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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12/17
——特別紀念胡適先生誕辰130週年
1917年，中國最早的“海龜”胡適受邀在北大做了教授。當時的他每月薪金是二百六十元，這個薪水在當時屬於絕對的高薪。所以胡適在當年9月30日給母親的信裡說：
“適之薪金，所同居高君亦好學之士。”
這一年，年26歲的胡適之所以能在北大享受高薪，除了他的留洋資歷，還與他領導新文化運動有關。
當時，年24歲的毛澤東，正在湖南第一師範求學，同當時的多數進步青年一樣，他早已聽聞“胡適”的大名，並且拜讀過他不少作品。對於當時還是學生的毛澤東而言，胡適在他眼裡多少是“楷模”般的存在。
胡適入北大的第二年暑假，剛剛畢業的毛澤東也從湖南來到了北京。因為赴京的路費都是藉來的，所以抵京後他不得不和同學朋友借住老師楊昌濟家。
同今天所有新畢業的學生一樣，讀了五年師範的毛澤東來到了人生的重要關卡上。此時擺在毛澤東面前的路有三條，一條是前往法國留學，一條是報考北大，還有一條是參與革命實踐。
青年毛澤東
剛剛抵達北京時，毛澤東更傾向於勤工儉學赴法留學。畢竟，這條路是多數人眼裡的“看得見”的明路。對於當時一心救國的毛澤東而言，這無疑也是最好的選擇。
可“最好的選擇”卻往往並不是你“能選擇”，對於當時經濟拮据的毛澤東而言，赴法留學的路費就成了一個“老大難”。雖然當時赴法留學費用一降再降，可到最後仍高達100塊大洋。
這100塊大洋對於胡適先生當然是小事，可對於農民出身的毛澤東而言，它就是大事了。
須知，毛澤東當時在師範讀書5年，總花費是160元，這個費用，還算上了所有學費、吃穿用度和訂報紙等。
所以，到北京後，毛澤東很快因為經濟問題不得不“妥協”。妥協結果是：為了眼下的生活費，毛澤東不得已選擇了去北大做圖書管理員。畢竟，這份每月8塊大洋的工作，可以為他爭取時間“從長計議”。
楊昌濟和毛澤東都認為：這份工作是眼下最合適的，他不僅可以藉此讀書學習還可以解決眼下的生活費問題。最重要的是，在北大這樣濃厚的文化氛圍下，他還可以受到熏陶甚至旁聽一些課程。
就這樣，毛澤東在章士釗的介紹下成為了一名圖書管理員，他當時負責的是圖書報刊的借閱登記、歸類整理等事務。
所以，毛澤東當時入北大名義上是工作，實際上卻是學習。
這期間，毛澤東不僅閱讀了大量書籍，還旁聽了北大哲學等課程。正是在這期間，他對一切的看法慢慢發生了改變。
這種變化，在毛澤東曾與經過預科班學習考入北大哲學系的羅章龍的對話裡就有體現，羅章龍勸毛澤東也報考北大時，他拒絕了，拒絕的原因是：他在旁聽北大的課程後，覺得北大課程過於陳舊腐朽，不值得浪費精力深入學習。
那麼問題來了，毛澤東為何會如此認為呢？答案是，當時的毛澤東一心想著救國救民，他已經接觸了共產主義思想，且認為它才是中國未來的方向。思想超前的毛澤東已經看出，北大當時的純粹思想學術研究，已經脫離了社會實際。
如此，他又怎會肯報考北大呢！
毛澤東絕想不到，因為自己沒有報考北大，50年代時，胡適在接受采訪時竟對記者說：“毛澤東不是我的學生，以他當時的水平，他考不上北大！”
胡適說這句話時，顯然帶著對當時僅是圖書管理員的毛澤東的偏見。實際上，當時的毛澤東絕對有能力考取北大。
首先，毛澤東具備報考北大的條件。
其次，毛澤東也絕對有考取北大的實力。毛澤東在湖南一師求學期間曾在陳獨秀主編的《新青年》發表過多篇文章，他的文章曾得到當時在北大任教授的楊昌濟的極高評價，在一師教授毛澤東期間，他曾給毛澤的文章打過105分的破格高分。
而在一師畢業時的“學校風雲人物競選”中，毛澤東以最高票數高居第一，當時德、智、體三方面都有得票者，唯有毛澤東一人。
