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下是我的一些不太成熟的思考，是否是對中國認知的滯後阻止了美國和西方形成共識的進程，導致給了中國崛起更多的時間。 

有時候我都在想一個問題，為什麼美國直到2018年才開始對中國大打貿易戰，並且把一堆中國公司送上實體清單。難道美國人沒有意識到有點晚了嗎？這個時候中國製造業增加值超過美國已經八年了（中國的製造業增加值是在2010年超過美國躍居世界第一的），2018年的中國也已經是世界第一貨物貿易大國了（中國的貨物進出口貿易是在2013年首次超過美國躍居世界第一），2018年的中國內需市場也早已成為經濟增長主力，2014-2018年國內消費連續五年成為推動經濟增長的最大動力，2018年國內消費對經濟增長的貢獻率為76.2% ，大大超過了出口順差對經濟增長的貢獻。 

中美的科技戰也是在2018年開始的，以中興事件的開始為標誌，而在接下來幾年美國把華為，中廣核，海康，大華，曠視科技，商湯科技，科大訊飛，中芯國際等中國科技公司送上實體清單。在2020年9月更是對華為徹底芯片斷供。但是問題在於，國內對半導體產業鏈去美化的反複分析，中國當前國內的產業鏈在28nm工藝節點實現去美化生產已經逐漸接近成熟，這意味著華為即使在極端嚴酷的條件下依然存在著較大的生機。國產的頭部半導體設備和半導體材料廠家，在2020年已經初具規模並且已經具備一定的技術實力。國產28nm工藝節點光刻機也剛好在十三五規劃中，按照時間點要在2020年研發完成，剛好可以在2021年上產線驗證。而如果把時間從2020年倒推五年到2015年，那個時候的中國半導體生產設備和材料廠家，不要說上市並且有幾百億人民幣的市值了，公司規模都很小，甚至在網上也查不到公司的營收和利潤信息，關於這些企業的新聞也非常少，在國內芯片公司產線應用國產設備的也是寥寥無幾，今天在大力應用國產化設備的長江存儲和合肥長鑫公司，在2015年甚至都還不存在。美國人直到2020年才真正的芯片斷供華為，這讓我感到有種天助我也的感覺，那就是如果美國的打擊早來五年甚至十年，以那個時候國產半導體產業鏈的發展完善程度，那華為的生存勝算就很小了。 

這是一個讓人疑惑的問題，美國為什麼就沒有早點動手呢?對於一個組織來說，耗時最長的階段莫過於“形成共識”階段，因為組織內部每個人的認知不一樣，每個人的觀點不一樣，每個人的利益不一樣。那麼對美國，一定也有一種力量在阻止著他們提早對中國做出反應，所以他們直到2018年特朗普政府時期才開始全面對中國動手，走向日益敵對，尤其是在2020年特朗普任期即將結束的最後幾個月，對華的敵對行為達到了一個高潮。 

這種力量首先是經濟利益的捆綁，就是那句著名的話“經貿合作是中美關係壓艙石”。美國的跨國公司，蘋果，高通，博通，英特爾，美光，福特，通用，波音，星巴克，肯德基，麥當勞，可口可樂，百事可樂，耐克等等，都從中國市場獲得了巨額的經濟收益。以星巴克為例子，2020年第四季度該公司在中國市場的銷售額就達到9.11億美元，注意這只是一個季度的營收。還有百勝中國公司，這是美國百勝餐飲集團的中國事業部獨立運營成立的公司，旗下擁有肯德基，必勝客，東方既白，小肥羊，黃記煌等餐飲品牌，2020年實現營收82.6億美元，是中國最大的餐飲集團，營收遠遠超過海底撈，也就是說中國最大的餐飲公司是家外資企業。美國的貿易商，零售商和消費者也從大量進口的中國商品中獲得了收益。 

但是，儘管這個經貿關係非常重要，也是非常重大的利益，是中美關係穩定的“壓艙石”。但它在2018年之前和之後都是存在的，導緻美國態度劇烈變化的顯然不是經貿關係利益突然發生了巨大的變化，而主要還是美國國內的對華思想共識在逐漸變化了。非常顯然，美國的精英們終於開始認識到中國是一個強大的，難以對付的，而且不會自行崩潰的對手了，必須要寧可捨棄部分經濟利益，也要對中國進行遏制。 

這讓我想到一個問題，美國國內對華遏制的共識在行動上體現的這麼晚，是不是因為西方社會對中國普遍存在的偏見和扭曲宣傳，在很大程度上影響了西方精英的客觀判斷,阻止了其對華採取遏制政策共識的形成。這種遍布整個西方社會的，無孔不入的對中國的偏見式，扭曲式的宣傳，不只是讓西方民眾對中國形成了錯誤的印象，甚至連相當大一部分西方精英分子也不能倖免的被洗腦。這使得那些清醒認識中國必將持續發展走向強大，認為必須儘早對中國進行遏制的勢力始終無法在精英層中獲得主導權。 

