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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4/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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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主要整理自鄭永年教授於2021年4月11日在深圳龍崗區黨政幹部“粵港澳大灣區建設”專題研討班上的主旨演講，首發於微信公眾號“香港中文大學深圳高研院” 。
第一次開放：封閉而導致的被迫開放
在近現代史上，中國第一次開放是一種被動式的開放。1840年第一次鴉片戰爭，中國戰敗，1856—1860年第二次鴉片戰爭，中國同樣失利，結果導致英國的大砲轟開了我們的國門。因此，這是一個被迫的開放，是一種不情願的開放。但這裡需要提出一個很有價值的問題：中國為什麼走到了被迫開放的境地？其實答案也並非多麼玄妙，無非就是之前的不開放。一旦封閉起來，就有落後的危險；長期封閉起來，必然導致落後的結果，這是歷史給中國人的教訓。 在鴉片戰爭前二十年，中國的經濟體量是頗有規模的，有很大可能是當時的世界第一，是優於英國的[i]。但是僅僅20年以後，中國就被英國打敗了。事實上，當時世界上主要的資本主義國家，如法國、普魯士、美國等，通過工業革命完成了工業化，國力猛增，財政收入都超過了中國。也就是說，西方開放的二十年，足以超過中國封閉的二十年。 但是，經濟體量的大小遠不能決定一切，這是鴉片戰爭已經生動說明了的。但是如今國內有些人似乎已經忘記了這個教訓，片面地強調中國的GDP馬上就要超越美國[ii]。GDP超過美國固然具有很大的意義，但GDP一項指標遠不構成絕對性指標，因為GDP總量的優勢而表現出的驕傲情緒更是沒有道理，肯定是不注意學習才會有的武斷結論。 鴉片戰爭的結果是英國人用堅船利炮叩開了我們的國門，中國被迫開啟了第一對外開放。對此，國人屈辱的情緒來得快，吸取教訓的覺悟倒是要慢些，哪怕到了第二次鴉片戰爭失利，朝廷裡很多官員依舊抱定我們是天朝上國的信念，自詡為文明人，鄙視所謂英夷的奇技淫巧，在“體用之爭”上蹉跎，缺乏實事求是解決具體問題的精神。直到1895年被往日的“學生”日本所打敗，中國社會的精英階層才徹底被震動，以至於有了亡國的危機感，意識到向西方學習的迫切性。 1905年日俄戰爭，近代史上亞洲人首次戰勝歐洲人，滿清看到師夷長技不僅能自強，還可以製夷，因此往後向西方學習的不再僅僅是實業、軍事，還包括政治、法律制度。中國近代史上的第一次對外開放空前高漲。然而，不僅清廷向西方學習的努力最終以失敗告終，而且就連推翻清廷的孫中山及其治下的國民黨向西方的學習最終也以失敗告終。於是孫中山先生轉而向蘇聯學習，因此有那麼一段時期，國共兩黨都在學習蘇聯。但是共產黨對中國革命的理解比國民黨更加透徹，後者還是主要靠精英階層，而前者則是把整個社會的力量充分動員起來，於是取得了最終的勝利。至1949年，共產黨建立了新中國，進入1950年代，中國的第一次開放步入尾聲。
第二次開放：摸石頭過河的主動開放
中國近代史上的第一次開放，是在被動挨打的情況下開啟的，對中國人來說體驗遠稱不上愉快，但是經過百年的抗爭，總算是解決了基本的安全問題。然而中國還面臨著深刻的貧困問題。1970年代末到1980年代初，鄧小平為中國開啟了第二次開放，而廣東，尤其深圳就在其中扮演了十分耀眼的角色。這一次開放是中國主動開啟的，雖然是摸著石頭過河，但是決策者的戰略眼光和決策氣度都是令人欽佩的。 這裡要特別解釋的問題是為什麼第一次開放和第二次開放之間出現了斷代，或者說毛澤東時代的中國為什麼選擇在封閉的狀態下艱難前行。 