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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2/7/5

摘要

中國本部”一詞是從西文的“China Proper”翻譯而來，指中國固有的領土，本部之外的地區則是邊疆，包括滿蒙疆藏等地。此一詞彙的討論要放在中國從華夷秩序到現代國際政治、國家邊界的歷史過程中來觀察。“中國本部”一詞原為西方作家為了解清帝國而發明的詞彙，用來說明華夷秩序下本土(或所謂十八省)、藩部與四夷；此一西文經翻譯傳到日本。近代以後，在中國現代國家形成之際,日人為解釋中華帝國疆域並合法化本身疆域擴展而運用此一詞語。清末之時此一詞語又傳入中國，而影響國人對“中國”範圍的認定。1930年代“中華民族”的意識在日人侵略下日益增強,開始有學者批評日人的語彙與觀點執意凸顯中國本部與邊疆之分別，又進而引發顧頡剛與費孝通有關“中華民族是一個”的爭議。本文描寫此一詞彙與相關辯論的起源、演變與衰微。

一、前言：從華夷秩序到現代國際政治與國家邊界

二十世紀上半葉東亞國家疆域的形成與中日兩國在政治、軍事、外交方面的競爭、角力，以及國人對於何謂“中國”與“中華民族”，其領土範圍為何等問題的辯論有關。上述討論之中，涉及一個當時曾普遍使用、而如今已逐漸為人所淡忘的“中國本部”的概念。本文討論“中國本部”概念的起源、演變與衰微。“中國本部”與“邊疆”形成一對相互界定的概念，本部一詞的使用亦表示它與本部之外的“邊疆”有所區隔；本部意指中國人固有的領土（或稱“中土”、“漢地”，或廣義的“中原”等），而邊疆地區的“四夷”則有時加入中國、有時脫離中國。此一語彙內涵的變化涉及中國（包括歷史上和現在）含括的範圍為何？族群與地理的關係、本部之外的滿蒙疆藏等地或其他地方是否屬於中國？以及更根本的議題如民族是什麼？族群、民族與國家的關係為何？

▲ 清代的“本部”地區

中國本部一詞是從西文的China Proper（包括相同意義的拉丁文、西班牙文、英文等）而來。此一詞彙問題的討論要放在傳統華夷秩序到現代國際政治、國家邊界的過程所引發的爭議來觀察。中國本部與邊疆（或屬領）概念的出現本來是西方學者為了解中國歷史、地理與政治統治而創造的詞彙，是配合中國傳統華夷秩序下“內地―本土”與藩部、四夷之地域觀與本身的族性地理觀（ethnic geography）而發明的一個觀念；此一西文語彙又透過翻譯傳到日本，再傳到中國。近代以後在現代國家形成之際，日本人為解釋中華帝國疆域並合法化本身的疆域擴展，而將西方詞語China Proper翻譯為“支那本部”或“本部支那”。

此一詞彙原為描述性，隨後與日本具有帝國主義侵略野心的“滿蒙不屬於中國論”、“元清非中國論”等觀點相結合，用來解釋東亞的地緣政治。此一詞語在清末被翻譯入中文之後，又影響到辛亥革命之前革命派與改良派人士對“中國”範圍的認定，前者秉持漢人為中心的種族革命，國家領域較狹隘，而後者則主張族群融合，領域較寬廣。 

▲ 矢野仁一（1872~1970）矢野仁一，日本中國近代外交史學家。

東京帝國大學文科史學專業畢業。後任教於早稻田大學和東京大學。1906年應聘來華，任京師法政學堂（進士館）歷史地理教習。1912年歸國。在日本殖民擴張期間，連續發表《滿蒙藏非支那本土論》《歷史上滿洲的支那主權無根據論》《日本在滿蒙的正當地位》等文章。日本戰敗後的1947年被開除公職。主要著作有《近代蒙古史研究》（1925 ）《近代支那外交史》（1930 ）等。

▲ 『近代支那論』矢野仁一，京都：弘文堂書房，1923。

書中提出“滿蒙藏非支那本來領土”，“滿洲本來就不是支那本來的領土”“倘若支那真心希望完善國家組織，如滿、蒙、藏，為支那之力所不及之處。加之邊疆地區未來難以稱之為支那的領土，也宜拋棄之。”

民國以後此一詞彙在中文世界變得十分普遍。1930年代“中華民族”的意識在日人侵略下日益增強，開始有學者批評清末“種族革命”與民初“五族共和”的民族觀，亦批判日本帝國主義與日本的一些御用學者的觀點，執意打破中國本部與邊疆之分野，此一觀點又在國內引發有關“中華民族是一個”的爭議。“中國本部”與“邊疆”在近代史上的演變，一方面反映知識概念的跨國流轉，另一方面可以透露中日國族觀念的變遷與國家疆域之角力，以及國內族群與疆域的關係。

有關此一議題較重要的二手研究有四川大學陳波教授所發表的《日本明治時代的中國本部觀念》（2016）、《中國本部概念的起源與建構─1550年代至1795年》（2017）兩文。[1]這兩篇文章修正、補充了過去對於此一概念的認識。[2]作者的主要貢獻是：第一、澄清西文文獻之中詞彙淵源，認為“'中國本部'是後世對西班牙文la propia China、拉丁文Sinae Propriae和英文China Proper等詞彙的中文翻譯。它們於16至18世紀在歐洲起源，並逐步得以塑造、成型，其土壤是歐洲的血親專屬觀和族性地理觀”。第二、說明日本明治時期“支那本部”一詞乃翻譯自西文，以及該詞出現之後在日本學術界、思想界的變化。作者認為“至明治維新，受西方文獻的影響，始有支那本部等譯法，日本學者逐漸展佈相關概念和分類體系，對以前所持的華夷秩序觀進行轉換，繼續建構日本中心主義的同時，對中國諸部重新分類，並逐漸突出'支那本部'即為'支那'的觀念。這為日本擴張主義者利用，成為其分裂中國的指導觀念”。第三、作者也討論到中國學者、政治家使用本部觀念的情況；他指出“1901年梁啟超將日文的'支那本部'改為'中國本部'後，1910年代至1930年代'中國本部'概念在中國使用得較為普遍”。[3]至1939年顧頡剛撰文強調此一觀念與日本帝國主義野心之關連，而主張廢棄此一用語。第四、作者批評部分西方漢學家（新清史支持者有相同的想法）對此概念詮釋的謬誤。例如周錫瑞“論證清是如何在20世紀初變成China；言下之意，清不是China……他把大清視為'帝國'因此有本部之說”。[4]

陳波的分析增加了我們對“中國本部”詞彙的歷史的認識，他對新清史的批評也符合海峽兩岸學界的主流論述。然而有關中國本部的討論還有一些值得進一步分析之處，尤其是該詞彙進入中國的源頭，可以追溯到1896年《時務報》古城貞吉（1866-1949）所翻譯的《中國邊事論》，再者，中國本部一詞引發中國知識界辯論的思想史意涵亦可再做挖掘，本文擬在這些方面作進一步的分析。

• [1]陳波，《日本明治時代的中國本部觀念》，《學術月刊》，2016年第7期（上海），頁157-173。陳波，《中國本部概念的起源與建構─1550年代至1795年》，《學術月刊》，2017年第4期（上海），頁145-166。
• [2]例如該文修正了“維基百科”上的解釋。“China proper”（漢地），維基百科，https://en.wikipedia. org/wiki/China_proper（2019年11月20日檢索）。
• [3]陳波，《中國本部概念的起源與建構─1550年代至1795年》，頁162。作者沒有註意到1896年在梁啟超主編的《時務報》上即有此一詞彙的出現。
• [4]陳波，《中國本部概念的起源與建構─1550年代至1795年》，頁164。

二、從幾張地圖說起

有關近代東亞地理觀念的轉變與中國本部（日人稱為“支那本部”）觀念的出現可以從幾張地圖說起。第一個史料是為《清二京十八省疆域全圖》，此套地圖集由日人東條文左衛門（1795-1878，號琴台）於1850年（日本嘉永3年、清道光30年）所繪製。[5]該書中的兩幅圖可以反映1850年時一部分日本人的世界觀與中國在其中的角色。第一張為“華夷一統圖”，第二張為“二京十八省總圖”。這兩幅圖大致展現了19世紀中葉以中國為中心的華夷秩序，而所謂“皇國漢土（西洋人呼支那）”的地方主要是指“二京十八省”“內地十八省”（參見下圖）。“二京十八省總圖”的說明部分錶示“唐虞十二州，夏九州島島……元始為十二省，二十二路。明為二京十三省。清興定為二京十八省，以省統府，以府統州縣”，其中二京為京師和盛京（附吉林、黑龍江），而福建省則包括了台灣府（圖中標為“廈門”）。[6]作者也了解按照《清會典》，清朝除了內地二京十八省之外還有蒙古、喀爾喀、青海、西藏等夷地，以及附屬諸國，但是他認為這些地方對於日人“皆無裨益”，所以該書就不收錄了。由此可見此書編者認為清朝主要的領土是“內地十八省” “二京十八省”。此亦可見1850年之時“本部”的觀念尚未出現。有趣的是此圖之中日本不在華夷秩序之內，與《華夷變態》《中朝事實》等書日本自比華夏，而視清為蠻夷之觀點不同。[7]

▲ 《華夷一統總圖》東條文左衛門繪，《清二京十八省輿地全圖》，1850

▲ 《二京十八省總圖》東條文左衛門繪，《清二京十八省輿地全圖》，1850

第二個地圖史料是1899年孫中山所繪製之《支那現勢地圖》。該圖繪於1899年底之前，1900年2月在香港，7月在東京出版，由主張亞細亞主義的東邦協會發行。[8]此圖為套色印刷，為73厘米×73厘米正方形，比例為1：2,950,000。在繪製《支那現勢地圖》的過程中，孫中山不僅考察了清康熙時期來華天主教士所繪製的《十八省地圖》，同時參考了俄、德、英、法等國所繪製中國南北各省地圖和地文圖、地質圖、航海圖等專門地圖，以及在日本書刊中的統計資料。[9]孫中山在《手製支那現勢地圖識言》中表示：