前不久我看到了一篇文章，作者黃亞生是美國長期研究中國和印度經濟的華裔政治和經濟學家，他出生在中國，本科哈佛大學畢業，先後在密歇根大學任副教授，哈佛大學教授，現在麻省理工學院擔任教授，是絕對的精英人物。他在美國學界在比較中國和印度道路時，認為印度模式更優，他的一篇文章(寫在大約2010年左右)論證為什麼印度模式優於中國模式，裡面提到一個有趣的細節，"我在MIT （注：麻省理工學院）有一門中印比較的課，教了5年，每年都有人質疑中國經濟的統計數字。到現在為止還沒有一個人質疑過印度的統計數字。 "                                       

黃亞生教授其實是想把這個作為論據，論證印度模式的優勢，並且說明一個國家的透明度和可信性多麼重要。但是我注意到的點是，在麻省理工學院這樣的美國精英學生聚集的高校，這些未來掌握著美國各行各業權力的精英學生，喜歡質疑中國經濟增長的數字是假的，卻沒有人質疑印度的數字。而教他們課的教授，則在向他們教授印度模式優於中國模式的觀點。 

其實中國經濟的增長是非常明顯的，是方方面面的，非常容易驗證的。比如進出口數據，和中國產生貿易的國家和地區也是有統計數據的，很容易和中國海關發布的數據進行交叉驗證；再比如經濟的發展需要能源供應，那麼從中國每年進口的石油數量增長也可以判斷中國的發展趨勢，研究政治經濟學也可以通過中國領導人的出訪目的國行程，看出石油是否在中國對外議題中越來越重要，例如非洲有個國家名字叫安哥拉，如果查詢中國和安哥拉的外交互動，會發現級別和次數都明顯很高，這是為什麼呢？因為安哥拉是中國在非洲最大的石油進口國。再比如電子和汽車是兩個製造業的超級造富產業，那麼可以通過全球頂尖的電子，汽車零部件企業的財報，分析其中國市場業務佔比，以及在中國生產的汽車數量進行判斷。

實際上這樣各種方方面面的數據實在是太多了，我記得我2010年去南非參加一個展會，嗯沒錯這是遙遠的地方，而且這個展會名氣也沒有那麼大，結果到現場一看幾乎一半的展位是中國公司，現場到處是中國同行和銷售人員，你一看就知道這個行業中國是什麼地位。實際上如此眾多的方方面面，我倒是覺得中國真正困難的是，要想掩蓋自己正在迅速發展和崛起的事實反而太難了，從進出口，外資，基礎設施數量，能源供應，全球上市公司財報，國際展會的中國公司數量，前往中國的航班數量，中國的外交重點國家，中國的物價走向，對外偷渡和非法移民人數，自費留學生人數….這些各個維度，各個方面的數據都可以看出中國的發展軌跡，要想通過調低數據掩蓋中國的發展，難度著實有點高。 

但是在黃教授執教的五年中，這些麻省理工的精英學生，卻每一屆都有人質疑中國經濟發展數字是否真實，認為中國是通過數據造假來營造經濟繁榮的假象，相反卻對印度的數字卻沒有人質疑，這說明他們一定是處於一個對於中國信息報導高度負面的社會環境之中，這些信息在無時無刻的告訴他們，跟西方的製度相比，中國的製度是落後的，也是得不到人民支持的，因此中國要么是誇大了自己的增長以欺騙人民維持統治，要么是增長只是短期的，不可持續的，只有西方的製度才是人類的最高級形式，是真正的可持續發展，持續領先的製度，因此不認為中​​國的製度在長期的維度上能夠對西方構成挑戰。以上這樣的信息一定是海量的，無孔不入的，因此才有可能形成這樣的認知。簡而言之，他們生活在一個“厲害了我的製度”的環境中，形成了一種本能的，根深蒂固的認知，質疑中國的各種問題在大腦中形成了“話題優先權”，以至於在中國的增長如此容易驗證的情況下，這些麻省理工的精英學生把重點放在不斷質疑中國的發展數字是虛假的上面。面對如此海量的負面信息輸入，連這些精英人物對中國的認知也無法逃脫和避免受到影響。

在網上流傳的非常著名的張維為在2017年11月23日參與The Nexus Institute的辯論視頻，張維為和西方的學者們辯論中西方制度的問題。在張維為說到，民意調查顯示中國民眾對政府的調查滿意度很高（89% ），而不少西方國家民意調查卻顯示其民眾對政府執政滿意度很低的時候，現場馬上有一個人說I disagree （我不同意），而現場唯一的女性Shaha Riza ，一個利比亞人，在美國國家民主基金會工作，主要工作是促進中東的民主化工作，她直接說“在中國誰敢說實話” ，神態和語氣都表示不相信中國的數據。 