新中國成立之初，毛澤東提出“打掃完屋子再請客”，主要是鑑於當時世界範圍內仍然比較複雜和險惡的鬥爭形勢，尤其是美蘇兩大陣營的對立。雖然共產黨很快選擇了“一邊倒”的外交策略，但也不等於就是讓中國整體對外封閉。事實上在六十年代中蘇關係惡化之前，中國還是向蘇聯，乃至向整個社會主義陣營有限開放的。中蘇關係的轉變是多方面的原因造成的，其中一個很重要的就是毛澤東在維護社會主義陣營的同時堅持獨立自主的發展道理，這與蘇聯將中國完全納入其蘇聯帝國的戰略鏈條的意圖之間存在不可彌合的分歧。中蘇交惡導致了新中國歷史上最為艱苦的一段時期，對外交流，無論是向著社會主義陣營的還是向著西方的，都基本中斷。 後來美國出於冷戰的戰略需要，派出基辛格秘密訪華，釋放出希望緩和中美關係，從而平衡蘇聯影響力的信號。毛澤東敏銳地抓住了這一契機，在美、中、甦的戰略大三角中邁出了對美開放的重要的第一步。毛澤東之後，華國鋒任上還出現了一次小的“洋躍進”，說明中共領導人可以更替，但是共產黨決定，對外開放還是要搞的。 所以說，雖然世界上從來都有一些聲音批評共產黨的對外政策，但是這些都無法否認共產黨自成立的第一天開始，從來都是結合整個國際大背景、大格局來思考問題的，這跟傳統中國那些封閉狀態下的農民運動不同。中共跟蘇聯的關係也好，跟西方的關係也罷，從來都是既要開放也要鬥爭的。這些涉及黨的建立和發展的問題，我們有時間還可以專門討論。 回到對第二次開放的分析上來，我覺得必須承認，第二次開放是非常富有成效的，使中國從一個貧困國家變成了世界第二大經濟體，人均GDP從1981年的不到300美金提升到2020年底的1萬美金，並在這一過程中培養了4億規模的中產階級。剛剛改革開放的時候，鄧小平說我們目前是貧窮社會主義，但貧窮不是社會主義的本質，社會主義也是要走向富裕的。所以他提出讓一部分地區先富裕起來，走共同富裕的道路。這一政策的成效之一就是今天中國的4億中產。當然除此之外，也還有數目可觀的富人群體。這一群體容易成為話題，一會兒有報導稱北京的億萬富翁的人數超過紐約了，一會兒了又有報導稱深圳一地富人規模超過某個國家了。 但是我覺得衡量一個社會的進步程度，不僅僅是要看它產生了多少富人，更重要的還是看有多少人脫貧。貧困是從人類社會一開始就存在的現象，也是世界範圍內的發展難題。中國在過去的40年間使得8億人口脫貧，單是十八大以來，平均每年就有一千多萬人口脫貧。另外這一過程中，中國也實現了從一個對外貿易幾乎封閉的國家向全球第一大貿易國的蛻變。這是中國人民辛勤勞作的成果，也是中國政府對外開放的經濟政策的奇蹟。 總結起來，第二次開放的成功和中國決策層對於發展機遇的捕捉有著密不可分的關係。從80年代起，中國幾乎再也沒有放棄過任何重要的發展機遇。這是很不容易的，即便是當今綜合實力依然最為強大的美國，過去幾十年來也沒有做到這一點。中美都從全球化中受益匪淺，但是中國走的是一條借助全球化的力量助推自己走上發展型國家（developmental state）的道路，而美國則是藉助全球化的便利實現了資本的重新配置，走上了消費型社會（consumer society）的道路。 於是我們見到的結果就是在中國、深圳這樣的原本的小漁村迅速崛起為大都市，而且還帶動了東莞、肇慶一線的發展，進而和廣州、佛山一線共同連接成世界級的城市帶；而美國則是中部、北部的老工業區衰落為鐵鏽帶。 中國人從第一次的被動開放起步，不斷艱難前行，後來主動開啟了第二次開放。毫無疑問，中國的第二次開放創造了人類經濟、社會發展史上的奇蹟。但是中國的崛起也為其自身帶來了挑戰，其中最為重要的一個就是以美國為首的西方世界，作為原本主導世界秩序的力量，開始忌憚中國的實力和潛力，於是開始搞逆全球化，搞與中國脫鉤。所幸的是，中國領導層高瞻遠矚地啟動第三次對外開放。
第三次開放：大變局下以規則引導為目標的持續擴大開放