邇來中國有誌之士，感慨風雲，悲憤時局，憂山河之破碎，懼種族之淪亡，多欲發奮為雄，乘時報國，舍科第之辭章，而講治平之實學者矣。然實學之要，首在通曉輿圖，尤首在通曉本國之輿圖。……中國輿圖以俄人所測繪者為精審。蓋俄人早具蕭何之智，久已視此中華土地為彼囊中之物矣。故其考察支那之山川、險要、城郭、人民，較之他國輿地家尤為留意。近年俄京刊有中國東北七省圖及中國十八省圖，較之以前所有者，精粗懸絕矣。德國烈支多芬所測繪之北省地文、地質圖各十二幅，甚為精細。[10]法國殖民局本年所刊之南省圖，亦屬佳制。此圖從俄、德、法三圖及英人海圖輯繪而成，惟編幅所限，僅能撮取大要，精詳之作尚待分圖。至於道路、鐵路、江河、航路、山原高低，則從最近遊歷家所測繪各地專圖加入。其已割之岩疆、已分之鐵路，則用著色表明，以便覽者觸目驚心雲。昔人詩曰：陰平窮寇非難禦，如此江山坐付人！擲筆不禁嘆息久之。時在己亥冬節孫文逸仙識。[11]

該圖下方附有“支那國勢一斑”的一個表，上面列有中國面積及人口、十八省的範圍、二十四個省城（十八省之外還包括順天府、盛京省、吉林省、黑龍江省、西藏、新疆省，應為後版所補充）、外國互市場、重要物產等。其中面積及人口的分類為“支那本部”與“屬領”，後者包括滿州、蒙古、西藏與土耳機斯坦。由此可見清末之時，孫中山所認識的中國包括“支那本部”（亦稱“中國本部”）與四個屬領之地，合而為中國。此圖可視為清末革命者如何以現代國家邊界之理念來繪製中華帝國之“現勢”。

▲ 孫中山繪製《支那現勢地圖》1900年7月14日發行

▲ 《支那現勢地圖》所附“支那國勢一斑”

從1850年東條文左衛門所繪製的地圖到1899年孫中山的地圖可以窺知“本部”觀念源於十九世紀的下半葉。20世紀初“中國本部”一語進入中文世界後迅速傳播，根據顧頡剛的說法，至1930年代“中國本部……這個名詞可以說沒有一本地理教科書裡沒有，已經用得爛熟，大家覺得是天經地義了”，[12]而中國本部之外即是邊疆。中國本部一詞又與清末民初“五大民族”、“五族共和”的說法結合，“使得中國人……以為本部中住的人民是主要的一部分，本部以外又有若干部分的人民，他們就聯想即於滿、蒙、回、藏，以為這四個較大的民族佔有了從東北到西南的邊隅，此外再有若干小民族分佈在幾個大民族的境內，而五大民族之說以起”。[13]

二十世紀之時以“中國本部”之觀念來表示中國之領土在日本人所繪製的地圖之中也很流行。1908年富山房《國民百科辭典》中配有“支那本部”彩色地圖。[14] 1930年代日本的地理書之中有許多幅“支那本部”的地圖。如1930年《開成館模范世界地圖》之中雖有“中華民國”的地圖，但又附了幾張“支那本部”的地圖，如鐵道圖、產業圖等，而滿蒙也單獨繪製了一張地圖。[15]

▲ 富山房“支那本部”圖

▲ 開成館“中華民國”圖

▲ 開成館“支那本部”圖

至1940年代日本侵華時期所繪製的地圖則更強烈地表現出帝國主義侵華之意圖。如名取洋之助（1910~1962，著名攝影家，留學德國，為國家主義者）1940年所出版的《征服華中》（『中支を徵く』）的攝影集之中有404張照片，24張地圖，其中“東亞要圖”之中，東三省被標為“滿洲國”；台灣、大連、朝鮮、庫頁島南部與日本本土，則被標成同一種顏色（參見下圖）；蒙古、西藏、新疆等沒有被納入中國的版圖。“支那全圖”之中，中國祇包括“支那本部”。[16]

▲ 《征服華中》一書中的《東亞要圖》《支那全圖》

除了日本人之外，西方人也採用此一觀念。1944年美軍戰時宣傳片《我們為何而戰：中國戰事》中的地圖，將中華民國分為中國本部、滿洲、蒙古、新疆和西藏。[17]

▲ 《我們為何而戰》第六集《中國戰事》中所示的地圖。當時的聯合國所認識的“中華民國的領土”，包括中國本土（China Proper）、滿洲（Manchuria）、蒙古（Mongolia）、新疆（Sinliang）與西藏（Tibet）。

▲ 《我們為何而戰：中國戰事》（Why We Fight: The Battle of China）片段。導演：弗蘭克·卡普拉 / 安納托爾·李維克；上映：1944，片長：67分鐘。

《我們為何而戰》是美國政府於二戰間製作，由導演弗蘭克·卡普拉（Frank Capra）拍攝的系列紀錄片。開始時是為了向美軍講述美國為何參戰，後來向美國公眾公開，以求全體國民支持聯邦政府共同作戰。有《戰爭前奏曲》（Prelude to War,1942）《納粹的進攻》（Nazis Strike,1942）《瓜分與侵略》（Divide and Conquer,1943）《英國戰事》（The Battle of Britain,1943）《俄國戰事》（The Battle of Russia,1943）《中國戰事》（The Battle of China,1944）《戰爭迫近美國》（War Comes to America,1945）《認識你的敵人日本》（Know Your Eneny:Japan,1945）八部影片組成。其中，最後一部中因將裕仁天皇描寫成了戰爭罪犯，與當時美國外交政策相悖，故未能上映。第六部《中國戰事》，當時導演是以中國的“盟友”的同盟國立場進行編輯，全片貫穿著《義勇軍進行曲》的主題音樂。介紹了中國是一個古老而和善的大國，以及日本為何要通過征服中國來稱霸世界。

本部一詞究竟從何時開始使用，又如何傳入中國，為何在20世紀學者間針對“中國本部”一主題產生爭辯？此一爭論對東亞各國疆域形成有何影響？下文將嘗試解答這些問題。

• [5]東條文左衛門，《清二京十八省疆域全圖》（出版信息不詳，嘉永3年，1850年）。
• [6]作者在圖中畫有三個離島，分別為“瓊州”、“香山”、“廈門”，應該分別指今日的海南、香港與台灣，屬於內地十八省。另“琉球”的顏色不同。
• [7]明朝滅亡後，有日本學者認為滿族統治下被“剃髮易服”的清代中國已淪為蠻夷，而日本才是“中華正統”和“中國”。1672年林春勝、林信篤的《華夷變態》、1669年山鹿素行的《中朝事實》都強調應當把“本朝”當作“中國”，而昔日之中原已是韃虜橫行之地，華夏已變成蠻夷。有關此時以日本為中心的華夷觀，並視中國為異國的分析，請參看Ronald P. Toby, State and Diplomacy in Early Modern Japan: Asia in the Development of the Tokugawa Bakufu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pp. 168-230.
• [8]有關東邦協會的歷史及其與孫中山的關係，參見安岡昭男，「東邦協會についての基礎的研究」，法政大學文學部編，『法政大學文學部紀要』，通號22（東京，1976），頁61-98。狹間直樹，『初期アジア主義についての史的考察(5) 』第三章「亜細亜協會について」 ,第四章 「東邦協會について」，『東亞』，卷414（東京，2001），頁66-75。朝井佐智子，『日清戦爭開戦前夜の東邦協會：設立から1894（明治27）年7月までの活動を通して』（愛知縣：愛知淑徳大學博士論文，2013）。
• [9]有關孫中山繪製此一地圖時所參考的各種數據，參見武上真理子，「地図にみる近代中國の現在と未來─『支那現勢地図』を例として」，村上衛編，間都可以『近現代中國における社會経済制度の再編』（京都：京都大學人文科學研究所，2016），頁329-367。
• [10]烈支多芬是德國人李希霍芬（Ferdinand von Richthofen, 1833-1905），他是一位旅行家、地理和地質學家、科學家，以提出絲綢之路而聞名。
• [11]孫中山，《手製支那現勢地圖識言》，秦孝儀編，《國父全集》（台北：國父全集編輯委員會，1989），冊6，頁548。
• [12]顧頡剛，《“中國本部”一名亟應廢棄》，收入《顧頡剛全集：寶樹園文存》（北京：中華書局，2011），卷4，頁88。
• [13]顧頡剛，《中華民族是一個》，收入《顧頡剛全集：寶樹園文存》，卷4，頁98。
• [14]富山房編輯局，《國民百科辭典》（東京：富山房，1908）。
• [15]東京開成館編輯所，《開成館模範世界地図》（東京：開成館，1930）。
• [16]名取洋之助，『中支を徵く』（東京：中支從軍記念寫真帖刊行會東京支部，1940）。
• [17] “漢地”，維基百科，https://zh.wikipedia.org/wiki/%E6%B1%89%E5%9C%B0（2019年11月20日檢索）。

三、中國本部觀念的溯源：從行省制度到中國本部觀念的引介

中國本部觀念在20世紀上半葉於中文世界的流行涉及經由跨語際翻譯所產生復雜、多線的觀念的旅行。以下分為數點來做說明。

第一：中國傳統沒有“本部”的觀念，此一詞彙源自近代日語。1952年錢穆在《中國歷代政治得失》指出“行省”原指流動的中央政府，故行省之稱呼有所不妥，是“名不正而言不順”，而“本部十八省，那更荒謬”，因為中國歷史上根本沒有本部與非本部之別。他說“秦始皇萬里長城早已東達大同江，遼河流域永遠在中國歷史圈之內，如何說它不是中國之本部？這原是外族敵人有意混淆是非造出來做侵略的口實……這都該值得我們警惕的”。[18]這樣的觀念應該是受到顧頡剛的影響。