其實這是雙方交流的一個過程，目的在於交流和獲取有價值的信息。如果對於對方提出的數據和觀點，不願意去思考是否有可取之處，而是本能的不假思索的，對對方提供的數據表示完全不相信，把對方說的話都當成謊言，實際上交流是無法進行的，也無助於自身的進步。你可以質疑89%這個數字是不是不准確，但是即使是79% ，69% ，不一樣說明滿意度很高麼，這背後有沒有反應出中國的確有較大的發展，一定有做對的地方？ 

但是並沒有用，Shaha Riza作為一個美國社會的中東裔精英人物，從她的言論可以看出，她已經被訓練出了條件反射式的抵觸，這說明她日常一定大量的接收了關於中國的各種負面新聞和信息，以至於完全不相信中國民眾對於中國發展的滿意度會很高，認為這肯定是中國政府作假，中國人民一定並沒有分享到經濟發展的好處，一定是各種不滿意，又不敢說實話。不願意去思考數據背後是否有可取之處，而是本能的100%的予以否定。不只是她，現場的其他西方學者也是類似的看法，表情中總是不由自主的流露出一些不屑，有一種我已經洞察了一切，中國人民是不可能對國家的總體表現感到滿意的，而你卻還在撒謊和狡辯的感覺。 

這跟西方社會對於中國的輿論環境有很大關係，2019年10月的英國貨車藏屍案，裡面發現了39具亞洲偷渡者的屍體，然而10月24日英國BBC率先發出了報導，標題是 Essex Lorry Deaths ：39 found dead inlorry were Chinese nationals ，用肯定的語氣說這39具屍體是中國公民，立即引起法新社，德國之聲等西方媒體的轉載。英國的《鏡報》等媒體則馬上整理了2000年58名中國偷渡者悶死在集裝箱的“英國多佛慘案”，以及2004年23名中國偷渡者在漲潮時遇難的“莫克姆灣拾貝慘劇”。10月25日，美國CNN駐華記者在外交部例行記者會上提問，“為何中國公民在新中國成立70週年之際以這種極端危險的方式離開中國”。如果你是一名西方的普通讀者，看到BBC ，鏡報，CNN如此短時間內多方面多角度的報導，是不是又強化了對2019年的中國的負面認知？中國是如此的糟糕，以至於她的人民會選擇這樣危險的方式離開。而實際上很快證明，這39具屍體都是越南偷渡者。那麼那些接收了錯誤信息的西方人，都能夠得到更正的信息嗎？ 

由於中國的發展對全球的影響越來越大，西方媒體根本無法迴避這一點，因此在西方媒體上也能找到大量的關於中國經濟高速發展，產業升級，高科技公司份額擴大，軍事力量增強的報導，但是西方媒體在報導此類信息時，又總是會附加一些負面的東西，讓讀者感受到中國的這種發展是“部分虛假的”，“不穩定的”，“不道德的”，是無法持續下去的。 

因此在西方社會，對於中國發展的認知形成了三類聲音，一類認為中國的發展其實是被誇大了，中國政府公佈的經濟增長數據是虛假的，或者說是被誇大的，不要覺得這是以前才有的事情，下圖是我在面向西方受過高等教育的讀者群體《經濟學人》官網截圖，2020年10月17日的一篇文章，叫做“ Can China's reported growth be trusted ”（能否信任中國公佈的增長數字）。2020年了，西方內部還在討論中國的發展數據是否可信，這可是你最強大的對手啊，是可能會徹底顛覆你歷史地位的對手啊。

一類是“增長不穩定”論，在承認中國發展事實的同時，又各種試圖說明這種發展是不可持續的，是存在重大危機的，是不完全的，比如地方債務高企，國有銀行壞賬，房地產泡沫，鬼城，產能過剩，政治制度不穩定等等，張維為在《這就是中國》中的一期講過，他2012年在倫敦書展接受BBC的採訪，主持人提了一個問題是質疑中國政治制度能否能繼續至十九大，順便說一句，十九大是2017年召開的，這個主持人在2012年問這個問題，可見他內心的觀點以及日常接受的信息，使得他覺得中國的體制五年內就可能會崩潰。

這方面最為著名的就是美國華裔混血章家敦在2001年發表的新書《中國即將崩潰》，在美國乃至全球造成了極大的影響，這本書當時的影響力有多大呢？根據環球時報2003年的報導，不只是該書上了《紐約時報》的暢銷書排行榜，章家敦還成了各地爭相邀請演講的名人，連美國國會都專門邀請他舉行聽證會。在2003年4月底，由貝聿銘、何大一、馬友友等100多名在美傑出華裔組成的“百人會”，在紐約舉行“中國的機會與金融市場發展”論壇。章家敦在會上提出他一貫的看法— --中國的金融體系病入膏肓，藥石無效，中國國企問題積重難返，銀行放款對像只限國企和中央批准的企業，形成封閉壟斷體系，中國經濟將在幾年內崩潰的觀點。 