中國第三次開放的大背景，是世界出現了百年未有之大變局。這個變局涵蓋的具體內容比較多，我之後再詳細闡述，但簡單地說，就是西方國家的相對衰落和中國崛起意味著近代以來西方文明主導人類發展進程的局面正在發生變化。在這樣的大背景下，有很多重要的工作需要開展，其他各項工作，我會在下兩節中介紹，這裡我想先點出最重要的兩項，持續擴大開放和參與規則制定。 中國過往四十年的經濟建設成就，是在全球資本、技術、市場逐步開放的大背景下取得的，雖然這種開放遠非最高級形式，而且有些時候在某些領域對中國還很不公平，但是總的來說，世界範圍內的開放對中國的發展來說是不可或缺的。縱然中國現在已經在資金、技術方面有了很多積累，而且坐擁世界第一大市場，但是一旦真的離開了一個開放的世界秩序，中國的發展也將步入艱難。 雖然今天的中國在主觀上已經不可能選擇封閉，但是來自外界的壓力，尤其是西方國家在先進技術領域與我們脫鉤，從而將我們逼進封閉的危險比以往任何時候都大。為了應對這種局面，我們不僅要持續推進雙邊、多邊的開放，也要需要考慮單邊的開放。美國一直講對等的開放，即只有你向我開放的時候，我才向你開放。但是在當今的世界格局下，我們需要拿出即使美國不向我們開放，我們也要向美國開放、向世界開放的膽識。 與此同時，我們也要保護我們的正當權益，有效參與國際規則的製定。以規則引導世界範圍內的開放就是中國在第三次開放中的工作重點。 在參與製定規則並以規則引導開放這個層面，中國擁有一些有利的條件，也面臨一些困難。有利的條件包括中國國內的單一市場，中國依托4億中產階級的消費能力而形成的規模巨大的市場，以及美國、歐盟、日韓等發達經濟體彼此間的利益分歧。美國上一任總統特朗普想通過貿易戰的手段邊緣化中國在國際貿易中的地位；日本前首相安培想通過稅收等手段將部分日企從中國轉移出去，降低中國在全球產業鏈中的集中度，但是事實已經證明這些企圖都沒有達成。 2020年，華盛頓智庫皮特森國際經濟研究所的報告指出，特朗普跟中國搞貿易戰，兩年下來，美國有6000億美金流入中國的金融市場。2020年的英國的《經濟學人》雜誌也刊登文章指出，2020年頭10個月有2000億美元美金流入中國的資本市場。更何況，這還是在中國的對外開放尚不夠全面和徹底的前提下發生的事情。因此，整合這些有利條件，進一步深化改革，中國完全可能從世界各國繼續吸納更多資本與技術，取得更廣闊的市場。 當然，與這些有利條件和優勢同時存在的，還有中國在參與國際規則制定方面面臨的困難。很顯然，二戰後美國主導的所謂自由主義秩序並未做好準備接納一個在價值觀念方面與西方存在根本差異的中國的崛起。原本美國希冀於中國的經濟增長帶來對其政權的和平演變，或者哪怕是顏色革命，但是現在美國已經完全承認這一幻想破滅。隨之而來的就是美國利用現有國際規則在各個方面對中國施壓。像是字節跳動的抖音、騰訊的微信、華為的通訊產品，乃至新疆棉花製成的紡織原料在美國以及其他西方國家受到人為排擠就是這方面的例證。 這就需要我們不僅要更加熟練地在聯合國、WTO、國際法庭等國際組織已有的爭議解決框架下爭取到更多的主動，也要試圖以開放、平等、理性、專業的方式優化這些機構的框架，甚至還要逐步鋪設這些國際組織之外的，新的可以創設國際規則的途徑。當然這其中還有一些需要特別注意的事項，比如我們的某些既定的策略需要做出調整，這些我會在下兩節中更加具體地予以說明。 正如上述所言，近現代史上中國的第一次開放是被動的開放，國家面臨生存危機。但中國人民在這次開放的過程中進行了艱苦卓絕的鬥爭，最終解決了國家的基本安全問題；第二次開放是中國主動開啟的，通過借力全球化，顯著提升了國人的收入水平，尤其是消滅了絕對貧困，可以說是成績斐然。 目前，中國開啟了第三次開放，嘗試優化與世界其他國家競爭和協作的模式。在分析中國可以採取的具體措施之前，這一節將從三個方面來更加系統地解釋中國克服各種困難開展第三次開放的必要性、重要性和迫切性。
歷史經驗證明了開放的必要性