從語言學上的演變來看也可以說明“本部”一詞乃近代日本的和製漢語，並非中國傳統語彙。陳力衛對於“本-支”概念的語言學研究指出，中國傳統雖然也有“本末”、“源流”、“支幹”的說法，但“本支”的造語是在近代日文在“對義”、“區隔”的理念下追求概念的細分化，而使這些對應和區隔變得更加突出，以此來適應近代化、專業化的需要。“本部-支部”、“本線-支線”、“本隊-支隊”、“本廳-支廳”均為日本近代出現的對義語，這些語彙又傳入中國。相對來說，中文的傳統語彙中“本”與“末”相對，“支”與“幹”相對，並不將本與支合用；至於在現代漢語之中，只要是部分的範疇即能單獨成立，不嚴格地要求以雙元對應來進行區隔。如相對日語中的“大學本部”和“大學支部”的嚴格對應，中文則使用“北大-北大分部”、 “委員會-支委會”等。陳力衛又以“中國本部”為例，指出“以前在日本將漢民族十八省作為中國的主要部分，結果出現'中國本部'的用法。出於上述日語的對應區隔的考慮，本部的觀念需有對應性的'支部'。在此理解之下，日人在有一些時期有意無意地將包含蒙古、滿州在內，一些中國在法的支配上很難定位的地方稱為'支部'，從而弱化了中國對其之統治。這與中國傳統的天下觀有所衝突”。[19]上述歷史學家與語言學家的論斷足以顯示“本部”一詞彙與近代日語之關係。

第二：中國傳統與本部觀念相關的詞彙是省或行省，本部觀念的形成受到傳統中國“行省”觀念之影響。從元代開始中國地方行政制度有“行中書省”（簡稱“行省”）。錢穆認為其內在精神是“軍事控制”、“使全國各省，都成支離破碎，既不能統一反抗，而任何一區域也很難單獨反抗”。[20]至明代劃分為十三承宣布政使司，而清代沿襲元明製度，地方行政單位稱為“省”，有“兩京十三省”的說法。省的數目歷代有所增加，從12、13、15省到清代有17省、18省。1860年代羅存德的《英華字典》之中首度將China Proper翻譯為“十八省”，可見其對應關係。[21] 1884年井上哲次郎的《訂增英華字典》一方面繼承此一譯法，將China Proper翻譯為“十八省”，[22]另一方面他又承繼1875年鄺其照《字典集成》將China Proper翻譯為“正中國”，鄺其照與井上的譯句如下：“the Chinese Empire consists of China Proper Mongolia, Manchuria and Tibet大清國天下合正中國蒙古滿洲並西藏而成”。[23]不過“正中國”的譯法後來頗為罕見，1899年鄺其照《英華字典集成》又略做修改，刪除了“正”字：“the Chinese Empire consists of China Proper Mongolia, Manchuria and Tibet大清國天下統中國蒙古滿洲及西藏而成”，顏惠慶亦跟著此一譯句，直接將此句中的China Proper翻譯為“中國”。[24]

▲ 井上哲次郎的《訂增英華字典》

在清代文獻中十八省之外則有“藩部”與“四夷”，此即上述華夷秩序的天下觀。在清代文獻之中與“十七省”“十八省”相結合的詞條有好幾種，如“內地十七省” “內地十八省” “中土十八省”“漢地十八省”等。從“漢地十八省”的用法來看，十八省的觀念與漢人的居住地亦產生關連，此一意涵配合西方的族性地理觀。

第三：西文中的China Proper（中國本土）觀念，此即陳波所謂16至18世紀之中“西班牙文la propia China、拉丁文Sinae Propriae和英文China Proper等”語彙在西文文獻中的出現。此一詞彙的一般理解是：

是西方世界對歷史上由漢族人口大量聚居、漢文化佔統治地位的中國核心地帶的稱呼。由於漢族強勢地帶隨朝代不同而擴張或縮小，中國本部的範圍也隨之變動。近代所用的“中國本部”，與中國最近的漢人朝代明朝的疆域的漢族聚居區，即兩京十三省（亦稱關內十八省、內地十八省等）大體一致。此區域多指長城以南，並不包括由滿洲族統治之清朝所在的滿洲，以及蒙古、西藏、新疆等地域。[25]

就文獻的起源而言，陳波所提到最早的例子是1585年西班牙人門多薩（Juan González de Mendoza, 1545~1618）的《大中華王國最著禮俗風物史記》（Historia de las cosas más notables, ritos y costumbres del gran reyno de la China, Rome, 1585）一書之中“葡萄牙人的城市澳門是與廣州毗鄰，而廣州則是'中國本部'的城市”。[26]此時觀念的發展尚不成熟，該書也未具體說明“中國本部”的含意，約略指“中國版圖之內”，而這一王國“分為十五省”。[27]至於該詞彙在英文文獻的起源，根據包括約20萬本書的ECCO（Eighteenth Century Collections Online，Gale Cengage learning公司發行），最早提到“China Proper”的書是1762年是John Mair著A Brief Survey of the Terraqueous Globe（全世界的簡略探索），[28]書中指出中國本部指“長城以內的中國領土”（頁164）。其次是1768-69年Tobias George Smollett, The Present State of All Nations（各國現況）。[29]

而最早較清楚界定“China Proper”的書是1795年英國人威廉‧溫特博特姆（William Winterbotham, 1763~1829）所撰寫的An Historical, Geographical, and Philosophical View of the Chinese Empire（有關中華帝國的歷史、地理與哲學的觀點）。[30]在第二章“中華帝國之概述”，他說：“為試圖對這個龐大帝國做一概括描述，將進行下列安排：一、“中國本部”；二、“中屬韃靼”；[31]三、“中國的冊封屬國”（見頁35）。作者將明朝十五省的疆域歸入中國本部，由血緣群體漢民族居住；而西伯利亞、滿洲（東北）、蒙古、東韃靼（含今日之新疆、阿富汗、北巴基斯坦等）等地歸入中屬韃靼。中國所冊封的屬國（朝貢國）則包括西藏、朝鮮、琉球、安南（越南）、暹羅（泰國）、呂宋（菲律賓）等。此一用法大約是18至19世紀英文China Proper的意涵，亦即指稱明朝15省（即兩京十三布政司）、清朝17、18省的範圍。

第四：19世紀末約七十年代：日本以“支那本部”翻譯西方China Proper觀念來描述中華帝國。在這方面最早的例子可能是1870年內田正雄（1839~1876）所編譯的《輿地志略》一書（初版），作者指出支那是將“本部”與塞外的許多地方合為其版圖，而“支那本部”是指長城以內，“原來之漢土，是唐虞以降歷代邦國之隆替、英雄之興亡皆在此之內”。[32]其次，根據日本國會圖書館的數字數據庫可以找到德國學者グリウリンヘルド著、菅野虎太譯述的《萬國地志略》（1874年），所謂“支那領”的範圍包括“支那本部、西藏、支那韃靼、天山北路、滿州、蒙古、朝鮮、瓊州島、台灣島”。[33]由此可見此時的譯書中支那包含了“支那本部”之外的許多地方，換言之，後來日本人利用“支那本部”一語來“弱化”中國邊疆屬於中國的領域之作法在1870年代初期之時尚未出現。

▲ 《萬國地志略》（1874）封面與其書中“支那領”之地圖

第二個例子是參謀本部管西局編《支那地志》（1887）中“本部支那”一詞。在下村修介所寫的凡例之中說明：“支那全部之區分是由歐美人所說而來，但有些小小的出入。今此書對支那行政之區劃本此而定，分為本部支那、滿洲、蒙古、伊犁、西藏等五個部分。以十八省為本部支那、以盛京吉林黑龍江三省為滿洲、內外蒙古青海及內屬游牧部為蒙古、以天山南北路為伊犁、以前後藏為西藏”（參見附圖）。[34]後來所盛行的包括中國本部、滿、蒙、新疆、西藏的“五分法”大致可以追溯到此書。上述孫中山於1899年所繪地圖中的地理觀念與此有關，他可能曾參考這一類書籍。

▲ 《支那地志》之統計表

在支那本部（與本部支那）一詞出現之後，日本學者有多種不同區分中國的方式。誠如陳波所述“對中國的各種區分法，其核心是要調整所謂本部和其他諸部的關係”，而開始引進“族性的地域觀”，而出現“支那本部即漢人本部”的想法。[35]此一“族性地理學分類體系”進一步的與“日本擴張主義者和軍國主義者”結合，強調本部之外模糊地帶並非中國固有疆域，“元清非中國論”、“滿蒙非中國論”與此一地域觀念有密切的關係。[36]

第五：日本的“支那本部”一詞傳入中國而有“中國本部”的詞彙在中文世界的誕生。最早是《時務報》、《知新報》翻譯日文報刊，引入中文世界。首開先河者為1896年《中國邊事論》。該文的譯者古城貞吉將日文中“支那”改為“中國”而有“中國本部”一詞的出現。然而同為維新派報刊的《知新報》、《清議報》則直接沿用“支那本部”一詞。[37]清末民初時這兩個詞彙在報刊上同時存在。

▲  古城貞吉（1866~1949 ）日本漢學家。曾自修中國文學、經學，歷任東洋大學教授、東方文化學院研究所評議員。他與中國文化淵源頗深，著有《支那文學史》，另及《李太白集》版本源流考、古本《西廂記》校注等。《支那文學史》被認為是“近代最早的中國文學史”。此外，他翻譯日文書報，轉輸西學於中國。尤其在他受聘於《時務報》期間，主持“東文報譯”欄目，翻譯並發表大量日文報刊文章。

古城貞吉的翻譯文章是“東文報譯”欄目中，譯自“東邦學會錄”的《中國邊事論》一文。此文分四期連載於梁啟超（1873-1929）主編的《時務報》，第12、15、16、18期（1896-1897）之上。原文為《東邦協會會報》第27、28兩期（1896）所刊的『清國邊備に對する露國の攻守論』（《俄國對於清朝邊備的攻守論》）一文。[38]

在此文之首有古城貞吉的案語：

俄國陸軍少將鋪加脫氏，駐燕京多年，南船北馬，足跡遍四百餘州，即於中國軍事留心考察，著書極富，《觀論中國》一編，已見其用心矣。不識華人讀之，如何感慨乎？或等雲煙過眼乎？亦大為寒心乎？噫！今日中俄保護提攜，惡知異日不作吳越之觀哉。[39]