而對於章家敦的說法，華爾街的幾個名人—索羅斯基金管理公司董事長兼執行總裁史瓦茲、摩根斯坦利亞洲榮譽董事長及顧問總監華沃茲、投資家羅傑斯（量子基金就是索羅斯和羅傑斯聯合創立）均對章家敦進行了反駁，指出“你的'中國崩潰論'，只在你的書中存在，不存在於中國的現實中”。尤其是羅傑斯認為，21世紀是中國的世紀，人民幣將成強勢貨幣，中國應盡快將人民幣改為可自由兌換貨幣。羅傑斯並且開玩笑說，還是趕緊學中文吧，不然趕不上潮流了。連華爾街的幾個大佬也在討論章家敦的言論，可見其影響之大。羅傑斯言行是一致的，他的兩個女兒普通話非常標準，這個相信大家多少都看過視頻。2019年羅傑斯一家還上過央視，兩個女兒會背誦很多中國古詩詞。

不僅如此，由於章家敦在美國輿論引起的巨大影響，他還在2003年訪問台灣並且得到當時的台灣地區領導人陳水扁的接見，在台灣的“總統府”官網上現在還有當年雙方交談的內容報導。 

而中國的媒體在那幾年不斷的批評章家敦的中國崩潰論，以穩定市場信心，可見當時章家敦的這本書影響之大。不僅如此，在10年後的2011年12月29日，章家敦又在美國《外交政策》雜誌發表文章〈中國即將崩潰：2012年版〉。《外交政策》（ForeignPolicy ）是一個由亨廷頓及華倫·戴米安·曼舍爾在1970年創辦的美國刊物，原為學術季刊，後改為雙月刊。這是一個面向美國高等教育群體的精英雜誌，而創始人亨廷頓就是那個著名的寫了《文明的衝突》的哈佛教授。這樣的雜誌刊登章家敦的言論，可見他是進入了西方主流輿論場的人物，他的中國崩潰論有著重大影響。 

再舉一個例子，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保羅·克魯格曼，作為上個世紀90年代曾經成功預言了“1997年亞洲金融危機”的經濟學家，2011年他在美國《紐約時報》發表名為《中國經濟會不會崩潰？》的文章，認為中國這種出口導向型經濟過於依賴貿易順差來維持製造業的運轉必然會面臨挑戰，並稱中國經濟“正在變成世界經濟的又一危險區域”和“危機的新震源” 。不過我查詢了克魯格曼的更多言論，發現他是一個喜歡發出“盛世危言”的經濟學家，不只是中國經濟存在的問題，包括亞洲金融危機，歐洲面臨的經濟問題等等他都有提及，因此暫且還是先把他的觀點歸納於學術觀點。但是他的權威身份，也在當時造成了較大影響。以上BBC, 《紐約時報》，《外交政策》不斷報導中國崩潰論的觀點，只是幾個例子，西方類似這樣中國經濟可能會出問題，中國政治可能會出問題的言論非常多，也形成了認為中國的增長不可持續的一派。 

第三類是“中國增長不道德論”。指責最多的就是中國盜竊知識產權，其他還有僱傭童工，​​血汗工廠，忽視勞工權利，污染環境，中國遠洋漁船過度捕撈，當然還有讓中國網民感到很反感的把中國人吃肉和巴西熱帶雨林被毀，全球碳排放增長聯繫在一起的報導。其實中國在發展中遇到的這些問題，在各國的歷史發展時期都存在，並不是中國獨有，而且隨著經濟和社會的發展，總的來說這些問題在不斷改善。一個簡單的例子，下圖是2001年-2018年中國煤礦礦難每年的死亡人數，從頂峰的2002年的6995人下降到2018年的333人，下降了95%以上。這說明什麼呢，這也是我一直以來的觀點，發展才是硬道理，是解決一切問題的關鍵，是最為符合道德標準的行為，長期不增長或者負增長才是真正的不道德。

而由於製造業更發達，基礎設施建設的快速大規模建設，中國人​​的實際生活水平，更是明顯比其他發展中國家高出不少，但是西方對於其他發展中國家，明顯並不太關心，要么就是褒揚其選擇了西方鍾意的民主自由道路，即使該國發展的並沒有中國好。 

在中國增長不道德論中，美國或者說西方社會渲染最多的就是中國盜竊西方知識產權，他們長期以來認為中國的發展是依靠複製，抄襲和盜竊西方國家的技術形成的，而且堅定的認為中國的體制不適合創新，只有西方這樣的自由社會才有可能激發人類的想像力和創意，才具備創新的土壤，這種思想根深蒂固。1999年的李文和案就是個典型，美國的媒體和政治精英們全部都相信中國一定是竊取了美國的W88核彈技術才做到了核彈小型化，憑中國自己不可能做出來，而一定是華裔李文和洩露了機密技術給中國人，而最終證明這是一起冤案。 

