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

4月20日，著名歷史學家張灝先生在美國加州去世。作為思想史研究尤其是中國思想史研究領域的專家，張灝先生被人熟知的幽暗意識，其實並非他最核心的關切，但因為當時台灣處於民主轉型期間，這個觀點具有現實針對性，被無形放大了。張先生的思想史研究師承史華茲先生，最重要的問題意識是討論中國革命道路的成敗得失，從早年論述譚嗣同的烈士精神，到晚年追問中國共產主義革命的起源，如此關切中國革命的思想根源，並且有著某種同情之了解，在海外學者中殊為難得。為了紀念張灝先生，保馬今天推送的是他的《中國近百年來的革命思想道路》一文。在本文中，張灝先生對百年來中國的革命思想脈絡進行梳理，考察了19世紀末以來中國思想漸趨激進的原因。張先生指出，轉型時代初期歷史理想主義促使了思想的激化，而中國共產主義則是以激進理想主義的心態為基礎去吸收馬列主義。在“激進理想主義”的視角下，張灝先生力圖從“內觀”的角度去把握中國革命的基本結構，認為馬列主義的革命觀及其後的發展史觀正是訴諸時代危機產生的強烈需要，其革命觀的三段結構告訴人們如何從現實的苦難獲救，同時也使人從中找到方向感、認同感與歸宿感，從而化解他們在文化危機中所感到的迷惘、混亂和失落。而只有對百年來中國革命思想的由來、過程和歷史影響進行梳理和研究，我們才能對其作出真正深刻且有效的反思。 

本文原載於《開放時代》1999年第1期。

 中國近百年來的革命思想道路

 文| 張灝  

張灝 1936年-2022年4月20日

引子

今天在這個世紀交替之際，海峽兩岸是一片改革的聲音，我們很容易忘記這種聲音是近20 年才響亮起來的。在這以前，改革的聲音是很微弱的。長時期籠罩中國的是革命的聲音。今天回顧20 世紀的歷史發展，誰也不能否認中國人在這個世紀的大部分時間是花在“革命的道路”上。中國人，特別是知識分子，是如何走上這條革命的思想道路，而沒有走上改革的道路? 這就是我們要討論的問題。

1776年美國革命

1789年法國大革命

在進入正題以前，我想先對革命這個現像作一個簡單而基本的說明。大約說來，近代世界的革命有兩種：一種可稱之為“小革命”或“政治革命”，它是指以暴力推翻或奪取現有政權，而達到轉變現存的政治秩序為目的的革命，最顯著的例子是1776 年的美國革命，和1911 年中國辛亥革命；另一種是所謂的“大革命”或“社會革命”，它不但要以暴力改變現存政治秩序，而且要以政治的力量很迅速地改變現存的社會與文化秩序，最顯著的例子是1789 年的法國大革命與1917 年的俄國革命，中國共產主義革命也屬此類。我今天要談的“革命道路”主要是指這共產主義大革命的思想道路。 

歷史的回顧

從今天回頭看，這條革命的思想道路是極漫長的。大致說來，它的起始點可以推到整整100 年以前, 1895 年前後，也就是我所謂的轉型時代初期(1895 年至1920 年初) 。在這以前，中國自從19 世紀中對外開放以後，只有改革與保守的論爭。1895 年以後，改革的陣營逐漸分化為改革和革命兩股思潮，也因此展開了百年來革命與改革的論戰。在這場論爭的過程中，革命派很快取得了壓倒性的優勢。在本世紀初年，中國思想界開始出現革命崇拜的現象，最好的例子就是鄒容的《革命軍》。隨著革命的聲浪日漸擴大，革命崇拜日漸散佈，中國思想界出現了激化的現象，到了“五四”後期， 20 年代初，這激化已經相當普遍，終而形成中國文化界、思想界在20 年代至40 年代間大規模的左轉，而革命崇拜也逐漸激化成為一種革命宗教，像燎原的野火在當時吞捲著中國，幾乎把改革的聲音完全掩蓋掉。因此這條革命道路有著長達半個世紀的發展。而形成這條道路的關鍵是轉型時代(1895 年至1920 年) 出現的激化現象：我在進一步討論這個激化的現象時，先說明一下激化的原因。