在對歷史回顧中，我們回答的重要問題是，首先，不開放會怎樣？ 早在漢、唐、宋時期，中國曾經是世界上最開放的國家之一，尤其是唐朝，被中外許多歷史學家認為是一個世界性帝國，擁有超強的綜合國力。之後，在明清兩朝的統治者因為種種原因而閉關鎖國的歲月裡，歐洲先後開啟了海洋時代、商業革命和工業革命。 閉關鎖國政策使中國放棄了海上控制權，沒有能夠將萌芽狀態的資本主義發展起來，更錯失了第一次工業化的浪潮，而事實證明“錯過”這種時代機遇之後的追補異常艱辛。例如，中國初步補上工業化的這一堂課，是在新中國建立之後的事了，距離在鴉片戰爭被迫打開國門已經百餘年。在1958—1978的20年間，經過全國人民的艱苦奮鬥，中國才基本建立了第一個獨立的、比較完整的社會主義工業體系。而中國徹底實現工業化，成為全世界唯一一個擁有全部工業門類的國家，則是在第二次開放（1978—2018）期間實現的。這個經驗證明封閉的路是走不遠的，封閉的代價也是重大的，因此必須要以開放促發展。 其次，不主動開放會怎樣？中國的第二次開放是主動開啟的，這使得我們擺脫了“封閉就要落後，落後就要挨打”的陷阱。但這次開放同時也是中國單向地、“迎合地”融入西方世界主導的規則體系的過程，代價很大。誠如馬克思所言，資本主義創造了巨大的財富，賦予西方國家主導整個世界的力量。這種主導尤其體現為目前世界通行的規則大多由西方發達國家製定，而中國則需要在與世界“接軌”的過程中不斷修改國內的法律、法規，以及對決策體系進行改革，從而符合世界通行的規則。 這就造成兩個問題，一是在中國與世界多種制度接軌的談判中往往淪為單方面的接受者，必須完全按照世界既有遊戲規則來進行自我修訂。這其中當然存在著一些必要的、有益的改革，或者可以稱之為倒逼的改革，但也必然存在一些不必要的、過高代價的接軌。二是中國作為世界主流玩家當中的“外來者”，且在政治制度、意識形態上與西方國家不同，中國的“走出去”很容易被理解為是對既有規則的一種挑釁，尤其中國在第二次開放中實力得到大幅度提升，被認為是貿易往來中的“利益既得者”，技術交流中的“知產產權偷竊者”。 這其實也是中美貿易戰、技術戰爆發的底層邏輯。西方的大部分指控都是關於中國沒有完全遵守西方確立起來的國際規則的方方面面。換言之，沒有規則制定權的條件下，縱使主動走出去，其實也帶有一種被動的節奏，也面臨更高的成本和風險。 更重要的是，科學技術就是第一生產力，但科學技術的發展不能“閉門造車”。在美蘇冷戰年代，兩大軍事力量之間實行嚴格的技術封鎖、武器禁運。最初，中蘇蜜月期間，蘇聯在航空、導彈和核武器等尖端軍事技術方面向中國提供了不同程度的援助，促使中國技術發展突飛猛進。之後中蘇關係破裂，蘇聯中斷向中國提供技術材料，中國經歷了極其漫長的孤獨探索的研究階段。雖然今天我們談及此段歷史總會強調“獨立自主，自力更生”，但也不得不承認這種封閉式的技術進步令我們付出了高額的成本和慘痛的代價。 如今西方國家在很多領域對我們有防備，甚至是打壓，比如高端芯片的設計和製造，下一代通訊技術，以及很多可以運用在軍事領域的技術。確實，在這些領域開展交流合作非常困難。對此，普遍存在兩種思路。 第一種思路認為，一切技術，即使是別人封鎖我們，我們也一定能自己發展出來。哪怕曾經不能，隨著我們的科研實力的增強和消費市場的擴大，我們不僅一定能做出來，而且一定能越做越便宜。因此，我們沒有必要害怕被封閉，更沒有必要為了求得人家對我們的開放而過度讓步。西方對中國開放，是西方和中國的雙贏；西方對中國封閉，也是“雙贏”——中國贏兩次。這種觀點目前在國內還比較流行。 第二種思路認為，中國已經取得的成就在相當程度上是依托全球市場和西方先進技術而實現的，中國以後所能取得的成就，依然少不了這些元素的參與，即便說對於外部因素的依賴肯定會有所減弱。因此，當下中國應該擴大開放，哪怕是單邊開放；應該努力營造交流的氛圍，累積合作的信任；應該老老實實地講述雙贏的道理，實實在在地把姿態落實為雙方的現實的利益。 我個人認為，還是第二種認識更接近實際。經驗地看，科學技術進步的本質是開放。如果不開放，最強大的科技也會走向落後。不管我們喜歡與否，一個不爭的事實是：近代以來，大部分基礎性的科學發現和原創性的技術發明都來自西方國家，而且這一局面至今也沒有發生根本性的改變。中國若是不能積極主動地對外開放，就會與西方的前沿科技成果脫鉤，而這種脫鉤對中國必然是有害的。我們應該充分認識到，基礎性的科學發現和原創性的技術發明並不能在短期內完全通過自力更生取得，自主創新應當是開放環境下的綜合運用當前最新科技成果的創新，絕不是關起門來搞創新。