文中有關“中國本部”（原文為“支那本部”）的部分是在《時務報》第15冊，“蓋新疆地方，距中國本部離隔頗遠，懸軍萬里，其不利可知……蒙古一帶之地，荒野蒼茫，介於我西伯利亞與中國本部之間，土地不毛、人煙稀薄，苟從軍政上起見，此處顯為要地矣”。[40]文中其他幾處亦有“中國本部”一詞。[41]

▲  《支那本部地圖》（東京帝國大學，1920.3）

上文中的俄國陸軍少將鋪加脫氏是DVPutiata（1855~1915），俄文名字是德米特里‧瓦西里耶維奇Путята, Дмитрий Васильевич。他參加了塞爾維亞和土耳其的戰爭、俄土戰爭（1877-1878），1886-1892年出任駐華武官，1896擔任韓國政府的軍事顧問，1898-1902擔任亞洲部門的主管。上文所說的《觀論中國》一書則是1895年出版的Orepku Kutauckou Muzhu Ocherki Kitaiskoi Zhizni（《中國生活的概覽》）。[42]

東邦協會是日本於1890年由熱心南洋殖民的福本誠（號日南，1857~1921）、探險中國內地的小澤豁郎（1858~1901），和從事中國貿易的白井新太郎（1862~1932）等三人發起。該會發行《東邦協會會報》，其創辦旨趣為：“寰宇上國之所以建立豈偶然哉……當此時際，以東洋先進自任之日本帝國，尤非詳審近鄰諸邦之狀況，對外部擴張實力，藉以講求與泰西各國在東洋保持均衡之計不可”。[43]上述孫中山所繪製的地圖亦出於此一目的而由該協會出版。由此可見《中國邊事論》一文是翻譯自東邦協會出版的《東邦協會會報》之中一篇翻譯自鋪加脫俄文書籍的日文作品。換言之，俄日中的連環翻譯造成此一詞彙在中文世界的誕生。

▲ 東邦協會歡迎宴會 1913.2.17

1908年在顏惠慶所編的《英華大辭典》之中proper一詞之下有“China proper，中國十八省，中國本部”的解釋，兩者對譯關係正式出現。[44] 1916年赫美玲所編的《官話》也採用此一翻譯，將China proper譯為“中國十八省，中國本部”。[45]由此可以確認“中國本部”一詞是從1896年出現在中文世界，至二十世紀初年為辭典收錄，並開始流行。

第六：中國本部觀念之流衍。在中國本部一詞傳入中國之後，很快地報刊上就出現“本部十八省”的說法，將“本部十八省”相結合。1901年《清議報》第75冊中《支那保全及滿洲處置》提到“本部十八省、東三省（滿洲）、蒙古、西藏、天山南北二路、東土耳其斯坦，共稱為大清帝國之版圖”；[46] 1904年《江蘇》第8期《英德於揚子江之競爭》中有所謂“中國本部十八省，沿海者七省，沿江者七省……”。[47] 1907年呂志伊在《雲南雜誌》所撰寫的《論國民保存國土之法》，提到“我國人民無共同心，無團結力。本部十八省則分如十八小國”。[48]

第七：種族革命與本部詞彙之結合。晚清時太平天國的文獻、革命書刊，均採取反滿之種族革命之觀點，至民初的“十八星旗”具體呈現此一種族與地域結合在一起的觀念，亦即主張建立一個漢人為主體的國家，而其疆域與十八省的範疇相符合（亦即主張中華民國領土為內地之十八省）。種族革命之起源可以追溯至太平天國，太平天國的口號之一即是希望重建“十八省江山”“英雄十八省”。[49]晚清的革命志士繼承此一想法，而將目標調整為“v本部十八省”。茲舉鄒容的《革命軍》與陳天華的《獅子吼》為例。鄒容強調漢族據有“中國本部”而逐漸次第繁殖於四方，“漢族：漢族者，東洋史上最有特色之人種，即吾同胞是也。據中國本部，棲息黃河沿岸，而次第蕃殖於四方，自古司東洋文化木鐸者，實惟我皇漢民族焉。朝鮮、日本，亦為我漢族所蕃殖”。陳天華的《獅子吼》第2回，“話說天下五個大洲，第一個大洲就是亞細亞。亞細亞大小數十國，第一個大國就是中華。本部一十八省，人口四萬萬，方裡一千五百餘萬。連屬地算之，有四千餘萬，居世界陸地十五分之一”。[50]章炳麟的《中華民國解》一文，雖沒有用“本部”的詞彙，然而其想法亦很類似，較為獨特之處是章氏堅持反滿而主張中國領土不止為十八省，而應恢復至漢朝之疆域，並認為邊疆地區可“任其去來也”：“故以中華民國之經界言之，越南、朝鮮二郡必當恢復者也；緬甸一司則稍次也；西藏、回部、蒙古三荒服則任其去來也”。[51]

▲ 章太炎（1869~1936）

章太炎1900年後轉向“排滿”，被梁啟超說是“排滿信念日烈”，“提倡單調的'種族革命論'”。1912年民國肇建之後，他對革命黨“排滿革命”造成非漢族群聚居邊疆社會與共和國的疏離有所反思，面對主權國家的領土現實，關注滿、蒙、回、藏等非漢族群聚居的邊疆危機，力主國家統一，在新的歷史條件下回歸“夷夏盡有”的國家建構模式；親履邊疆故土，對邊疆治理提出具體方案。九一八事變之後，章太炎聯手馬相伯發布宣言，從歷史事實和國際法兩個角度，確證東三省屬於中國領土。也即，革命者章太炎在革命成功之後回歸到了其革命的對象清王朝在面對“革命”時所主張的國家統一立場上。

在十八行省建立漢族國家的想法也受到歐洲與日本從十九世紀開始所謂“民族建國主義”理論或“單一民族”國家民族主義的影響，即認為在民族國家競爭的世界裡，惟有單一民族的國家才能強固有力，否則必然分崩離析。《江蘇》上《新政府之建設》（1903年）一文主張：

試一翻近世史，二三百年來此等驚天動地之大風潮，龍拏虎擲之大活劇，連篇累牘，紛陳眼簾，何一非民族主義所激盪所演出者耶！蓋自“兩民族必不能並立於一政府統治下”之精理既發明，歐洲之政局乃大變動，而所謂民族建國主義者磅礡膨脹不可消磨。[52]

辛亥革命成功之後的“十八星旗”（中華民國湖北軍政府宣告成立時的旗幟）即具體呈獻此一漢人建國的理念。[53]辛亥革命成功之後，為促成團結改而強調“五族共和”。民國初年的一本軍人教育的宣傳圖冊即表達此一“五族共和”的想法，並將地域與種族做一清楚的劃分，其中“本部十八省”為“漢族”所居之地（分為北中南三帶），此外滿蒙回藏各據一地。“五族共和”實際上具有很強的漢族中心理念，主張以漢人為中心追求五族平等。該書之中的作者表示清朝時“外藩地方”，“毫無權利享的，一種困苦貧窮的形狀，實在是一言難盡”，“現在民國成立，視滿蒙回藏的人，如親兄弟一般，必要設法使他們同漢人一律受利益，享幸福，不許外人侵占半寸的地皮”。[54]

▲ 《武昌起義》王徵驊，油畫，1961 中國革命歷史博物館

▲ 《軍中白話宣講書》，第4編（上海：商務印書館，1911），卷首附圖。

第八：從1912至1930年末期，中文之中廣泛地採用“中國本部”“我國本部”的用法，而並不關心背後的族群政治的意涵。茲舉數例，如1924年蔣介石致廖仲愷函，指出：“俄共殊無誠意，其對中國之唯一方針，乃在造成中國共產黨為其正統，決不認為可與吾黨合作。至其對中國之政策，則在使滿、蒙、回、藏諸部，皆為其蘇維埃之一，而對中國本部，亦未始無染指之意也”。[55]又如羅從豫的《九一八事變前東三省與中國本部貿易之回顧》，“昔日我國本部對東三省貿易，素視為國內貿易者，今已不得不划為國外貿易之範圍；本部大量出產品，昔日源源運入東省者，今已不得不受關稅運輸等種種之限制”。[56]這一篇顯然為了因應1932年3月1日“滿洲國”成立之後的處境。值得注意的是這兩位作者將中國本部視為中性的地理名詞，並不覺得“中國本部”一詞的使用是有問題的。

