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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12/22
文章授權摘自 ：《科學革命的密碼——槍砲、戰爭與西方崛起之謎》作者文一；東方出版中心2021年12月出版
近代西方前所未有的科技和經濟繁榮究竟是何時開始的，以及為什麼開始的？
曾以“四大發明”饋贈歐洲，並以鄭和艦隊七下西洋之壯舉傲視天下的東方，又是何時衰落的以及為什麼衰落的？
歷史學家、經濟學家、政治學家為此提供的各種解釋充滿了書架，其核心不外乎試圖解釋為什麼“科學革命”和“工業革命”都發生在西方而不是東方。一個顯而易見的共識是：正是這兩場革命，徹底改變了歐洲和人類的歷史命運，成為近代“東—西方大分流”的分水嶺。
但究竟是什麼因素促成了這兩場革命的爆發？當前國內外十分流行的歷史觀（包括強調“路徑依賴”的新制度經濟學）認為，關鍵是製度。
按照這種歷史觀，正是古希臘獨有的民主制度與理性思維傳統，以及古羅馬和日耳曼部落遺留的獨特法律制度，一同奠定了近代西方科學與工業文明賴以產生的製度基礎，從而在文藝復興以後演變成一種不同於“東方專制主義”（OrientalDespotism ）的民主議會制度和法治社會。這種包容性議會政治制度和法治社會，決定了包容性資本主義經濟制度的產生—比如契約精神、人性解放、對私有產權的保護和對專制王權的限制，因而有效降低了各種市場交易成本（包括思想市場和商品市場的交易成本），激勵了國民財富的積累和科學技術的創新發明，導致“科學革命”和“工業革命”這兩場革命的爆發。
这种历史观如今在全世界每一个角落都如此流行和“不证自明”，以至于需要我们对西方近代史从头到尾、从里到外、从下到上、从微到著去重新审视和批判，才能发现它的破绽。
歷史觀，無論正確與否，對學界、商界和政界的影響遠比人們想像的要強大。正是因為這種“西方中心主義”歷史觀統治著世界，才造成落後國家的知識精英、企業家和政治家對當今世界的變化迷惑不解，以至於在面對來自“先進發達”的西方世界的意識形態壓力時，在思想和行動上顯得蒼白無力、無所適從、愛恨交加。而那些誤以為自己不受任何歷史觀影響的精英集團，實際上都是某種歷史觀的奴隸，並每天都在以西方灌輸的歷史觀理解和創造著自己國家的歷史。
但是，經過西方上百年打造形成的這一流行歷史觀，卻與幾千年來人類文明的真實發展史嚴重不符。
首先，與流行歷史觀所肯定的古希臘文明和古羅馬文明至少同樣輝煌的，還有同時期的中華文明和印度文明，以及稍後的阿拉伯文明。如果古希臘“民主”和古羅馬“法制”一直是西方經濟與科技繁榮的根基，而衡量經濟與科技繁榮的最佳標準，不外乎人們衣食住行所反映出來的生活水平—因為它直接反映了一個文明體系的生產力和服務於這個生產力的深層制度，那麼古希臘和古羅馬的生活水平就不應該低於而是應該遠遠高於同時代的中國。為什麼？因為按照西方中心論和新制度經濟學的邏輯，只有比同時代中國更高的生活水平才能折射出比中國更加發達的生產力和更加優秀的政治與經濟制度。
但事實是，古希臘和古羅馬的生產力通常都比中國低下，更不用說歐洲中世紀甚至整個文藝復興時期的生產力。
比如以煤炭作為替代木材的新型能源，在歐洲是中世紀後期和文藝復興初期才發生的事情。相比之下，煤炭在中國的使用和開採已經有4000多年的歷史，而用於煉鐵也可以至少追溯到公元前5世紀，也就是2500多年前。對此，18世紀啟蒙思想先驅，卓越的歷史學家、哲學家和文學家，歐洲近代史上最才華橫溢的既精通古希臘又通曉18世紀自然科學的思想大師伏爾泰，在論述煤炭、煉鐵和中國古代的其他科技成就時說道：“早在四千年前，我們還不知道讀書寫字的時候，他們就已經知道我們今日拿來自己誇口的那些非常有用的事物了。”
對此，法國當代著名歷史學家、年鑑學派領袖人物布羅代爾惋惜道：“中國燒煤（和煉鐵）的歷史雖然如此之早，……強盛的中國本來具有打開工業革命大門的條件，而它偏偏沒有這樣做！它把這個特權讓給了十八世紀末年的英國。”
伏爾泰和布羅代爾都不是唯獨這樣對西方與東方早期的巨大“逆向”差距感到疑惑的西方歷史學家。17公元前5世紀的古希臘歷史學家希羅多德，曾經同樣追問：“是什麼將歐洲和亞洲區別開來？”希羅多德想知道的，是為什麼西方落後而東方先進。他所知悉的東方，位於地中海和印度恒河之間，這里居住著許多不同的民族。他認為亞洲土地肥沃，城市繁榮，人民豐衣足食、舉止文雅；而貧窮的希臘和希臘人完全無法與其相提並論。
比如古希臘人穿的衣服，普遍由粗麻織成，是很少染色的沒有領口和袖子的簡陋披肩和裹身粗布；而同時代中國人穿的衣服，卻是由細得不可思議、輕得不可比擬的蠶絲，通過木製織機細密織成，再用五顏六色的有機染料層層上色，經過千針萬線裁縫而成的綾羅綢緞。縫製衣服需要金屬針和剪刀，沒有發明鐵或者金屬冶煉技術的文明很難用木材、石料或者骨頭做成剪刀或細小的刺繡針，而中國的絲綢技術可追溯到公元前4000多年的仰韶文化時期。如果那個時代有什麼精密工藝能夠形像地體現公元17世紀牛頓和萊布尼茨的微積分運算之精妙的話，非中國絲綢的製作過程莫屬。
