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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12/28
治學不為媚時語，獨尋真知啟後人。 ——章開沅
01 斷掉了的傳統
經濟觀察報：從簡歷看，您是金陵大學的肄業生？
章開沅： 1946年我進入金陵大學讀書。金陵大學是教會大學，那時有一句話“北有燕京，南有金陵”。我沒有畢業就參加了革命，1949年隨著南下的大軍來到武漢，在中原大學教育學院工作，也就是現在的華中師範大學前身。不久我就受到了批判。
經濟觀察報：為什麼？
章開沅：當時辦學強調政治思想教育為主，像辦黨校一樣辦高校，真正的學科建設談不上。在一次大會上我把這些意見說出來了，結果被批判為“否定黨的教育路線”。那是1950年，後來我一直戴著一頂摘不掉的“世界觀沒改造好”的帽子。
經濟觀察報：您怎麼看新中國成立之初的大規模院系調整？
章開沅：現在看來，大規模的院系調整主要有兩個問題：一個就是搞蘇聯模式，過分專業化，連課程都單一化；再一個問題就是把一些好的教會大學、私立大學完全收編為國有，而且將原有的公立大學也打亂了，北大、清華這樣的都變成了專業性大學。舊傳統完全斷掉了。八十年代劉道玉教授在武漢大學搞得那麼有聲有色，我是非常敬重他的；但是老實說，他的做法不稀奇，學分制啊、轉係啊等等，哪個是劉道玉自己發明的呢？都是老大學固有的東西，我上大學就是這麼過來的。
後來我做了大學校長才體會到，歷史上那些著名的大學了不起，尤其是那些著名的大學校長們真了不起。他們當年的辦學條件比我們差，困難比我們大，可以利用的資源比我們少，卻能把學校辦得各有特色，並且培養出一批又一批優秀人才。所以，在人們的心目中，一所名校往往與一位或幾位校長的名字緊緊聯結在一起，如北京大學與蔡元培、清華大學與梅貽琦、南開大學與張伯苓、浙江大學與竺可禎、金陵大學與陳裕光、金陵女子文理學院與吳貽芳等。
02 不能用管理企業的辦法來管理學校
經濟觀察報：您一直在華中師大工作，是在1984年被任命為華中師大校長的嗎？
章開沅：我是被選舉出來的。當時進行教育改革，教育部派人來主持選舉，不記名投票，實際上是民意測驗。
經濟觀察報：海選？
章開沅：就是海選。選舉完就把票收走了，後來就宣布我得票最多。學校覺得奇怪，我更覺得奇怪，當校長是歷史的誤會，我連繫主任都沒有做過，最大的“官”是教研室主任。我和教育部談，當校長可以，每週我要有兩天的學術研究時間，不然我不干。教育部也答應我了，當然，後來一忙也顧不上了。那時候的經費沒有現在這麼多，辦學條件很困難的，但是辦學的大環境、辦學的自主性比現在好得多。當校長六年，我沒有參加過教育部一次大學校長會。我說我太忙了，有的時候是書記去，書記不去我派副校長去。那時候教育部也沒有哪一個說我對教育部不尊重，像我這樣的人還容納得下來。那時大家對教育部有什麼意見都可以提，沒有太多的忌諱。上面讓我幹什麼，我覺得可以就做，覺得不可以就讓底下的人去應付。
經濟觀察報：所以，您是以一個學者的姿態而不是官僚姿態來治校？
章開沅：說不上，我有自知之明。當時我在學校內部講，華師是“黨委領導下副校長負責制”。為什麼副校長負責制？副校長比我能幹，他們哪一個都做過很多行政工作，當然由他們負責。校長干什麼？我協調他們，集中他們的智慧。
我做校長，與其說我是聽上面的，不如說我是聽下面的。學生會主席都可以指導我。
經濟觀察報：大學校長到底應該對誰負責？
章開沅：我認為大學校長更應該對學校負責、對學生負責、對老師負責，而不是只對上負責。我一直主張“以生為本”，把學生看作教育的根本。教育離開了學生還講什麼呢？我從來都認為老師要把自己的位置放正，把學生放到很重要的位置上。一句話，就是相互依存。首先要把學生當作一個人，不是當作一個物。現在講管理，最大的問題在於用管物的方法來管人，用管物質生產的方法來管教育。教育最重要的是教化，而非想盡種種辦法制定繁瑣的製度和指標。我提出過這樣的意見，上面有些人就講，沒有這套指標，我們如何去管理啊？指標是應該有的，但重要的是，指標要合乎人性，而不僅僅是合乎物性。用管理企業的辦法，甚至是生產流水線的辦法，來進行學校的管理，這沒有不失敗的。