所以，毛澤東在北大期間未報考北大，不是“不能”，實是“不想”。
頗為值得一提的是，這期間的毛澤東不僅放棄了報考北大，還放棄了留學法國。
關於毛澤東放棄留學法國的背後原因，拋開經濟，還因為他覺得：救國，不必非得“出洋”。值得注意的是，毛澤東的這個結論得到了當時他視為楷模的胡適的支持。
在毛澤東於1920年3月14日寫給老師周世釗的信裡，他在提到相關時說：
“我曾以此事（留學）問過胡適和黎邵西（胡適的朋友） 兩位，他們都以我的意見為然，胡適之並且作過一篇《非留學篇》。因此，我想暫不出國去，暫時在國內研究各種學問的綱要。”
從這段話可以看出，毛澤東放棄留學法國的背後原因，多少與胡適有關。
在《非留學篇》裡，胡適在末尾處寫道：
“吾國今日處新舊過渡青黃不接之秋，第一急務，在於為中國造新文明。然徒恃留學，決不能達此目的也。”
胡適這段話很明確指出：當下中國青年的要務，不是留學，而是為中國造新文明。這點，毛澤東深以為然。
1919年“五四運動”後，毛澤東離開北大回到了湖南，離開前他專程去拜訪了胡適。這次拜訪，毛澤東特意和胡適提到了湖南的學生鬥爭，他想爭取他的支持。
回湖南後，毛澤東迅速開始從事國內問題的研究和革命活動。他還組織創建了湖南學生聯合會並創辦了《湘江評論》。
毛澤東與《湘江評論》
或許是曾經答應過毛澤東會支持湖南學生鬥爭的緣故，胡適在看到《湘江評論》後，曾第一時間給予了推薦和評價。
在當年8月24 日出版的《每週評論》中，胡適說：
“現在新出版的周報和小日報，數目很不少了……我們特別介紹我們新添的兩個小兄弟，一個是長沙的《湘江評論》，一個是成都的《星期日》。”
之後，胡適還重點介紹了《湘江評論》，他說：
“《湘江評論》的長處似乎是在議論的一方面，…… 《民眾的大聯合》一篇大文章，眼光很遠大，議論也很痛快，確是現今一篇重要文字。”
毛澤東親自寫的這篇《民眾的大聯合》得到胡適好評後，如《新青年》《新潮》《晨報》《星期日》等報刊，都將毛澤東的《民眾的大聯合》予以轉載。
這一時期，毛澤東和胡適在思想、主張等各個層面都是相似的，這點，從毛澤東當時在《湘江評論》的《創刊宣言》就可看出：
“主張群眾聯合，向強權者做持續的'忠告運動'，實行'呼聲革命'——麵包的呼聲，自由的呼聲，平等的呼聲——'無血革命'”。
毛澤東和胡適此時的“情誼”也多少是基於此，即觀點、主張、思想的高度一致。到這裡，我們可以總結一下當時胡適和毛澤東的主要思想：自由，民主，平等，無血革命。
當時的毛澤東還在長沙創辦了一所“文化書社”，胡適的《嘗試集》《中國哲學史大綱》以及他翻譯的《短篇小說集》等作品被列在了銷售的重點書籍中。
1920年1月15日，毛澤東再次拜訪胡適。關於當天拜訪的緣由，《胡適日記》只記載說：“毛澤東來談湖南事”。根據毛澤東給周世釗的信件內容看，當天毛澤東和胡適談的是在長沙籌建“工讀互助團”的事。
當年4月，毛澤東在湖南領導的“驅張”（指湖南督軍張敬堯） 運動取得勝利後，他立即給胡適寄去了一張明信片，信上內容全是報喜：
“我前天返湘。湘自張去，氣象一新，教育界頗有蓬勃之象。將來有多點須藉重先生，俟時機到，當詳細奉商。暫不多贅。”
從此看，當時兩人的關係還非常好，毛澤東對胡適很敬重，胡適對毛澤東也給予了很大支持。
胡適與毛澤東
之後不久，毛澤東出席了中共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後來他還擔任了中共湘區委員會書記，領導長沙、安源等地工人運動。
這期間的毛澤東參與了大量的革命實踐，他已經飛速成長成了一個真正意義上的革命者，而當時的胡適則一直在學術研究中，他雖對政治有自己的看法，但他卻並沒有從政的心思。