國際格局凸顯了開放的重要性
從國際格局，或者國際體系這個更為宏觀角度出發，多極世界最有利於中國的發展，而中國祇有繼續擴大開放，才有利於營造多極化的國際體系。之前提到中國第三次開放的大背景是世界出現了百年未有之大變局，而所謂百年未有之變局在二十一世紀就集中體現為，二戰後美蘇對峙的兩極格局，以及冷戰結束後美國獨大的單極格局，正在走向美國、中國、歐盟、俄羅斯、印太等既彼此合作又彼此制衡的多級格局。 對於這種趨勢，美國自然是不樂見的，前任美國總統特朗普提出的“美國第一”（American First）的外交政策，現任國務卿提出“以美國人民為中心的外交政策”（A foreign Policy for the American People）。雖然他們所屬的政黨是對立的，但他們提出的外交政策的本質是高度一致。在他們的盤算中，單極世界當然是最理想的，美國作為唯一的超級霸權，有能力命令全世界跟隨其價值觀念和發展模式（這對在價值觀念上與美國存在根本差異，且想要走獨立自主發展道路的中國來說顯然不利）。如果說這種高傲的美式單極世界實在難以維繫，他們就要製造一個美國與其最主要戰略競爭對手相互對峙的兩極化格局，然後儘可能地把世界上實力強勁的國家拉到自己一極，把自己的競爭對手孤立在另一極。 由於如今被美國確立為戰略競爭對手的中國日益顯現出的強大實力，美國還對原本簡單的兩極模型做了調整：除了鞏固與歐洲各國、日韓、澳大利亞等傳統盟友的關係；慫恿或者脅迫東盟等中間力量“選邊站”，美國還特地拉攏了下一個可能崛起的亞洲大國——印度，讓它加入自己所謂的“印太戰略”，從而圍堵中國。 與此同時，美國通過各種辦法，或者誘導，或者逼迫，從而在國際上把中國和俄羅斯捆綁在一起。實際上，俄羅斯是一個自身實力早已不能匹配其雄心的國家，而且因為克里米亞問題而被絕大多數歐洲國家敵視。關鍵是這就意味著，只要把中國跟俄羅斯綁定，美國就確保了歐洲的一眾國家，不僅僅是其傳統盟友，還包括一些東歐蘇聯國家堅定在站在美國那一極，從而形成美國反華力量所希望的“世界隊”來對付“中國隊”。 我們常說很多國家“安全靠美國，經濟靠中國”，乍聽起來這讓人情感上不舒服。但換個角度思考就會發現，其實這類“騎牆派”越多，就越可能在中美之間形成新的一極。新的一極包括的國家可能比中美任何一個都要脆弱，但是只要中國多釋放一點迴旋的空間，他們哪怕只是出於自己的利益，也會在中美之間多充當多一會兒緩衝的區域。這未必是最理想的狀態，但是肯定比另一種關於未來的構想要好得多，即今後的世界將逐漸演變成“一個世界，兩套體系；一個世界，兩個市場”——一個以中國為中心的體系，一個以美國為中心的體系；一個以中國為中心的市場，一個以美國為中心的市場。在那樣的兩極世界中，任何極端的情況都更容易爆發。 總結來說，即從中國的角度出發，美國獨大的單極世界中，中國難以有所作為；而中美對峙的兩極世界中，中國的處境將會更加凶險，因此通過向世界各國開放和促進各國之間彼此開放，中國可以構建一個多極化的世界，這樣的世界既符合中國的發展需要，又符合其他大多數國家的利益。
美國對華的全方位遏制體現了開放的迫切性