鄒容《革命軍》

激化與革命崇拜

大約來說，思想激化的形成有好幾層原因：首先，就思想層面而言，一個重要的原因是1895 年以後所謂的西學開始大規模地輸入。現在重要的意識形態，如民族主義、社會達爾文主義、自由主義、無政府主義、社會主義，等等，多半在轉型時期進入中國而大量地散佈。這自然是刺激思想激化的一個原因。但要了解激化，僅看思想層面的原因是不夠的，我們也要考慮一些非思想層面的原因。大致而言，非思想層面的原因有三種：最顯著的當然是當時的空前政治危機。這危機是雙重的，一方面帝國主義的侵略在1895 年以後由慢性的蠶食剝削，突然升高到領土的掠奪，而且步步進逼，造成當時國家有被瓜分的恐慌，同時國內的政局也急轉直下，傳統政治秩序陷入分崩瓦解。在這內憂外患雙重危機的交迫之下，任何局部與漸進的政治改造，都是捉襟見肘，很難成功的。而中國近現代的實際政治發展也清楚地顯示：政治改造從自強運動，到維新運動，到辛亥革命，以及後來國民黨的“國民革命”，都是一次又一次的失敗。這些政治改造，每失敗一次就不可避免地使人對現狀更為不滿，使人覺得需要對現狀作進一步更徹底的改造。中國思想的激化可以說是政治的雙重危機和一連串現實政治改造失敗一步步逼出來的。另外一層原因也與當時的中國所面臨的危機性質很有關係，方才我提到中國的政治危機在當時有著空前的升高，同時它的文化秩序的基礎也在西方文化衝擊之下逐漸瓦解，形成我所謂的文化取向危機。政治危機與文化危機兩者同時出現，二者之間的互動，也是促成激化的一個因素。現在讓我進一步說明兩者之間的互動關係。

2005年張灝教授在香港科技大學榮休晚宴上

面我特別指出中國在1895 年以後由於空前的內憂外患所造成的傳統政治社會秩序瓦解。這瓦解的過程，自然在中國人生活上造成極大的震盪不安；焦慮和恐懼、羞辱與憤怒，各種激情與感憤紛至沓來，充斥當時人的思想世界，而同時由於文化基本秩序的崩潰，傳統的世界觀與價值規範都已動搖而失去舊有的文化功能，無法把當時政治與社會危機所引發的各種激情和感觸加以繩範、疏導與化解。因此政治與文化兩種危機交織互動的結果是各種激情和感憤變得脫序、游離而氾濫，非常容易把當時人對各種問題與大小危機的回應弄得情緒化、極端化。這種趨勢自然也是助長激化的一個因素。

張灝《梁啟超與中國思想的過渡（1890—1907）》哈佛大學出版社1971年版

張灝《幽暗意識與民主傳統》台灣聯經出版公司1989年版

最後，要認識中國現代思想激化也需考慮到現代知識分子的政治與社會困境，這是現代思想激化的第三個因素。大體而言，中國共產主義革命是由兩種社會力量推動的：知識分子與農民。在這兩者之間，知識分子毫無疑問是主導力量。而現代知識分子，由於他們的政治與社會困境，也時有一些思想激化的傾向。什麼是他們的政治社會困境? 要認識這個困境，我們必須把他們的政治社會地位與他們的前身——傳統士紳階層作一個比較。大家知道，中國現代知識階層出現大約是1895 年以後的轉型時代，他們主要是從士紳階級分化出來的。中國傳統士紳階層是形成社會政治穩定的一個基本力量，這其間的樞紐就是傳統考試制度。透過這個制度的媒介，他們上可以晉身中央權力結構，下可以以鄉紳的地位進入地方權力結構，因此他們的政治社會立場常常是保守的，是支持現存政治社會秩序的。但1905 年以後，也就是轉型時代初期，考試制度被廢除了，誠如余英時先生指出，現代知識分子參加中央與地方權力結構的管道也因此被切除了，他們的政治社會地位被邊緣化了。同時我要進一步指出，知識分子的文化地位與影響力並未因此而降落，反而有升高的趨勢，這主要是因為透過轉型時代出現的新型學校、報紙雜誌以及各種自由結社所形成的學會和社團，他們在文化思想上的地位和影響力，較之傳統士紳階級可以說是有增無減。因此形成一種困境：一方面他們仍然擁有文化思想的影響力，另一方面他們失去以前擁有的政治社會地位與影響力。這種不平衡，自然造成一種失落感，無形中促使他們對現存政治社會秩序時有憤激不平的感覺，也因而無形中促使他們的思想激化。所以中國知識分子走上激化思想的道路，是由文化思想層面上與政治社會層面上好幾種因素結合起來促成的。