絲綢產業所體現的生產力和文明程度可不簡單，它涉及原材料產業（桑樹的栽種、蠶卵的儲存、幼蠶的哺育、蠶繭的保管與漂白），紡織業（抽絲剝繭、紡絲織布），染色業（染料的萃取、化工製作和對大批量絲綢的均勻上色），成衣製作業（剪裁、縫製、上扣、打邊、刺繡），原始的市場營銷業（服裝樣式設計、訂單、發貨、統購、零售），等等。而且這樣精細的工藝流程與分工環節只有統一的大市場和信用體系才能支撐，絲綢製造業不是任何古希臘城邦小農經濟輕易能夠拓展與承擔的產業。難怪中國也是世界上最早創造運河體系和最早發明造紙、印刷、陶瓷、火藥、指南針、現代官僚制度和發行紙幣的國家。只有高度發達的大一統市場經濟與信用體系才可能流通紙幣。而歐洲國家要等到18世紀才開始出現紙幣。
即便到了輝煌的古羅馬帝國時期，全球財富的主要創造中心也仍然在東方。這從當時的東—西方商品進出口結構中可以看出。古羅馬時期沒有任何商品（除了黃金）值得出口到遙遠的東方，而古羅馬最珍貴的進口商品卻一定來自遠東，這包括比黃金還要貴重的中國絲綢。在古羅馬，只有皇帝和最富有的官員才能偶爾穿得起絲綢。比如羅馬皇帝埃拉加巴盧斯（Elagabalus），儘管也會穿當地亞麻做的簡陋粗布衣服，但卻是西方歷史上第一位有錢在全身上下都穿得起來自東方的綾羅綢緞的西方人。
羅馬人稱中國人為賽里斯（Sērēs ）人，也就是絲國人。古羅馬與秦漢時期的中國商人，通過“絲綢之路”與意大利半島、巴爾幹半島、地中海海域以及中東的希臘人、羅馬人、波斯人、阿拉伯人展開貿易。也正是這些地區對中國商品的巨大而持久的需求，形成了橫貫歐亞大陸和印度洋的古絲綢之路。經由絲綢之路，不僅是絲綢，其他商品諸如光滑如玉、細膩如肌的彩釉陶瓷也被源源不斷運出亞洲。斯里蘭卡曾經是連接東亞和地中海的一個重要貿易據點。拜占庭編年史作家科斯馬斯·印第科普萊特斯寫道：“許多船從印度、波斯和埃塞俄比亞匯集到這座島嶼（即斯里蘭卡）……還有從更遠的地方來的，我指的是秦尼斯（Tsinista ，即中國）。”
英國歷史學家和古絲綢之路專家弗蘭科潘指出，為了購買東方奢侈品，尤其是絲綢，古羅馬每年有多達1億賽斯特斯（sesterce ，古羅馬貨幣單位）的金幣從羅馬帝國流出，進入東方貿易市場。“這一驚人數字相當於帝國每年造幣總數的近一半。”“絲綢作為一種奢侈品的同時，還成為了一種國際貨幣。”“從某種意義上講，絲綢是一種最值得信賴的貨幣。”
即便從公元1492年哥倫布發現美洲時算起，直到大約1800年工業革命爆發時（也就是直到中國清朝開始由盛而衰的時期）為止，全球最大商品交換和工藝品製造中心仍然在東方，尤其是中國。在那個歐洲開始發生巨變的300年（1500 — 1800）間，全球貨幣的流向仍然是中國。每年歐洲人從美洲盜取的天量白銀，大約一半流向了中國，為的是購買中國的商品。比如17世紀一位葡萄牙商人在一篇關於白銀的論文中指出：“白銀在全世界到處遊蕩，最後都流入中國。它留在那裡好像回到了它的天然引力中心。”
布羅代爾對此感嘆道：“貴金屬不斷從西方流向印度和中國。遠在羅馬時期已經出現這種情況。必須用銀子或金子購買遠東的絲綢、胡椒、香料、藥物和珍珠，否則西方得不到這些貨物。西方與遠東的貿易因此一直有逆差，就西方與中國的貿易而言，這一逆差維持到19世紀20年代（也就是工業革命爆發半個世紀以後—作者註）。這是一種經久不息的結構性流失：貴金屬通過地中海東岸地區，通過好望角航路，甚至穿過太平洋，自動流向遠東。” 23就連因與遠東保持緊密商業往來，主導絲路貿易的廣大中亞與阿拉伯地區，也由此經歷著長期的繁榮。
為什麼？因為即便在牛頓科學革命爆發以後很長時間而且直到英國工業革命初期，“中國在世界市場上（仍然）具有異乎尋常的巨大的和不斷增長的生產能力、技術、生產效率、競爭力和出口能力，這是世界其他地區都望塵莫及的”。“中國憑藉著在絲綢、瓷器等方面無以匹敵的製造業和出口和任何國家的貿易都是順差。中國製造業在世界市場上具有高產出、低成本的競爭力，所以中國能夠有效地給世界市場提供商品供給”。
相比之下，號稱繼承了古希臘與古羅馬文明的近代基督教歐洲，在工業革命之前其生產力的低下和日常用品的匱乏程度，遠超今天人們的想像。就拿穿衣、吃飯和如廁來說。在中華文明經歷好多輪盛極而衰、衰極而盛的長周期之後，普通歐洲人穿的仍然主要是由粗羊毛編織的裹身披衫。這種粗羊毛布料容易藏污納垢，很難用水清洗，因此歐洲人一輩子很少換洗衣服。由於非常粗糙並刺激皮膚，這種布料無法用來製作內衣，所以普通歐洲人自古以來直到工業革命前都幾乎不穿內衣，也不知道什麼是內衣。與此相比，絲綢非常貼身，既可做外衣也可以做內衣，還可以做手絹、扇子、畫布、屏風、蚊帳、桌布、窗簾、床單等日常用品，因此受到萬里之外的古羅馬皇帝的青睞。
由於沒有發明紙張、絲綢和棉布，直到工業革命前，歐洲無論男女、老少、貴賤，一輩子如廁時都沒有條件清潔下體。而且吃飯都是用手抓；吃飯用的叉子要到17世紀才開始在歐洲家庭普及（美國白人甚至直到19世紀初才開始用叉子吃飯）。因此著名歷史學家蘭德斯（1999）對於歐洲人在工業革命前的衛生與生活水平有如下描述：