我們再以華為為例子，2019年6月，華為首席法務官宋柳平在接受媒體採訪時表示，從華為成立以來，從歐洲，美國，日本到中國，全球從來沒有法院認定華為主觀惡意盜竊知識產權，並且為此要求華為支付賠償，這對於一家全球化的，面臨全球各種競爭對手的商業公司來說是非常難得的。但是這並不妨礙西方記者始終不斷的把華為和偷竊技術聯繫在一起，下圖是2019年6月《華爾街日報》的報導，標題是“華為崛起之路伴隨著剽竊與不正當競爭指控”，暗示華為的技術是通過剽竊西方公司技術得來的。

2019年6月加拿大《環球郵報》記者在採訪任正非時問了這個問題，請注意這個記者沒有掌握任何證據，僅僅是了解到有以前在北電網絡工作過的人士跳槽到了華為在加拿大的渥太華研究所，就問“華為是不是把北電的技術偷過來了”。

NathanVanderKlippe ：

在華為渥太華研究所，有三位比較資深的人士，他們三人以前都在北電工作，包括他們的下屬也有一些是在北電工作的。華為是不是把北電的技術偷過來了，並把他們剩餘的人招過來了，然後在加拿大設立自己的研發機構，並逐步發展壯大的？

任正非：

北電破產以後，我們招聘了北電的一些人員。那時北電並沒有現在的技術，只是有人才，人才失業之後要再就業，這永遠都是必須的。北電破產的時候，實際上世界連3G都才剛剛開始，經過3G 、 4G到5G ，這些人隨著時代的進步而進步了，作為人才，他們頭腦裡的思維方式是有貢獻的，但沒有知識產權問題。

北電當年最偉大的貢獻，就是把光傳輸容量提高到了10G ，但由於IT泡沫的破滅，把北電拖垮了。我們現在的光傳輸能力，已經做到了800G 。當然，我們肯定是踏著前人的 腳步往前走，但這沒有知識產權問題，是新的創造。我們曾經想收購北電，最後因為商業考慮也沒有做。 

任正非說的很清楚，2019年人類已經開始進入5G時代了，北電十幾年前破產的時候，世界連4G都沒有，連3G也才剛剛開始。北電根本就沒有4G和5G技術，3G技術也只是處於起步階段。北電當年只能把光傳輸容量做到10G ，華為現在能做到800G 。你怎麼因為華為渥太華研究所有曾經在北電工作的員工，手上也沒有任何證據，就說華為偷竊了北電的技術呢，業界哪個公司沒有在同行工作過的員工？華為不僱傭他們，他們到哪裡找工作機會？ 

同樣在2019年6月的媒體圓桌會議中，福布斯記者問了這個問題：

《福布斯》記者：

經常有報導提到美國對華為的指控，稱華為是國家情報代理機構，以及華為會竊取知識產權，對此，您有何回應？

華為董事長梁華：

這些指控沒有任何事實依據，只是一種猜測。（後面的回复略過） 

2019年12月華爾街日報總編MattMurray在採訪任正非時問了這個問題：

在華為發展歷程中面臨了很多關於盜竊的指控，其中包括思科和CNEX等大公司以及個人的指控。您可能也知道，今年《華爾街日報》有過一篇這方面的報導。為什麼這樣的指控一直存在？華為有沒有解決或者曾經解決過在技術竊取方面面臨的挑戰？

任正非：

指控不一定就是事實，特朗普遭受的指控比我們還多。

我們從來都是尊重第三方知識產權，美國有很多大公司每年都給我們交非常多的知識產權費，但我們交給美國公司的知識產權費更多。我們這麼多年累計收了14億美元的專利費，付出了60多億美元左右的知識產權費。而且，華為的科研經費每年投入150-200億美元左右，研發人員將近八、九萬人，領先世界不可能靠偷來的。好人也會蒙受指責，我們還是相信美國法庭的判決。 

以上說明，即使是對創新能力全球一流的華為，西方的媒體也在不斷的，反复的質疑華為是不是偷竊了技術，不只是對華為，西方社會對於中國科技公司和高校科研機構普遍的持有這樣的態度，普遍性的對中國在科技創新能力方面有所質疑，他們認為中國專制，壓制自由思想，使得創新天然的不活躍，受到壓制，必須依靠從西方偷竊技術來實現進步。 