激化與歷史的理想主義心態

現在讓我們看看這激化的過程。這激化的起點就是轉型時代初期出現的思想氣氛或心態，我們稱之為歷史的理想主義。它認為歷史是朝向一個光明美好的未來發展。在這發展的過程中，當前的時代是一個基本的轉捩點，而人的精神和思想就是這發展的基本動力。現在對這歷史的理想主義心態作進一步的說明。它的最大特色是擺脫了傳統的循環史觀而接受了主要來自西方的單向直線發展史觀，認為歷史是由過去通向理想未來做有目的性的發展。在這發展中，當前的時代是一個歷史性轉變的關頭。因此在這發展史觀的核心有一份強烈的時代感，這份時代感的最大特色，是它充滿了一種特殊的危機意識。這特殊的危機意識有兩種成分：一個是1895 年以後由空前國難所帶來的強烈危亡感；重要的是，這種危亡感是與一種新的契機感相並而來。人們意識到在面對危亡的同時，中國也進入一個空前未有的變局與機運無窮的新時代。這種新的契機感是傳統與西方思想影響的合產物。來自傳統的契機感有兩個基本成分，一個是儒家道德理想主義帶來的生命與世界的二重觀：理想生命與現實生命的對照；一個是由傳統宗教帶來的對生命與死亡的一種辯證循環觀念：生命終於死亡，但死亡也可以轉化為複活與再生，特別是精神生命。重要的是這契機感的兩個傳統成分被它來自西方的成分——演進的歷史觀——所吸收，化為空前的樂觀的前瞻意識，不但使中國人覺得眼前的危難孕育著復活與新生的契機，而這復活與新生也是通向未來的理想世界的契機。因此，新的契機感不再淪於傳統的生死循環的觀念窠臼。

基於上面的分析，我們可以看到當時的新時代感，有著一個理想主義的三段架構：一方面是對當前現實狀況的悲觀，另一方面是對未來理想社會的樂觀期待；二者之間是由悲觀的現實通向理想的未來的途徑，這就是我所謂的歷史理想主義心態；在這種心態籠罩之下，當時知識分子的關懷自然集中在如何由悲觀的現實走向理想的未來。這個途徑的問題就是中國現代改革與革命之論爭的起始點。 

五四運動

我方才指出，在這場論爭中，革命的觀念很快就取得了優勢。到了“五四”後期，革命崇拜的現像已經很普遍，這主要是因為我所謂激化趨勢的出現。這激化把歷史的理想主義心態轉化為激進的理想主義心態。“五四”以後的“革命思潮”就是這種激進理想主義心態激發起來的。因此要了解革命對當時人的意義，我們必須了解激進理想主義所代表的思想。

激化與激進的理想主義

首先需要指出的是，在這激進的理想主義的核心是一種兩極心態。這心態是我方才提到的時代感所含的危機意識經過激化、凝聚而成的。它認為當前的時代是中國乃至人類命運的轉捩點，而當前世界的基本局勢是由雙重的兩極對立形成的。一種是縱式的對立，指現實的黑暗與未來的光明是一無法由緩進過渡的對立與鴻溝，只有以斷然的急進和暴烈行動才能飛跨這鴻溝。同時，當前時代的基本形勢也呈現一種橫式的兩極對立，那就是現今世界是兩種勢力對峙作生死鬥爭：一方面是愛好和平、代表進步的民主思想，一方面是內而殘民、外而侵略的軍國主義；一方面是壓迫的統治階級，另一方面是被壓迫的勞苦大眾；一方面是侵略成性的帝國主義，另一方面是被侵略的弱小民族。一言以蔽之，用當時的話，就是強權與公理的對立與鬥爭。鬥爭的結果勢必是公理戰勝強權，從而掃除現實世界的黑暗，使人類躍向光明。因此縱式的兩極對立與橫式的兩極對立緊緊地銜接在一起。這種世界觀我們稱之為兩極心態。它攜帶著強烈的情感，從“五四”時代開始，在中國的思想空氣裡激盪，散佈。

激進理想主義與共產主義革命思潮

這裡要特別指出的是，這種革命思潮，以激進的理想主義心態為基礎，變成馬列主義在“五四”後期進入中國的墊腳石，也形成中國共產主義散佈的思想媒介。重要的是，這激進理想主義不但為共產主義鋪路，而且進入共產主義的思想內層。也就是說，中國共產主義是以激進理想主義的心態為基礎去吸收馬列主義，因此在中國共產主義思想裡，凡是與激進理想主義心態接近的馬列主義觀念，如斗爭，演進史觀等，就被吸收並作為其思想核心。凡是與這激進理想主義心態不接近的，就常常只有邊緣性的地位。