長期以來，歐洲人最大的殺手是胃腸道感染，病菌從人體排泄物傳播到手，再到食物，再回到消化道。霍亂病菌等流行性微生物不時加強了這類看不見卻致命的敵人的存在。這些細菌最好的傳播途徑是公共排泄地：在那裡，由於缺乏廁紙和可換洗的內衣而促進了人體與排泄物的接觸。由於長年累月都裹在一輩子都沒有洗過的粗羊毛布中，而粗羊毛布料很難清洗，即便洗也洗不干淨，因此歐洲人的皮膚常會發癢並不得不用手抓撓。所以他們的手很髒，而最大的錯誤是歐洲人在進食前都不洗手。……而工業革命改變了這一切。工業革命的主要產品是東方傳來的既便宜又可用水清洗的棉布，以及靠規模化大生產方式從植物油中提煉出來的肥皂。普通人第一次買得起內衣……個人衛生狀況的巨大變化，使得十九世紀末和二十世紀初的歐洲平民可以生活得比一百年前的國王和皇后還乾淨。
難怪即便到了英國工業革命初期的1776年，亞當·斯密也還承認“中國比歐洲任何地方都富有”。美國歷史學家戈德斯通也說：“中國是很多產品在全世界最早的生產國，包括紙張、火藥、帶有船尾柱舵輪和水密隔艙的航海船隻、指南針、三角帆船、鑄鐵工具以及精美的瓷器等等。印度也為世界提供了色彩絢爛的奢華的棉織品。中國和波斯還是世界上絲綢工藝首屈一指的地區。當印度人和中國人穿著柔軟舒適的棉織衣物時，歐洲人還裹在粗糙的亞麻和羊毛衣物裡。”
著名歷史學家保羅·肯尼迪也承認：“在中古時期的所有文明中，沒有一個國家的文明比中國的更先進和更優越。”
因此，一個毋庸置疑的歷史事實是，從古希臘直到第一次工業革命爆發初期，中西方在生產力和國家治理能力方面的早期差異一直十分突出；一直要到近代18 — 19世紀才開始逆轉，那時候歐洲的科學、技術、國家治理和國家動員戰爭的能力才開始全面崛起，從而超越東方文明。
由此可見，流行歷史觀強調的古希臘包容性民主自由傳統和日耳曼部落的法律文化，並沒有如新制度經濟學理論所預言的那樣，為古希臘、古羅馬、歐洲中世紀、文藝復興以後的意大利，直到工業革命爆發前夕的整個西方世界帶來超越東方的生產力水平與經濟繁榮。
為什麼？
因為流行歷史觀和新制度經濟學對科學革命與工業革命為什麼發生在西方的解釋，不僅採用了錯誤的製度衡量標準，而且顛倒了政治制度與經濟基礎之間的因果關係。
比如新制度經濟學理論認為，政治制度決定了市場交易成本的大小，交易成本依次決定了經濟的績效和增長速度；因而經濟越發達的國家，其政治制度也越先進；而政治制度的核心是公權力與法律制度。
這種理論至少可以追溯到著名德國社會學家馬克斯·韋伯（MaxWeber）。比如韋伯從對法律程序的形式正義（formaljustice）和實質正義（substantivejustice）的概念區分出發，闡述了資本主義為什麼誕生在西方而不是東方的根本原因。
韋伯認為，在“形式正義”下，當發生私人間的法律糾紛時，法律裁定及其程序均依照一系列普遍的、事先明確規定的規則和程序來進行；與之相對，在“實質正義”下，人們對每一個個案都追求實現最大公正和平等，而且要考慮到法律、道德、政治與各種綜合因素。形式正義可提供高預期性和可計算（predictableandcalculable）的法律結局，儘管對某些個案的裁決可能會與實質正義者所根據的宗教與倫理原則或者政治權宜相衝突。由於形式正義減少了個人對統治者的恩惠與權力的依賴，它扼制了獨裁或暴民政治的滋長；而形式正義恰好是歐洲的法律傳統所獨具的。歐洲的法律機構是高度分工的且與政治權力分離的，其特徵是存在自治的、專業化的法律職業階層。法規是運用理性制定的，不受來自宗教或其他傳統價值觀的直接干涉。因此在韋伯看來，脫胎於古羅馬法律傳統的這種程序正義，提供了法律實施過程中的“可計算性”和“可預見性”，因而是作為資本主義文明基石的私有產權保護製度得以在西方而非其他文明中產生的根本原因。
韋伯的觀點滲透到人文學科的所有領域並影響了好幾代西方歷史學家、經濟學家、政治學家、法學家和他們關於東西方文化差異的理論，包括今天流行的新制度經濟學理論和西方中心主義歷史觀。哪怕那些長期研究東方古代歷史文化的西方專家也不能免疫。比如東亞與中國史專家埃德溫·雷紹爾（EdwinO.Reischauer）和費正清（JohnKingFairbank）在談到東西方文明的製度差異時曾經說道：
法律的概念是西方文明的榮耀，但是在中國，兩千多年來所有法律都被視為可鄙的名詞。這是因為中國法家的法律概念遠遠落後於羅馬。在西方，法律被視為上帝或自然更高秩序在人類世界的具體表現，而在中國，法律僅僅代表統治者的意志。中國幾乎沒有發展出民法來保護平民，法律大部分是行政性的和懲罰性的，也是人們竭力避而遠之的。西方民眾認為比起由容易犯錯的個人來判決，被非人格化的法律管理更加安全。而中國人可能是出於孟子人性本善的觀點，認為被高尚的管理者來統治比被獨斷的非人格化的法律來統治更加安全。
即便我們暫先接受雷紹爾和費正清的說法，那麼他們描述的這種東西方之間法律制度的差異究竟是怎麼產生的？這種差異如果存在的話，真的是“科學革命”和“工業革命”爆發在西方而不是東方的原因嗎？
首先，姑且不談古羅馬的法律體制究竟是否比中國古代的法律體制更先進和優越，即便是文藝復興以後任何一個歐洲國家的法治，雖然表面上依靠法庭和律師制度來維繫，但實際上都是由軍隊和國家暴力來維持的。歐洲國家的專業警察制度，是工業革命很久以後才成熟起來的。因此，工業革命前的歐洲國家，無論是形式還是實質上都是靠軍隊來捍衛法律和社會秩序。
這是為什麼文藝復興時期的政治思想家馬基雅維利，在談到他親身經歷的資本主義萌芽與文藝復興時期的意大利法律制度時就精闢地指出過：“沒有優良的軍隊，就不可能有良好的法律；有優良的軍隊，就一定會有良好的法律。”而且，馬基雅維利在研究古羅馬時期的法治和社會秩序時也敏銳地觀察到：“在有優良軍隊的地方肯定有良好的秩序。”