• [18]錢穆，《中國歷代政治得失》（台北：三民書局，1976），頁98-100。
• [19]陳力衛，「なぜ日本語の『気管支炎』から中國語の「支気管炎」へ変わったのか」，愛知大學中日大辭典編纂書，『日中語彙研究』，第6號（名古屋，2016），頁1-25。亦見陳力衛，『近代知の翻訳と伝播─漢語を媒介に』（東京：三省堂，2019），頁369-390。
• [20]錢穆，《中國歷代政治得失》，頁98。
• [21]羅存德（Wilhelm Lobscheid），《英華字典》（English and Chinese Dictionary with the Punti and Mandarin Pronunciation）（Hong Kong: The Daily press office, 1866-1869），頁374。
• [22]井上哲次郎，『訂增英華字典』（東京：藤本氏藏版，1884），頁239。
• [23]井上哲次郎，『訂增英華字典』，頁303。鄺其照著、內田慶市、沈國威編，《字典集成：影印與解題》（北京：商務印書館，2016），頁153。陳波，《日本明治時代的中國本部觀念》，頁163提到此一譯法“極為罕見”。“正中國”的譯法與後來通行的“支那本部”、 “中國本部”的觀念有一致之處，亦即認為只有十八省是真正的中國，或許可以視為為後來的譯法鋪路。
• [24]鄺其照，《華英字典集成（An English and Chinese Dictionary）》（香港：循環日報，1899），頁76。顏惠慶，《英華大辭典》（上海：商務印書館，1908），頁459。
• [25] “漢地”，維基百科，https://zh.wikipedia.org/wiki/%E6%B1%89%E5%9C%B0（2019年11月20日檢索）。
• [26]陳波，《中國本部概念的起源與建構─1550年代至1795年》，頁154-155。此書有中譯本：門多薩，《中華大帝國史》（北京：中華書局，1998）。
• [27]陳波，《中國本部概念的起源與建構─1550年代至1795年》，頁157。
• [28]此書的出版信息如下：Edinburgh: Printed for A. Kincaid & J. Bell and W. Gray, Edinburgh, and R. Morison and J. Bisset, Perth, 1762.
• [29]此書的出版信息如下：London: Printed for R. Baldwin, No. 47, Paternoster-Row; W. Johnston, No. 16, Ludgate-Street; S. Crowder, No. 12; and Robinson and Roberts, No. 25, Paternoster-Row, 1768-69. 中國本部出現在卷7頁53。
• [30]此書的出版信息如下：London: Printed for, and sold by the editor; J. Ridgway, York-Street; and W. Button, Paternoster-Row, 1795。
• [31]中屬韃靼（Chinese Tartary）中的“韃靼”是多個族群共享的名稱，包括以蒙古族為族源之一的游牧民族，然其含意在不同時代差異很大，有時亦將滿州與蒙古合稱韃靼。參見陳波，《日本明治時代的中國本部觀念》，頁164。
• [32]內田正雄編譯，『輿地志略』（東京：文部省，1870），卷2，頁1-2。陳波提到松山棟庵（1937-1919）編譯『地學事始‧初輿地志略』（東京：慶応義塾出版局，1870）說“西藏在支那本部之西”。陳波，〈日本明治時代的中國本部觀念〉，頁162。然核對原書卷1頁11，作者的原文實為“西藏……佔支那本國之西”。
• [33]グリウリンヘルド著，菅野虎太譯述，『萬國地志略』（東京：養賢堂，1874）。
• [34]參謀本部管西局編，『支那地志』（東京：參謀本部，1887）。
• [35]陳波，《日本明治時代的中國本部觀念》，頁165-167。
• [36] “元清非中國論”，維基百科，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85%83%E6%B8%85%E9%9D%9E%E4% B8%AD%E5%9C%8B%E8%AB%96（2019年11月20日檢索）。
• [37]如“我支那本部四萬萬人，其種族皆合一，未嘗有如奧斯馬加國中德意志人與斯拉夫人相競之事”。梁啟超，《論支那獨立之實力與日本東方政策》，刊《清議報》，第26期（東京，1899），頁6。
• [38]露國陸軍少將プーチャート著，「清國邊備に對する露國の攻守論」，『東邦協會會報』，第27期（東京，1896），頁1-15。「清國邊備に對する露國の攻守論(承前) 」，『東邦協會會報』，第28期（東京，1896），頁1-24。1890年代日本對俄國東方策略十分關注，翻譯了一些俄文書籍，如ウエニユコーウ著，『露國東洋策』（東京：哲學書院，1893）、ア‧ヤ‧マクシモーフ著，『露國東洋策』（東京：哲學書院，1896）等書。
• [39] [日]古城貞吉譯，《中國邊事論》，《時務報》，第12冊（上海，1896），頁20上。
• [40] [日]古城貞吉譯，《中國邊事論（續第十二冊）》，《時務報》，第15冊（上海，1897），頁19下。上文有關蒙古的部分見「清國邊備に對する露國の攻守論（承前）」，《東邦協會會報》第28期（東京，1896），頁1。原文是“……杳渺たる無邊の原野我西伯利並に支那本部の間に介在し而かも土地不毛人煙稀少……”。
• [41]例如“察哈爾汗林丹者，振發暴威，憑凌所部，於中國本部之北方，獨立稱汗，且至強使明朝納貢”（第15冊，頁20上）；“以軍事而論，分蒙古地理為二，西北為山地，東北為平原，而首要之處尤映我眼中者，則為東部平原地。何則，我入中國本部，此為最近捷之地也“（第15冊，頁20上-20下）：“吉林府在滿洲中部，大道可通四方，東至於海，南直達中國本部，其要路有三條”（第18冊，頁23上）。
• [42] DV Putiata的生平考參Alex Marshall,  The Russian General Staff and Asia  (London: Routledge, 2006), pp. 31, 32, 79-80.
• [43]東亞同文會對支功勞者傳記編纂會編，『対支回顧録』（東京：東亞同文會對支功勞者傳記編纂會，1936），上冊，頁677。
• [44]顏惠慶編，《英華大辭典》，頁1773。
• [45] Karl Ernst Georg Hemeling, ed.,  English-Chinese Dictionary of the Standard Chinese Spoken Language and Handbook for Translators, Including Scientific, Technical, Modern, and Documentary  Terms  (Shanghai: Statistical Department of the Inspectorate General of Customs, 1916), p.1116.
• [46] [日]肥塚龍，《支那保全及滿洲處置》，《清議報》第75冊（東京，1901），頁4735。　
• [47] VGT生，《英德於揚子江之競爭》，《江蘇》，第8期（東京，1904），頁87。
• [48]呂志伊，《論國民保存國土之法》，《雲南雜誌》，收入王忍之等編，《辛亥革命前十年時論選集》（北京：三聯書店，1977），卷2下冊，頁829。
• [49]參見“洪秀全詩：先主本仁慈，恨茲污吏貪官，斷送六七王統緒；藐躬實慚德，望爾謀臣戰將，重新十八省江山”；石達開文：為招集賢才，興漢滅滿，以伸大義事。照得胡虜二百年，豈容而污漢家之土；英雄十八省，何勿盡洗夷塵之羞”。徐珂，《洪秀全聯合會黨》，《清稗類鈔》（上海：商務印書館，1917），“會黨類”，頁146。
• [50]鄒容的《革命軍》，收入鄒容、陳天華著，《革命的火種：鄒容、陳天華選集》，黃克武、潘光哲主編，《十種影響中華民國建立的書刊》（台北：文景書局，2012），頁24。陳天華的《獅子吼》，收入鄒容、陳天華著，《革命的火種：鄒容、陳天華選集》，頁81。
• [51]章炳麟，《中華民國解》，《章太炎全集：太炎文錄初編》（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4），頁262。章氏文章中用“中國本部”之處甚多，如“鄙意今日所急，在比輯里語，作今方言。昔仁和龔氏，蓋志此矣，其所急者，乃在滿洲、蒙古、西藏、回部之文，徒為浩侈，抑末也！僕所志獨在中國本部，鄉土異語，足以見古字古言者不少”。章炳麟，《丙午與劉光漢書》，《章太炎全集：太炎文錄初編》，頁158。又如“今計中國本部及新疆、盛京、吉林、黑龍江四省，大校二千四百萬方裡，為州縣千四百，丁口則四萬二千萬有奇”，章炳麟，《代議然否論》，《章太炎全集：太炎文錄初編》，頁312。
• [52]漢駒，《新政府之建設》，《江蘇》，第5期（東京，1903），頁7-33；第6期（東京，1903），頁23-32。引文見期6，頁23-234。參見張永，〈從“十八星旗”到“五色旗”─辛亥革命時期從漢族國家到五族共和國家的建國模式轉變〉，《北京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第39卷第2期（2002），頁106-114。有關近代中國受日本“單一民族”國家民族主義的影響，參見王柯，《民族主義與近代中日關係：“民族國家”、“邊疆”與歷史認識》（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2015）。
• [53] “十八星旗”，維基百科，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8D%81%E5%85%AB%E6%98%9F%E6%97%97（2019年11月20日檢索）。
• [54]倪菊裳，《中華民國的國土演說》，收入上海新北門振武台國民教育實進會，《軍中白話宣講書》，第4編（上海：商務印書館，1911），頁9。此一說法忽略了漢族的複雜性與文化性，以及許多漢族之外的人住在所謂“本部”之內。
• [55]秦孝儀主編，《總統蔣公大事長編初稿》（台北：中國國民黨黨史委員會，1978），1924年3月14日，卷1，頁74-75。
• [56]羅從豫，《九一八事變前東三省與中國本部貿易之回顧》，《中行月刊》，第7卷第4期（上海，1933），頁1-13。

四、顧頡剛與費孝通對“本部”“邊疆”等詞的爭辯

中國“本部”一詞進入中文之後，與“邊疆”（又有“邊疆民族”的說法）相對應，成為流行詞語。首揭旗幟反對中國“本部”“邊疆”等詞的學者是顧頡剛。顧頡剛在1930年代發表了一系列的文章強調中華民族應團結一致以抵抗外侮。1937年1月10日在《申報》“星期論壇”上顧頡剛曾寫《中華民族的團結》，主張“在中國的版圖裡只有一個中華民族……離之則兼傷，合之則並茂”。[57] 1939年2月13日他又寫了一篇《中華民族是一個》，登於《益世報》的《邊疆周刊》，開宗明義即說“凡是中國人都是中華民族，在中華民族之內我們絕不該再析出什麼民族，從今以後大家應當留神使用這'民族'二字”。顧頡剛“主張中國沒有許多民族，只有三種文化集團──漢文化集團、回文化集團、藏文化集團……這三種文化，漢文化是自創的，藏文化是取於印度的，回文化是取於阿剌伯的，一個中國人可以隨著他的信仰而加入一個文化集團，不受限制”。[58]該文刊出之後，各地報紙紛紛轉載，成為人們關注之焦點。[59]一直到1947年在南京的《西北通訊》創刊時又轉載了一次，編者表示“顧先生此文，引證詳博，議論正大，為促進民族團結最為有力之作。其熱情洋溢，感人尤深”。[60]

▲ 青年顧頡剛（1893~1980）

▲ 《我在霞村的時候》丁玲，1944年3月初版，1946年4月北平第一版。

被日本鬼子姦污的少女貞貞為蒐集敵人情報不得不忍辱負重回到鬼子身邊成為慰安婦。幾年後，貞貞傷痕累累回來卻遭到村l里人的嫌棄：周圍人對於她的語言上的攻擊、詆毀，村里“長輩”們看不起貞貞而亂嚼舌根——沒有被保護好的貞貞成為了一件被鬼子“使用”而被污染的了“臟東西”……