1927年，國共合作失敗。在當年8月的中共中央緊急會議上，毛澤東提出“政權是由槍桿子中取得的”，即“武裝奪取政權”的思想。
如果最初毛澤東的革命思想是“無血革命”，那麼此時，他的革命思想已經完全相反了。“武裝奪取政權”實是毛澤東在革命同志的血淚中汲取的經驗，這個經驗是一直在學術圈的胡適所不能理解的。
毛澤東這個思想的確定，已經註定：他和胡適將走向完全不同的道途。
普希金說：“黃色的樹林里分出兩條路，而我卻選擇了人跡更少的一條，從此決定我一生的道途。”這句話用來形容當時的毛澤東，當是最恰當不過了。
“九一八事變”後，中日關係空前緊張，此時國內對於戰還是和還未達成一致。就在這個當口，時任北大校長的蔣夢麟和胡適站出來說：“中國與日本軍事實力懸殊，應該'忍痛求和'”。
胡適在危急關頭，輕飄飄說出的那句“依靠國聯，聽命中央為是。”後來被陸海空軍副司令秘書處機要主任洪鈁聽到，並寫在了《九一八事變時的張學良》這篇文章裡。
當時的胡適認為：中國應該努力解決中日矛盾，謀求十年的和平發展。顯然，這個理論與毛澤東的堅決抗戰是相悖的。
1933年1月，毛澤東等宣布反對日本帝國主義入侵華北，並指出：願在三個條件下與全國任何武裝部隊簽訂停戰協定，共同抗日。
雖然此時毛澤東和胡適在政治主張上已有明顯分歧，但毛澤東依舊非常敬重胡適。1936年，毛澤東接受美國記者斯諾採訪時直言：
“我在師範學校學習的時候，就開始讀《新青年》這個雜誌了。我非常敬佩胡適和陳獨秀的文章。他們代替了被我拋棄的梁啟超和康有為，一時成了我的楷模。”
言辭間，滿滿都是他對胡適的敬重和欣賞。
右二為胡適
1945年3月，抗戰勝利前夕，正作為中國代表參加聯合國大會的胡適和中共代表董必武進行了一次長談。所談內容，無非勸中共為了和平穩定放棄武力。
之後不久的8月24日，胡適發電給毛澤東：要求中國共產黨放棄武力，做和平的第二大黨。
當年10月10日，毛澤東等代表的中共與蔣介石等代表的國民黨簽訂了《雙十協定》。可不久後，蔣介石公開撕毀了《雙十協定》，和談就此土崩瓦解。
1946年7月，國民黨參政會的民主人士黃炎培、傅斯年等訪問延安，他們返程時，毛澤東特別通過傅斯年向胡適問好。傅斯年很快轉達了毛澤東對遠在美國的胡適的問候，他引用毛澤東的話說：“他（毛澤東）'感念舊好，不勝馳念'”。
胡適與董必武聊完後感觸頗多，他隨即提筆給毛澤東擬了一封長約300多字的電報。以下是電報（8月24日）部分節選：
“前夜與董必武兄深談，弟懇切陳述鄙見，以為中共領袖諸公今日宜審察世界形勢，愛惜中國前途，努力忘卻過去，瞻望將來，痛下決心，放棄武力，準備為中國建立一個不靠武裝的第二大政黨。”
末了，胡適還特別指出道：
“中共今日已成第二大黨，若能持之以耐力毅力，將來和平發展，前途未可限量。萬不可以小不忍而自致毀滅！”
毛澤東收到這封電報後並沒有回電，胡適對此似乎耿耿於懷，後來，他曾說：“那時候重慶的朋友打電報告訴我，說我的電報已經交給毛先生本人。當然，我一直到今天還沒有得到回音。”
實際上，不懂政治且身在美國的胡適並不知道：自己當時對毛澤的“規勸”，完全是一廂情願。
懂政治的人看到胡適這封電報時，多少會覺得有些哭笑不得，畢竟，象徵和平的《雙十協定》已被蔣介石公開撕毀。所以，彼時再談這些多少已經不合時宜了。
毛澤東雖然並沒有給胡適回電，但他對胡適依舊“感念舊好，不勝馳念”。
毛澤東
1949年，中共推翻了國民黨政府，蔣介石等逃離大陸。身為新文化運動領袖的胡適成為了國民黨“搶救”的第一批要員，“感念舊好”的毛澤東想拉胡適一把，他希望胡適留在大陸。
可最終，胡適還是走了，走之前他對前來勸留的人留下了一句：“人家，信我嗎？”
胡適這句話沒有說全，但他當時所指，極有可能是“毛澤東沒有就他當時電報回信”一事，他因此認定：毛澤東並不信任他。