因此，可以設想即便是今天以法治著稱的美國，表面上它的法治是依靠美國憲法和大法官制度來維持的，但實際上，要是沒有強大的美國軍隊和專業員警系統（包括聯邦調查局），美國根本無法捍衛它的憲法和法庭的尊嚴。反過來，已經在20世紀90年代就採納了西方民主制度的烏克蘭，無論其新憲法如何強調三權分立和法治，這個國家一直到目前為止都很少有法治可言—因為它的國家機器和國家能力已經在執行華盛頓共識市場化改革的過程中徹底瓦解；沒有了優良的軍隊和員警部隊，它的民選總統一個比一個貪腐違法，卻根本得不到法律應有的追究和制裁，使得烏克蘭憲法淪為一個擺設。
正如政治理論家阿爾加羅蒂所說，馬基雅維利“對政治和國家事務正如牛頓在物理學和自然奧秘上那樣具有深刻的洞見”。可悲的是，馬基雅維利這位政治科學大師雖然早在500年前就已經對西方法治與國家暴力的關係做出了精闢分析，而19世紀以後直到今天的歐洲中心主義學者們（包括韋伯）卻依然無法看清歷史的真相。
其次，韋伯的先輩— 18世紀德國思想家、歷史學家和文豪—弗里德里希·席勒，早就針對日耳曼人在17世紀所擁有的所謂古羅馬法治傳統的任意不公時精闢地指出過：“在帝國最高法院，德意志諸等級是自行其是的，因為它們自行聘任法官。他們自行審判，能產生同樣的公正，這也是創辦者的意圖所在。由天主教法官和皇帝走狗操縱的法庭維護的當然是天主教和皇帝的利益，犧牲了公正。”
恰如馬克思指出的：“對'神聖的所有權'進行最無恥的凌辱，對人身施加最粗暴的暴力，只要這是為建立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基礎所需要的，政治經濟學家就會以斯多葛派的平靜的心情來加以觀察。”韋伯正是這樣一位善於以斯多葛派心情來思考政治經濟學問題的社會學家。
再次，深諳歐洲歷史的啟蒙主義時期思想家，比如伏爾泰和安克蒂爾—杜伯龍，堅決否認歐洲這種杜撰出來的東西方制度差異。伏爾泰很不耐煩地對那些爭論說古代中國沒有法律的歐洲知識分子說道：“不管你們怎樣爭辯伏羲以前的十四位君王，你們的動人爭論只能證實中國在當時人口很多，法律已經盛行。現在我問你們，如果一個聚族而居的民族，有法律、有國君，難道就不需要有過一個燦爛的古老文化嗎？請想一直需要多少時間、若干場合的湊巧才能在礦石裡發現鐵，才能把鐵用在農業上，才能發明織梭和其他一些技藝呢。”
在伏爾泰看來，歐洲歷史上的封建時代（包括他所處的歐洲啟蒙時代），其專製程度和亞洲的統治者相比有過之而無不及。他一次又一次問道，東方的編年史作者又會如何看待歐洲的封建體系？它看起來難道比我們描述的東方普遍存在的人身依附程度更低嗎？伏爾泰說，認為東方國家的臣民都是皇帝的奴隸，他們一無所有，他們的財產和他們自身都是屬於主人並可被任意剝奪的，這樣的假設是非常荒謬的；這樣的統治方式只會導致自身的毀滅。而中華文明已經生生不息延續了好幾千年。
安克蒂爾—杜伯龍還專門在1778年（工業革命初期）寫了一篇名為《東方法制》的論文，以此證明西方那個時代剛因全球殖民擴張而獲得一點自信後產生的大量以東方為主題的文字和觀點，不僅充滿了對東方的誤解，而且還存在著某種傾向，將某種全世界普遍存在的缺陷，甚至是自然因素造成的結果，歸咎於東方國家的“法律制度”和“政府”，以從理論上證明東方文明天生就應該成為歐洲殖民主義者統治或治理的地方。他譏諷地寫道：
亞洲所有的錯誤總是政府造成的。蝗蟲使一個地區受災；戰爭使另一個地區的人口減少；缺雨導致的饑饉逼迫一個父親賣掉自己的孩子（1755年我在孟加拉親眼見過）。下一次發生時，還是政府造成的。旅行家在巴黎、倫敦或阿姆斯特丹寫下自己的作品，他們可以隨心所欲地說出任何批評東方的話。而當他們自己的國家發生同樣的災難時，他們將其歸於天氣或人們的惡意。
遺憾的是，這個240年前的評論對今天的西方中心主義者和新制度經濟學家們仍然適用。
哲學家萊布尼茨也與杜伯龍和伏爾泰持同樣的觀點。“對萊布尼茨而言，中國人不僅是偉大的匠人和天才的設計師，他們也是一個非常重視道德的民族。倫理學是他們真正的力量源泉，他們的倫理學中幾乎不包含形而上學和神學的空想，而是堅持教育和對話。”伏爾泰也堅持認為，“中國人是歐洲人反复嘗試卻一直無法成為的那種人，即真正的道德主義者和斯多葛主義者：'他們的道德準則非常純粹和嚴厲，但同時又和愛比克泰德宣揚的準則同等仁慈。'”
不過，萊布尼茲和伏爾泰這些西方啟蒙思想家也對中國人在邏輯學、幾何學、形而上學和自然科學理論方面與17 — 18世紀同時代西方相比的嚴重落後，都一直感到遺憾和迷惑不解。而且這兩位思想家被很多長期生活在中國的天主教傳教士反復告知，中國人對西方自然科學、數學和傳教士帶去的各種科學儀器根本不感興趣—如果中國人自己不能發明演繹數學也就罷了，可是為什麼即便在歐洲人願意傳授的情況下他們居然也不感興趣？
就像印度文明一樣，中國古代的確沒有發展出古希臘的平面幾何數學體系；而且即便到了明朝與西方傳教士緊密接觸的時代，似乎除了徐光啟和以他為代表的少數個別人，中國朝野普遍都對西方的演繹數學知識不感興趣。