在抗戰刺激下，民族主義的高漲，日本成為一種恐懼、仇恨與禁忌，一切與之相關的事物，也便都被其“污染”而成為一種原罪或禁忌。

顧頡剛力主“中華民族是一個”，而批判“中國本部”一詞，認為這是帝國主義分裂中國，用來欺騙國人的宣傳手法。他表示早在1934年創辦“禹貢學會”，發行《禹貢半月刊》之時即註意到此一議題。在《發刊詞》中他說“民族與地理是不可分割的兩件事，我們的地理學即不發達，民族史的研究又怎樣可以取得根據呢？不必說別的，試看我們的東鄰蓄意侵略我們，造了'本部'一名來稱呼我們的十八省，暗示我們邊陲之地不是原有的；我們這群傻子居然承受了他們的麻醉，任何地理教科書上都這樣地叫起來”，該刊的目的之一即對此謬論從學理上加以駁斥。[61] 1938年10月18日的一場演講中，顧頡剛又提及日人為了分化中華民族，巧立“中國本部”一詞，又藉“滿蒙非中國領土論”來“實行強佔東北”：

日本人在我國地理上，公然給我們創出“中國本部”的名稱來。我們在古史上從未見過“本部”這一名詞，秦漢時我國的版圖最大，南到安南，東到朝鮮；至於元時之疆域，橫跨歐亞兩洲，雖在中央政府有十一個行中書省，但並無本部的名稱。這完全是日本人利用這些名詞來分化我們的毒策。[62]

此後他又撰寫《“中國本部”一名亟應廢棄》、《再論“本部”和“五族”兩個名詞》等文，這兩篇文章是他對“本部”問題的系統表述，也配合他所謂“中華民族是一個”的觀點。[63]

▲ 《禹貢》半月刊。

《禹貢》由顧頡剛發起的禹貢學會創辦於1934年3月1日，是中國第一份以歷史地理一詞命名的雜誌。《禹貢》的創立是顧頡剛學術理念的實踐，也寄寓了愛國、育人和宣傳的情懷，源起並非單一。後來隨著華北危機加重，學會的宗旨明確宣稱： “反對'為學術而學術' ，力求把研究地理沿革、民族演進，與發揚光大民族文化的愛國熱情結合起來，使這種研究貫穿經世致用的精神。 ”深感“滿蒙非支那論”等論調，《禹貢》將重點放到邊疆問題的研究上，刊物極大地推進了邊疆問題研究，其中凸顯的學術救國色彩是時局危機加重的體現。

1938年12月原在天津的《益世報》因戰火的關係遷至昆明。12月3日顧頡剛至環城東路的天主堂和于斌主教與牛若望神父見面“談國事及周刊事”，雙方決定在《益世報》上出版《邊疆周刊》的專欄；12月9日方豪與牛若望又訪顧“為辦《邊疆周刊》事”；18日顧頡剛在日記上寫到：“到《益世報》館訪牛若望神父”。[64] 19日《邊疆周刊》發刊，顧頡剛撰寫了《昆明〈邊疆周刊〉發刊詞》：

在九一八以前，日本人早在地圖上把滿蒙和他們本國染成一色，然而我國人視而不見……我們辦這刊物，要使一般人對自己邊疆得到些認識，要使學者刻刻不忘我們的民族史和邊疆史……並共同抵禦野心國家的侵略，直到中華民國的全部疆土籠罩在一個政權之下，邊疆也成了中原而後歇手。[65]

由此可見顧頡剛核心旨趣是避免分裂國土，希望未來能將“邊疆”都變為中原，使全國團結成一個完整的國家。12月20至21日，顧在日記又寫到“到校，作〈中國本部名詞應亟廢棄〉訖，計三千六百字，即抄清，未訖”；“歸，續抄論文畢”。[66]後來該文刊於1939年1月1日《益世報》“星期評論”之上。1939年1月27日，《中央日報》轉載了他在《益世報》上發表《“中國本部”一名亟應廢棄》。1939年2月至3月又有許多報刊，如紹興的《前線》旬刊與寧波的《復興旬刊》轉載此文。[67]

▲ 《中華民族是一個》顧頡剛，《益世報》1939年2月13日“邊疆周刊”

文中提出“我們從今以後要絕對鄭重使用'民族'二字，我們對內沒有什麼民族之分，對外只有一個中華民族。”“中華民族”這一概念本為梁啟超面對西方民族主義提出的“民族”（nation）這一現代概念提出的“反題”與“超克”，是一個超越單一民族（nation）的存在，而顧頡剛此處儼然有將“中華民族”“nation化”的傾向。或許，將nation翻譯為“民族”，而將清帝國奠定的統一版圖內的多族群的超nation的聯合體也定名為“民族”本身就造成了漢語中“民族”這一概念的模糊與歧義。

值得反思的是，什麼是“民族國家”？世界上“民族國家”的塑造其實普遍經歷了非常殘酷的歷史代價，中國為此準備好了嗎？“民族國家”（nation）這一現代性概念，是否是現代性的必然選擇？傳統的帝國或多民族國家是否即是現代性的對立？美、英不也正是多民族國家意義上的“帝國”（Empire）嗎，它們是所謂“民族國家”嗎？為反對殖民主義而刻意將“中華民族”“nation化”，也即將中國“民族國家化”，難道不正是墜入了西學東漸下的“問題誤置”與西方話語霸權下的“問題殖民”中？

他認為此一詞彙在中國的使用源自約40年前（1898~1900前後），來自日本教科書，是日本人為了侵略中國的“惡意宣傳”，這一點是符合史實的；但是他說“西洋人承受了日本杜撰的名詞，亦譯'中國本部'為China Proper”此點則與史實不符，實際上該詞是日本翻譯西文而來：

中國的歷代政府從不曾規定某一個地方叫做“本部”，中國的各個地理學家也不曾設想把某一部分國土定為“本部”，在四十年前我們自己的地理書裡更不曾見過這本部的稱謂。[68]

“中國本部”這個名詞，究竟創始於誰人的筆下？此間書籍缺少，無從稽考，只知道我們的地理教科書是譯自日本的地理教科書，而這個名詞就是從日本的地理教科書裡抄來的……西洋人承受了日本杜造的名詞，亦譯“中國本部”為“China Proper”，這或者是不諳悉遠東的歷史而有此誤會，或者也含些侵略的心思而有意替他們推波助瀾。[69]

顧頡剛指出此詞流行之後，許多人認為中國祇有中國本部，許多邊疆地方漸漸不成為中國領土。這是日本人“偽造歷史或曲解歷史來作竊奪我們土地的憑證”。顧氏特別舉出日本京都大學矢野仁一（1872~1970）教授的“滿蒙非中國論”，此一觀點又影響到日本的政治人物如首相田中義一（1864~1929）。田中在向天皇的奏章中提出“茲所謂滿蒙者，依歷史非中國之領土，亦非中國的特殊區域……此事已由帝國大學發表於世界矣”；“田中的奏章上又說，'因我矢野博士之研究發表正當，故中國學者無反對我帝國大學之立說也'”。[70]顧頡剛認為“自日本明治天皇定下政策，打算征服中國必先攫奪滿蒙，便硬造出中國本部這個名詞，析出邊疆於本部之外，拿來欺騙中國及世界人士，使得大家以為日本人所垂涎的只是中國本部以外的一些地方，並不曾損害了中國的根本”。[71]

▲ 《國史大綱》錢穆，國立編譯館，1940

國史大綱作為“部定大學用書”，號稱“對本國已往歷史之溫情與敬意”，原是為“抗日愛國”而作。弔詭的是書中關於元史、清史部分的論述，並未作出“本國”式的“溫情與敬意”的體認。書中關乎滿蒙的論述，與矢野仁一等日本東洋史和滿蒙研究的論調形同“唱和”，也由此與本書寫作的動機形成張力和背反。

顧頡剛認為“本部”一詞對中國的影響則是：

他們的宣傳達到中國之後，我們就上了當了，大家感覺得“本部”的地方是我國本有的，是痛癢相關的；除了“本部”之外原是哈希上去的，有之固然足喜，無之亦不足惜，“任他去罷！”於是由得他們一步步地侵蝕，而我們的抵抗心也就減低了許多了。[72]

一說到“本部”，就使人立刻感到東三省、內外蒙古、新疆和西藏都不是中國的領土了，於是中國不妨放棄，帝國主義者便好放手侵略了。這不是利用了刺戟聽者的情感反應的方法而攫取我們的土地和人民嗎？[73]

顧頡剛不但批評“中國本部”的概念，對“邊疆”一詞亦表疑慮。這很可能也受到傅斯年的影響。傅斯年對由顧頡剛主編的《益世報》副刊─《邊疆周刊》，使用“邊疆”為刊名頗有意見。1939年2月1日，傅斯年在寫給顧頡剛的信上表示“邊疆”一詞必須謹慎使用。“夫邊人自昔為賤稱，邊地自古為不開化之異名，此等感覺雲南讀書人非未有也，特雲南人不若川、粵人之易於發作耳”。傅斯年並建議刊物名最好改為“雲南”、“地理”、“西南”等，而“邊疆”一詞廢止之。此外他亦提到“民族”一詞亦應小心使用，不應“巧立各種民族之名目”，而造成分裂。[74]

顧頡剛顯然牢記傅斯年的提醒，2月7日，他在日記之中寫到，“昨得孟真來函，責備我在《益世報》辦邊疆周刊，登載文字多分析中華民族為若干民族，足以啟分裂之禍”。[75]隨後幾天他即在傅斯年觀點的刺激下撰寫了上述的《中華民族是一個》一文。1942年顧頡剛在《成都〈邊疆周刊〉發刊詞》中又表示邊疆研究的理想是除掉“邊疆”、“邊民”等“類乎孽子的”名詞之存在：

我們這班人肯挺身而起，盡量做邊疆的工作……我們要對外爭取自由，必須先對內加強組織。到那時，我國的疆土是整個的，不再有邊疆這個不祥的名詞存在；我國的民族是整個的，不再有邊民這個類乎孽子的名詞存在。這才是我們理想的境界。[76]