國際格局的變化促使中國需要進行第三次開放，但中美關係的惡化卻讓這個第三次開放必須盡快提到議程上來。目前看來，百年未有之大變局的暴風眼，就在於中美之間全方位的博弈。美國社會如今在諸多方面存在嚴重分歧，但是唯有在對華政策這一領域，國會兩黨，乃至整個美國的主流精英階層都達成了罕見的一致。美國對其不斷被強化的對華態度中，已經開始採取全方位的對華遏制舉措。只有堅持主動的、積極的對外開放，中國才有機會在各個方位上迎接這些挑戰。 為了壓制中國的發展，美國前總統特朗普啟動了一套在新時期遏制中國的戰略，而拜登執政以來的一系列舉措已經將這一遏華戰略繼承和發揚，並進一步形成了可以被簡單概括為“四分”和“四全”的策略。 “四分”指的是： 第一，美國企圖把中國共產黨跟中國人民分裂開來，這是從最根本的層面分化中國的策略。 第二，美國企圖把中國共產黨與它的領導集團分裂開來，這是分化中國最致命的手段。比較關心中美關係的人最近可能都注意到了所謂“更長的電文”（the Longer Telegram）的事件。1946年2月22日，美國駐蘇聯大使喬治·凱南（George Frost Kennan，1904—2005）向華盛頓發回了一封八千多字的長電報，提出了對蘇聯的“遏制”戰略，奠定了冷戰期間美國對蘇戰略的基本思路。2021年1月28日，大西洋理事會（The Atlantic Council）以The longer Telegram: Toward a new American China strategy為題，用一萬多字提出了今後一段時期內遏制中國的戰略，其中特別把矛頭指向中國共產黨的領導集體。 第三，美國企圖把中國的漢族跟少數民族區分裂開來。美國最近幾年在新疆問題上動作頻頻，甚至還試圖在內蒙古的問題上煽風點火，這都是瞄準了中國的民族問題。 第四，美國正在嘗試一個比較新的概念，就是把“中華”和“中國”分裂開來。海內外的中國人，無論政治見解和法律身份如何，文化上都能接受中華和華人的概念。但是美國現在的新策略想要將“中國”打上政治標籤，而將“中華”打上文化標籤，進而將兩者區分，比如中國大陸是“共產中國”（Communist China）；相應地，大陸人以及海外親共的華人，就都是Communist Chinese；與之相對，港澳台、海外的華人社會中不親共的，尤其是在歐美接受了系統教育的華人則是“英華”（Anglo-Chinese） 。 “四全”是指： 第一，“全政府”（whole government）。美國最早是在中國政策上要走“全政府”路線，即要將整個政府動員起來對付中國，理由是中國政府就是整體性地動員起來對付美國，而非個別部門單打獨鬥。 第二，“全社會”（whole society）。美國的“全政府”路線後來還升級到要以“全社會”來應對中國，理由是他們認為中國留學生和訪學人員中存在大量的“間諜”，他們到美國來竊取技術、滲透社會，因此美國也要動員全社會來對付中國。再後來，美國（國務院研究開發局局長）索性把中美對峙上升到文明衝突的高度來解讀，擺出了“whole civilization ”（全文明）級的對抗姿態。 第三，“全方位”。美國要從各個方面來圍堵中國，包括貿易、技術、意識形態、地緣政治、軍事等領域。 第四，“全世界”（whole world）。拜登上台後一直致力於對特朗普時期孤立主義的外交政策進行糾錯，重返《巴黎氣候協定》，重新支持世界貿易組織（WTO）和世界衛生組織（WHO），緩和和鞏固與歐洲、南太平洋、東亞地區盟友的關係，尋求與他們開展更多在情報、技術、軍事設施共享方面的合作，並且拉印度入夥，以及在全球範圍內拉攏一切可以拉攏的勢力，借助少數民族人權問題、特別行政區法律問題，以及所謂“疫苗外交”問題等一切機會向中國發難，儼然已經成了“全世界”級的對華遏制戰略。 也就是說，美國如今是糾集起一支“世界隊”來對抗中國的。之所以有這樣的“智慧”，是因為某些出生在大陸、港台、東南亞區的華人加入了美國的決策層，就像美國曾經啟用大量斯拉夫裔的戰略家對抗蘇聯一樣。因此，在這種情況下，不再會有任何“歲月靜好”的間隙，中國在任何一個層面、任何一方向上的封閉都會意味著失去反制的陣地。 如何應對國際局勢的巨變？如何分化美國的內部力量、分化美國和其盟友的關係，從而反制美國對中國的新圍堵？對中國來說，沒有比開放更有效的策略了。從這個角度來看，第三次開放不僅僅是為了中國內部可持續的發展，也是塑造相對和平的國際環境的有效手段。 簡單來說，中國的第一次開放是被迫的開放，證明了“封閉導致落後，落後就要挨打”；第二次開放是主動的開放，證明了“沒有規則制定權的開放其實也是一種被動的開放，也有較高的成本和風險”。這就決定了必須要進行第三次開放，一次完全意義上的主動開放；一次有效參與規則制定的開放。那麼，為什麼要強調這是一次以規則制定引導的開放，以及具體如何爭取實現對於規則制定的有效參與呢？