此後的胡適隻身去了美國，他開始了寓居美國的流亡生活。那段時日里，胡適的日子並不好過，他總感覺自己在做噩夢。
胡適離開大陸後不久的1951年底，隨著知識分子思想改造運動的進行，“批胡”運動展開。
胡適對這場“批胡”一開始感到恐懼，時間久了後，他不僅直面了批判，還頗有點不以為然，他甚至還直言：“這些文（批判文）都是些陳詞濫調，毫無新意。”
這一時期的胡適自然對毛澤東不特別友好，1957年5月11日，毛澤東的《蝶戀花答李淑一》被發表。這首詞一面世，就受到了詩詞愛好者的追捧。1959年3月11日，身在台灣的胡適也讀到了這首詞，在當天的日記裡，他這樣評價：
“看見大陸上所謂'文物出版社'刻印的毛澤東《詩詞十九首》，共九頁。真有點肉麻！其中最末一首即是'全國文人'大捧的《蝶戀花》詞，沒有一句通的！抄在這裡。”
毛澤東《蝶戀花答李淑一》
當天的胡適日記洋洋灑灑全是對這首詞的評判，他在日記裡透露，看到這首詞後，他因見該詞押的韻腳不通，而專門找同是湖南人的趙元任，他問趙：“這是否是湖南當地的通韻法？”
趙元任回答“不是”後，胡適便斷定：毛澤東的詩詞“不通”。
實際上，早在胡適批評這首詞之前，毛澤東自己就對這首詞的韻腳問題做過說明，他說：“上下兩韻，不可改，只得仍之。”
所以，從此看，《蝶戀花》這首懷念亡妻楊開慧的詞之所以不嚴格押韻，是因為毛澤東擔心：更改後，會破壞詩詞的意境。
實際，這種為了詩詞意境而不押韻，即“出韻”，很多古代詩詞大家都曾用過。袁枚的《所見》：“牧童騎黃牛，歌聲振林樾。意欲捕鳴蟬，忽然閉口立。”此四句，不押韻不合律，甚至是一部一韻，但它卻毫不影響美感。
而王維、崔顥等大家，也曾有過出韻的千古名篇，它們的存在也絲毫不影響詩詞美感。而毛澤東《蝶戀花答李淑一》也是如此：
“我失驕楊君失柳，楊柳輕颺直上重霄九。問訊吳剛何所有，吳剛捧出桂花酒。寂寞嫦娥舒廣袖，萬里長空且為忠魂舞。忽報人間曾伏虎，淚飛頓作傾盆雨。”
作為詩詞大家，胡適當知道：當格律和意境產生矛盾時，舍格律而取意境，是“不以律害意”。
很顯然，胡適對毛澤東詩詞的“沒有一句通的”的評判是有失公允的，但這種種，毛澤東自己應當是不甚在意的。
回頭看，即便和毛澤東走到了對立面，胡適雖在詩詞上“挑剔”毛澤東，但他自始至終並未真地對他有過任何攻擊。他對他的“挑剔”，也頂多只能算是“文人相輕”。
頗為值得一提的是，胡適雖然去了台灣，並且也已就任“中央研究院“院長，但蔣介石卻對他很是不滿，在蔣介石1960年10月13日的日記裡，他曾這樣評價胡適：
“此人實為一個最無品格之文化買辦，無以名之，只可名曰'狐仙'，乃為害國家、為害民族文化之蟊賊。”
這段話，幾乎直接將胡適一棍子“打死”了。在蔣介石的另一篇日記中他曾有這樣一段諷刺胡適的話，他說：
“（胡適）既要做官，又要討錢，還要裝什麼'獨立學者'，人品簡直卑劣至極。”
胡適與蔣介石
1962年，71歲的胡適因病辭世。他死後，蔣介石在日記裡這樣評價道：
“聞胡適心髒病暴卒，對革命事業確實去除了一個障礙！”
相比之下，毛澤東對胡適的評價明顯更加客觀公正，他說：
“說實話，新文化運動他（胡適）是有功勞的，不能一筆抹殺，應當實事求是。到了21世紀，那時候，替他恢復名譽吧。”
實際上，沒等到21世紀，早在上世紀80年代，世人對胡適的評價便已經相當公允了。
胡適
說到底，毛澤東雖與胡適在政見等等各方面曾有過不和，但他對胡適，終究是“感念舊好，不勝馳念”了！
可嘆，可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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