除了本部與邊疆（邊民）之外，顧頡剛還質疑許多詞彙，例如“漢人”“漢族” “五大民族”（“五族共和”）。顧希望以“中華民族”來取代“漢人”“漢族”，當然同時也企圖打斷“漢人”“漢族”與“本部”之關連。他說“漢人二字也可以斷然說它不通……我們被稱為漢人的，血統既非同源，文化也不是一元，我們只是在一個政府之下營共同生活的人……現在有了這個最適當的中華民族之名了，我們就當捨棄以前不合理的漢人的稱呼，而和那些因交通不便而致生活方式略略不同的邊地人民共同集合在中華民族一名之下”。[77]他又說“漢人的文化雖有一個傳統，卻也是無數文化的混合，漢人的體質雖有特殊之點，卻也是無數體質的揉雜……漢人體質中已有不少的蒙、藏、纏回的血液”。[78]

顧頡剛也批評“漢族”的概念。“漢人的成為一族，在血統上有根據嗎？如果有根據，可以證明它是一個純粹的血統，那麼它也只是一個種族而不是民族。如果研究的結果，它並不是一個純粹的血統而是已含有大量的滿、蒙、回、藏、苗……的血液，那麼它就不能說是一個種族。不是一個種族而卻富有團結的情緒，那便是一個民族。什麼民族？是中華民族”。[79] “中國各民族經過了數千年的演進，早已沒有純粹血統的民族。尤其是'漢族'這個名詞就很不通，因為這是四方的異族混合組成的，根本沒有這一族”。[80]顧頡剛的想法和傅斯年一致，傅斯年說“當盡力發揮'中華民族是一個'之大義，證明夷漢之為一家，並可以漢族歷史為證。即如我輩，在北人誰敢保證其無胡人血統；在南人誰敢保證其無百粵、苗、黎血統”。[81]

基於同樣的理由，他也質疑“五大民族”，認為“五大民族一名，它的危險性同中國本部這個名詞一樣……五大民族這個名詞卻非敵人所造，而是中國人自己作繭自縛”。[82] “五大民族這個名詞似是而非，並沒有客觀相符的實體。滿人本不是一個民族，在今日……固已全體融化在漢人裡了，即在當年亦不具一個民族的條件”。[83] “只能怪自己不小心，以致有此以訛傳訛造成的惡果……造成了今日邊疆上的種種危機”。[84]

▲ 民初火柴盒貼畫“五族共和”。

對“五族共和”這一民國“立國之基”“百部並腔千車一轍”式圖解所折射的，是對“共和”理念本身的錯位解讀。孫中山在《在桂林對滇贛粵軍的演說》說：“所謂五族共和者，直欺人之語！蓋藏、蒙、回、滿，皆無自衛能力。發揚光大民族主義，而使藏、蒙、回、滿，同化於我漢族，建設一最大之民族國家者，是在漢人之自決。”

顧頡剛還談到其他“造了名詞來分化我們的例子”。例如，日本和俄國為了搶奪滿州，“兩國就協調來分贓，從此便有了南滿和北滿的名詞”。英國勢力到達西藏之後，要求中國政府不得乾涉西藏內政，“提出內藏和外藏的名詞”。[85]再者，“華北五省”則是日本人將河北、山東、山西、察哈爾、綏遠合起來的稱呼，“這原為這五省接近滿州和東蒙……他們要促使這五省快些步東北四省的後塵而另組成一個偽國……還盡催著華北五省的特殊化和明朗化”。[86]錢穆也呼應他的說法，而批評“東三省”和“華南、華中、華北等稱呼”，認為會產生分化的作用。[87]

總之，顧頡剛認為本部一詞為日本人所造，大約在1900年前後傳入中國而盛行與中文世界。他撰文剖析本部概念之後的國際政治因素，認為這些名詞都是帝國主義者為侵略中國、牟取自身利益而創造出來企圖分化中國。因此顧的論述主旨在反對日本對中國的領土野心，並支持他與傅斯年等人所強調的“中華民族是一個”的想法。從清末民初民族觀念的演進來說，顧氏於1939年所提出的一元性中華民族觀，一方面批評晚清的“種族革命”與民國初年以來所提出的“五族共和”的主張，另一方面與1943年蔣中正在《中國之命運》中的民族主張有前後貫通而相互呼應之處。[88]

▲ 費孝通（1910~2005）在魁閣

費孝通1936年赴英國跟隨人類學家馬林諾夫斯基（Bronislaw Malinowski，1884～1942 ）攻讀博士，1938年歸國。時值抗戰，他從越南西貢登陸，沿滇越鐵路徑入昆明，任教於其師吳文藻創辦的雲南大學社會學系。此後在雲大組建與燕京大學協作的社會學研究室。1940年日軍戰機在昆明連番轟炸，社會學研究室被迫遷往呈貢縣城的魁星閣（簡稱“魁閣”），直到1945年抗戰勝利。

費孝通並非不理解顧頡剛提出“中華民族是一個”的良苦用心，他在《關於民族問題的討論》中說：“先生從目前抗戰建國的需要上痛論民族意識團結的要緊，拳拳心長，當為抗戰建國言論中重要的典章，身為國人，無不憬然自悟！”只是，剛留學回國的29歲費孝通，基於人類學社會學的理性知識立場，更為關切經由長期歷史與社會實踐發育養成的族群文化傳統。因此對中國多民族和文化多樣性的實態有著切身體察，很難苟同顧頡剛等人置族群文化差異的事實於不顧的“中華民族”理論建構。

顧頡剛的觀念受到費孝通的批評，他的焦點不是針對顧氏所謂“本部”觀念與日本人的侵略主張，而是“中華民族”是否為一個。費孝通不同意“名詞”有分化的作用，亦即對他而言地理名詞的政治意涵並不重要。他認為分化的產生是因為本身內部矛盾而為敵人所運用。這使得兩人議題討論的焦點從國際間領土爭奪轉移為國內的民族問題。費孝通在《關於民族問題的討論》（寫於1939年4月9日，原載5月1日《益世報》“邊疆周刊”第19期）中質疑顧頡剛上述的論述。他認為顧的目的是“我們不要根據文化、語言、體質上的分歧而影響到我們政治的統一”。[89]費孝通說中華民族應團結一致，進行抗日，但是從學理的角度也應該承認中國是一個擁有眾多民族的國家，少數民族客觀存在的事實應當受到尊重。抗日並不必然要否認中國境內有不同的文化、語言、體質的團體存在。不同的文化、語言、體質的人群發生共同的利害，有對內穩定、對外安全的需要，自然有可能結成一個政治團體。因此，實現政治上的平等才是解決民族問題的關鍵。謀求政治上的統一，不是要消除各民族及經濟集團之間的界限，而是要消除這些界限所引起的政治上的不平等。這樣的想法與後來他所提出“中華民族多元一體格局”的觀念有延續性。

費孝通也質疑顧對“中國本部”“五大民族”等名詞的討論。顧頡剛指出“因為'我們只有一個中華民族，而且久已有了這個中華民族'，所以地理上的'中國本部'，民族上的'滿漢蒙回藏'都是沒有客觀事實相符合的，這些名詞不是'帝國主義者造出'的，就是'中國人作繭自縛'，都是會發生'分化'作用的”。費孝通首先質疑名詞意義及其可能產生的分化作用。他認為“民族”不是不與事實相符的一個團體，顧沒有區分nation（民族）與state（國家）與race（種族）等觀念，“先生所謂'民族'和通常所謂'國家'相當，先生所謂'種族'和通常所謂'民族'相當”。費認為一個團體或組織如果健全，就不易受到空洞名詞的分化。他說人們不宜太相信“口號標語的力量”，“這都是把名詞的作用看得太重，犯著巫術信仰的嫌疑”。費孝通認為除了留心名詞的使用之外，更為重要的是“我們的問題是在檢查什麼客觀事實使人家可以用名詞來分化我們的國家？我們過去的'民族'關係是怎樣，有沒有腐敗的情形，有沒有隔膜的情形，使'各種民族'的界線有成為國家團結一致的障礙？” [90]

▲ 《關於民族問題的討論》費孝通，《益世報》1939年5月1日“邊疆周刊”。

費孝通對顧頡剛進行了駁斥，認為中國內部存在許多的”民族“。

費孝通其實了解顧的觀念在抗戰建國上的重要，因此當顧寫了《再論本部與五族兩個名詞》《續論民族的意義和中國邊疆問題》來響應費孝通之後，費沒有再繼續討論下去。費孝通於1993年在參加顧頡剛誕生一百週年學術討論會上的講話中曾回憶此時他與顧頡剛的辯論：

後來我明白了顧先生是基於愛國熱情，針對當時日本帝國主義在東北成立“滿洲國”，又在內蒙古煽動分裂，所以義憤填膺，亟力反對利用“民族”來分裂我國的侵略行為。他的政治立場我是完全擁護的。雖則我還是不同意他承認滿、蒙是民族，是作繭自縛或是授人以柄，成了引起帝國主義分裂我國的原因；而且認為只要不承認有這些“民族”就可以不致引狼入室。藉口不是原因，卸下把柄不會使人不能動刀。但是這種牽涉到政治的辯論對當時的形勢並不有利，所以我沒有再寫文章辯論下去。[91]

這或許也可以解釋為何抗戰後期在抵禦外侮的共識下本部—邊疆的討論逐漸地不受到人們的重視。1940年之後“中國本部”的詞彙只有少數經濟統計的文章將之作為地理名詞來使用。1945年抗戰勝利之後，隨著帝國主義威脅的解除、中華民族概念擴大、現代國家的確立，此一詞彙日漸式微，在現代英語中China Proper一詞用法已減少，而中文之中“中國本部”一詞已非常少人使用。[92]

▲ 《中國之命運》蔣委員長，前鋒出版社，1940年代

1943 年蔣介石在《中國之命運》一書》第一章“中華民族的成長與發達”中提出“中華民族”之內的漢、滿、蒙、回、藏等民族應改稱“宗族”的觀點（簡稱“宗族論”），包括中共在內的許多人斥為否認民族客觀差別、不承認少數民族存在的“大漢族主義”。《中國之命運》因宣揚封建主義和法西斯主義遭到中國共產黨組織撰寫出版的《評〈中國之命運〉》針鋒相對的反駁與批評。