這種普遍性的社會氛圍對於西方社會而言造成了兩個負面影響，第一是起到了“議題設置”的作用，使得他們的注意力長期集中在“中國偷竊技術”上，而忽略了真正需要關注的主要議題是中國原始創新能力的進步到什麼程度了。一旦有中國公司被指控竊密和技術侵權，又或者華裔科學家被指控盜竊技術給中國的新聞，他們總是會進行重點報導，而實際上這些指控很多最終被美國法院宣判並不成立，更有很多指控完全是從政治出發。一個例子，美籍華裔學者謝克平，他曾就職於全美頂級癌症研究中心德克薩斯大學休斯頓分校安德森癌症中心（MD Anderson ），是胃腸腫瘤方面的知名專家。2018年初當地警方在對其進行的調查中發現謝克平的電腦中存有一些涉及兒童色情的圖片，由此發出對謝克平“非法持有色情照片”的指控。而謝克平的律師梅斯（Nathan Mays ）的聲明，在從謝克平處拿走的40TB的海量文件中，警方自稱找到12張被懷疑為兒童色情的圖片，但其中大部分是“指甲蓋大小的”縮略圖，分辨率非常低，經有關專家鑑定後並不認為圖片中的人物可以被證實是兒童。而且這些圖片，最後一次瀏覽的時間是數年以前，他所聘請的計算機分析師認為，這種圖像被意外下載的情況並不少見。2018年11月，法庭大陪審團做出決定，認為指控“沒有證據，不予起訴”，謝克平被指控持有兒童色情圖片的背景，是FBI在指控他當中國的經濟間諜。從莫名其妙的指控兒童色情案，可見FBI在對其大力施壓，急於將其定罪的心理。 

實際上此類案件在美國經常形成學校為華裔教授喊冤，美國政府卻想將其指控定罪的情況。2021年1月14日，麻省理工學院機械工程學院華人教授陳剛在美被捕，後面臨三項刑事指控，分別為電匯欺詐、未能提交外國銀行和金融賬戶報告、向美國政府機構作出虛假陳述，指責其隱瞞與中國的合作關係。事件發生後，麻省理工學院校長拉斐爾·賴夫（L. Rafael Reif ）發文表示“驚訝、非常沮喪且難以理解”。不僅如此，差不多百名MIT的教授在給校長寫的聯名信上簽名，針對美國政府對陳剛的指控進行了辯護：http://www.zhishifenzi.com/news/other/10786.html 。

任何國家，一定會有機構，公司，個人侵犯他人知識產權的情況發生，這是毫無疑問的，一些人有違法犯罪行為是人類社會客觀存在的現象，否則還要專利和知識產權保護法律做什麼呢？但是大量的此類負面報導，實際上很多還是政治指控，形成了“議題設置”效應，讓西方人長期注意力被“中國偷竊技術，剽竊知識產權”這個話題吸引，而卻忽略和注意到中國在原始創新能力的進步。中國在2000年，2010年，2020年的原始創新能力有差異嗎？當然有，而且差異大了去了，注意時間的不同意味著中國自主研發和原始創新能力的極大不同。這種差異和進步會給西方主導的產業優勢帶來極大的挑戰，從中國公司的研發費用大幅增長躍居世界第二，從2019年中國對外支付的知識產權使用費超過340億美元都可以看出來，中國是在通過自主研發為主，引進外國技術為輔掌握基礎科學和技術。 

中國近年來一系列重大科技成果的新聞，包括空間站，水下機器人，三代核電站，登月返回地球等等，都被更多的關於知識產權的負面報導搶占了更主要的位置，即使是對華為這樣的對手，他們承認了華為在5G的領先地位，但是也認為華為是通過剽竊西方技術而不是自主研發發展壯大的，在沒有證據的情況下，把自己寶貴的時間花費在不斷的質疑華為究竟有沒有偷技術上面，而不是把主要精力放在深度報導和研究華為為什麼成功，有哪些成功的原始管理創新和科技創新。 

這種負面議題設置，不斷的強化和保持西方人“中國的體制缺乏創新能力”的印象，這使得西方尤其是美國內部在對待中國科技公司的方式時，技術封鎖派佔據了上風。認為只要阻斷中國的技術來源，西方就可以保持產業優勢，並且無需擔心會刺激中國對自主研發的投入會因此大幅增長帶動中國實現赶超。實際上，技術封鎖的效果在不同領域，不同時間，和麵對不同國家時都是不同的，就拿中國來說，你在2000年，2010年，2015年和2020年對中國搞半導體技術封鎖，效果能一樣嗎？你對中國，和對越南，印度搞半導體技術封鎖，效果能一樣嗎? 

由於美國的半導體技術封鎖，雖然華為的終端業務遭到了很大困難，中芯國際的擴產和業績增長也受到了很大影響，但從2018年到今天(2021年)的這三年裡，可以說是中國“民族工業黨”的春天，所有的核心技術都有中國公司在做，都有產業資本在註入資金，做出來了還都有公司用，整條路暢通無比，這實在是太令人高興了。要知道在之前，手機操作系統，手機移動服務框架，國產化芯片生產設備，國產半導體材料，指令集，EDA軟件，光刻機，矽片，模擬芯片，射頻芯片等等，要么根本沒有公司願意投入資源做，要么想做的公司也得不到資本市場足夠的資本和人才投入，要么做出來了也沒人用，因為下游的終端企業要使用國際廠家器件來保證產品競爭力。 