可為什麼會這樣？是什麼因素導致近代中國對形式化的數學不感興趣？流行歷史觀認為，這也反映了“東方專制主義”和“封建注經傳統”下思想自由的缺乏。
真的嗎？其實，古羅馬人也對演繹數學不感興趣。中世紀歐洲人也對演繹數學不感興趣。為什麼？
而且對演繹數學不感興趣的何止中國人、羅馬人和中世紀歐洲人。法國人直到公元17世紀以前也對演繹數學普遍不感興趣，但是卻在專制暴君路易十四為提高法國的國家競爭力而花巨資打造法國科學院以後開始感興趣了；俄國人直到18世紀以前也普遍對演繹數學和科學不感興趣，但是卻在獨裁者彼得大帝創立了俄國皇家科學院以後開始感興趣了；日本人直到1868年決定直接面對並參與到歐洲列強“打砸搶掠”的軍備競賽和商業競爭之前，對科學與演繹數學也像中國人一樣不感興趣，但是卻在明治維新以後在作為絕對君主的日本天皇統治下開始對這東西感興趣了。同理，中國人一旦意識到民族存亡實質上是國家間軍事力量和科技力量的競爭，意識到“科學就是生產力”以後，也同樣才開始對這些東西感興趣了。
即便在萊布尼茨和伏爾泰所處的啟蒙時代的歐洲，更不要說文藝復興時期的意大利，普通人對科學與數學其實也是根本不感興趣的。連16世紀的宗教改革大師，路德和加爾文都蔑視和嘲笑數學和科學。文藝復興時期的大多數人文主義者蔑視科學，卻喜歡把在古希臘受到維護的那些迷信、魔法、巫術繼承和發揚光大。正如羅素指出的：“文藝復興時期的意大利人，除達·芬奇及其他幾個人外，都不尊重科學。”
但是，通過本書我們將會看到，自從“火藥—火砲”技術傳入歐洲以後，由於性，因此就產生了國家力量對這類科學知識和科技人才的巨大需求、投資、扶持和推動，從而才有了這些公共知識的繁榮（雖然早期的繁榮仍僅局限於精英階層）。各國王室和國家精英意識到科學與數學對於研發這種熱兵器和對於國家存亡的重要性，因此就產生了國家力量對這類科學知識和科技人才的巨大需求、投資、扶持和推動，從而才有了這些公共知識的繁榮（雖然早期的繁榮仍僅局限於精英階層）。
比如達·芬奇在年輕時寫給米蘭統治者盧多維科·斯福爾扎的一封求職信（詳見第六章），便反映了文藝復興時期各個城邦國家統治者對科學技術的巨大興趣與需求。在這封求職信中，達·芬奇列出了自己熟練掌握的許多技能中的九類軍事工程技術，都與基於火砲這種新型戰爭模式密切相關，而他的藝術才華並沒有在信中被重點強調。這反映了達·芬奇所處的時代，國家力量對人力資本的最大需求並不是藝術才能，而是軍事才能和與此相關的數學知識。而且別忘了，贊助達·芬奇和米開朗基羅藝術創作的主要雇主，是羅馬天主教會與王室宮廷；滿足藝術家素描和油畫所需要的紙張與顏料，是他們出生之前不久才從東方傳入歐洲的。
因此，達·芬奇的求職信所反映出的意大利文藝復興，並不是一個西方流行歷史觀所描述的、獨立於東方文明影響的、源於古希臘和古羅馬自身傳統的歷史運動，並不是一個所謂宗教改革與思想解放下藝術家個性自由與人文主義精神的複興運動。真實的歷史並沒有這麼高大上。
文藝復興時期的“藝術繁榮”，不過是羅馬天主教會、意大利城邦宮廷以及王公貴族為“炫耀社會地位”而大興土木的結果，是他們動用幾乎全部國家資源從事“藝術採購”活動所撬動起來的社會需求的產物—就像16 — 18世紀歐洲各國王室對火藥、火砲、戰艦等軍工產品的巨大採購需求，極大地刺激了歐洲木材加工和冶金工業的迅猛發展一樣，也像中國歷朝歷代宮廷對文官的需求和科舉考試的發明，極大地刺激了民間的讀書風氣和詩人畫家的湧現一樣。
本書通過對歐洲近代史的重新剖析，揭示出這樣一個真相：文藝復興對於歐洲崛起的真正歷史意義不在於藝術，而在於火藥與商業的普及—它使得四分五裂的意大利通過一系列慘烈的熱兵器戰爭和商業利益爭奪，形成了一個由許多城邦國家構成的微型“國家競爭體系”。這個國家競爭體係是未來歐洲更大規模國家競爭體系的雛形。與這個國家競爭體系下的軍備競賽和商業競爭相比，羅馬天主教教廷和各城邦宮廷為“炫耀社會地位”而採取的“藝術採購”活動，和由這個活動的刺激所產生的藝術繁榮，對於歐洲崛起的歷史意義其實並沒有流行歷史觀渲染的那麼大，只不過對於歐洲中心主義者宣揚近代西方基督教文明相對於東方文明的獨特性和優越性來說，卻顯得意義重大（詳見第三章）。
同理，本書將以大量史料揭示，17 — 18世紀的科學革命，是國家競爭體系下長期軍備競賽的產物。因此歐洲近代的崛起，和它對東方文明在科技方面的超越，是各個歐洲王室在延續幾百年亡國滅種的熱兵器戰爭壓力下，相互競爭的結果。這個生存競爭壓力，導致了歐洲王室對科學技術的巨大熱情和對科學家的重金投入。
恰如恩格斯所精闢指出的那樣：“社會一旦有技術上的需要，這種需要就會比十所大學更能把科學推向前進。”而自文藝復興以來的各種政府採購、贊助活動與戰爭需求，尤其是規模化製造火藥、鑄造火砲、提高火藥威力和砲彈打擊精度的迫切需求，一直就是近代西方經典力學、煉金術實驗化學、冶金工業、煤炭工業和大學—科學院制度發展的強大原動力。資本主義市場經濟體製本身的誕生，也是這種國家競爭與國家生存需求的產物。