03 我們現在還有大學精神嗎？
經濟觀察報：1990年您卸去校長職務，到國外講學，直到1994年才回國。那時大學有什麼變化嗎？
章開沅：我1990年到美國講學，1994年回國。剛回來還沒有到現在這個地步，這十幾年發展太快了，變化太大了。1980年代的高教基本上是正常發展的，儘管體制、教學、科研等方面的革新步履艱難。1990年代以後，“教育產業化”作為決策開始推行；1999年就從上而下倉猝地敞開“擴招”的大門，加上此前也是從上而下促成的高校大合併，一味追求擴展辦學規模的狂熱浪潮開始形成了。
經濟觀察報：中國社會經濟的迅速發展，難道不需要加速高等教育的發展，不需要高等教育向大眾教育轉型嗎？
章開沅：當然需要。但是無論從哪方面說，都不能以犧牲整體質量為代價，否則教育即令轉化成龐大的產業，也只能淪為高成本、低效益的泡沫。不幸的是，高等教育開始進入新一輪“大躍進”，大學成為重災區。緊接著又是在“跨越”號召下出現瀰漫全國的“升級”狂熱。中專升為大專，大專升為學院，學院升為大學，其實好多學校根本不具備升級條件。許多正規大學也不安於現有定位，甚至連“教學型與研究型”這樣的雙重身份都不滿足，一定要往“研究型綜合大學”躥升，而已經具有“研究型綜合大學”特殊身份的所謂“985”大學，又紛紛向“世界一流”狂奔。
大學內部的各係也不安於現有定位，紛紛爭先把握這個千載難逢的“升級”良機，於是好多系、所上升為學院，個別系還分身為幾個學院。有些研究所也不甘落後，自行提升為牌號甚大的研究院。某些“特大”大學由於下屬學院太多，校領導管不過來，又在校、院之間設立“學部”，儼然泱泱大國氣派。
經濟觀察報：在市場經濟條件下，大學教育是否應該以市場為導向？你認為大學教育應該以什麼為導向呢？
章開沅：我不是絕對地反對“教育產業化”，只是反對把“教育產業化”作為最高的追求和目標。因為教育不完全是個產業，也不應該完全成為產業。教育在很大程度上還是一種國家事業，是人民的一種權利。我不贊成以“教育產業化”為導向。教育有很多東西是不經過市場的，比如德育。市場的需要是經常變化的，今年有這樣的變化，明年有那樣的變化，學校有自己相對的穩定性。一些是社會的基本需要，像基礎專業，不管市場需不需要，都是必須要辦的。特別是像文史哲這樣一些學科，關係著國民素質、民族素質，甚至於民族精神健康的延續。
教育要作為先導，不僅是世風的先導，還要作為社會改善的先導。現在就是過分強調了學校服務於市場，服務於社會，但沒有考慮這個社會是不是健全的。學校除了要參與改造社會，還要掌握社會最需要的導向。我總認為，大學不要自己把自己貶低了，變成了市場的僱傭、社會的跟班。
經濟觀察報：大學現在很忙，因為學校越辦越大，學生越來越多，教師的教學負擔也越來越重。特別是年輕教師，為了從助教升為講師，講師升為副教授，每年還要達到發表若干論著的所謂“剛性指標”。
章開沅：校、院、所各級領導更忙，因為“擴招”也好“升級”也好，並無足夠的財政撥款，還得“自籌”財源彌補經費不足，於是便想方設法“創收”，乃至變相推銷形形色色的“學歷”，以及爭招生數額、爭項目經費、爭科研課題、爭學位授予點等等。而各級教育行政機關又設計了繁瑣的申報、評審、驗收手續，大學領導又有多少餘閒精力用於改善管理以期實實在在地提高教學、科研水平呢？高校素質的整體下降已成為有目共睹的事實，而更為嚴重的是急功近利、弄虛作假造成的誠信流失。我們現在還有大學精神嗎？今後大學精神的重建恐怕不是一兩代人的真誠努力所能完成。
04 問題的根源在哪裡？
經濟觀察報：您所列舉的這些問題，其根源在哪裡？
章開沅：首先教育行政主管機關需要反思。那一套指標體系，所謂量化的、剛性的指標體系，把底下逼死了。過去也不是沒有這樣的問題，相對來講，要少得多。現在為什麼這麼多，這麼嚴重，而且累積不改呢？教育改革首先要改革教育管理方式，一是要回歸大學本位；一是要回歸教育本位。