如果沒有美國人的技術封鎖，替代谷歌GMS的HMS就不會在2020年上線，鴻蒙系統就不會在2021年4月底開始向華為手機推送測試，上海微電子國產的28nm光刻機做出來了在2021年也不會有公司如此著急的試用，中國各大半導體公司的業績也不會在2018年尤其是2019年開始逐漸起飛，半導體公司也不會在這幾年市值飆升成為A股的最大亮點，實際上這幾年只要買半導體產業龍頭公司的股票，除了極少數不太爭氣的之外，大多數都連創新高，有的股價漲了10倍以上，下圖是某領域國產芯片龍頭的股價，2018-2020年，股價就漲了10倍以上，這背後說明大量的資本在湧入中國的半導體產業。

EDA工具軟件領域也不會冒出來這麼多新公司，像國產EDA最近兩年就湧入了不少資本成立了新的創業公司，因為一個國產EDA的市場被人為的創造出來了，其實說實話，EDA這個市場並不大，全球規模也就100億美元左右，本來美國幾大巨頭做的好好的搞壟斷經營，現在非得把一堆中國公司搞進來了，而且背後都還有各種資本支持。 

除此之外，國內芯片設計企業的校招薪資從2018年開始出現大幅增長，到現在芯片設計已經成為製造業中收入最高的崗位了。工作10年的工程師跳槽拿到百萬年薪的事情已經不斷出現，我今年就看到了好幾例，還都不是主管級別，這在以前是不可想像的。 

實際上西方內部不乏其他的聲音，那就是認為目前的中國有能力實現技術自主化，包括比爾蓋茨，ASML的總裁兼CEO都發表了這樣的觀點。尤其是ASML ，我覺得他們的想法跟美國的EDA公司是類似的，其實光刻機和EDA市場一樣，進入技術門檻很高，和製造工藝深度綁定，而且市場規模小，根據芯思想研究院（ChipInsights ）的數據，2020年ASML,佳能，尼康三家加起來光刻機設備銷售收入988億人民幣，大約140多億美元的規模。當然這個數據只是設備銷售收入，像ASML 2020年全年營收達到139.78億歐元，其中設備銷售103億歐元，其餘是安裝和各種基礎管理服務收入。這些市場壟斷程度高，不僅新對手入局困難，而且巨頭還可以通過降價和各種手段進行絞殺。但是現在製裁製造了一個ASML無法競爭的“去美化”市場。而2018年的中國已經有了半導體生產設備，EDA和半導體生產材料企業，具備了一定的技術基礎，他們缺乏的剛好是市場的應用。 

我一直覺得，商業市場的國產化難度本來就比軍工市場還高，由於關係到國家安全，因此中國在該領域會有國家意志推動裝備國產化，而且該採購市場100%來自政府，中國的軍費則是該領域穩定的國產裝備購買市場。但是在空間遠遠更為廣闊的商業市場領域，這個邏輯就有些不一樣了，中國政府儘管在每個領域都做了國產化規劃，但是商業市場購買什麼產品並不是中國政府決定的，而是企業通過對市場競爭的判斷決定的。不是說政府搞專項搞出了某種產品，就一定有商業市場的買家和客戶，實際上在商業市場中，很多領域政府採購的比例往往很小，以至於影響不到大局，典型就是電腦，政府每年都在採購芯片和操作系統國產化的電腦，但是這能占到整個市場多少比例呢？我沒有查過，但應該在1%，2%，3%左右也許更多一點，總之這和軍工產品政府市場佔100%的邏輯並不太一樣，必須要在價值上具備商業可行性。 

目前的中國和10年前，20年前可以說是能力完全不同的國家了，美國保證自己利益的辦法：提高投資回報期和路徑綁定

1 ：延長投資回報期

對那些商業領域使用的高技術產品來說，美國保持利益最大化的辦法並不是封鎖，因為那會刺激中國大力投入，給自己創造競爭者，而是用合理的價格對中國大量銷售，延長後來者的投資回報期，讓後來者面臨即使投入巨額資本卻可能無人願意買，即使有人願意買也難以賺錢，無利可圖的局面。

由於商業市場的規模是軍事裝備市場的幾十倍，大量行業又是民營企業主導，中國政府的力量不可能面面俱到，高技術產品的研發，本身就具有較高的技術，資本，品質，市場和生態門檻，後來者追趕本來就困難重重，再加上高技術行業本來投資金額就大，如果市場價格普遍不高，那會導致投資回報期更長，那麼後來者必須承受長期的虧損。因此美國的邏輯，應該是在技術和生態上提高門檻，在供應上維持高可獲得性，在價格上維持“漫長投資回報期”的局面，這樣可以延緩甚至基本斷絕中國公司進入該商業市場。本文中全球市場規模僅有100億美元的EDA軟件，全球市場規模僅有150億美元的光刻機市場都是典型，長期沒有真正有實力的中國公司出現。 