只有在中世紀末期和文藝復興時期的新型城邦戰爭中高速飛行的砲彈，和為贏得這種戰爭對砲彈落點精度進行精確計算的極高要求，才如此急迫地促使意大利人向阿拉伯和古希臘學習平面幾何與代數知識，以便透徹理解變速運動物體（砲彈）的飛行軌跡和背後的動力學機制。只有大規模殺傷性火藥在爆炸中所產生的震撼威力，和對進一步提高火藥效率的要求，才如此需要新的煉金術化學理論，以便超越傳統煉金術知識水平的限制來幫助系統地提煉硝石、硫磺並解釋物質的燃燒和爆炸現象。只有對贏得這種新型熱兵器戰爭和對國家安全的不懈追求，才能極大地刺激一個國家的重工業（木材加工、煉鐵、冶金和採礦業）的高速發展，導致文藝復興以後歐洲森林面積的急速下降和煤炭資源的大力開採，生態環境被嚴重破壞，從而刺激了深井挖煤技術以及煤礦鐵軌和蒸汽機的發明、改進和廣泛使用。同時，也只有通過對海外資源和市場份額的激烈競爭，才如此需要建設一支擁有強大火力的遠洋海軍，並通過規模化大生產方式來提高各種產品的生產速度和降低生產成本，壓低銷售價格，從而導致了以勞動分工為基礎的流水線工廠體制（包括大型兵工廠）和珍妮紡織機與蒸汽機的誕生和普及。
而且，國家間激烈的軍備競賽，和為支撐和支付這個競賽而展開的激勵商業競爭，在催生“科學革命”和“工業革命”這兩場革命的同時，也催生了服務於這種國家競爭力的法律制度。也就是說，西方的法律制度，無論是國際法、海洋法、商業法、會計法、刑法、稅法、財產法，還是知識專利和私有產權保護法，都是國家力量競爭中為了不斷提高本國對他國在軍火工業、材料工業、製造業和商業方面的競爭力，而發展出來的製度化的“產業政策”和國家競爭手段。而這些政策和手段也是在實踐中被不斷完善的。
這種國家間的軍備競賽和商業競爭，以及為贏得這種競爭所需要的大批量人力資本積累，都需要國家意志與國家力量對相關人才選拔機制與產業政策的巨大而長期的構建。所以，離開了十字軍東征以後，歐洲民族國家之間基於“火藥—火砲”的新型熱兵器戰爭這個時代條件，離開了在這個基礎上，歐洲幾百年的殘酷軍備競賽和你死我活的“戰爭資本主義”工商業競爭模式，離開了國家意志和國家力量對贏得這種競爭的人力資本的長期投資，不可能產生科學革命與工業革命，也不可能產生服務於這種國家競爭力和戰爭資本主義模式的法律體制。
事實上，歐洲歷代君主為了贏得這種國家間的競爭，摸索和出台過很多政策與製度建設試驗。有利和有效的則被繼承，無利和無效的則被淘汰；創新改革能力強的王室則生存，創新改革能力弱的王室則滅亡。比如古希臘和古羅馬的僱傭兵制度曾經在意大利各個城邦國家和後來的歐洲大國戰爭中非常流行，但是因無法適應迅速擴大的專業化熱兵器戰爭的需要而被廢除，演變為職業化的國家兵役制度。又比如為了維持專業化的更大規模的軍隊，就必須增加新稅種和創立永久性的政府借款管理體系，稅收體係於是發生了轉變，從臨時性的、封建性的和去中心化的體系變成更加標準化的和中央集權化的體系—包括中央銀行與國債發行模式；這是支付不斷擴大的軍費開支的唯一方法。
又比如前面提到的法國“太陽王”路易十四，為提高法國在歐洲大國爭雄中的競爭力，在1667年建立了國家科學院制度；從此以後，法國才在科學領域方面嶄露頭角。而法國從此湧現出來的一大批數學家、物理學家、化學家、工程師，都為歐洲科學革命與科學繁榮立下汗馬功勞。接任路易十四的路易十五國王，又在18世紀為培育軍隊將領專門撥款成立了巴黎高等軍事學院，學院的課程設置以數學、地形測量、射程計算為主，為統一歐洲的拿破崙戰爭提供了傑出軍事人才。
因此，以中國的“造紙、印刷、火藥、指南針”四大發明和其他製造業技術為基礎的歐洲文藝復興運動，尤其是這個時期形成的國家競爭體系，和這個體系下歐洲各國為贏得新型熱兵器戰爭的軍備競賽和商業競爭，才是科學革命和工業革命爆發在歐洲而不是亞洲的秘密。
對此，一些日本政治家和學者遠比韋伯主義者顯得“誠實”—他們認為，如果日本19世紀不擺脫中國儒家的“溫良恭儉讓”道德主義意識形態，果斷採納歐洲列強的戰爭資本主義、殖民主義和軍事重商主義發展模式，日本必然無法成功實現從農業文明向工業文明、從弱國向強國的轉型。而發動殖民主義戰爭和對全國實行軍國主義管理，則是保障這種大規模社會轉型所需要的政治手段。這一方面體現了部分日本學者對當年日本走軍國主義道路的狡辯，另一方面也間接地揭示韋伯主義者對歐洲當年依靠戰爭資本主義崛起這個歷史“主脈絡”的掩蓋和文過飾非。
換句話說，不僅是17 — 18世紀的這場科學革命，而且是18 — 19世紀的工業革命，都與流行歷史觀強調的“英國大憲章運動”和“英國光榮革命”沒有必然的因果關係，也與韋伯的所謂“西方法治、理性、正義，東方專制、迷信、任意”沒有必然關係。
歐洲國家力量對科學與數學的長期重視，也並非源自基督教的“一神教”教義與亞里士多德經院哲學傳統，或者源自古希臘的“科學精神”和古羅馬的“法制習慣”，更不是源自路德和加爾文的宗教改革。
古希臘的數學知識對於中世紀歐洲人來說，是一種來自阿拉伯文明的外來品。它既沒有為古希臘自身，也沒有為（古希臘滅亡之後）全面繼承了古希臘文明遺產長達一千多年的拜占庭帝國（330 — 1453）帶來科學革命。而文藝復興時期的意大利精英和之後的歐洲精英們，之所以對大量阿拉伯和古希臘數學手稿感興趣，是因為在這個時期所面臨的新型熱兵器戰爭與維持這種戰爭的巨大財政壓力，刺激了通過扶持科學、扶持軍工業、扶持商業來提高國家競爭力的鋼鐵般國家意志的產生，哪怕民間長期充斥著各種迷信和對科學與數學理性的巨大排斥。比如伽利略在為威尼斯兵工廠計算一枚高速飛行的砲彈如何能夠精確擊中遙遠行駛中的戰艦時，他迫切需要用到平面幾何和代數，因此才對數學如此著迷。他也需要解釋為什麼砲彈沿仰角45度發射能夠飛得最遠，因此才對亞里士多德的物理學如此感興趣。