為什麼要在規則制定方面爭取更大的話語權？
中國第三次開放的背景，是世界出現了百年未有之大變局。簡單來說，就是西方國家的相對衰落和中國崛起，這意味著近代以來西方文明主導人類發展進程的局面正在發生變化。那麼，在這種大變局之中，對規則制定權的競爭是今天國際競爭的核心，也是未來中美競爭的核心。 改革開放初期，中國提出了“以資金換技術”“以市場換技術”等政策，即採用補償貿易、直接付費或合資辦廠等形式從國外引進設備和技術。我們寄希望於跨國公司為追求利潤最大化來有意或者無意的進行技術轉移，甚至在技術溢出效應裡提高整個產業的技術水平。但事實上，西方國家對於這一系列政策已經有了一套成熟的戰略應對，通過在發展中國家本土化的研發，來達到控製本地技術、主導本地市場的戰略目標。這就意味著，“以資金換技術”“以市場換技術”不會有效。 現在看來，傳統上投資貿易的數量和質量問題、技術升級和創新問題依然十分重要，但已非中國國際化發展問題的當務之急。現在的關鍵在於中國擁有龐大的市場，但規則制定權卻少之又少。也就是說，我們一直在玩的是西方世界創造的遊戲，遵循的是西方世界制定的遊戲規則，而這對我們是非常不利的。例如中國互聯網行業在國際化的道路上已經面臨的重重困難，華為、字節跳動等中國公司已經遭到來自美國為首的西方國家的打壓和封鎖。這足以警示我們，如果沒有足夠的規則制定權，在規則上繼續“美國化”，中國未來高科技企業的發展會舉步維艱，也將失去在面對發展中國家時的科技話語權。 如今中國已經是第二大經濟體和最大的貿易國，擁有龐大的國內市場，而這個市場優勢應當被轉化為規則制定的優勢。也就是說，第三次開放應該從“市場換技術”轉變為“市場換規則”，利用好規則作為處理外部關係的“緩沖地帶”。
怎樣爭取更大的規則制定話語權？
在如何爭取規則制定的更大話語權上，我認為應當有一個“三步走”策略：
第一步：統一國內市場規則。我們發展了這麼多年，但必須承認的是我們國內的發展也存在著規則不統一的問題，這不僅僅是指這幾年粵港澳大灣區發展中所面臨的“一國兩制”體制下的規則對接問題，更是指廣大的內地地區間、行業間等普遍存在的規則不一問題。尤其是改革開放以後，省及省以下政府被賦予了一定的發展自主權，部分省份在追求經濟增長的過程中在“招商引資”的道路上步子太大，在有規則的領域不斷試探規則的邊緣，甚至存在“跳出規則”的嚴重違規行為，而在沒有建立規則的領域裡就更無所顧忌。 這種國內規則的不統一，使得我們的企業之間、地區之間存在著原本可以避免的“惡性競爭”問題，因而導致一定程度的利益損失。對此，我們不能僅看那小部分的利益獲得者，應該算的是長期的總賬和國家的大帳。在我們向外發展的過程，規則不統一更是拉低了我們的競爭實力，降低了我們與世界接軌的效率。 那麼，如何推動國內規則統一？在政府層面，我們可以參考當年的“點、線、面”的推動邏輯，首先推動以城市群建設為抓手的區域性規則一體化，例如粵港澳大灣區城市群、杭州灣城市群等，繼而推動城市群之間的規則銜接，將粵港澳大灣區城市群、杭州灣城市群、海南自貿區等區域性發展逐步關聯起來，最後逐步形成以內循環為標誌的國內規則的統一。 與此同時，我們也應當注重社會（市場）層面規則的統一，可以學習借鑒歐盟相關經驗，推動行業協會等非政府組織來主導私營規則統一化。當然，我們學習的目的不是為了構築針對性的壁壘，而是為中國的企業和行業組織提供更多的博弈工具，政府與行業的兩條腿走路共同構築的規則架構，更有利於中國規則的影響力。 第二步：對現有國際規則進行重新梳理、重新識別、重新消化和重新吸收。這種重新梳理和重新識別，就是盡量站在一個更為客觀的角度，將既有國際規則當中有利的、有弊的、中立的進行重新的歸類。