費正清在其回憶錄中寫道：自從蔣介石成為所謂的聖人和英雄後，這裡的學者們反抗的呼聲日益高漲，在我看來這是一種直言不諱的行動。金岳霖拒絕看《中國之命運》， 社會科學家認為這部書廢話連篇，對其表示不屑並感到恥辱。學術界普遍發出不滿的聲音。

然而由於抗戰時期蔣介石的獨特地位，該書出版30天發行15萬冊，在政府推動下，很快在中國發行100萬冊。“宗族論”得到廣泛播揚，一度成為“正統”。退敗台灣後的蔣在日記中反思失敗的教訓，認識到對邊疆和民族問題的失策是其失去政權的原因之一，並提出了聯邦制構想。

• [57]顧頡剛，《中華民族的團結》，《申報》，1937年1月10日，第7版。
• [58]顧頡剛，《顧頡剛自傳》，收入《顧頡剛全集：寶樹園文存》，卷6，頁372。
• [59]顧頡剛，《顧頡剛日記》（台北：聯經出版公司，2007），第4卷，1939年4月15日，頁221。“前在《益世報》發表兩文，方神父告我，轉載者極多，如《中央日報》、《東南日報》、安徽屯溪某報、湖南衡陽某報、貴州某報，皆是。日前得李夢瑛書，悉《西京平報》亦轉載，想不到此二文乃如此引人注意。又得萬章信，悉廣東某報亦載”。
• [60]顧頡剛，《中華民族是一個》，《西北通訊》，第1期（南京，1947），頁3-7。　
• [61]顧頡剛，《發刊詞》，《禹貢半月刊》，卷1期1（北平，1934），頁2。
• [62]顧頡剛，《考察西北後的感想》，收入《顧頡剛全集：寶樹園文存》，卷4，頁85。此文為1938年10月18日在中央政治學校附屬蒙藏學校講演。
• [63]顧頡剛，《“中國本部”一名亟應廢棄》，收入《顧頡剛全集：寶樹園文存》，卷4，頁88-93。顧頡剛，《再論“本部”和“五族”兩個名詞》，收入《顧頡剛全集：寶樹園文存》，卷4，頁117-122。
• [64]顧頡剛，《顧頡剛日記》，第4卷，頁169、171、174。
• [65]顧頡剛，《昆明〈邊疆周刊〉發刊詞》，收入《顧頡剛全集：寶樹園文存》，卷4，頁321。
• [66]顧頡剛，《顧頡剛日記》，第4卷，頁174-175。
• [67]顧頡剛，《“中國本部”一名亟應廢棄》，《前線》，第2卷第2期（紹興，1939年12月21日），頁21-24。顧頡剛，《“中國本部”一名亟應廢棄》，《復興旬刊》，第8、9期合刊（寧波，1939年3月21日），頁2-3。
• [68]顧頡剛，《“中國本部”一名亟應廢棄》，收入《顧頡剛全集：寶樹園文存》，卷4，頁90。
• [69]顧頡剛，《“中國本部”一名亟應廢棄》，頁90-91。
• [70]顧頡剛，《“中國本部”一名亟應廢棄》，頁90-91。
• [71]顧頡剛，《“中國本部”一名亟應廢棄》，頁91。
• [72]顧頡剛，《“中國本部”一名亟應廢棄》，頁90。
• [73]顧頡剛，《再論“本部”和“五族”兩個名詞》，收入《顧頡剛全集：寶樹園文存》，卷4，頁118。
• [74]傅斯年，〈傅斯年致顧頡剛〉，收入《傅斯年遺札》（北京：社科文獻出版社，2014），頁721-722。
• [75]顧頡剛，《顧頡剛日記》，第4卷，頁197。
• [76]顧頡剛，成都《〈《邊疆周刊〉發刊詞》，收入《顧頡剛全集：寶樹園文存》，卷4，頁329。
• [77]顧頡剛，《中華民族是一個》，收入《顧頡剛全集：寶樹園文存》，卷4，頁97-98。
• [78]顧頡剛，《我為什麼要寫“中華民族是一個”》，收入《顧頡剛全集：寶樹園文存》，卷4，頁113。
• [79]顧頡剛，《續論“民族”的意義和中國邊疆問題》，收入《顧頡剛全集：寶樹園文存》，卷4，頁128-129。
• [80]顧頡剛，《顧頡剛自傳》，收入《顧頡剛全集：寶樹園文存》，卷6，頁372。
• [81]傅斯年，《傅斯年致顧頡剛》，收入《傅斯年遺札》，頁722。
• [82]顧頡剛，《中華民族是一個》，收入《顧頡剛全集：寶樹園文存》，卷4，頁95。
• [83]顧頡剛，《再論“部”和“五族”兩個名詞》，收入《顧頡剛全集：寶樹園文存》，卷4，頁120。
• [84]顧頡剛，《中華民族是一個》，收入《顧頡剛全集：寶樹園文存》，卷4，頁98-99。
• [85]顧頡剛，《再論“本部”和“五族”兩個名詞》，收入《顧頡剛全集：寶樹園文存》，卷4，頁118。
• [86]顧頡剛，《再論“本部”和“五族”兩個名詞》，收入《顧頡剛全集：寶樹園文存》，卷4，頁120。有關日本人創造的“華北”之概念，參見本莊比佐子、內山雅生、久保亨編，『華北の発見』（東京：東洋文庫，2013）。
• [87]錢穆，《中國歷代政治得失》，頁100。
• [88]黃克武，《民族主義的再發現：抗戰時期中國朝野對“中華民族”的討論》，中國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編，《近代史研究》，總214期（北京，2016），頁20-25。
• [89]費孝通，《關於民族問題的討論》，收入《顧頡剛全集：寶樹園文存》，卷4，頁136。
• [90]費孝通，《關於民族問題的討論》，收入《顧頡剛全集：寶樹園文存》，卷4，頁140。
• [91]費孝通，《顧頡剛先生百年祭》，收入《費孝通全集》（呼和浩特：內蒙古人民出版社，2009），卷14，頁269-270。
• [92]值得注意的是維基百科China Proper的中文詞條本來是採用“中國本部”，最近已改為“漢地”。這應該是由於“中國本部”一詞幾乎已經不為人們所使用。

五、結論

近代中國“本部”概念的演變有兩條線索。一方面牽涉元明清以來的地方制度，如“內地”“中土”“十五省”“十七省”“十八省”等觀念之演變；另一方面也牽涉到西方中國研究中China Proper觀念的多重翻譯史，兩者交織為“本部十八省”而成此一“新名詞”。China Proper詞彙的翻譯史從中西文文獻之中可以清理出一個大致之輪廓，其中包括從歐洲到俄國，再到日本，最後經由梁啟超所辦的《時務報》與《清議報》；維新派的《知新報》等刊物之翻譯而帶進中國。這些詞彙在20世紀中國又經歷了十分複雜的變化過程。20世紀中國本部、邊疆等詞彙之傳播，涉及報章雜誌與教科書等材料的流通，這些概念在從西到東的翻譯、傳播過程之中，亦促成了政治人物與學者之間的辯論。如晚清革命志士以此概念主張“種族革命”，改良派則力倡“五族共和”。1930年代顧頡剛與日本學者矢野仁一等有關中國本部、邊疆，以及滿蒙問題有所爭執，而費孝通又從多元視角批評顧頡剛之一元的中華民族觀。1930-40年代本部之爭議是中華民族討論的一環，而日後國共兩黨民族觀之分野植根於此，國民黨肯定顧頡剛所主張“中華民族是一個”，共產黨則支持費孝通後來所逐漸發展出的“中華民族多元一體格局”的民族觀。20世紀之後東亞疆域變遷及近代中國國家形構與上述辯論有密切的關係。今日看來顧頡剛與費孝通的兩個模式，前者強調一元統一、泯除民族邊界，後者突出多元而一體。1949年之後以斯大林的民族理論為基礎的“民族識別”從事“民族建構”的工作，實際上加強了少數群體的民族意識和民族身份。此一理論配合費孝通所主張的“多元一體”的民族觀，然而多元與一體的矛盾卻造成今日各種的民族問題。誠如馬戎所述，“中國的民族構建（nation-building）究竟當以'中華民族'為單元，還是以政府識別的56個'民族'為單元，直至今日，這個問題仍然沒有得到真正解決”。[93]針對此一現象，當下主張加強“四個認同”（對偉大祖國的認同、對中華民族的認同、對中華文化的認同、對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的認同），和促進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三交”。後來又增加一個對中國共產黨的認同，而有“五個認同”的論述。[94]其說法實際上和顧頡剛的理論有更多的親近性。如何在加強“五個認同”的同時而不排斥對各民族文化差異的尊重，而“公民認同”、“公民意識”是否可以配合認同特定政黨而抒解族群矛盾，這些問題仍需要吾人做更多的思索與討論。

▲ 中國民族分佈圖。郝時遠主編，《中國少數民族分佈圖集》，北京：中國地圖出版社，2002

• [93]馬戎，《如何認識“民族”和“中華民族”─回顧1939年關於“中華民族是一個”的討論》，《“中華民族是一個”─圍繞1939年這一議題的大討論》（北京：社科文獻出版社，2016），頁24。
• [94]《“五個認同”：從思想上增強各民族大團結》，“中央統戰部網站”，http://www.zytzb.gov.cn/tzb2010/S1824/ 201710/1a269b48e7b54125a3e1216c97597d2d.shtml（2019年11月20日檢索）。

本文選自李曉東、李正吉主編《東北亞近代空間的形成及其影響》。感謝出版社和黃克武研究員授權。圖片來自作者及網絡。

黃克武 | 牛津大學東方系碩士，斯坦福大學歷史系博士，現任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員、所長。研究方向為中國近現代思想史和文化史，為台灣中生代中國思想研究的代表人物。出版有《筆醒山河》《胡適的頓挫》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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