火藥對於歐洲實現從中世紀向現代世界轉型的極端重要性，很好地體現在美國總統杜魯門1946年在美國海軍紀念日的講話中：“原子彈肯定是向新時代轉變的信號，火藥恰恰是中世紀向現代轉變的重要信號。”
如果說中國古代物理學的運動時空觀是由弓箭發射的速度和飛行距離規定的，那麼歐洲近代物理學的運動時空觀，則是由砲彈發射的速度和飛行距離規定的。弓箭飛行以米為單位，砲彈飛行則以千米為單位。弓箭發射時的推力不過幾十千克，而火藥爆炸時周圍空氣體積可膨脹好幾千倍，以至於產生的壓力超過每平方厘米將近3000千克；這個壓力下產生的膨脹係數相當於將一米的繩子突然拉伸到2千米長；火藥爆燃瞬間溫度可達1000攝氏度以上；因此破壞力極強，從而對物理學理論、數學計算以及軍隊作戰能力所提出的挑戰是劃時代的，尤其是當這種熱兵器戰爭的烈度、頻率和延續時間都達到前所未有的歷史高度的時候。
正如需要極高的溫度和壓力，才能將普通的碳元素變成金剛石一樣，只有存在長期的亡國滅種的大規模熱兵器戰爭和你死我活的工商業競爭（類似於冷戰期間的美蘇“核武器與太空競賽”），才能在歐洲多如牛毛的成百上千個國家中篩选和錘煉出願意長期贊助軍事、科學、商業、技術和製造業的鋼鐵般國家意志和服務於這個競爭意志的國家能力與法律制度。
比如14世紀的歐洲發生過至少44場大規模戰爭，平均每兩年發生一次戰爭，其中包括著名的長達116年的英法“百年戰爭”—這也是歐洲近代第一次出現火砲的戰爭。15世紀歐洲一共發生過60場戰爭，幾乎每年都處於戰爭狀態。16世紀歐洲發生過62場戰爭，平均每次戰爭的延續時間超過8年，平均每年都有超過兩場戰爭同時展開，延續時間超過8年的戰爭有15次之多。從1500年開啟大航海到1700年工業革命前夜的整整200年期間，歐洲有95％的時間都處於戰爭狀態。在整個17世紀，歐洲只有4年時間沒有發生戰爭。即便在相對和平的19世紀，歐洲的戰爭頻率也出奇地遠遠高於同時代的中國。
歐洲各國為了打贏一場接一場的戰爭，平均每年必須將高達80％以上的財政收入用於軍事開銷。53而且，自文藝復興以後的多數戰爭，都是在寬闊的海面上展開的—最早是在地中海，15世紀以後拓展到大西洋和印度洋。這是歐洲海軍力量和與之相關的軍事技術以及天文、航海、地理知識能夠通過大量如飢似渴吸收東方先進科技而迅速崛起和進步的根本原因。
正是這一系列延續了幾百年的高頻率、高烈度和基於火藥與槍砲的新型熱兵器戰爭，將歐洲中世紀和文藝復興時期的成百上千個閉關自守、愚昧落後的封建城邦國家，錘煉和蕩滌成了二三十個強悍的、中央集權的、奉行軍事重商主義發展戰略的統一民族國家和海上強權。其中任何一個都有膽量和能力向人口和國土面積超過自己幾百甚至上千倍，但是既缺乏戰爭意志又缺乏海戰經驗和現代國家組織能力的東方帝國發動攻擊。
戰爭創造國家，戰爭創造國家意志，戰爭創造國家能力。
在熱兵器軍備競賽與遠洋商業競爭的巨大生存壓力下，以火砲和海戰為新型平台的戰爭，不僅推動了意大利城邦國家和北歐國家對工程與數學人才（以及航海、地理、天文學人才）的巨大需求與選拔機制的建立，而且推動了歐洲各國的國家動員體制（政治制度）升級變革，包括新的兵役制度、財政稅收制度、貨幣發行製度、戰爭決策機制、最高行政機構、公共治安管理條例、中央情報收集制度、國家監獄制度、人口管理制度、大學與科學院制度、殖民地管理制度、航海探險獎勵制度、重商主義關稅政策和各種產業政策等的確立。
戰爭也是“國家—財政”模式的催化劑。因為戰爭要能持續，國庫必須豐盈。而只有形成了“戰爭⇄商業”循環加速器，國庫才能充盈，國家才能以戰促商、以商養戰。比如英國伊麗莎白時代對國家安全的巨大需求，要求英國在全世界到處尋找硝石這種製造火藥的基本原材料，以至於伊麗莎白女王的首席內政部長威廉·塞西爾向議會指出，“ 2萬英鎊的硝石比10萬英鎊的黃金和珠寶更有利於女王”。又比如荷蘭東印度公司總督和海軍將領科恩（JanPieterszoonCoen ）在針對如何與英國爭奪17世紀海上軍事與貿易霸權時，向荷蘭王室明明白白地指出：“陛下應該可以根據經驗知道，亞洲貿易必須由您自己的強大武力來維持和保護，而這武力本身又必須用貿易獲得的利潤來支付；以至於我們無法不用戰爭來進行貿易，也無法不用貿易來支付戰爭。”
因此，韋伯關於古羅馬或者日耳曼部落法律傳統是近代資本主義得以產生在歐洲而不是亞洲的理論，顛倒了歷史演化的因果關係—不是日耳曼法律傳統催生了戰爭資本主義”，而是“戰爭資本主義”催生了維繫歐洲資本主義國家競爭力的一系列法律制度建設。
換句話說，近代資本主義在歐洲的誕生，是熱兵器戰爭和王室主導下的對外“打砸搶”活動的產物，是“國家—海盜”制度的產物，是為贏得這場“全球打砸搶”的國家競賽而發展出來的“戰爭⇄商業”財政模式。
所謂的資本主義“市場經濟制度”，不過是為維繫和支撐這種戰爭資本主義而演化出來的必然制度安排。這樣的歷史過程打造出了歐洲現代法律體系、國民私有財產保護體系、國家情報機構、國民教育體系和重商主義產業政策。在這個“戰爭⇄商業”循環加速器中，歐洲國家用商業手段提升國家支付戰爭的能力，用戰爭手段擴大自己的全球殖民市場份額和海上貿易壟斷，並用由此獲得的巨額商業利潤來支付頻繁不斷的對外戰爭，由此循環往復直到20世紀相互毀滅的兩次世界大戰。