其次，大學自己也要反省。也不能說什麼問題都是上面的，都是社會的不好影響了我們。大學本身就是一種道德精神力量，大學為什麼這麼容易受到社會上壞的影響呢？儘管現在的主政者已把大學的定位從精英教育改為大眾教育，但大學(特別是著名大學)就整體而言仍然是培養人才的最高學府。因此，大學校園風氣的敗壞，乃是最可怕的敗壞，因為這必將影響一代新人的健康成長。
這並非聳人聽聞。社會良心主要在大學，人類文明危機的問題，一些社會沉淪問題，都需要教育工作者匡謬扶正，形成強大的、正義的社會聲音。大學要明辨是非，堅持正確的，反對錯誤的，以自身的良好行為體現道德規範。大學要以正確的輿論影響社會。
教育應該首先治療自己，然後才能治療社會、治療全人類。我最寒心的、最痛苦的是，許多大學校長都認為某些教育評估是不好的，但是都不敢講。明明是辦了很大的錯事，公開的作假，大面積的作假，敗壞誠信，這在教育史上是空前絕後的事。這傷害不是一代人、兩代人能夠消除的。
經濟觀察報：你怎麼看那些學術抄襲醜聞？
章開沅：真正的學者要具有超越世俗的純真與虔誠。工作對於他們來說,奉獻更重於謀生，其終極目的則在於追求更高層次的真、善、美。惟有如此，才能不趨附、不媚俗、不出違心之言。我經常引用的一句詩是“治學不為媚時語，獨尋真知啟後人”，要保持獨立的學者人格，學術不是求名求利的私器。現在一些學者在學術上的墮落，抄襲還不是主要的，學術品格的墮落，才是更大的問題。學風是世風的反映，學風又應成為世風的先導。學風隨世風墮落，隨波逐流，乃至同流合污，這是最可怕的事情。
我不悲觀，不失望，寄希望於青年。歷史學家看過的東西太多了，經歷的事情太多了，一個最重要的醒悟，就是各種事物特別是社會的發展都是經過各種曲折、各種坎坷，甚至大起大落，但最後總是往前走的。我對這一點深信不疑。學者跟利益結合了，用自己的學術工作來追逐私利，好像也可以顯赫於一時，但他們不能持續於長久。一個人要有自己的道德底線。
05 回歸大學主體，回歸教育本性
經濟觀察報：對於大學的一些問題，學生不滿意，家長不滿意，社會也不滿意，但大學為什麼並沒有什麼改變？
章開沅：學生罵大學罵得這麼厲害，我沒有想到。許多人都麻木了，有的自我感覺挺好。現在最大的損失，是禮義廉恥裡的這個“恥”字沒有了。大學本來應該是道德精神比較高的地方。過去認為當然的事情，現在成為不正常；過去不正常的事情，現在卻成為理所當然。過去我是國務院學位委員會歷史學科第一、二屆評議組成員、召集人，學位評議真是很嚴謹，而且大家有個怪脾氣，越來巴結、走動最勤快的越上不去。有一位名校的黨史專家就是通不過。
現在形成一個弘揚正氣的形勢不容易，消極的、負面的東西太多，而且跟利益結合在一起。比如高校評估，評不上優怎麼辦？成了一個利益網，不是一個人分好處，大家都分享，都拉進去。包括現在的項目經費、課題經費，整個設計都是這樣。所以教育部也很忙，大學也很忙，其實忙來忙去，根本是沒有意義的一些東西，物理學叫“虛功”。
積60年高教工作的親身體驗，我總覺得教育應該是慢工細活，教師更像精心培育花木的園丁，必須按照植物的生長規律與季節的環境變化，循序漸進地從事本職工作，而最忌急於求成和揠苗助長。與其主觀武斷地通過行政命令推行一個緊接一個的所謂“創新”或“跨越”，倒不如讓大學保持相對安寧的校園，也許順乎自然的“蕭規曹隨”比什麼“開闢新紀元”之類豪言壯舉更有利於高教的發展。從歷史上看，無論古今中外，成功的教育改革往往表現為漸進式的積累及作為其結果的“水到渠成”。
教育改革，千頭萬緒。不容易改，也不能亂改，應該有步驟。但首先要進行體制改革，讓大學獨立自主地按照教育自身規律來辦好教育。我深信，大學應該把握自己的命運，大學必須自我完善，大學也能夠自我完善，大學的希望在於大學自身！
本文轉自2009年9月4日《經濟觀察報》，原題為《章開沅：大學的希望在於大學自身》，採訪者馬國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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