當然，也要注意區別對待不利於自身和國際效率的國際規則。這裡要特別強調的是，中國要想在一定程度上改變既定的國際規則，那必須對現行規則有一個更為深刻的理解，也就是說要參透它的邏輯和精神，將其中公平合理的成分融合進中國倡導的新規則中，而不是照抄西方國家的舊例後簡單地將自己填寫在比較有利的位置上。儘管現行的國際規則大都由西方制定，但是客觀地說，規則被制定出來以後就會具有一定的中立性。一個生動的例子就是美國在特朗普任上大搞貿易保護主義、經濟民族主義，這恰恰說哪怕像是美國這樣主導國際規則制定的國家，也不能總是保證規則對其絕對有利。 對既有規則的重新消化和吸收，更為重要的是向制定規則的國家看齊，學習其規則制定的思維邏輯以及在國際規則上的參與策略。這裡談一個比較有意思的例子，在互聯網行業上，歐盟並沒有大型的互聯網企業，但卻利用其市場力量在與美國、中國競爭規則制定權。歐盟諸多互聯網監管法律法規的出台就表明了其豐富的“鬥爭經驗”。 而中國在這方面也有不錯的成績，這些年，中國正在以十分謙遜的姿態逐漸開展消化吸收既有國際規則的工作。比如中國在亞投行的建設中就吸取了世界銀行（World Bank），亞洲開發銀行(Asian Development Bank)，乃至美洲開發銀行(Inter-American Development Bank)制定相關規則方面的經驗，充分平衡較為發達的資本輸出國和較為落後的資本接受國的利益。 第三步：逐步影響、改革乃至創設國際規則並促進內部規則和外部規則的銜接。在國際規則制定權的爭取過程中，當然我們要不斷地進行自身發展。發展才是硬道理，發展的國家是會擁有更大的國際話語權。在這種規則制定中，我們也要重視與其他國家的合作，特別是非西方發達國家的合作。 一方面，中國向外輸送的信號是：中國並不想做現有秩序的顛覆者，只是力圖成為改革者，是要提倡通過國際體系和規則的改革使得世界體系公平且有效率；另一方面，中國是要與在美國（西方）單邊規則中的受害者對話，著眼於全局利益和長遠利益，呈現出一個更為包容、更加多元和更加開放的規則體系。當然，這種合作也是尋求國際支持，從而獲得國際話語權的一個重要策略。這個方面一個很好的例子就是，中國在有關全球最大自貿區《區域全面經濟夥伴關係協定》（RCEP）的談判中功高不居，始終肯定和維護東盟的主導角色，但也通過自身在供應鏈系統中的中心化位置和資金供給方面的巨大體量來適度影響自貿區規則的製定。
註釋： [i] 根據英國經濟史學家安格斯·麥迪森（1926—2010）的測算，1820年，也就是鴉片戰爭前二十年，中國占到當時全球總GDP的32.9%（《世界經濟千年史》）。這一說法受到很多專家學者的挑戰，認為推測的方法不夠科學，因此結論也未必可靠。但是即便該數字腰斬，中國1820年前後的GDP仍然有相當大的可能是當時的世界第一。彼時包括英國在內西歐七國，合起來佔世界GDP的約70%。英國較其他歐洲大陸各國比重略多，我們粗略地將其全球佔比估計為歐洲七國平均水平（10%）的1.5倍，而將中國按照（腰斬後的）15%計算，則當時英國大致相當於中國的經濟體量。如果英國達到歐洲平均水平的2至3.5倍，即最多相當於佔據了歐洲七國一半的經濟總量，也就是在當時世界經濟版圖中佔據35%，則與麥迪森樂觀估計的中國32.9%的佔比大致相當。 [ii] 疫情前的2019年，中國GDP約為14.36萬億美元，全球佔比16%；美國GDP為21.43萬億美元，全球佔比24.42%，中國GDP大約相當於美國GDP的67%。經歷了2020年的疫情，中國仍然實現約2.3%的增長，而美國負增長為3.5%。目前按最樂觀的情況估計，2020年中國GDP將達到美國75%的 水平。
文字整理：張駿 | 編輯：IPP傳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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