因此，哈佛大學經濟史學家斯文·貝克爾特（SvenBeckert）才說：“如果沒有一個強大的國家政權使其有能力在經濟、法律、行政管理、基礎設施和軍事方面所向披靡、穿透它所想波及的領地，英國的工業化簡直就是根本不可想像的。”
而20世紀一系列共產主義國家的誕生，也是歐洲全球殖民戰爭所倒逼的產物—它是在落後國家被西方列強的殖民政策、商品傾銷政策和強加其頭上的“自由貿易”騙局所倒逼出來的“戰爭資本主義”對立物，即“戰時共產主義”。凡是不願意（或者沒有能力）採用“打、砸、搶、掠”的戰爭資本主義方式，加入歐洲列強這種“富國強兵”遊戲的國家和文明，要么滅亡，要么採納秉承“公平社會原則”的戰時共產主義來推動工業化發展。而計劃經濟模式則是維繫這種戰時共產主義的必然制度安排。
所以，極端的計劃經濟這種制度安排，只有在全世界的戰爭資本主義和軍事殖民主義壓力充分緩和的情況下，才開始失去其意義，而且必然失去意義，正如20世紀下半葉全球冷戰結束以後所呈現出來的狀態一樣—它必然體現為在社會主義國家陣營內部大規模的國家經濟轉型需求。
資本主義法律對於資本主義，正如交通規則對於高速公路一樣：不是交通規則催生了高速公路，而是高速公路的誕生和演化催生了交通規則。茫茫原野上信馬由韁，難道需要紅綠燈和斑馬線？所以，不是先有了交通規則（法律）才學會修路（開啟戰爭資本主義），而是先學會修路（開啟戰爭資本主義）才在實踐中逐步設立和完善了交通規則（服務於戰爭和資本的立法）。
試問維繫和推進資本主義市場經濟的法治建設，在歐洲是何時被提上議事日程的？難道是催生詩人但丁和思想家馬基雅維利的文藝復興時期嗎？那可是公認的資本主義萌芽時期。但那個時期卻很少有韋伯意義上的法律和法治可言（詳見第三章）。
文藝復興時期的意大利，一方面處於“藝術與商業齊飛”的時期，另一方面也處於一個無法無天、道德墮落、妓女氾濫、梅毒流行、黑幫當道、暗殺頻繁、官商勾結、寡頭壟斷，“教皇便是法、有奶便是娘”的時期。這樣的叢林法則時期和“一切人反對一切人的戰爭”時期，沒有“程序正義”和“實質正義”可言。事實上，韋伯自己的祖國（德國）在19世紀實現統一之前的兵荒馬亂與貧窮積弱，和統一之後才產生的經濟奇蹟，日本明治維新實行富國強兵和加入歐洲列強的打砸搶行列以後才產生的經濟奇蹟，以及中國在結束清末與民國的兵荒馬亂以後（尤其是改革開放以後）才獲得的工業化奇蹟，已經一而再再而三地反駁了韋伯把歐洲繁榮歸因於古羅馬日耳曼部落的法治傳統的理論，以及他更加可疑地把近代歐洲殖民主義世界體系下東方國家的衰敗，歸因為基督教比儒教更富有理性經商精神和勤儉節約美德的宗教決定論。
而且，韋伯主義者這一“西方民主、理性、正義，東方專制、迷信、任意”才是導致科學革命和工業革命爆發在西方而不是東方的流行歷史觀，也無法解釋為什麼18 — 19世紀的工業革命，沒有發生在西方公認其政治制度遠比英國君主制先進和包容，其人民遠比英格蘭人勤勞，其金融制度和私有產權保護遠比英國完善的荷蘭共和國。荷蘭早在英國光榮革命實現“君主立憲”之前，就已經採納了更為先進的共和聯邦制度，遠比美國還要早一二百年，而且英國的幾乎所有金融“創新”都是從荷蘭學習模仿來的。在17世紀英國發動三次英荷戰爭使得君主制的英國超越共和製的荷蘭之前，荷蘭是歐洲公認的金融中心、商業中心和製造業中心。它的宗教寬容政策比同時期的英國更能吸引歐洲其他國家的異教徒與能工巧匠。但荷蘭既不是17世紀歐洲科學革命的中心，也不是18世紀工業革命的中心。荷蘭在英國爆發工業革命後100年才開始復制了這場早已普及歐洲大地的製造業革命，遠遠落在法國、德國等其他歐洲列強之後。為什麼？
流行歷史觀更無法解釋為什麼近代史上處在類似於“東方專制主義”時期的法國、德國和蘇聯也能夠產生大批量的卓越數學家、科學家、藝術家和工商業繁榮。
如果人們承認歐洲封建制度是資本主義制度產生的前提和必經階段，那麼將中國近代沒有產生資本主義歸結為東方封建制度或者“東方專制主義”，顯然就是一種套套邏輯。或許這個套套邏輯企圖掩蓋的，其實是西方通過最野蠻的戰爭、掠奪、奴役、殖民才發展出資本主義的秘密？
提出這一系列問題，並不是提倡讓落後國家通過複製西方的戰爭資本主義或者路易十四的絕對君主制，來推動發展自己的科學技術和經濟；而是希望對流行歷史觀提出正當的質疑，以便於我們跳出流行歷史觀和西方中心主義預設的話語體系，尋找出歷史進步的真相；尤其是找到“為什麼科學革命和工業革命都產生在西方而不是東方”這個李約瑟之謎的終極答案。對李約瑟之問的最終解答，也會自然而然地回答“為什麼資本主義產生在歐洲而不是亞洲”的韋伯之謎。
歷史的正確因果關係一旦被找到，這種歷史知識就可以轉化為社會行動的力量。它不僅能夠幫助人們解釋科學革命與工業革命為什麼發生，在哪裡發生，而且能夠指導發展中國家如何在自身的特定政治、文化、歷史條件下複製和創造出自己的科學革命與工業革命。
正如尼采所說：“我們需要歷史，為了生活和行動。……只有在歷史服務於生活的前提下，我們才服務於歷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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