2 ：路徑綁定

另外一條路就是路徑綁定，中國的預警機就是個典型的例子，本來中國是想走引進以色列預警機之路的，當然後一步很可能就是仿製和國產化，但是不管怎樣，意味著中國將把大量的投資投在這條技術路徑上，但是美國人不讓以色列賣預警機，逼迫中國把投資從購買以色列預警機，轉為投資到自主開發，結果中國電子科技集團牽頭最終搞出了國產預警機，還獲得了國家科技進步特等獎。另一個例子就是沈飛，沈飛引進和仿製蘇氏系列戰機是九十年代國家的安排，沈飛把大量的投資用在蘇氏戰機技術路線上，到現在二十多年了依然走在這條路上，要想下來那肯定是有些困難的。再一個例子就是日本的氫能汽車研發，日本企業已經持續投入了大量資金和人力物力，內部已經形成了利益群體，日本企業想徹底轉向電動汽車那必然是首鼠兩端。最後一個例子就是中國的汽車產業，在這個超級規模的產業，可以說是發達國家成功的對中國的各大公司進行發展路徑綁定的極佳案例，中國公司把大量的資本投資在了合資企業上，上去了長期下不來。反之，目前國內電動汽車市值最高的蔚來汽車和比亞迪，都是沒有搞過路徑綁定的公司。 

而反過來，從中國製造的發展歷史上看，西方的產品其實主要是高價格和技術封鎖兩點，極大的提高了中國獲取某項產品的難度，從而給予中國公司極大的動力自主研發，而中國公司的研發能力其實是很強的。華為當初進入通信行業就是這個行業的產品實在是賣的太貴了，類似的還有中國盾構機的開發，最初也是因為德國和日本的盾構機的購買和維護費用實在太貴。 

如果在商業市場搞技術封鎖，實際上等於大大擴展了原本有限的國產產品採購市場，以芯片製造為例，以前為什麼工廠不愛用國產半導體生產設備，一來設備和工藝強相關，使用新廠家的設備需要進行新的工藝研發，相當於新的投資，二來國產廠家設備在一開始一定會和國際廠家有差距，而如果國際廠家價格合理，那買國際廠家產品是更穩妥的選擇。像是晶圓廠使用設備生產的良率降低一個點，兩個點，或者因為故障停機，對工廠而言都意味著很大損失。

不讓中國企業購買西方的設備，那就相當於國產產品的可能市場比例從0% ，1% ，2%一下子提高了30% ，50%甚至更高，這在商業上具備了可行性，我只要投錢把東西做出來就有人用，而且還沒有強大的國外競爭者，因為他們全都因為要執行技術封鎖不能銷售，從而讓出了一大塊市場，這個市場不只是有華為，中芯國際，福建晉華等在實體清單上的企業，其他中國公司也會加強國產化採購份額，以保障自己的供應安全。除了市場因素之外，還有一個關鍵因素是時間點，我認為美國在半導體技術領域搞封鎖的時間點晚了，現在的中國已經具備了較好的半導體產業鏈國產化能力，加上美國人的封鎖一下子打開了廣闊的國產化市場，形成了良好的商業效應。 

現在看來，西方對中國的偏見，直接輻射了西方的整個輿論場，讓西方的大量精英也不能倖免，在這種情況下，他們第一步會有人覺得中國的數字可能是假的；第二步是有人覺得即使中國增長是真的，但是肯定無法長期持續下去；第三步是認識到增長是真的，而且還將長期持續，但是中國的體制不適合搞技術創新，只有靠竊取西方技術才能獲得增長動力，持續進步，因此要開始全面搞技術封鎖就能遏制中國崛起，這是他們目前的認知。現在回頭看，美國到2018年才開始真正走到了第三步，時間有點晚了，2018年的中國已經具備了較好的技術基礎和大規模的市場，美國人沒有意識到自己已經晚了，他們認為中國是靠偷西方技術實現進步的，缺乏自主創新能力，因此他們不是選擇向中國大量銷售平價產品通過市場的力量阻止中國公司進入，也不是通過路徑依賴綁定中國企業獲得利益，而是選擇搞技術封鎖引導中國企業在關鍵技術領域加大投資，逼迫中國公司自立門戶，並且認為這樣可以有效阻止中國的進步。

應該說，西方輿論場本來就普遍存在種族優越感和制度偏見，再加上改革開放後大批來自中國的高級知識精英通過移民進入到了西方學術和媒體圈子，而這些青少年時期成長於中國六七十年代，七八十年代落後和政治運動時期的中國精英，到西方後察覺到中國和西方發展水平的極大落差，因此其中很多人對於中國的製度和發展前景普遍抱有負面的態度，他們中很多人在美國知名高校任教，在美國頂級媒體和雜誌有發表文章，對美國的精英階層非常有影響力，又進一步影響到了西方的輿論場，使得西方精英對中國的認識產生了滯後效應和分裂效應，延後了形成新共識的時間。 

對中國這種體量的對手來說，就從2010年的中國來說吧，你多給了5年的時間，他就能增長出一個日本的規模，多給10年的時間，中國的體量就會膨脹一倍。對於美國來說，他們並沒有很多的時間可以浪費。應該說這種思潮的普遍傳播在極大程度上掩護了中國崛起。以上是個人的一些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