張灝《危機中的中國知識分子——尋求秩序與意義》加州大學出版社1987年版

《烈士精神與批判意識——譚嗣同思想的分析》台灣聯經出版公司1988年版

從這個觀念去看，我們不但可以了解為何共產主義革命思潮以“五四”的自由民主思想為出發點，而最後卻接受馬列思想的權威主義與集體主義，我們也可以了解為何這革命思潮最終會走上狂熱的烏托邦主義與人的神化思想道路：這裡我要進一步指出，從這個觀點我們也可以認識為何毛澤東的革命觀念對30 年代到70 年代的人有這樣的魅力和影響力，為何這革命思潮能長期掀起高度的狂熱與激情。

2002年張灝教授夫婦（左二、左三）應邀訪問華東師大，陪同者有羅崗、許紀霖、毛尖

“激進的理想主義”之所以能替我們對革命思潮展開這樣一個新的視野，主要是因為它讓我們從“內觀”的角度深入地掌握毛澤東的思想的基本結構。所謂內觀的角度是把自己設身處地放在毛澤東思想的信仰者和革命的參與者的地位，然後從他們的內部立場去認識這革命思潮的意義。一旦採取這樣一個內觀的角度，我們就會看到毛澤東思想與激進的理想主義一樣，也是一個三段結構。一方面是對現狀徹底的不滿與全面的否定，另一方面是對未來有極度樂觀的前瞻意識，而當今的時代正是由黑暗的現狀，透過革命躍向理想的未來的關鍵時刻。

2022年2月9日，張灝先生（中坐者）生前最後一次出席公開活動，向台北圖書館贈書

在這樣一個思想結構裡，革命的核心地位是很顯然的，因為革命就是全面摧毀萬惡的舊世界的惟一工具，同時它也是躍向光明美好的未來世界的惟一途徑。這裡必須指出的是，革命的觀念在毛澤東的晚年更顯重要，因為毛澤東在50 年代後期，對1949 年革命以後的所謂社會主義建設感到很不滿。他已深表懷疑：人是否能僅靠一次社會革命就能把中國一勞永逸地推向理想社會。因此他在“大躍進”與“文革”期間提出“不斷的革命”、“永遠的革命”這些觀念。他認為社會矛盾是不可能永遠消除的。基於此，一個根絕社會矛盾、十全十美的烏托邦社會幾乎是不可能的，人只有永遠靠著不斷地革命去不斷地克服社會矛盾與改造社會，因此人的終極命運不是停止在未來一個理想社會，而是不斷地革命。也可以說毛澤東已經將人類的最終理想由靜態的烏托邦轉變成動態的烏托邦。至此，革命不但是中國共產主義達到最後目的的手段和途徑，也是它的最後目的，“毛的思想”已經完全籠罩在革命這個觀念下。

張灝《時代的探索》台灣聯經出版公司2004年版

如前所說，共產主義的革命思想一方面指出現實世界的沉淪和腐爛，另一方面指出一個燦爛的未來，而革命就是銜接兩者的途徑。同時，共產主義也不認為它的革命思想僅是主觀的冥想或願望，而是符合世界的歷史潮流的。毛澤東的革命思想能夠發揮宗教的兩種功能：一方面使人相信他可以從現實的“苦海”中獲救，同時這個信仰也可以使人從對生命的迷茫與困惑中化解出來。而中國現代社會的雙重危機在中國人的心中正引發獲救與化解這兩種強烈的需要。首先是中國自1895 年以後所面對的日益深重的政治社會危機，使得中國人亟須從民族的危亡與社會的沉淪中解救出來；再者，文化取向危機也使人亟須從思想與情感迷惘、混亂與失落中化解出來。而馬列主義的革命觀與它後面的發展史觀正訴諸這兩種時代危機所產生的強烈需要，它的革命觀的三段結構告訴人們如何從現實的苦難獲救，同時也使人從中找到方向感、認同感與歸宿感，從而化解他們在文化危機中所感到的迷惘、混亂和失落。

結語

以上對中國百年來革命的思想道路作了一番歷史的回溯，討論這條道路如何在100 年前由改革思想分化出來，如何在轉型時代逐漸演為革命崇拜心態。誰都知道這條大革命的道路的最後結局是什麼，由此才有近年來的一片改革呼聲。我希望在這目前的一片改革呼聲中，大家不要忘記前面籠罩20 世紀大部分時間的革命思想道路。不但不能忘記，而且要對這條道路作反思，作深切的反思，反思它的由來、過程和歷史的影響及意義。因為歷史是詭譎多變的，我們如果對這條道路沒有反思和自覺的警惕，它是可能會重來的。在此我想用一位現代西方哲人的話結束本文，他說“忘掉歷史的人勢必重蹈覆轍"(Those who forget history are condemned to repeatit)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