨大的影響，無論是在全球範圍內，還是在各自領導的部分秩序內。但是，為了獲得其他國家的同意，他們還必須給其他國家至少一部分他們想要的東西。
第三，中國的崛起(以及俄羅斯在較小程度上的地區影響力)給其他國家提供了比單極時代更多的選擇。伊朗可能在美國的製裁下遭受了巨大的痛苦，但它最近與中國達成的石油和投資協議表明，它有能力在不向美國做出額外讓步的情況下減少壓力。歐洲可能會興奮地看到美國前總統唐納德·特朗普的離開，並為美國總統喬·拜登修復跨大西洋關係的願望感到高興，但這種釋然感並沒有導致德國取消北溪- 2管道項目，也沒有阻止歐盟與中國簽署自己的投資協議，儘管美國要求推遲，也不能說服歐爾班·維克托總理將自由價值觀帶回到匈牙利。
美國人可能誇大了美國霸權的仁慈本質，但它與其他國家的地理距離和相對善意的意圖使其首要地位比權力總體分配更容易為其他國家所接受。正如我在單極時代所說的那樣，美國的力量並沒有激起人們預期的那麼多反對，因為它與其他主要權力中心被兩大洋隔開，對領土擴張沒有興趣。歐亞大陸的大多數國家對彼此的擔憂多於對美國的擔憂。
然而，即使是那些歡迎美國領導的志同道合的盟友，也希望美國能更審慎地行使領導權。困擾他們的不是美國霸權本身，而是霸權特權的過度剝削。具有諷刺意味的是，美國的盟友們真正想要的是美國更加認真地對待其一再重申的“基於規則的”秩序的承諾。短期內，拜登和布林肯致力於積極和建設性的外交，這與特朗普和蓬佩奧的虛張聲勢形成鮮明對比，將有利於美國推動其偏愛的規則。
但更多靈活的外交手段也只能讓一個國家走到這一步。從長期來看，制定全球交易規則的競爭將主要取決於哪個國家——美國還是中國——擁有更大的硬實力。美國可以主導戰後自由秩序的建設，因為它的經濟產出佔世界總產值的近50%，而其他大國則處於崩潰和美國債務中。硬實力——以經濟和軍事實力的形式——仍然能讓它的擁有者獲得極大的尊重。
如果中國最終佔據了21世紀經濟的製高點，它仍然無法控制世界。但這樣的立場將使中國對國際體系的規則有很大的影響力，因為其他國家將不太願意公開違抗中國，並被迫調整一些做法，以符合中國的偏好。即使是那些積極在軍事上平衡中國的國家，也可能會選擇以其他方式遷就中國。相比之下，如果美國在經濟上保持同步，並在未來生產力所依賴的大多數核心技術上保持關鍵優勢，那麼21世紀的秩序可能更偏向華盛頓而不是北京。
來源 | https://foreignpolicy.com/2021/03/31/china-wants-a-rules-based-international-order-to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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